在部队，我们经常问自己什么叫实战化训练，我们未来的战场在哪里。当我们的士兵在野战化基地“练意志、练作风”时，突然发现外军进行的主要作战行动不是以野战地形为主，而是以城市为主。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一些城镇成了两军对垒的核心与焦点；2008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的城市战中，坦克吃了大亏；利比亚战争，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以夺取中心城市苏尔特、摩苏尔，作为战争进程的标致；今天叙利亚更是如此。
所以今天和大家交流四个问题：未来20年城市化发展趋势；城市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支撑功能；城市在未来战争中主体地位；对城市作战装备发展的构想。
随着全球城市化快速发展，地球也在快速水泥化。
据联合国统计，2007年有二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城镇，2030年将会达到三分之二。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达51.29%，首次颠覆了农业大国人口比例。去年已从51.29%增为51.6%。目前拉美地区城镇化率79.6%，主要大国墨西哥为78%，巴西为80%。印度现在是31%，2030年会达40%。到2030年，中等收入国家城镇化率平均目标为61%，高等收入国家为78%。
人口快速城市化也伴随着地形城市化，它对传统的野战思维带来巨大挑战。地形向下和向上的两极扩张后，地下设施成了重要的作战空间和维度。单个城市急剧扩展，像北京的六环布局就呈现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城市多中心化特点；同时，城市群取代单个城市，如美国的波士华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群也贡献了城市的大部分GDP。
从高度城市化地形来看，传统野战思维中，登陆部队战术上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一阵地，第二阵地几乎没有，如果防守方依托密集地区固守待援，进攻方很难越过这些要点。密集低矮的建筑有点像现在叙利亚的中小城市，即便有强大的攻坚能力，也会是一种长期残酷的拉锯行动。
由于城市的中心作用，以及对周边的吸纳和辐射功能，在对区域或者国家经济起引领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国家安全战略支撑功能。
首先是重要的标志功能。
历史上中心城市的沦丧往往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的战略意义体现在具有更强的政治象征意义。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轰炸就是标志性的工程。一开始，市民义愤填膺，他们胸前画上十字线，聚在某建筑中间，指着天上飞机说，“来炸我吧！”但是高技术兵器进行78天轰炸之后，上班没车，下班没电，无法上网，无法洗澡，这些重要的生活元素全部被摧毁。再没人挂上十字靶标到某座大楼上静坐了。整个城市标志功能的摧毁让人的心理防线也会同步崩溃。
现在又出现非战争军队行动，即防恐。恐怖分子要追求活动效果最大化，一定会选择人员最密集大城市进行。“9·11事件”之惨烈已众所周知，印度孟买袭击中，十几个经过训练的背枪人，单手可以把弹夹在几秒钟内调整出来，火车站和泰姬陵酒店都成了屠宰场。所以，城市的得失不仅成了战争胜负的标志，也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标志。
其次是强大的蓄积功能。
高技术武器发展让城市成为了军事装备、军事技术的孵化器和发源地。美国在1994年出版的《多建筑物地区军事行动》中预言，城市是21世纪最复杂和资源最密集的战场；2006年美国陆军转型之前的《美国陆军未来挑战》一书中，提到大城市之所以成为大型军事目标，是因为它们能够带来重大的军事效益；2007年美国人开始制订长达100年的战争计划，核心内容是如何占领世界上最大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城市。
第三是显著的致胜功能。
主要是对民心士气以及战争能力的控制效应。特别对城市的控制可以直接达成战争目的，通过对城市资源的控制枯竭对方战争潜力，可将战争时间从年、月计缩短到以月、天计。
城市军事作用不仅体现在聚焦功能，还体现在辐射功能。一座城市丧失，往往意味着下一个城市丧失的开端。所以大城市之间的连锁作用在日益提高。
伊拉克战斗中，英美联军在南北约一千公里的攻击轴线上，有大中城市20多座，城镇化地形目标达到100多个。这个过程可以用连环、高频率高密度的城市战来形容，而且整个的作战行动在电视里以直播形式同步播出。
俄罗斯两次车臣战争体现得更明确，在占领阿尔贡等重要城镇后，攻打和控制格罗兹尼始终是作战核心行动。俄军90%的伤亡发生在攻打格罗兹尼中，一个装甲旅105辆坦克步战车全部被反政府武装摧毁。第一不适合城市作战，它的14.5毫米高机和坦克主炮没办法对高层目标进行射击，像特90、特180坦克的火炮仰角只有17度，14.5毫米机枪也只有45度，无法覆盖高层射击目标；第二，反武装人员是前苏军骨干，对城市化地形比现役士兵要熟悉。
未来20年，我们判断城市将是未来陆战的主战场，是今后陆战的主要依托。空军转型要从现在攻防兼备向空天一体发展，以后要从大气层向宇宙空间，向地球轨道聚焦。海军转型要实施作战能力的颜色革命，从黄色、蓝色到深蓝色、棕色，大幅度提高以海制陆能力，让航母能在对方海岸线纵深目标，甚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核心功能的战斗目标进行攻击。
陆军转型，现在无论我军、美军还是其他国家陆军，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国陆军转型最快。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把“未来战斗系统”放到伊拉克实践。结果有两个教训，第一以信息取代装甲，第二以速度取代火力。伊拉克战争后期，开着悍马的士兵拒绝执行任务，因为反政府武装用一个火箭筒在路边作战就有很强杀伤力，后来士兵外出一定在自己车上放一台八声道录音机，播放M1A1坦克的轰鸣声，让反美分子认为这不是一辆悍马。这说明转型到了非常传统的作战区，很多高端技术装备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美国的悍马车在1991年第一个进入了科威特城，有着速度的优势，但后来在城市作战行动中却失效了。
所以，尽管美国人现在的F22、B2飞机很先进，但在阿富汗使用的战斗机是A10野马螺旋桨飞机。因为塔利班每天就在山洞里，隐身与否对整个恐怖分子反而没有威慑能力。
那么陆军到底向何处去？
美国的转型现在基本告一段落，所有的无人车、有人车项目全部下马，中型旅、过渡旅依然是美国重型武器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下一步怎么做不知道。这种情况下中国陆军向何处去？我觉得，城市化推进，城市作战能力应该是中国陆军和陆战转型的一个契机和突破口。无论格鲁兹尼的血战，还是美国在巴格达、喀布尔遇到的种种尴尬，都是作战行动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不适应所造成的。这种条件下城市作战会成为最难的样式：侦察难、展开难、通讯难、保障难、支援难、协同难、联合难，但如果把这种能力当作我们转型的目标，牵引陆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广谱抗生素”，它虽低强度作战，但对不同方向的作战行动有很强的功能。这个突破口值得我们探讨。城市的主体地位有四方面体现。
第一，国土防卫作战中的主体地位。未来与强敌对抗，我沿海及内陆大中城市有可能遭遇对方海空一体战的攻击。如果海空一体战在亚太地区打响，沿边的重要城市一定是中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如何保持城市功能的完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城市周边的防卫作战、防空反导作用、信息作战都将成为陆战力量。
第二，边境军事行动的主体地位。以前认为只要把对方控制的难点拿掉就赢得了边境作战行动。现在强调要涉及边境要点存在的基础——纵深类城市，一定要把边境地区为对方提供战争潜力的城市能力彻底挖掘，只有这样才能让边境长治久安。
十八大之后，我们所追求的安全观念，第一是国境线内权益是否完整，第二是国境线和利益边疆之间，我们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利益边疆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国土边疆，有形无界。现在经济、市场的外向化都要求我们的军事能力能够覆盖我们的利益边疆。它是一种预防性的覆盖，如果这个地方有对国家利益构成重大损害的事件，军事能力就要能够覆盖。比如境外有各种恐怖活动，一定要在恐怖分子造成损害前有所防范和行动。我们陆军部队前往雅宾斯克参加各种演练行动，就是主要范本。
第三，反恐维稳行动的主体地位。城市可以成千上万倍放大恐怖袭击的效果，这是恐怖分子所追求的。城市中核心目标，特别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电力、金融、煤气、水，成为显著目标。另外，城市地形复杂，能否把反恐、防恐、打恐密切衔接是大问题。没有对城市精确了解，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
纵观世界地面作战部队，城市化发展趋势，以及城市地形的扩展趋势，城市在军事行动中属于两难境地。第一难打，第二必打。在又难打又必打的撞击过程中，我们怎么打？根本是通过城市化武器装备来体现战法和理论。
我们构想了两个阶段，2020年，主要是改装和加改装，满足“能用够用”，即在现在武装平台上进行一些功能模块的加改装。如加遥控武器站，防雷，推土，主动防御系统。2030年，结合陆战转型实现武器装备体系的更新，达到“好用”。
譬如各种观察器材。以前的坦克对于周边的形势无法及时全面了解，现在把摄像机嵌入到了装甲、坦克车体上，驾驶员可以在内部掌握周边的情况，任何小组的靠近都有可能被内部人员所捕捉，成为攻击的目标。
从火力来看，美国人把时间引信加装到主炮炮弹上，它的隐身可以自动计算穿一层墙、二层墙和三层墙的时间。如果攻击目标需要穿一层墙，炮弹感应到已经越过一层墙后会在中间部位自动起爆，并释放全部能量。这种大幅提高的穿甲能力，有助消灭城市战中的特定目标。
一些遥控武器站，比如美国的M1A2坦克，就不需要驾驶兵出舱操作。在坦克外面可以集成12.7的机枪、40毫米榴弹发射等。德国的“城市豹”坦克还能换妆为城市迷彩，它可以对每座城市的典型色彩自动区分，然后在自己车上进行涂装，在前期过程中很难判别，它是向你移动的坦克还是和作战环境相符的墙。
主动防护系统现在是坦克防护手段的重大发明，它对对方的坦克发射的炮弹可以通过毫米波雷达进行探测，可以向外发射它的拦截弹药，在对方的火箭筒击中自己前自动引爆。
到了2030年，我们将有一个和现在作战形态相关的城市化武器装备体系，用“五个一”工程来表述。一网，战术互联网，通过各种手段联通城市中不畅通的通讯联络。一车，中型综合平台车族，60吨的坦克减员为30吨平台，通过模块化加改装让它具备轻型和重型的能力。如德国的“黄鼠狼”步战车，在20吨基础上，分一级、二级、三级防护水平可加载到35吨。一机，无人侦察机攻击系统，通过空对火力射击城市化作战中的死角。一兵，数字化士兵，戴上穿戴式计算机头盔让每个士兵都知道其他士兵在哪儿，敌我界限很清楚，是“睁”着眼睛作战。一弹，射程向两极发展，如美国的“掠夺者”和法国的“艾瑞克斯”导弹射程都是一公里，最佳射程是500米。
我们说城市陆战是未来的概念，它是今后城市化环境获得丰富发展之后的一种作战样式。它对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有巨大的牵引作用，通过牵引作用能够让现在的我们向前一步。
1883年，美国院士罗兰写了被称为美国科学史上的独立宣言的《为纯科学而呼吁》。他说，假如我们只留意科学的应用而忽视纯科学的研究，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他们发明了火药，本可以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但因没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所以今天探讨了未来的城市有可能与战争结伴而行。能不能及时向城市战转型的关键就是要多想明天的事，把今天事做好，因为如果今天不生活在未来，明天我们将生活在过去。
嘉宾对话：不同国家面临不同形态的城市战
不同国家面临不同形态的城市战
张耀：在过去一百年，上海曾遭遇三次大规模城市战：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1949年的解放上海之战。避免城市战是普通市民的共同愿望。军人要思考如何打赢城市战，而学者希望掌握城市战规律以避免城市陷入战火。最近播放的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重现了城市战所包含的各种要素，也更加引起每个普通人对未来战争的关注。
杜教授提到城市战有各种功能，如国土防护，边境军事，对付恐怖分子等。不过不同国家所面临任务不尽相同。美国不会考虑国土防护问题，而是考虑怎样攻击别国城市。但很多小国则要考虑一旦遭受强国入侵时是否要守城？现在很多弱小方在战斗中，都把守卫城市作为抗击外来强敌的手段，比如车臣战争中的格罗兹尼之战。一般而言守城可激励民心士气；另外，很多国家会发生的内乱往往也是以一些重要城市的争夺为标记；而且，城市战对于进攻方和防守方的意义也不一样。
所以，未来光说城市战恐怕不能够完全体现整个陆战的发展趋势，因为对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城市战都不一样，可能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类。请教杜教授，城市战对于个人有何意义？如何做好准备？
“矛盾”相长 提高城市防御能力
杜文龙：反观我们自己的城市，今后的强力作战前，城市面临最大问题就像南斯拉夫人在贝尔格莱德的处境，即如何让核心城市在对方远程精确打击火力面前提高抵抗强度。
其次，今后的超隐形轰炸机，无法知晓其来去方向。城市战前我们以突击或者打击对方的平台为主，但城市战中极有可能小区门口最核心的楼被炸掉了，我们依托庞大的地下工程也无法抵挡对方的导弹攻击。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在防御上下大功夫，比如覆盖的材料中选择和对方炸弹尺寸相同的混凝土块进行装填，也可在整个覆盖过程中用钢板，或者其他水泥块修成堡垒型的，这样可以让炸弹的钻地能力大幅度下降。
作为防守一方，就应让城市在对方精确火力打击下正常发挥功能。现在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地下设施的管理与控制，都要让城市在对方的猛烈打击之下有存活机会。
同样，作为攻击方，怎么样让自己的武器装备打透对方的地下目标，办法也很多。有矛就有盾，有盾就有矛，要通过盾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
战争转型，也让城市作战与众不同。联合陆战、联合海战，都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核心要素。
军队快速延伸能力至关重要
张耀：杜先生分析了不同形态城市战的各种表现，尤其是教了很多保护城市的方法，希望我们很快掌握，也希望永远不要用到。
在未来，攻占对方的重要城市，是否一定就是各国战争计划的主要部分？我个人感觉，一个国家发展越不均衡，它的中心城市聚能效应越强大。一旦城市被占领，国家基本被摧毁了。而国家发展程度越高，地区差异越小，就越找不出中心城市承担这样的效应。杜先生怎么看？
杜文龙：我认为这关系到牵引性。在城市作战中对于一个目标的攻击行动并不重要，但是关键是要有牵引能力，能够让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一个快速的延伸。
设想城市作战的装备是一个中型或者轻型平台。然后通过不同的组装，让外挂装甲和火力就像穿衣服一样有多层防护，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都有应对措施。这种条件一旦成立，就有了一种组合的模块化的能力。这样，在不同地区作战强度不一样，范围不一样，但都有准备。
我认为城市战争有可能不会在纽约、东京这些繁华的地区发生。好在我们现在有核武器，通过这种强势的牵引作用能够让整个陆战装备发生重大的转型，让以前的野战思路变成城市战的思路，让以前大规模作战思路变成城市特种作战的思路。所以牵引性很重要。
思考城市战旨在让城市更美好
张耀：作为一个学者，我更关心如何避免城市战，或者今后的世界对城市战有无约束？当今虽然还是强权世界，但道义的力量还是能对邪恶力量形成一定约束。即便在二战中，德国纳粹也曾因顾忌历史罪责而几次放弃城市战。对于防守方来讲，首先考虑是不是值得守，接着考虑城市的人民是不是愿意守。对现代市民而言，一旦城市战争发生以后将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此外还有国际法和现代通讯信息技术，都会起到限制的作用。
杜文龙：我们思考城市战争的另一个意图是促进城市更美好。如果城市功能很完善，防御功能也同步提升，就意味着抵御破坏的能力也在同步增长。
而信息技术能让通讯无孔不入，使得战争进入直播状态。这种直播状态对某一方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对对方作战行动也有磨损。这是一种舆论战。而今后的信息技术将带来的全方位的行动，未来20年城市作战形态或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今天讨论的意义在于推动相关人员对未来城市作战，以及城市功能的研究规划，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