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1]，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2]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3]，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4]
现在我们再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5]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6]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7]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8]。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9]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了分析国家统一对于美国形成强大的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10]
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捍卫着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扩张美国的领土，并在扩张中主动出击，利用欧洲矛盾，粉碎欧洲列强分裂美国的企图。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11]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12]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13]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15]，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以及西班牙的失败以及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16]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使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又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17]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理论总结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18]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19]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拔除东亚之难局”[20]。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签订的条约，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中国稳定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亚洲稳定的责任。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法国在欧洲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同志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21]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所不具有的天然传承于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二、国家扩张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与扩张国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国力的国家对撞，距离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扩张能力就越小
欧洲毕竟是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较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使得欧洲在崛起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空间。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欧洲内部大国之间近距离挤压而被抵消了的扩张力量。
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崛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又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这又更加压缩和抵消了欧洲的整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英、法、西三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安全压力导致拿破仑三世在占领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以准备与德国的军事冲突；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的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西班牙属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又将菲律宾和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并于次年加入远东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在远东地区，正是由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列强从中国调头回欧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将展开的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冲撞，其结果则是整个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
读史至此，让人扼腕：欧洲真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内斗最终导致全体毁灭的范本！这大概也是今天欧洲人决心——不管再困难——走向合作的原因。
让我们将视野从大西洋东岸移至西岸的美国。
美国在其诞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各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22]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力量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的局面，全力扩张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尽可能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雅尔塔体系”提升苏联的力量以在欧洲大幅压缩英、德、法安全空间。尽管英国曾是美国的死敌，但在欧洲大陆衰落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使之处于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苏联屈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之间，美国又给昔日的敌人英国以特殊战略伙伴地位，这样可使英国成为美国“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这样一道防波堤”。[23]同种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用于日本：在击败日本的同时又扶持日本，使之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中国、俄国屈服，并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抵挡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力量东进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这一观点也得到当代日本学者的承认和不恰当的发挥。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 1996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就有观点认为：“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24]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到西岸的中国。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亚洲则面临的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为亚洲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地理板块和对东亚影响深远的儒家主体文化板块。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苏联东南腹下的中国如果出现延伸至南中国海的类似东欧和中亚式的破碎地带，至少出现划长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有利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25]而毛泽东1949年率军渡江打败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后，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对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最有利的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到三个有利于美国实施类似英国对付欧洲大陆的“均势战略”的政治板块。美国人曾这样想也这样做过。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26]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27]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28]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29]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化为泡影。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二战后，美国又积极培植日本，发动朝鲜战争，扶持台湾当局以反制中国。如果说，利用苏联压缩欧洲是罗斯福及马歇尔战后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东北亚，造成类似欧洲大陆之于英国的，并有利于美国操纵东亚大陆政治的“均势”板块，则是美国战后东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1950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中国崛起，乃至对东亚崛起，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奠基意义——才使美国分裂东北亚、苏联利用雅尔塔条约分割中国东北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实施建立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所谓意在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但由于中国所据有的大陆主体板块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与英国不同——在亚洲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加上战后日本夹在俄国、中国，当然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这几个巨型地理板块之间，尽管它能量很大但难有作为。
其次，从中国周边看，中国东、南两向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特点是中国崛起的天然优越条件。比较欧洲，正如西半球英国东面的破碎型大陆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道理一样，但在东半球中国则与欧洲相反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国外，环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则是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破碎型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美国南北统一后，英国已不能再用处理欧洲的事务的“均势”方式对待美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也不能再将纵横于欧洲的“均势”外交简单地套用于东亚。美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冲入东北亚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岛大败而归的经验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不一定会是望洋兴叹，但至少也是无可奈何。
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亚洲再建地缘政治均势板块的目标，而是企图通过“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别研究认为：
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30]
这种战略到70年代后演化为尼克松主义。到了90年代末，亨廷顿也看出亚洲问题的实质，但对此开出的却不是尼克松而是麦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说：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31]
这里，笔者可以明确告诉亨廷顿的是，远距离挑战或直接出兵对抗据有大陆主体板块并有较大安全外围的国家，是历史已反复证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数。
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西岸移至整个亚洲，站在世界屋脊观看中国，我们又会发现，与美国不同，中国尽管有亚洲的主体大陆地理板块，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大陆主体板块国家。确切地说，它是处于俄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国。美国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并获得一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英国应用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应用于整个欧洲的“均势战略”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构成在俄、中、印之间相互制约的“均势”条件并不充分，西方人从中获利的机会——尼克松似乎是个例外——也并不多。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印度、俄国三国之间有广大的缓冲空间，与欧洲英、法、德不同，尽管也有复杂的边界纠纷，但历史上的中、俄、印三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频繁且愈演愈烈，规模愈演愈大的战争冲突。
第二，中国、印度、俄国三国的安全重心不仅不直接交叉重叠，反而错落互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重心在东部和东海，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中国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国经济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欧洲，苏联解体使俄国国力大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约东扩是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从北方山区移向南方印度洋。这一点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尼赫鲁、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极深刻的认识和专门论述。[3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事——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几百年海上亡国的教训，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对其印度洋安全的担忧。他们不会不明白：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头几十年，印度洋将是印度安全的绝对重点。
从文化上看，中国、俄国、印度三国社会文化尽管不同，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却十分近似。它们都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与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中国与俄国还有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经历，这在它们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标及与此目标相符合的政治内容。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临终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33]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34]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35]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国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
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无可奈何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普里马科夫外长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三、合纵连横，根据国家面临的具体利益及其主次关系确定和调整战略合作对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认同和战略默契关系，但不与任何一个大国持久保持结盟关系，是美国成功的重要经验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半个多世纪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37]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美国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38] 1898年，美国于太平洋上发动与西班牙的太平洋战争，此举受到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谴责，但却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打开通往远东门户的战争。20世纪初，美国面对欧洲的第一次大战，实行“光荣孤立”，兼发战争财。但在战争后期，美国却在力渐不支的同盟国身上猛踩一脚，一举成为战胜国并大获战争红利。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想实行“一战”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战争。面对战争带来的风险，美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合作，但到战争胜利在望时，美国则将目标从打败法西斯转到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标决定盟友。此后美国在与英国、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却在战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与苏联达成战略默契，趁英法在二战中削弱之际，“渡过卢比孔”，[39]从诺曼底打击德国的同时，也对英法欧洲实行最后的一击，放苏军进入东欧，以此大面积挤缩欧洲地缘政治空间。此后，美国在因苏联占领东欧而日益拥挤的欧洲大量驻军，名义是抗苏，实则是控制欧洲，从此欧洲霸权一蹶不振，来自欧洲的对美国的传统安全压力也由此终结。二战后，苏联崛起，美苏争霸，美国又联合欧洲，到70年代又联合中国遏制苏联霸权，并于90年代利用戈尔巴乔夫农夫般的善良和叶利钦的右派“幼稚病”[40]，临门一脚，促成苏联解体。
制约欧洲的苏联因素的消失使欧洲地缘政治空间大幅向东扩展。此后，欧洲开始向美国叫板。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美国在击败苏联的同时，也在欧洲打开了原本让苏联压着的美国宿敌，即西欧这个“潘朵拉盒子”。这反过来又增大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东岸，美国不仅要应付俄国，而且还要对付欧洲；在太平洋西岸，苏联解体使美国将矛头对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国，其结果也与欧洲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与中俄对阵的同时，也在亚洲打开了曾痛击过美国的并压在“雅尔塔”山下的日本这个东方“潘朵拉盒子”。与苏联解体后欧洲东扩的后果一样，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将它收回去就难了。目前美国外交已陷入几乎与世界所有大国作对的外交沼泽之中，恶兆逼近。当然这是后话。
国家重大外交行动须与至少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而不管这种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大国成功崛起的重要规律。且不说英国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间合纵连横，不仅成功地操纵着欧洲大陆及其他区域，而且还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屡化险为夷。我们只要看看俾斯麦的外交纵横所赢得的统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41]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崛起。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乃至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42]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拿破仑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思维，而“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表达国家安全利益语言基本的句式，这些都是中国人需要学会掌握并专用于与持同种思维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44]。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45]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46]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47]，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8]。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
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尔意图败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9]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
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50]
斯大林是一位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位在当时苏共内最懂盎格鲁-撒克逊谈判句式的人。丘吉尔是一位著名的对共产主义持死硬反对立场却不会说“共产主义”话语的政治家，但这两位人物不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们国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外，还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尔熟悉的句式与丘吉尔进行谈判，结果反弄得丘吉尔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结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思维的罗斯福的认同。英、苏、美三方的利益认同对于尽早结束二战起了积极的作用。认同不仅是道义的认可，更是利益的交换。交换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前进的“恶动力”[51]。
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讲的既是人民聚义的故事，同时也讲的是人民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观念逻辑不同，结论自然不同，面对中国式的儒家逻辑，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52]
蒋经国在其“自述”中对斯大林充满愤慨、屈辱和不解。其实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逻辑不同。蒋经国用东方儒家的诚义和信用，斯大林则用的是商人的逻辑。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倨傲”、“露骨”与“滑稽”，而斯大林则对小蒋满口“废话”不耐烦。文不对题，当然互不理解。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纪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则以礼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发布“宽政令”。主要内容是：外国船员漂流到日本，应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请示是否遣送长崎。发现外国船，应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调查。如果对方不拒绝调查，应尽可能温和地加以处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员登陆并加以看管。“‘宽政令’是日本幕府首次把对外国船的习惯做法成文化。”[53]1798年日本幕府发布指示，告诫官员，“不要对外国船采取过激措施”。1806年3月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诸藩“尽可能温和地使外国船返航，对遇风暴的漂流船，适当地给予食物、淡水和木柴，使之返航”，“如果外国人在一再警告后仍拒绝返航，应按1791年的规定予以驱逐，而不必请示”。[54]该命令成于文化年间而被称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国第一艘抵日舰船“蚀”号进入长崎并为日方警戒包围。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舰无偿提供60船淡水、猪、100磅干鱼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还武器和火药后，将美舰用100艘小船拖出海港。
然而，农夫的善良往往经不住毒蛇一次次咬伤。在经历西方人一次次炮舰先行，威胁在后的入侵，[55]尤其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56]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并签订日本第一个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不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全面“脱亚入欧”：放弃东方儒道转采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57]的军国主义体制[58]。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仅仅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59]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05年底，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本“保护”，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时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评价说“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60]。
“日本的做法与当年美国迫使日本开国虽然如出一辙，但在实施上却有过之无不及”[61]。好好一个大和民族，就这样被西方的大炮教坏了，教得只知动粗而不知人语并为西方人认为同道的民族了。[62]对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还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单方面中止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63]向日本宣战，最终导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斯大林发表讲演，用日本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出兵支持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他说: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已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果然它击毁了俄国的三般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7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的若干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采取敌对态度的时机，并依靠它们又来侵略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四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参威附近哈桑湖一带侵略我国，目的是要包围海参威，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区，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
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读这篇旧文，看今日历史，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日本人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65]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趁它存在之时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66]“最后谁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67]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68]。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69]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70]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里以外，是听不见的”，[71]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于“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时机”。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72]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连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73]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4]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75]，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78]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
（本文主要内容刊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1]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渡海侵入并征服英国，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他没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国领主效忠于自己，并编制《末日审判书》，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
[2]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孙。任内对内专制对外扩张。制定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战略。1897年派舰队强行占领中国胶州湾；1898年力图通过建巴格达铁路在近东伸长势力；1900年7月，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领土的竞争；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机，与法国争夺在摩洛哥的殖民权益；多次插手巴尔干事务，加深德国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1914年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逊位，逃亡荷兰。著有回忆录《1878—1914年大战爆发时的事态》等。
[3] 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约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1190；1155年加冕）。1152年3月在法兰克福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企图以政治手腕实现对欧洲支配。自1154年起多次侵入意大利，焚毁米兰城。1155年6月18日罗马教皇为腓特烈加冕。1158年腓特烈发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包围并征服米兰，召开龙卡利亚会议，确定皇帝权利，剥夺各城市的自由。腓特烈用从意大利征收的税金召募雇兵。1159年枢机主教罗兰特当选为教皇，腓特烈拒绝承认。1174年，腓特烈进行第五次意大利战争，为伦巴第联盟军所败。1789年腓特烈号召并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90年于途中溺死于小亚细亚。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发布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并以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巴巴罗萨”作为这份作战计划的代号。
[4]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0 )，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5]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8]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9]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0]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9页。
[1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页。
[12]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3]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5] “薄弱环节”， 套用斯大林用语，意即工业全球化一定要在农业全球化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获得突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6]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17]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19]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20]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2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2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3] 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4] [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5] 与苏联人有长期交往经验的蒋介石明白这一点。1938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直到1962年他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长希尔斯曼谈到他将对中国大陆的“单独行动”意图时仍强调：“只要中国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人就不会干预。”来源：“中央情报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克斯克备忘录（华盛顿，1962年6月18日）”，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2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页。
[27]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28]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29]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0]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75页。
[31]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32]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 “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详见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1、87-88、87、89页。）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参见，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3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
[34] 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1955年2月19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62年7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1967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35]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6] 最早的罗马城是通过联合，归并附近村落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后来得名为罗马的那块地方，是与伊达拉里亚和萨宾人为界的一个拉丁姆最北部的居住地。约公元前1000年，这里连绵不断的山丘出现了原始村落群。公元前8-7世纪，各村联合为七丘同盟，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帕拉丁。后来又并进萨宾的部落，在卡匹托里亚建立共同的城堡。及至公元前5-4世纪，阿芬丁又合并进来，居住地的四周建筑城墙，排干沼地，开出了广场，这样就逐渐形成早期的罗马。
[37] 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3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39]“渡过卢比孔”（cross the Rubicon），出自恺撒抢渡卢比孔河的典故。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曾率军征服高卢（今天的法国），两度入侵不列颠，屡建奇功。公元前49年初，元老院与庞培联合，意图解除恺撒的军权并召之回国。恺撒致信给罗马元老院，表示愿意和庞培一同放弃兵权，但如果庞培保留兵权，他决不放弃兵权，否则就兵戎相见。元老院立即宣布恺撒为人民公敌。一场内战不可避免，恺撒迅速率军南下，于公元前49年1月10日抵达意大利边界的卢比孔河边。望着滔滔流水，恺撒停了片刻。因为他知道，渡河后就意味着对罗马宣战，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作为罗马帝国的英雄，他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纷争。但同时他又别无选择，因为罗马元老院不但要撤他的职，还要置他于死地。恺撒把阴谋告诉了部下，他们一致宣誓要跟他回国讨还公道。于是，恺撒说出了一句俗语："骰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就带着他的部队渡过了卢比孔河。恺撒的迅速和出其不意，令元老院和庞培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好迎战准备。庞培1月18日即率领一批元老及执政官逃离罗马。人民知道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都纷纷出城欢迎归来的英雄。恺撒占领了罗马，成了罗马的最高执政官，接着出兵西班牙，经过40天的战斗，迫使庞培在那里的军队投降，并于公元前48年6月彻底击败了庞培。后来人们就用“渡过卢比孔”（cross the Rubicon）来形容人们办事时的义无反顾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决心。
[40] 这里借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标题，反指俄国后来存在的与当年左派幼稚病相似并导致苏联解体的右派“幼稚病”。
[41]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42]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43] “百日王朝”，拿破仑一世第二次统治法国时期的称谓。拿破仑1815年3月1日从厄尔巴岛逃出后，20日重返巴黎，到6月22日被迫退位，约百日之久，故名。
[44] 英美1794年“杰伊条约”， 参见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页。
[45] “威尔逊致麦库克，1897年12月5日”，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46] “彼得大帝曾经说过，俄国人在远东只有两种选择：‘打仗或贸易’”。见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47]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页。
[48]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9]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7页。
[50]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页。
[51]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52]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53]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54]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55] 18世纪至1854年佩利迫使日本开国，日本沿岸遭西方人不同程度的冒犯近30次。
[56] 佩利，（也译“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1837年任“福尔敦号”军舰舰长。1847年参加“美墨战争”。继1853年率领美国舰队至日本之后，1854年又率领10艘军舰停泊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口通商。
[57] 1868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58] 明治维新后“军事工业和纺织业是日本大工业的重点，军事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详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89页。
[59]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60]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61]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62] 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右翼的狼式思维有了很大的进化，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这本书中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是典型的狼式逻辑和语言：狼吃小羊是羊的过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战败后经过50多年，狼语一点不改。
[63] 《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订立。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时局处理要纲》，欲乘纳粹德国横扫欧洲、英、法败退之机，武力南进，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苏联为加强西线战备，也希望改善日苏关系。1940年12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苏联表明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但苏联只同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3月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4月归国途经莫斯科，7日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展开缔约谈判。13日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缔约一方若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等。作为该条约附件，附加日苏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苏日中立条约》的订立，解除了日本大举南进的后顾之忧，加快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条约内容参见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813页。
[64] “告人民书”，《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页。
[65] 1942年8月1日，面对东受日本重创南有滇南吃紧的形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古训‘克己复礼’与‘忍让为国’者，乃对内之道，而非对外之言也。”蒋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议期间以丘吉尔为例多次谈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1943年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日本来余与邱吉尔氏相见，已有四次。认定其乃为一现实的英国式之老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于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11月30日，他进一步写道： “以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人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此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求援英国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24页。
[66] “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 [66]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
[67]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
[68] “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
[69]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70]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
[71]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
[7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431、432、433页。
[73]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
[7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75] 乔羽词，刘炽曲：《我的祖国》。
[76] 阎文广、方生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77]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
[7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