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成为西方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热门主题。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摆脱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败的命运，是因为在思想和组织上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尽管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执政合法性的转型，但目前仍面临着合法性的挑战，仍然存在不确定的因素。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变革;执政合法性;执政前景
作为一个拥有90年历史和执政60多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伟业，其中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党情认识和党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变革，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看法。因此，梳理和总结他们的观点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关注的焦点，出现了一批迄今为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乃至经典的研究著作。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动向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分析，但不再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热门主题，甚至可以说是遭到了冷遇。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重新回到西方学者的视野之中，一些西方学者发出了中国政治研究应该“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西方呈现逐渐升温之势，出现了一些在西方产生广泛反响的著作。
一、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关注
2002年，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举行了题为“把政党带回来：中国是如何治理的？”国际研讨会，明确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政治研究中”，呼吁改变西方学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忽视和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状况，主张把中国共产党重新作为中国政治研究的焦点。自此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执政机制、发展演变、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未来前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和政治变化的前景》（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2003）和《财富变成权力：中国共产党对私人部门的接受》（Wealth into Power：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2008）、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柏斯德（Kjeld Erik Brdsgaard）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共同编辑的《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2006）、美国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的《中国共产党：萎缩与调整》（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2008）、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研究员凯瑞·布朗（Kerry Brown）的《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2009）、弗兰克·N.皮克（Frank N.Pieke）的《优秀党员：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s: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2009）和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2010）等。
西方学者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研究而在2000年后又重新加以关注呢？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西方政治科学主流范式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党研究是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因此，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主流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在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变成国家—社会关系研究，80年代的研究侧重点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家方面，而90年代则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方面，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过多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正是这种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重视使中国共产党进入不到西方政治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中。
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简单化看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使西方的许多观察家和学者产生了这样的预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并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中产阶级。他们迟早会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让位于他们。简单地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化，最终带来政治民主化。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垮台促使西方许多观察家又一次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久将步它们的后尘，走上崩溃之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1]正是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使得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怎么关注中国共产党。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在地方引入了村民选举，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兴起。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这些发展和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从中寻找中国民主化的种子和动力，因而纷纷投身于其中进行研究。村民选举和非政府组织成为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热门主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西方学者关于村民选举和非政府组织的大量著述，从而冲淡和分散了中国共产党研究。
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忽视，西方的许多人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许多政治改革和党内改革，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失去执政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在改革中凋零、停滞或面临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而正采取措施改造自身，维护自身的长期执政地位。这证明，“西方许多人，包括中国专家在内，似乎对中共的角色、它的历史、它目前的组织结构等，普遍存在很大误解。”[2]基于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宣布放弃中国共产党研究还为时过早，因而必须把中国共产党作为研究的重点。另一个促使西方学者重新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是主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途的执政党，还掌握着世界1/5人口的命运。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变化和政策举措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还影响着整个世界。
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
中国实施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些变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否保住权力呢？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主动适应变化的呢？这两个问题是西方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将会失去政权。例如，199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认为，中国到2015年将会实现民主化。[3]“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美国华裔学者章家敦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在2010年被推翻。[4]然而，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现实粉碎了这些预测。正如凯瑞·布朗所评论的那样：“许多权威专家预言中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和不可持久的，许多次发出了即将崩溃的警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讨论和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5]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控制有所弱化，但是从总体上说其主导地位并未改变。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 舍甫琴柯（Alexei Shevchenko）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6]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员金山爱（Maria Edin）认为，“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旧时代的残余，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失去权力。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市场力量来重造自身，证明自己比人们所称赞的更富有创新精神。”[7]布鲁斯·迪克逊认为，中国共产党变得比以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例如改造和提高干部及党员队伍的素质和结构，发展“先进”分子入党，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西方选举等。[8]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挑战，增强了政党—国家体制的适应性，维持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实体，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实体。[9]
与海贝勒不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演变是一种“萎缩”（atrophy）和“适应”（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政党—国家体制”的萎缩表现在思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的控制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萎缩和遭到侵蚀，全球化和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多方面交往又进一步削弱了党对社会的控制。此外，党也面临着许多紧迫的挑战，如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广泛的腐败、普遍的失业、犯罪率的上升和农村的不稳定等。
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萎缩”。第一，中国共产党全面、广泛和深刻地吸取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以及其他一党制国家（包括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失败的教训。中国对这些国家失败教训的研究并不是一项抽象的学术研究，而是有选择地借用、采纳并化成了本国的制度和实践。第二，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些教训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活动，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民主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思想。这些理论创新充当了党一系列加强其组织机构和能力的实践努力的理论基础。第三，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采取了各项措施：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入党，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展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评估和提高党员的素质；加强党内纪律，打击党内腐败；重建地方党支部；加强党外协商和监督；扩大党内民主，试行竞争性的地方党委选举，鼓励各级党委同公众的协商和党委内部的争论；加强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素质，等等。
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沈大伟认为，这些政治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10]
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挑战与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理论目前是西方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正在流行的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或者革命遗产；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然而，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三个合法性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挑战：
第一，由于缺乏来源于民主选举所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人民的福利，以便获取人民的支持。然而，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难以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环境恶化变得非常严重，而且带来了人口、失业和不平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就已经指出，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定会加剧。从1993年到2004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每年8700起增至每年7.4万起，2005年则增加到了8.7万起。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正如美国学者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所认为的那样，“到21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正常特征”[11]。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并且“政府的失灵致使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12]
第三，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取代共产主义来填充意识形态真空和重新合法化自身的意识形态手段。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中国共产党必将培养和宣传自己的民族主义性质。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必定是更民族主义的”[13]。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然而，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政权合法性来说只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
第四，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尽管中国从腐败产生之日一开始就进行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就目前来看，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但没有稳定下来，反而更加恶化了。不过，即使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难言“胜利”，但也没有恶化到“吞噬掉中国共产党”的地步，至多是打了个“平手”。[14]在西方学者看来，腐败问题既是中国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15]
总而言之，由于国家能力下降而无力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社会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增大，组织性日益增强，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造成了中国政权的深度合法性危机。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第三次“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转型。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要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还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16]然而，西方也有学者认为，按照西方的合法性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支持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合法性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按照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专家意见”来评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可能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统治。要评估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必须看被统治者对该政权的接受程度如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合法的。[17]
四、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大多都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感兴趣，许多西方学者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前景。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简单地把西方的理论套用在中国身上，把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垮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局限，认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并不必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发挥领导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不会是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失去执政地位，而是会走出一条中间的道路。
1．非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自由民主转型
许多西方学者都认定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是民主转型。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脆弱的，陷入了统治危机，因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会出现崩溃，最终走向民主。换句话说，中国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他们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来论证民主的可能性。就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如果社会经济的变革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将会在未来的20年内转向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政治之所以没有出现民主化，是因为中国尚未达到民主转型所需要的收入水平。
在坚持这些观点的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为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已经走上了民主发展的转型道路：第一，中国拥有丰富的民主遗产，包括近代以来和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民主遗产。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的证据越来越明显，例如中国的村民选举将会走向乡镇选举。第三，中国的国家宪政结构从形式上来说是民主的。第四，个人经济自由的增长将会使同样的自由出现在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第五，国际的压力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们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经济增长、新兴的公民社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权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国际压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选举的遗产将会帮助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民主制度，“2020年将是中国民主化的‘最早’期限”。[18]
2．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非自由主义民主
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至少暂时不会走向民主，但是他们基本上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正处于转型之中，不论是陷入崩溃或混乱还是通过和平的转型，终归都要走向民主。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民主”是指“立法民主”（legislative democracy），即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议会制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简称。然而，这种把“民主”等同于“自由民主”的做法缩小了民主的范围，其实“自由民主”仅仅是民主的一种道路，民主的其他道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理论上讨论中国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因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中国的民主。就中国未来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而言，它可能是“政党—国家民主”（party-state democracy）、“合宜的民主集中制”（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或者“法治的宪政”（rule of law constitutionalism）。[19]
在这些主张中国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学者看来，民主的本义是人民决定公共事务的直接权力，因此，如果人民的影响在政治体制中越来越强，那么它就变得越来越民主。如果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小，那么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民主。相比之下，自由民主无法避免人民的实质性权力与其程序结果之间的冲突，也无法避免精英主义以及国家对公众思想的影响。因此，自由民主的标准不能用来评判另一种政府形式中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而言，中国的国家是权力的外在制度表现形式（各种国家制度）和内在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总和。其中，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式政党，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机构。[02]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政党—国家民主，即在一个不可能受到其他政党挑战的一党制框架内实现人民的有效权力”。[21]
3．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执政
不论是那些认为中国将通过崩溃走向民主的西方学者，还是那些认为中国将会出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维持下去。然而，有一些西方学者对此并不表示赞同。例如，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等之类的重大变化。
在沈大伟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层、党政关系、党员和组织结构、基层组织和意识形态上都处于一种萎缩和调整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将会无限地持续下去。尽管每一项政策调整都解决了某种萎缩，但是每一项调整性措施也都带来了新的预期和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不过，正如萎缩并不一定导致最终崩溃一样，调整也不会带来政治稳定和可持续性。因此，稳定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稳定，而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许多改革表明它接受了“动态的稳定”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中国共产党按照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就可能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但是，这种政治竞争并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而是一种有限的政治竞争。中国可以采取两种途径来建立这种有限政治竞争：一是加强全国人大的权威和自主性，二是赋予八大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就前一种途径而言，将会立即建立一种选民—立法者关系，增加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声音；就后一种途径而言，中国可能会转向一种议会式的制度。不过，就中国目前的政治变化来说，竞争不可能引入体制内，但是协商正在加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所划定的界限内加强体制内外的沟通和协商。在短期内，这可能有助于加强党的大众合法性，在长期内会把更多的竞争动力引入到体制内。因此，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性的。在这种谨慎和渐进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eclectic state）。[22]
注释：
[1]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Anatomy of Collapse”,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September 26,1991,pp.5-9.
[2] See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2/091230_br8_frendsa ndenem ies.shtml.
[3] Henry S.Rowen,“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45,Fall 1996,p.61.
[4] See Gordon G.Chang,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2001.
[5]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them Press,2009,p.22.
[6] See 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the CCP 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37,No.2,2004,pp.161-185.
[7] 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1,No.1,2003,p.4.
[8] Bruce 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in Chae-ho Chǒ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Social,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Rowman & Littlefield,2006,pp.22-24.
[9] 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0]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8,p.9.
[11] Thomas Bernstein,“Unrest in Rural China: A 2003 Assessment”,August 1,2004,seehttp://repositories.cdlib.org/csd/04-13/.
[12] Murray Scot Tanner,“China Rethinks Unrest”，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7:3,2004,pp.138-146.
[13] Thomas Christensen,“Chinese Realpolitik,”in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6,p.46.
[14] Andrew Wedeman,“Win,Lose,or Draw? Chinas Quarter Century War on Corruption,”in Crime,Law and Social Change,Vol.49,No.1,2008,p.24.
[15] 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London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4,pp.330-336.
[16] Joseph Fewsmith,“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4,2002,p.34.
[17] Bo Zhiyue,“Chinas Model of Democracy”,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1,No.1,January 2010,p.117.
[18] Larry Diamond and Bruce Gilley,ed.,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er,2008,p.7.
[19] See Brantly Womack,“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0,No.1,2005; Stephen C.Angle,“Dec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in Political Theory,Vol.33,No.4,2005; Larry Catá Backer,“Rule of Law,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Sange Daibiao”,in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Vol.16,No.1,2006.
[20] Larry Catá Backer,“Rule of Law,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Sange Daibiao”,in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Vol.16,No.1,2006,pp.57－60.
[21] Brantly Womack,“Democracy and the Governing Par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0,No.1,2005,p.26.
[22]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Woodrow Wilson Center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信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