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最近的十余年中，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研究，它以共产党国家体制持久性为研究问题，以中国共产党的能动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中的调适现象。文章认为，这一研究有着西方式的问题意识，对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中的能动做出了多层面的分析，带动了以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复兴。但是，这一研究仍受限于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文化场景的影响，有其内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适性;变化;政治理论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深入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上依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与共产党国家体制并存的现象吸引了大批西方学者关注。对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最为困惑的问题便是：如何定位中国共产党国家体制的当下发展，如何判断中国共产党国家体制的走向？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争论(Shambaugh，2000，2008a；Nathan，2006)。已有研究观点大抵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民主转型论。此类观点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各种社会条件与社会空间，必将使共产党政权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化道路(Gilley，2004)。第二类为崩溃与停滞论。此类观点持消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逃脱不了苏东剧变的命运，其内在结构或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变化而必然崩溃、或因其结构性掠夺而使政权处于停滞状态(Chang，2001;Pei，2006)。第三类为调适论。此类观点持中间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本身具有应对环境挑战的调适能力，共产党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能够容纳经济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中共政权既非绝对转向民主国家，也非走向崩溃，而是将延续其体制结构，继续生存(Nathan，2003；Shambaugh，2008a；Dickson，2008)。
在最近的十余年中，以第三类观点为基调的中国共产党调适性(Adaptability)研究逐渐在西方中国研究中凸显，并日益成为新的研究趋向。这类观点以中国共产党政权生存(Survival)为研究背景，以共产党国家体制持久性为研究问题，以中国共产党的能动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日趋体例化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环境以及日趋开放化的全球化环境中所呈现的能动性调适现象。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进程：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提出
自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以后，共产党国家的存亡与否及其发展转型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中心课题之一(Jowitt，1992;Scalapino，1992;林茨、斯泰潘，2008)。西方共产主义研究经典文献一般认为，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是一个相对僵化的系统，在市场经济与复杂社会的环境下难以良好运转，必然会走向衰竭(Jowitt，1992;福山，2003;乔纳蒂，2008)；同时，海外中国研究文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流学术观点也认为，中国作为共产党国家也会逐渐被经济改革所损蚀而趋于衰落，中国必将从原有的列宁主义制度结构转型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结构(Walder，1995;Winckler，1999)。但是中国持续改革的经验过程却不同于西方学者的预先判断，即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制度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社会的相对稳定。为什么经验与理论表现得如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急剧变化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仍然能够持久生存？这些因经验比较反差而带来的困惑，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需要学者认真对待给以回答(Whiting，2004;Fewsmith，2008;Dickson，2010)。因此，在这一经验困惑之下，他们逐渐将研究问题聚焦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持久生存、为什么共产党国家体制具有持久性？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过程中，一部分西方学者发现很难再用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民主转型理论、共产党国家衰退理论来进行回答，而必须寻求新的解释路径。其中，有一种解释路径延续了以前的共产党国家衰退论，将体制持久性的原因解释为外在于体制的因素，如蔡晓莉(Lily L.Tsai)认为是原有的制度嵌入了既有的连带团体之中，从而产生非正式的问责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官僚制度并不具有好的问责性(Tsai，2007)。与这种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西方学界出现了另一种解释路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并未衰退，体制持久性要从共产党国家本身的能动性变化中寻找原因。2003年，黎安友在《民主杂志》发表的《威权主义韧性》一文，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Andrew J.Nathan，2003)。而在这一解释路径之中，有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为分析单位、以其能动性调整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取向占居主导位置，即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研究。
“调适”(Adaptation)最初是生物学上的概念，后来逐渐被引入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中。将“调适”应用于比较政治学中并提出“政党调适性”这一概念的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调适性列为衡量政治秩序制度化的指标之一，并将组织存活的时间、领导精英的继承以及功能的变化作为调适性的测量指标(亨廷顿，1988：12~16)。如果我们以时间为逻辑来概揽西方关于中共调适性的研究，则会看到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狄忠蒲较早将“政党调适性”这一概念应用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他在组织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亨廷顿的调适性理论，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与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调适性》一书中将“调适”这一概念用作分析工具，探究中国大陆与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列宁主义政党所起的作用，并区分了“效能型调适”与“反应型调适”。但在此书中，他并没有得出中共具有反应型调适的结论(Bruce
J.Dickson，1997)。
第二阶段为问题意识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在十六大实现最高领导人的顺利接班之后，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些举措开始引起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能动性的关注。2003年，在西方以研究民主问题为著称的《民主杂志》展开了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热烈讨论，其中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国家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Nathan，2003)。同年，狄忠蒲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和政治变迁的展望》出版，此书成为作者对中共调适性进行重新解读的开始(Dickson，2003)。一年后，柏思德与郑永年合编的《把政党带回来：中国是如何统治的？》一书出版，西方中国共产党研究专家在此书中围绕党怎样在快速的经济转变中生存和适应、党怎样继续转型两个问题，分别从意识形态、组织等多个层面探讨了党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的种种变化(Kjeld Erik Brdsgaard & Zheng，2004)。
第三阶段为纵深拓展阶段。如果说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的过渡期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好奇心，那么在胡锦涛时代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种种话语上的更新、政策上的变革、制度上的调整，则进一步推动更多西方学者以更宽泛的视野去探究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的变化。2006年，柏思德与郑永年合编《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此书为《把政党带回来》的姊妹篇，在书中各位学者继续探讨中共的调适动向及其政治发展意义(Brdsgaard & Zheng，2006)。2007年，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美国布鲁斯金学会召开“中国政治展望”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多数学者都看到了自2003年以来党的变化，并围绕体制弹性这一问题展开了激辩(Li，2008)。2008年，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出版《中国共产党：萎缩与调适》一书，该书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苏联东欧共产党体制崩溃经验、现代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经验为主题，是中共调适性研究阶段性成果的显著代表(David Shambaugh，2008a)。2010年，郑永年出版《作为组织化王权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换》一书，该书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探讨了党的变化，是海外华人学者进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典型代表(Zheng，2010a)。
总体上，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并没有完全像亨廷顿或狄忠蒲早期研究那样构建“政党调适性”的理论模型，很多研究并未给出“调适”概念的严格界定，有些研究甚至并不使用“调适”作为基本概念；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共产党国家体制持久性这一研究问题，就所能观察到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胡锦涛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中的能动性调整行为，作出经验概括以及可能的概念建构。虽然西方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研究还难以形成成熟的理论命题，但从这一研究十余年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它正在逐渐展开，“中国共产党调适性”（或“中国共产党的调适能力”）这一概念也正在学术界中流行，并成为学者回答体制持久性这一问题难以绕开的经验概念。
二、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表征
严格说来，本文所要评介的海外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研究是以党为研究对象，分析党在变化环境中为维护政权生存而作出的种种调整与变化，因此在研究议题上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执政方式的变化。细细划分，我们大致可将研究议题分为如下几类：
1.意识形态与话语的更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研究经典文献中，意识形态被西方学者看作共产党统治的重要支柱(Schurmann，1971；Johnson，1973)。文革以后中国社会的开放、思想的释放，让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经历了改革开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逐渐弱化而不能作为维持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社会也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冷漠态度(Misra，1998；Bakken，2000，2004)。但在对江泽民时代尤其是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与话语变化的考察中，不少学者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非原来设想的那般僵化，而是在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功能。
在意识形态内容的更新上，大多数学者起初都聚焦于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认为其主要解决了党的传统理论中阶级基础过于狭窄而不能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局限(Dickson，2003b；Holbig，2009)。例如，狄忠蒲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重新调整了党与社会的关系，在没有放弃党的阶级基础理论的同时，拓展了党的群众基础(Dickson，2003b)；进入胡锦涛时代，学者们发现为应对中国社会矛盾增多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社会现象，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又有了注重和谐、均衡、人本等新的变化(Shambaugh，2008a：103~127)。如，海克·霍尔比格认为胡锦涛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民本式的重新解释，将着重点从“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转向第三个代表，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概念以引导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胡锦涛时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也容纳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更加关注社会平等公正问题(Heike Holbig，2009)。此外，很多西方学者也看到中共意识形态的融汇性，即通过寻求注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历史文化等元素来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Weatherley，2006；Laliberte & Lanteigne，2008)。
在意识形态的功能上，学者大都认为，更新的意识形态对体制持久性仍然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Holbig，2009)。如吕行与赫伯特·西蒙认为中共领导人在话语上的修辞变化，既相符于挑战其统治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也调解了其与前任领导人的话语、中国传统及其马克思主义正统话语的关系，从而为党的继续执政提供了合理性(Xing Lu & Herbert W.Simons，2006)。彼得·桑比-托马斯认为单单以强制力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统治，因此，他以政治精英的话语生产作为分析对象，围绕对中国共产党运用“稳定”话语而塑造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中心主题，来回答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权力(Peter Sandby-thomas，2011)。有学者更进一步看到了意识形态功能的表现形式与以往的不同：以往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引导和改变共产党组织演进、干部行为及社会发展的主轴(Schurmann，1971;Gore，2003)，而部分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开始转变为论证现实政策合理性的理性化工具(郑永年，2010b：70~72;Shambaugh，2008a：103~127；Dickson，2003b;Holbig，2009)。基于这点，也有学者专门指出党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新而使其与市场经济环境相容，凸显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Khan，2005)。
作为传播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怎样走出毛泽东时代思想灌输机器的角色而在变化社会中实现自身的转换，显然是理解党的调适能力的一个典型窗口。西方学界对此也有专门探讨。其中，以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为对象而讨论中共调适性的系统性研究当属安琳(Anne-Marie Brady)的《当代中国的宣传与思想工作》。与早先研究中共宣传系统的林丹的观点有所不同(Daniel Lynch，1999)，安琳认为宣传和思想工作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的弱化与衰退，在经济与社会转型中，党的宣传工作依然是体制的生命线；党的宣传方法与思想工作吸收西方民主国家的大众说服方法、借鉴了现代管理学、心理学、群众沟通理论以及广告方法学，融入了信息沟通技术，从而缔造了强大而具有现代性的宣传系统，为中共合法性提供了稳定因素(Brady，2008)。
2.领导人继承与精英政治的制度化。对中国精英政治的本质认识，西方学者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中国政治已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非正规政治向江泽民时代的正规政治转变(Unger，2002；Naughton & Yang，2004)；但是，对于后江泽民时代精英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则仍需要观察。对此，西方中国研究学者大都将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的领导人继承能否平稳实现作为精英政治制度化程度的试金石(Shirk，2002;Finkelstein & Kivlehan，2003)。在中国政治实践的演进中，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及最高领导人的平稳过渡，开始让学者们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具有调适性的一面(Nathan，2003)。如李成与林恩·怀特(Lynn
White)认为，中共之所以能维持权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其精英的调适性；他们通过对十六大领导人的数据分析，看到了领导人代际过渡中的大面积轮换、选拔领导人注重其省级领导经验、平衡地区利益在领导人构成中的分布以及领导人教育程度的提高与专业背景的散布性(Li & White，2006)。
在对胡锦涛时代精英政治的深度观察及中国政治过程的重新反思中，不少学者亦看到，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具有的以派别斗争与强人主政为特点的精英政治模式开始消弱，而以共存与合作为表征的精英政治模式开始出现，这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增强(Shambaugh，2008a：152~160;Bo，2007)。如罗德明与吴玉山发现了中国派别政治逐渐拒绝对抗性，而趋向以地区利益、资源权力与威望的分配为形成基础(Lowell Dittmer & Wu Yu-shan，2006)。黄靖通过对江泽民到胡锦涛领导人转换的纵览，认为江—胡转型反映了中国政治过程的新规范，即毛邓所主导的斗争性的“等级游戏”已经转换成强调妥协与共识的更正规的“竞争性共存游戏”(Huang，2008)。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种高层政治的权力平衡性将形成一种新的规范制度，并对中国政治演进产生重大影响。如爱丽丝·米勒认为，中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的集体领导制度已逐渐显示其应对中国现代化以及世界挑战的效力；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度化日益加深，不仅表现出领导成员构成代表在不同部门与区域上的平衡性，而且依据能力、专业与代表性来选任政治局成员的做法无疑会推动政策制定过程的理性(Alice Miller，2008)。
3.党组织构成的变化。在比较政党研究中，政党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做出政治纲领、组织构成的调整，成为政党维持生存常采用的策略(亨廷顿，1988;Katz
& Mair，1994)。虽然西方政党结构及运行方式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区别，但中国研究学者亦发现观察党本身及其构成变化的重要性。魏昂德通过对党的干部与成员的构成变化进行分析，发现中共统治的基础正在于其庞大的干部队伍与党员队伍，中共本身的演进与变化是预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与其对党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持统治进行争论，不如去关注党本身的变化(Andrew G.Walder，2006)。
在党的构成变化中，最高领导层的构成变化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薄智跃在其《中国的精英政治：治理与民主化》一书中，分别从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维度对十七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的政治精英构成做出精细分析，发现这些政治精英具有受更高教育、有更多省级管理经历等特点；同时，他将政治精英的这些构成特点与其能高效地应对南方雪灾、四川地震等治理问题联系在一起(Bo，2010)。与对政治精英构成的研究相比，更多的研究关注党组织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这一方面的研究最为精细的当属狄忠蒲，他认为，中共通过将“财富纳入权力”的做法吸收了私营企业主入党，并建立与新兴社会阶层的连接机制，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Dickson，2003a，2008)。在新兴社会阶层之外，对学生群体的吸纳也是学者关注党的组织构成变化的一个方面。郭刚专门研究党对大学生群体的招募，他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开始大量招募大学生，同时亦在这个群体中做思想政治工作(Guo，2005)。此外，郑永年也发现，在中共的党员构成中，不但新兴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家的比例升高，而且学生的比例也正在大大提高；他进而认为中共并非只为选择性的社会阶层谋利，而是正在迅速地从以农民与工人为基础的政党向“全方位”政党转变(Zheng，2009)。
4.党对干部管理的加强。同样引起西方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管理的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路向：其一，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共产党组织人事方面的变化，以及干部人事控制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如柏思德通过对中国干部数据的统计和干部管理制度与实践的分析，发现中共组织系统在干部选任、干部交流等方面都引进了现代管理形式；为创建一支具有现代专业素质的干部队伍，政治上的忠诚不再是发展干部队伍的唯一标准，而教育背景、职业能力以及年轻化等标准却越来越受到重视(Brdsgaard，2004)。皮埃尔·兰德里的研究则发现中国依然是一个保持稳定并具有持续性的威权主义政体，并没有因经济上的分权而导致政治衰朽；他将其原因解释为共产党内部制度——组织和人事系统的强大作用，认为党建立的下管一级的分权性的人事管理系统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干部队伍，而在实践中大规模的干部轮换、政治奖励的策略、地方干部对人事政策的态度、选拔干部的履历背景考虑等都对党应对分权化挑战提供了积极支持(Pierre Landry，2008)。
其二，有学者将注意力投向更为技术层面的干部考核与责任制度。白苏珊通过对县级干部考核实践的案例分析，认为地方虽然在政策执行中仍有不少问题且其考核指标与中央规定标准有所出入，但这种高层权力激励与干部行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却对促成干部政治忠诚和主要政策的执行积极有益，因而是中共持久性统治的原因(Susan H.Whiting，2004)。玛丽亚·海默则认为中共的干部岗位责任制作为治理工具和干部管理的手段，虽然长期以来都是为促进经济增长服务，但是其有足够的灵活性以调适变化需求；在党的政策有人民性倾向的时候，岗位责任制能够作为制度性手段，帮助党转换政策以解决诸如贫困与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问题(Maria Heimer，2004)。
其三，党校系统的干部培训成为近年来西方学者观察中共调适的一个新焦点（Shambaugh，2008b)。伊格·维博沃(Ignatius
Wibowo)与黎良福（Lye
Liang Fook）认识到中央党校在发展定位与课程内容上的调整，认为中央党校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干部培训机构不仅引导着干部意识形态上的认识，并促使干部熟悉各种应对环境变化的现代知识，同时也塑造了高级领导干部的国家认同(Wibowo & Lye，2006)。彭轲(Frank N.Pieke)则以云南省委党校的人类学研究为对象，力图去认识他所界定的中国“新社会主义”体制的内部运作过程。他认为，党校培训不只是简单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行政官僚，还是在新形势下训练干部党性与获取干部政治忠诚的工具，干部在党校中的学习更大程度上是权力文化的体验：学习官方话语与中央保持一致、获得干部身份认同的优越感、形成非正式人际关系乃至在行为语言举止上的社会化(Pieke，2009a，2009b)。
5.党与国家关系的理性化。在以往对党与国家关系的考察中，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党严格地控制着国家，且常成为国家建设的阻力(Zheng，1997)。对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研究看到了虽然现时中国并未能形成完全理性化的制度程序与法治规则，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一个压力重重的环境中，已经开始在治理国家中形成某些理性化的方面，并表现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弹性空间(Nathan，2003)。如杨大利对政府治理的研究就看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为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内危机的挑战，中共已经在努力通过制度建设来构造一个能有效治理的监管型国家(Yang，2004)。
国家的自主性与党统治结构在治理过程中的融合，成为一些学者考察的中心。有不少研究认为，近年来地方层级中的人民代表大会自主性与主动性明显增强，乃至成为与党、政府共同参与地方政治的玩家(Xia，2008)；党在地方层级的国家机构中有限退出的现象，标示着现有体制存在的弹性空间，可以在保持执政党统治的前提下允许政治变化在地方层级的发生。赵英男(Young Nam Cho)通过对地方人大实践的观察认为，党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开始重视人大作为地方政治的一支力量，减弱对其全面领导，开放立法的政治领域；在地方政治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党同时与立法、行政机构相并生互动的新局面(Cho，2002，2006)。墨宁（Melanie Manion）在其对地方人大选举领导人的研究中则发现，通过1995年党内制度规定和人大选举改革，中共促进了候选人作为公民代表而非党员代表的政治参与过程，允许了党所提名的候选人的落选，加强了党组织选举领导人的开放性(Manion，2008：165)。
也有研究发现在国家机构自主性有限发展的情况下，党正在通过新的混合策略来调整其与国家的关系，并力图获得后者的绝对支持。其中比较彰显的策略，即用利益保护来换取其他部门的政治忠诚。如沈大伟从机构自主性角度认为，党放松了对政府的严格控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主处理其事务的空间，但同时后者亦需用其专业性与忠诚性来换取政治保护与资源供给(Shambaugh，2008a)。
6.党对社会的重新调控。在解释中共政权如何面对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参与的提高与社会张力的增多这些问题时，一些学者突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开始将党这一主体引入研究中。比如，郭良平(Lance L.P. Gore)的研究就将问题聚焦于市场化所带动的中国社会变化对中共组织演化的政治影响。他通过对公司、乡村、城市社区、大学等社会领域中的党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变化的考察分析，发现党正在以革新意识形态、改变成员的社会构成、加强党建、提供公共服务等调适性策略来应对社会变化，而这些已经使党变得非常不同(Gore，2011)。
其实，中共面对社会挑战而重新调控这一主题，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以关注，具体而言大致有三。其一，关注党的吸纳策略。对于中共如何应对新兴社会精英的产生，不少学者都观察到了党所采取的吸纳策略。比如，狄忠蒲的研究认为，中共在变化中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所使用的生存策略，一是对经济改革中的新兴阶层—如企业主—进行合作并吸纳其入党，二是创建商会等法团式机构连接私营企业 (Dickson，2003a)。
其二，关注党的渗透策略。其中，中国城市社区的扩展与中共基层组织的应变之道，是一些学者所感兴趣的。如，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与罗伯特·本尼维克(Robert
Benewick)在青岛与辽宁两个城市社区党建案例中发现党组织渗透社区有不同模式：一种模式以富裕地区为典型代表，它强调党的中心作用、透过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来建设社区，一种模式强调社区自主性而通过党对居民的社会参与动员来实现社区建设(Takahara & Benewick，2006)。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的兴起与普及，公民可以表达观点的公共空间逐渐生成，也有学者将研究投向党对这类公共空间的管理。如，塔玛拉·徐艾(Tamara
R.Shie)认为，互联网技术成为中共发展现代化并维持威权主义统治的工具；党不仅通过组建管理机构、发展制度规定、添建被批准的网站、检查互联网信息内容、规制公共网络设施、促使网络用户自检等手段来得以掌控网络在中国的影响，而且通过网络技术革命在客观上增进共产党政府的效能与责任(Shie，2006)。
其三，关注党的混合治理策略。有学者指出党对社会关系重新调整具有传统性，党仍然在支配社会而不是拥有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McCormick，2009)。但也有学者指出这正反映了党采取混合式的策略来应对社会挑战：党对于不同社会领域采取不同态度，其中，对于不会挑战政权的非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会采取合作或吸纳态度；而对于挑战政权的政治领域，则会采取压力或排斥态度；这一混合性的策略方式正是中共保持其调适性的基本手段(Dickson，2003c)。
三、知识与预测：中国共产党调适性与政治轨迹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调适是在走一条“摸索前行”（Muddle though）的道路，即无法确定未来的政治图景与目标，但在环境变化与挑战中不断做出调整以保持体制的持久性。但是，调适会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来的是原有体制结构的继续生存还是体制结构的转型？这仍然是困扰西方学者的疑惑。对此，黎安友曾指出：“弹性威权主义的观念提出了问题：增量式的调适能何时实际改变现政权之本质？”(Nathan，2006)如果按照学者对中共调适性与民主化/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们大致可以在学术谱系上找到三种代表性意见（但并非全部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在民主化的态度上，将西方经典民主化道路看作中国的应然道路；因而，他们认为中共成功地保持了政权生存，但开启的是没有民主化日程的威权主义调适过程，并且这种威权主义政体形式可能会长期存在(Nathan，2003；Dickson，2007，2010)。比如，黎安友就认为，中共的调适行为并没有将政权引向政体变迁，党能够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而不启动向民主化的转型；据此，他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中共政权而言，“有弹性的威权主义政体”可能是过渡的政体形式(Nathan，2003)。狄忠蒲赞同黎安友的总体判断，他认为中共应对环境变化的生存策略非常成功，“只要中国不发生无法预见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有限的调适便可能足以无限期地保持其权力统治”(Dickson，2008：248)。中共吸纳社会精英的策略只是效能性调适，党所具有的调适性并不表示其将成为民主化的动力(Dickson，2003c，2008)。
第二种意见是在民主化的态度上，同样认为西方经典民主化道路是中国的应然道路，但较之第一种意见保持更多的开放心态。他们认为，并不能依据中共所进行的调适而预测民主化的发生，但是调适本身将影响政权的演变乃至未来的政权样态(Shambaugh，2008a；Brady，2008)。如，沈大伟对中共调适所带来的影响的态度更加积极；他承认中共是一个“强大和有弹性的组织机构”，能够自我强化并努力维持其统治，但认为党组织也有萎缩的一面，中共体制未来的生存发展其实是调适性与萎缩性两者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调适本身并不会必然带来民主化，但调适会产生影响，推动执政党进一步改革；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将会形成混合性的政党国家，即东亚威权主义、拉美法团主义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都嫁接到儒家—列宁主义的根基上(Shambaugh，2008a：174~181；Shambaugh，2009)。
第三种意见，以海外华人学者为代表，在民主化态度上，他们认为西方经典民主化道路并不是中国的应然道路，中国民主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政治实践；因而，他们对中共的调适持一种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其将可能推动中国走出一条有自身特点的民主模式(Bo，2010；Zheng，2010a)。如，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国家体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有自我再生产和自我转换的可能；他从阶级吸纳与政权开放的关系来看未来政治走向，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中共的“三个代表”思想将经济精英带进政权体系后所形成的技术专家与经济精英联合的统治形式并不能支撑其持久统治，要防止政权崩溃势必要将其他阶级如工人与农民也带进政权；而后他更是在理论上修正了西方经典民主化理论模型，从党内竞争和党内参与两个维度的变化出发，认为中共政权可以从一个强人统治的封闭政体转向党内民主的开放政体(Zheng，2006，2009，2010a)。而李成也认为近年来中共关于党内民主的口号与措施并非一种粉饰，而是现实的选择，并将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在他看来，精英政治演进中已经呈现出“双踏车”现象，即党内精英已经形成了以大众政策取向的派别和以精英政策取向的派别，它们之间能够合作与妥协以形成一种权力的平衡。这将成为推动党内民主制度化的动力机制，并标示着中国式民主形成的可能 (Li，2008b，2009a，2009b)。
四、结语：知识贡献与内在问题
与将共产党国家体制看作极权主义政体的观点相比，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研究显然具有认识意义上的“变化”，其不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僵化不变的组织加以对待，而重新发现共产党国家体制的弹性空间和党在其中的能动性。从根本上说，西方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研究标示着西方学者开始从“政权转型”这一研究主题转向“政权生存”这一研究主题；从以政治民主化的动力体为研究对象转向以体制持久性的动力体为研究对象。这一转向在学术推进上有三个层次的贡献。
第一，转型理论思维的逐渐突破。这意味着一些学者开始摆脱长期束缚西方学者视野的民主转型论、共产党国家衰退论等理论视角，开始突破过去以下层变革与社会推动为视角、以民主化与现代化为主体的理论模式，而试图从现实的观察中发展出新的解释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论，党、国家与外界环境的互动逐渐成为关注的重心。
第二，以经验为中心的研究逻辑的兴起。正因为不能用既有的理论去预设中国的发展方向，正因为中国处在发展变化中，对中国的观察更加依赖于经验的发生以及对之的解读。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中共调适性研究更大程度上反映出部分西方学者逐渐从模式定势型转向经验驱动型，即抛弃以往的演绎逻辑而转向经验逻辑；相比之于理论，经验成为他们观察中国政治更为重要的依据。
第三，“以党为中心”研究范式的复兴。在中共调适性研究中，国家与社会不再被看作中国政治变化的主体，而长期被忽略的“党”重新回到研究对象中来。党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经历了曲线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兴盛的阶段之后(Barnett，1967；Schurmann，1971)，党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中都被忽视了，而其中为数不多的对党的研究在观点上也大多认为党在走向衰退(Chi，1991)。自21世纪以来，部分学者提出“把党带回来”的研究取向，以转换中国政治的解释范式，这一尝试从最初倡议到逐渐复兴，也说明党成为了理解中国政治变化难以忽略的主体(Brdsgaard & Zheng，2004，2006；Zheng，2010a)。
作为一种解释中国政治变化的尝试，中共调适性研究虽然有诸多学术贡献，但本身也存在其固有的问题：首先，基于不同政治文化场景的回溯式提问可能会影响到对中国经验的观察。在中国共产党调适性这一论题上，大部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生存？共产党国家体制为什么能够持久？”这一设问固然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 “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但仍然深深内嵌于西方政治文化场景之中，是一个完全西方化的问题。这一设问的内在缺陷仍在于将西方经典政治发展道路比附于中国政治演进，而以这样的提问方式来观察中国，可能很难真正认清中国场景中的变化以及变化所具有的意义。
其次，认识分歧可能会造成“调适性”理解的分化。西方中共调适性研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中国经验的不断变化和学者们的研究推进，对中共调适性的概念认识与判断分析也展现出不一样的理解。其中以狄忠蒲为代表的西方本土学者的观点经历了微妙变化：他早年的作品将“调适”概念界定为“一种政治体制对社会不同部分的需求具有更多回应性”，并把“调适”理解为从极权主义通向民主的运动(Dickson，1997：5)，而后逐渐将“调适”理解为党延续威权政体的调整变化。而以郑永年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学者的观点同样经历微妙变化：郑永年早年作品的研究问题是“民主为什么没有降临中国”，但随着研究的推进，他在“党怎样生存与适应，党能否持久”这一西方流行的学术问题上采纳了一种更为中国化的回答方式，开始从中国现实出发来观察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环境所做的自我转换及其可能带来的意义，倾向于认为中共的自我转换是根基于文化意义的、一种可能推进政治开放或形成中国式政体的调整；与此同时，他也不跟随西方本土学者使用“调适”这一概念，而使用“转换”(Transformation)、“再生产”(Reproduction)等概念。这些基于不同政治文化、对政治变化的经验判断以及未来预期所形成的微妙的认识差别，给“中共调适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带来了不同甚至含混的解释。但就现有研究而言，西方本土学者的提问方式仍居主流，中共调适性研究也主要围绕他们的研究思路展开。就此而言，是否应该对“调适性”作出较为清晰的边界界定，以及在何种路径上推进中共调适性的研究，都成为学者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此外，经验的变化性决定了研究的理论化难度。在解释发展中的政治体制时，学者难以作出宏观层面的理论化命题。在这种理论化难度的限制下，西方学者选择一条从宏观理论到经验归纳的研究路径，他们似乎总是将对宏观理论的回答（如西方式民主为什么没能在中国生长）作为目的，而对于中共变化经验的解释又不能超越西方经典政体分类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的范围。这样，就容易忽视中共制度演进中一些中层机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机会窗口，忽视了一条从经验归纳到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因此，中共调适性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一种经验观察，但尚未形成理论化并可能对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做出修正；研究者似乎有必要进一步拓展观察对象和分析视角，尽可能多地从制度机制层面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更多地寻求中层概念与中层理论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