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街頭一片狼藉，茉莉花萎地，曾經舉世頌揚的「阿拉伯之春」，乍然進入蕭瑟寒冬。軍隊血腥鎮壓，前獨裁者穆巴拉克風聞即將釋放，埃及短暫的「民主化」之後，眼看就要困陷於漫漫長夜的噩夢。
周邊曾經春鬧街頭的國家也不樂觀，突尼西亞左翼反對黨頭人貝拉德（Chokri Belaid）和布拉彌（Mohamed Brahmi）相繼被暗殺，行凶者指向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人民再度集結抗爭；利比亞在虐殺強人格達費之後，各氏族軍閥爭相奪取領導權和石油利益，國事迄今紛擾未定，恐怖攻擊不時爆發；敘利亞更是內戰延燒，每日傷亡以千百計。
阿拉伯世界民主轉型的反挫，可以看見19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所謂「第三波民主」的影子。尤其是埃及軍人的角色，若是回顧當年拉美的民主化波折，更見昔日歷史鬼影。
30年前，拉丁美洲諸多國家就如同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一樣，經歷了骨牌效應的民主化風潮。當時有不少國家也如同埃及一樣，由軍方主導民主化的過程，並在過程中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既有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損，民主進程即受阻斷。
譬如，玻利維亞獨裁者班哲將軍（Hugo Banzer）在1977年宣布開放自由選舉，3次大選，每一次都帶來混亂與政變，直到一九八二年，在確保軍方於新體制的地位之後，才放心將政權交給最後的選戰勝利者。在智利和宏都拉斯，民主化的過程也伴隨著確保軍人在憲政改革中不致因既往骯髒人權紀錄而被清算。
與阿拉伯世界一樣，拉美的變革同樣有華盛頓當局的介入。由於美國防堵左翼勢力擴張的既定政策，尼加拉瓜、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等國家的民主轉型都是踩著內戰的鮮血蹇促前進的。巴拿馬就更加戲劇化了，CIA培植的強人諾瑞嘉將軍（Manuel Noriega）造反，老布希乾脆直接派軍掃蕩，逮捕強人，送入美國大牢。
拉美轉型與埃及一樣，同樣受經濟問題所困。阿根廷、秘魯和巴西的民主化初期都遭遇災難性的通貨膨脹和成長衰退，民主與貧困相隨。今昔對照，埃及在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取得政權之後，經濟一片愁雲慘霧，連最容易創收的觀光業也一蹶不振。總統穆希未能記取拉美的歷史教訓，他在大選第一回合只得到550萬選票，而總票數是5,500萬；即使在第二回合勝選，也只取得1,100萬。也就是說，以這樣低微的相對多數勝選，就職之初原應致力於協調各方勢力，擴大民意基礎。他卻反其道而行，急於將自己黨派人馬部署到關鍵位置，修憲過程又刻意將保守的伊斯蘭律令入法，既未協調軍方利益，又傷損多數世俗化人民的情感。
埃及軍方對穆斯林兄弟會的鎮壓和殺戮，理應受到國際社會最嚴厲的譴責。然則，我們從歷史的斑斑血跡中，也應看到所謂「民主轉型」的弔詭之處，競爭性的選舉和代議政治的建立不必然是民主的保證，選舉除了可能受到內外既定勢力所操縱之外，也可能因為黨派之私而使得階級、族群、信仰的區隔定型化，反而造成國家漫無止境的紛擾和分裂。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世界變革的歷程，應讓我們對於「民主」一詞有更多層次的思考。（作者為「新國際社會理論與實踐中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