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俄罗斯、中国与东欧地区，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十分相似，因此，如果俄罗斯政府希望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的话，在决策之前，都必须先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最佳成就．而东欧与前苏联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却引发了巨大的经济灾难。
这个问题并非仅仅具有学术价值。过去七个月以来，俄罗斯政府继续实行东欧诸国已经实行了两年半的经济政策1。这些政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浩劫，其严重程度可能仅次于历史上的战争灾难。联合国公布的《1991-92年欧洲经济调查报告》特别提到，东欧“过去2到3年来一些国家的已登记总产值呈逐渐下降趋势，其降幅之大，甚至已超过了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时的程度。”俄罗斯已遭受了历史上和平时期内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与中国1979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欧1989年的经济改革，经合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些数字资料更是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情形。
．在自1979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8.8%。中国国民经济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增幅为135%。同期，匈牙利的GDP下降了11.7%，罗马尼亚下降18.6%，波兰19.0%，捷克的物质生产净值(NMP)下降了12.8%，前苏联的NMP下降了16.0%，保加利亚的NMP下降了30.9%。这一经济趋势对比如图1所示。
．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产值仍在不断扩大，年均增长率达到11.2%。1979-89十年间的国民工业产出扩大了将近三倍——增长率195%。与此相反，捷克斯洛伐克在1990年初到1991年中期的工业产出下降了25.9%，匈牙利下降27.2%，保加利亚38.1%，波兰40.1%。
．中国国内的就业率年均增长率为3%。失业率从5.3%降至2.6%。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9%。相反，在1989年至1991年中期，罗马尼亚的就业率下降了11.6%，捷克斯洛伐克下降13.8%，波兰16.9%，保加利亚20.1%。与失业率的急剧下降相比，东欧各国国内产值的下滑则更为剧烈。
．中国在极重要物资——即那些对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的优质食品和消费品——的产出增长幅度上，甚至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4.1%，其中食糖产值年均增长8.5%，黄油年均增长8.6%，鸡蛋增长10.5%，牛肉产量增长17.0%，橙子产量增长18.4%，葡萄产量19.3%，香蕉产量21.9%。在消费品生产中，香烟产量年均增长13.0%，纺织品13.8%，电视产量36.7%，电冰箱65.0%，同期中国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从9.5增加到18.5平方米。相反，捷克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0％，波兰下降30％。
．中国政府还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即便对比俄罗斯政府自行制定的评价标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成绩也是举世公认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国内成立了一千多万家私营企业，支配着服务业、零售业和轻工业制造领域。而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却在私有经济领域内引发了深刻的行业危机。
．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并不是之前的产值崩溃所导致的——而这一点曾被俄罗斯宣称为经济改革之必要途径。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经济增长也加速追赶，居民生活水平成倍增长。
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正是俄罗斯所需要的。消费品制造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优质食品的供应获得显著增加，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小型企业逐渐壮大，国民产值、劳动生产率与投资都实现飞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然而，尽管俄罗斯政府当初定下了这些理论政策目标，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继续贯彻。只有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现实中最终实现了这些目标。
本文旨在论证，出现上述对比反差并非偶然。只要了解俄罗斯、东欧与中国的各自经济特征，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在这一轮经济改革中，正是相同的经济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成功，同时也导致了俄罗斯及东欧的失败。俄罗斯政府的失误就在于，他们错误地理解了俄罗斯国民经济的特征，设计的经济政策根本不符合国内经济结构需要一仅仅适合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东欧与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当定位于其特有的“双重经济模式”，具体包括(i)一个几乎完全垄断的经济部门，它依照相关的垄断经济规律经营运作；(ii)一个非垄断部门，从理论角度出发，可以视为依照完全竞争规律来运作。这两部分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具体动态变化。
只要我们理解了这些双重经济模式的特征，那么相关的经济规律以及在这个模式下成功发展经济所必需的政策，无疑就能得以确定。
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后，经常爆发民众游行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权重
在探讨俄罗斯经济结构之前，有一个问题应当予以考虑，即对俄罗斯而言，世界市场与国内市场的权重衡量。此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进出口贸易与国内贸易间的差异，还因为世界经济与俄罗斯经济的结构也存在着差异。与国内经济相比，世界经济是迥然相异的。世界经济可以被视作竞争性的——一个国家仅能提供一小部分产量。而俄罗斯国内市场运行的是双重经济。一旦俄罗斯经济的主导产业部门成为国内与世界市场的连接纽带，那么完全竞争的经济规律势必将在国内取得支配地位。与此相反，如果俄罗斯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双重经济体制则会继续在国内运作。
因此，俄罗斯政府的第一个失误是，俄罗斯人赖以生存的优势应当是国内市场与前苏联成员国间的市场，俄罗斯政府却未能对此作出必要判断。这一失误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理念，即，各国应当探索“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即应当以韩国为示范。IMF在俄罗斯也具体运用了这一理念，它建议俄罗斯应当以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加入到世界经济市场中去。
IMF曾公布了一份《苏联经济研究报告》，报告中的数字对这种导向型增长模式有所阐释。结论部分的“中期经济前景评估”预测说，如果前苏联/俄罗斯采纳IMF的政策建议，第一年的国内工业产值会先下降至少20％。IMF还提议采取措施增加能源与农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在放松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后，就可以收缩俄罗斯国内的石油需求，从而大量出口国外，这就将使俄罗斯大部分产业无法独立生存下去。总之，IMF的这一政策组合建议，限制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将其基础定位转入了原材料出口业，而非工业化的结构。
上述经济政策将俄罗斯逼入了长期发展的死路上。毫无疑问，在其制订的长期经济走势中，与制成品相比，原材料的价格会相对下滑。过去二十年来，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无不经由初级原材料生产过渡蜕变到制造业加工。如果俄罗斯按照IMF的评估，将本国经济引入扭曲状态，那么俄罗斯国内经济势必长期停滞不前，最终导致整体国力的下降。
从更基本的角度看，类似韩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并不适用于俄罗斯的经济情况，有若干原因可以佐证。韩国这样的国家是必须依靠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一因为它的国内市场狭窄，无法获得必要的经济发展规模，更不能立足本国进行产业细分。与此相反的是，俄罗斯国内市场庞大，适用的应当是另一种发展模式。最有参考价值的评估报告指出，前苏联经济体的规模近似日本的规模一大致相当美国或欧共体(EC)经济的一半。与俄罗斯相比，这些经济体的出口产品占GDP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1％，欧共体9.4％(成员国间的贸易除外)，日本9.8％。
俄罗斯的经济情况与同等规模的西方国家或经济体相当。按照IMF的估测，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22.3％。但其中有12.9％是与前苏联成员国的贸易收入，只有9.4％属于“外部”贸易。这一稍低于10％的GDP比例，是与俄罗斯的经济规模相称的，因此不大可能再有较大的增幅。除此之外，前苏联经济不仅仅是通过市场，而且也是通过生产相融合的。这种方式更说明了俄罗斯贸易的GDP比例是适当的。
总之，俄罗斯90％的市场存在于国内或前苏联经济体之中。对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内市场，而非世界市场。
俄罗斯的双重经济模式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俄罗斯的经济，首先探讨的是双重经济体制内垄断经济部门的动态运作，然后分析垄断与非垄断经济部门间的地位关系。在探讨俄罗斯的垄断经济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俄罗斯垄断经济结构与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例如，前苏联的机器制造业输送给国家供应委员会的5,885种产品中，87％的产品都来自相同的地区。而且，30-40％的工业品来自于相同的生产厂商。雇员超过1,250人次的企业数量在产业内的比例为85％。最后装配与零件供应都已经实现行业垄断。在现在东欧及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里，也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结构。
而在西方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次的企业数量仅占20-33％。即便在资本高度集中的经济部门，例如日本的半导体制造业，或者世界前五大企业，他们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只有60％。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厂拥有13,000个商号直接或间接地向它提供产品零件，这些企业中大部分规模都比较小，企业间还需要不断竞争与西方任一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工业经济更接近于完全垄断结构。而且，如果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实行私有化或参与国际竞争来抵消工业垄断结构的负面影响，这种期望也是不切实际的，原因如下(i)垄断是围绕物质生产形成的，而非仅仅与所有权相关，因此私有化并不能改变俄罗斯现状(ii)基于俄罗斯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俄罗斯也不具备足够的外汇储备，这样一来，由于进口产品的数量少无法在国内市场中形成强大的规模竞争力。
垄断经济运行的规律己为大家所熟悉，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也曾运用这些规律指出政府决策的各种失误。在以前运行的经济体制当中，垄断的厂商按计划指标生产，由于价格控制，因此，厂商只需增加产量，就可以使利润最大化。但是，在向价格完全放开转变的体制过渡阶段，一个垄断厂商如果要实现合理利润的最大化，就应当采取减少产出并提高售价的市场策略。这一现象已经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出现，并成为其国内经济萧条的主要成因。
信贷体系的动态分析
上述生产垄断带来的各种直接效应由于货币体系内的动态作用又得以强化。这引发了对信贷政策的争议，而且也暴露了政府决策的不连贯性，即便是在政府奉行的货币主义理念之内，也存在着这种不连贯性，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基本观点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货币主义的分析出发点是货币数量学说。该理论提出MV=PT(流通中的货币量(M)x货币流通速度(V)=物价水平(P)x商品数量(T)(为本文讨论之目的，此T亦相当于产出量)。这一公式是定义形式的真理，因此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制。后来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曾宣称V是常量一我们也可将其运用于当前经济形势。
如此一来，垄断经济的动态运行已经明朗。数量学说经过代数移项之后，又提出了公式T=MV/P。即，假定货币流通速度是常量，产品数量则取决于货币供给变动与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比值。
于是，垄断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开放会导致物价上涨，其后果也就显而易见了。除非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与物价水平保持一致(1月份增长率为350％)，否则必然会导致商品数量下降。如果管理当局利用垄断定价来紧缩货币供给，这种办法必将导致商品供给的减少。
这种经济机制在东欧国家的运作表现得极为极端。在波兰，广义货币供给的季度增长率从1989年第三季度的190％下降到1990年第二季度的不足10％，同期的国内物价却暴涨了400％。实际货币供给与产品价格总水平之比也下降了44％。由于货币供给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产品供给陷入萎缩。
今年夏天，俄罗斯众多工业家与工会联合要求扩大信贷，希望借此避免经济灾难，无论从临时应急还是基础理论观点来看，他们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一诸如采取资本资产指数化的措施。
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虽然放松货币供给是垄断体制下防止产品供给陷入萎缩的必要决策——而且这一政策的社会效应及产出效应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得以修正，例如工资、养老金及分期付款的指数化——但是它并不能遏制物价上涨的趋势。这一问题下面将会继续探讨。
垄断与非垄断经济部门间的地位关系
如果垄断经济部门内的动态作用是导致产量减少物价上升，那么，垄断部门与非垄断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价格完全放开的部分垄断机制下，虽然产量减少，但垄断部门的物价上升是相对于非垄断部门而言的。这一现象可用如下两条基本经济规律予以解释：(i)垄断部门内部产量下降，物价回升；(ii)垄断部门的物价回升是相对于非垄断部门而言的。这两个特征共同决定了双重经济体制的动态运行。
上述经济规律表现为：农业品与工业品价格间存在着“剪刀差”，东欧各国的农业危机普遍比工业危机更为严重。农业部长Khlystun曾这样描述两个产业的物价差距：尽管食品价格增长迅速，但垄断工业为农业提供的物资价格上涨更为迅速。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促使国内需求萎缩，另一方面产业所需物资价格不断上涨，这双重压迫导致农业经济部门陷入极度严重的危机之中。
然而，除在某些特定方面有所不同外，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其他非垄断经济部门。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俄罗斯采取物价完全开放的政策之后，市场内的小规模私营经济部门爆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Yasin教授指出俄罗斯国内50％的合作社已经宣告破产。
此动态分析决策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内容，而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垄断经济部门与非垄断经济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地位关系，这种关系又与俄罗斯国民经济长期以来极其严重的产业扭曲一个人消费能力不足(欠发达)——存在着历史渊源。鉴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东欧经济改革失败的根源，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欠发达的俄罗斯国内消费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俄罗斯国内的个人消费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前苏联的GDP中只有55％的比例用于个人消费一与此对比，大部分西方国家地区的GDP中60-65％的比例用于个人消费，美国是67％。对于生产厂商而言，这种消费不充分状态是灾难性的——足以摧毁其生产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状态也造成了国民经济供给结构的严重扭曲。2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中，计算机及其相关产业增长迅速，除此之外，增长最迅速的部门日益集中于耐用消费品与服务业。但是，由于个人消费在前苏联经济中所占份额较低，因此，这些产业的国内市场受限，抑制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前苏联经济的重点发展部门——金属加工与机械制造业——却是世界生产中增长速度最缓慢的产业。3
．低水平的个人消费市场迫使生产部门的每单位产出需要非常高的投入成本(重工业，能源业)，而投资回报率高的经济部门(轻工业，服务业)却发展不力。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资本生产率低下的表现。4
．国内市场的投资极端萎靡。在西方主要国家地区，单就房地产业而言，其投资资本大致占投资总额的23-33％。而在俄罗斯，1971-89年间住房业的平均投资份额仅有15.4％。5
．服务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行业，但俄罗斯的服务业却仍然是发展程度较低的。1990年的数字统计表明，德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城市总就业量的57％，日本占59％，美国是71％，而俄罗斯仅有45％。6
尽管这些并非导致前苏联资本生产率低下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俄罗斯扩大对耐用消费品生产及服务的投入，就能够提高资本生产率。7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重工业与消费品制造及服务业之间的关系都与国民经济的垄断与非垄断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及服务业的特点是生产单位的规模较小，就业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异。
以拥有非常庞大的工业经济的德国为例，11％的就业人员是自营业主或雇主。而在零售与批发业中，自营业主或雇主占该行业从业人数的18％，私营服务业是20％，餐饮与宾馆服务业是36％，农业则高达79％。在德国制造业里，仅有3.9％的从业人员是自营业主／雇主。但是，纺织制衣业的比例是8.5％，食品加工是9.4％，杂项制造业(主要是轻工业)12.3％，建筑业10％。8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1989年的评估数字表明，在当时的前苏联仅有0.2％的从业人员是合法的自营业主。另有3.5％的人员分布在合作性质的经济部门——两者合计3.7％——相当于300万俄罗斯人。然而，如果没有大量的小企业——即非垄断经济的蓬勃发展，消费品制造业的生产活动根本无法壮大。参照国际惯例，俄罗斯应当需要800-1900万的自营业主/小型企业雇主——如果将此决策贯彻到非集体化的农业中去，那么这个数字还需要增加。然而，俄罗斯政府却制订了各种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市场的相对物价水平对垄断经济有利的同时，也压垮了非垄断经济部门——如此一来，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消费需求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了。
价格开放后的双重经济体制基本动态分析
当东欧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放开市场价格、放松经济管制之后，基本的双重经济体制表现如下：(i)垄断经济部门的产出下降，物价上涨； (ii)正是垄断部门的物价相对于非垄断物价的上涨，压垮了非垄断部门一同时这种体制也逐渐榨取着非垄断经济的各种资源。这说明，市场实际需要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套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应当能够(i)保持垄断经济的产出水平；(ii)推动各种资源参与非垄断/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中国的经济改革恰好就是采取了这种市场运行机制。
有鉴于此，首先俄罗斯应当审慎思考垄断经济部门的地位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重新界定垄断经济与非垄断经济间的地位关系。
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实行了私有化办法，但是国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业垄断结构并未私有化。中国政府在各行业，特别是零售业推行了数次“小型企业私有化”浪潮，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大型产业的发展。由于另外三种经济体制的补充，垄断经济的产出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中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获得飞速增长，正是政府采取下列政策的积极成效。对国有工业的产品需求也因此而高涨。
．国有经济中略低于半数的投资项目，都接受中央规划的管辖一此类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从1978年的8.7％下降到1988年的7.5％。
．中国制定的“信贷计划”大大增加了对企业的信贷——此类信贷规模在GNP中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9.3％增长到1988年的29.9％。不过，由于垄断部门中存在价格管制，因此各大企业只能通过增加产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如此一来，需求膨胀与投资信贷成本低廉的共同作用，就推动了国民产值的极速增长。1981-86年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56％——年增长率达到8.9％。因此，中国工业结构的改革成果，并非是因为他们像俄罗斯那样裁减国有经济或将其私有化，而是由非国有经济的更迅速发展壮大所致——非国有集体经济(此概念将在后面章节进行阐述)的工业总产值在1981-86年间的年增长率实现了19.3％。同样地，中国投资规模的扩大，也并非因为国有投资份额减少一尽管1979-81年间一度下降，但投资额占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19.2％增长到了1988年的19.5％——而是由于非国有投资占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7.6％增长到了1989年的10.2％。
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缘自对国有经济的破坏，而是因为中国变换了垄断经济与非垄断经济部门之间的地位关系 ——以鼓励后者的积极发展为主。这种经济机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下文中，我们将全面考虑改革过程中供需双方的情况。
中国经济改革的需求市场
对需求市场而言，国民经济中个人消费份额的急剧增长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在1978-81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个人消费占GNP的比例从52.6％增长到58.5％——增幅接近6％(见表2)。实际有效的个人消费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改革期间的所有其他任务都让位于实现消费增长这第一次飞跃的目标9 ——政府终极支出占GNP的比重从14.2％下降到11.5％，固定投资占GNP比重暂时由26.8％下降到20.1％(不过，向新型需求模式过渡的初始任务实现后，固定投资又得到回涨)。
个人消费占GNP比重的增幅高达6％，这成为供给市场改革的先决条件。各种新兴产业——优质食品、耐用消费品，及服务业——只有存在市场需求，才能够获得发展空间。消费水平的迅速高涨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改革规划的时间顺序已经明朗。和俄罗斯一样，中国政府也不愿尝试快速降低军费开支的办法。但在1978-1988的十年间，中国一直在收缩军费开支占GNP的比重，这实际上成为刺激个人消费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十年内，按照固定价格计算的军费开支占GNP的比重已经下降了一半——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军费开支占GNP比重也下降了3.1％，这一比例几乎正好配合了个人消费占GNP比重的3.8％增长率(见表2)。
当然中国军费开支的比重下降是逐步实行的，如果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话，年均下降幅度为0.3％。在1979年，由于过渡时期的开支，实际比重曾略有增加。10改革初期，个人消费占GNP的比重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态势，正是因为固定投资占GNP的比重按比例降低，为前者提供了保证——1978-81年间的固定投资比例降低了6.7％，从而负担了个人消费5.9％的增长。不过，自1981年以后，改革从降低军费开支措施中的获益开始减少，虽然经济结构改革初期需要个人消费比率的飞速增长，但此时的形势已经要求适当降低这一比率。到l984年，固定投资占GNP的比重已经恢复到了1978年的水平。11
至此，这十年间需求市场的动态变革已经明朗。改革初期，固定投资的收缩带动了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之后，随着军费开支的降低，闲置资源又得以转入投资环节。12
供给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期间，为了鼓励非垄断经济的发展，需求市场结构的巨大变革引发了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从而推动了供求两个市场的变革联成一体。这种体制正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物价变动的顺序也是很明显的。1978-81年首先从农村经济改革开始，这一期间的农产品价格增长率比工业品高出38％；消费品的价格增长比国民经济里的其他产品高出11％。1984-86年，城市经济改革开始，与平均物价水平相比，同期消费品价格增长又高出11％。在此次物价上涨浪潮中，中国居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护，因为通过降低固定投资而节省的资源又转化为消费产品补贴，以及居民工资水平的提供方面。13所以说，与俄罗斯情况不同，中国居民并未因相对物价的变动而遭受损失，反而因供给的增加而受益极大，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因此而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十年的改革推动消费品整体价格相对平均物价水平增长了24.8％，农产品价格相对工业品价格增长了77％。14
鼓励发展非垄断经济
消费品与资本品之间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国民经济中垄断与非垄断部门的界限，这一点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得以清楚显现。政府为鼓励非垄断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巨大的价格优惠政策——这一做法与东欧国家恰好相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中国与东欧诸国针对农业改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参见图3与图4。图3说明了中国消费品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趋势。表4显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价格放开后的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动走向——类似数据也可见于东欧各国。15
在捷克政府决定放开物价管制后的三个月内，农产品价格比综合物价水平上涨得更为迅速一可归因于食品需求受到抑制。但是，在接下来九个月里，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却快速下跌，直到物价放开的一年后，农产品价格仍比一年前低8％。
上述东欧国家的改革形势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发展非垄断/农业经济的政策，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得到飞速增长。消费品与农产品生产的所有限制壁垒都被取消，小规模的生产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尽快发展壮大，如此一来，消费品与农产品生产日益繁荣。中国政府通过采取价格转变政策，为消费品／小规模企业的生产创造了一个合法而真实的经济发展空间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欧国家尽管也颁布政策规定设立小型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在实践中，这些权利的执行却因为消费需求的萎缩及垄断定价的影响而大打折扣。
如果在一个双重经济中实行完全价格放开的体制,垄断经济就会借助这种机制来榨取非垄断经济部门的各种资源。但中国的经济改革机制则是服务于那些非垄断部门的，中国政府借助体制力量将巨大的资源投放到非垄断经济部门．从而满足日益增长消费需求。一旦物价及相对需求变动，供给管制也同时放松，其他改革步骤则必然会合理地继续向前推进。
在中国经济改革期间，有三个经济部门得到了发展一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一般指的是那些向地方政府租借厂房的集体，但也包括一些自己拥有设备等资产的合作企业)，以及私营经济。16私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仍然较小——1989年的工业产值中，有56％来自于国有经济部门，36％来自集体经济，5％来自私营经济。但集体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得更为迅速——前者占工业产量的比重从l980年的20.7％扩大到1989年的35.8％。17
1988年的服务业收入中，仅有39％的零售业收入来自国有经济部门，33％来自集体经济，19％来自私营经济。在餐饮业的营业收入里，国有经济的收入占22％，集体经济占25％，私营经济50％。
改革期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暴增。1978-88年，中国就业总人数增长了35％，18而餐饮业的就业人数暴增327％，零售业380％，其他服务业750％。19这三个产业的总就业人数，从600万猛增至3000万人。
农业非集体化改革也在同时进行——土地仍归国有，但生产责任转归家庭承包所有。从生产角度看，一个拥有完美基础的竞争机制由此建立。
在此激励机制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还规定了一套固定报价的国家支付办法，保证由国家按照一个较高的价位买下所有农产品。20为了鼓励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的采购价也得到逐步提高。21
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长。1980年至1984年间，中国食品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6.9％——谷物产量年增长7.4％。截止1984年，食品供应的基本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农产品采购价的相对上涨趋势被中止，国民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优质食品(牛肉、猪肉、柑橘、香蕉、食糖)与经济作物的生产上来。
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相互作用，为消费品需求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1979-84年，工业产出年度增长8.6％，而电视机产量年增长达到47％，冰箱甚至达到98％。1984年之后，由于国家采购价格的上涨趋势中止，农产品的年增长率回落到5.0％，但工业产值年增长达到14.5％。22耐用消费品的产量出现绝对增长势头——1988年，中国国内生产了760万台冰箱，2500万台电视机。地产热也开始出现。23
在这种改革机制的背景下，俄罗斯需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在中国的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由于监管得当，垄断经济的产出保持增长势头；由于相对物价水平的合理转换，各种资源不断注入非垄断经济部门，从而使各类消费品的生产热情高涨。
这种中国式的改革机制，与东欧及俄罗斯的机制恰恰相反。在东欧，国有的垄断经济部门遭到遗弃，垄断经济的产量也随之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垄断经济通过抬高相对物价，抽走了非垄断经济部门的各种资源。而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国有的垄断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便意味着其(i)产量增加，并且(ii)可通过操纵垄断与非垄断经济之间的价格界限，为非垄断经济注入所需的各种资源。中国改革的成功正是双重经济规律具体运用下的必然产物，而东欧国家改革的失败也是违背这一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处理的并不仅仅是工农业间的相互关系，它还涵盖了垄断与非垄断经济的各种联系——工农业关系只不过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里，与其他所有消费品相比，农产品价格获得了更快速的增长，这种相对价格的转换，原则上也同样可以为其他非垄断经济部门带来利益。
如果从基础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事实上，在斯大林体制与东欧改革体制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斯大林政府的改革引发了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剧烈下滑，并导致国内农产品消费的萎缩。而东欧改革采取的另一种机制的结果也是如此。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基本特征恰好与斯大林及东欧改革截然相反。
此外，我们可以根据双重经济规律清楚地得出结论，即，只有中国式经济改革的基本原理才能在俄罗斯行之有效。基于本文所列原因，无论“东欧式”的改革期持续多久，都注定了其经济灾难的结局。
同样道理，仅由俄罗斯雷日科夫(Ryzhkov)推行的经济改革，非但不能为非垄断企业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而提供必要的庞大网络，而且更无法提高生产的市场适应能力一事实上，这一任务并非是中央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所能实现的，例如，靠转变国防工业的角色是无法胜任的。与此相反，中国的改革体制奉行的是，让国有投资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决策来引导经济走向一这也是将管理消费品生产的权力下放的唯一合理途径。那么，俄罗斯应当如何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来发展本国经济?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现时的经济基础并不稳定(停滞不前不能说是稳定) ——东欧的经济改革，导致了其产值的灾难性大幅度下降。因此，经济结构的中期改革规划必须与同期的一揽子反危机方案相结合。然而，经济改革中普遍适用的经济原理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即
(i)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是终止国有工业经济的继续萎缩。否则(a)垄断经济的产量将无法保证；(b)与非垄断经济的价格关系也无法调控。
(ii)在改革中，重建国内市场势在必行。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不断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正是这个内部市场，而非外部市场。除此之外，恢复与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将带来双赢的效果。
(iii)在经济改革的短期内，国内任何工作都必须服从于提高人民生活及消费水平这个中心任务。这一举措不仅着眼于人的因素，也为经济结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消费品产量的降幅慢于国民经济总产量的下降速度，因此消费份额占GDP的比重已有增加(可惜，这种情况出现在衰退型经济，并非发展型经济中)。国民中期稳定规划与结构改革都需要推行工资指数化。工资应当立即与物价指数挂钩，从而有效终止消费品及国内市场的萎缩。除此之外，工资指数化还应当能够确保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保持60％左右的水平(比其历史最高水平高出5％)。
(iv)经济改革必须消除通货膨胀，创造必要的条件推动消费品及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上涨，为此，必须在垄断经济中再次引入价格管制。但对于那些己建立竞争关系的非垄断经济部门，也许并无此必要。在具有竞争性质的消费品部门，可以允许其物价水平在一定限度内，相对垄断价格保持适当上涨趋势(居民利益将通过工资指数化而免受影响)。
(v)经济改革必须创造供给来满足市场需求变动，为此，应当制订一项非常时期的特殊规划，保证在短期内迅速消除中央政府的管制以及那些竞争机制发展迅速地区的国有垄断势力——即必须尽快发展“小规模私有化”。
(vi)政府必须通过执行国有订购、国有契约等制度来维持国有经济的产量规模。必须保证企业的大额信贷资本到位，企业资产必须予以指数化。
(vii)中国的经济改革拥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背景，改革初期的投资减少是为了转移更多资源，从而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但俄罗斯的改革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投资崩溃 ——国民经济中的投资比重已经形成下降过度的趋势。因此俄罗斯的改革问题集中于如何稳定并扩大投资规模。具体办法有(i)国家投资于一些重点扶持的经济部门； (ii)竭力鼓励投资，例如实行分期付款的指数化和税收优惠政策。基于当前改革危机的深度，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决策，将投资与信贷的转换作为主要调控工具，只有遏制通货膨胀，投资规模才能继续得以有效维护。
(viii)就中期改革规划而言，国民经济中的个人消费份额扩大所需的各类资源，都必须来自军费开支份额的减少，这一改革步骤的具体执行需要以渐进方式进行一将军工厂关闭肯定会降低国民经济的总需求。与此同时，把军工业的资源用于出口，也一定会产生经济效益。
显而易见，共有三类群体对这场经济改革持欢迎态度：(i)实业家和管理人员，他们希望结束工业萎缩的局面，为经济现代化准备好各种前提条件；(ii)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希望能遏止消费与生产的持续下滑，维持现有的就业规模，为消费品生产的快速增长准备条件；(iii)小型企业，他们希望赢得企业继续兴旺繁荣的经济环境一他们不希望生存在一个虽然拥有了合法的营业权利，却遭受国内市场经济排挤的经营环境。上述三类利益群体的目标一致，共同致力于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复苏一这一改革方案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全民性的”改革。当然，三类群体实现各自利益的具体形式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俄罗斯经济学家们必能研究出比上述理论更为详细、适应性更广的改革方案——上述理论涉及到的仅仅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然而，中国改革成功与东欧失败所昭示的双重经济规律，本质上并非具有特殊性，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因此，这些规律同样适用于俄罗斯。当然，在俄罗斯运用这些规律来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改革方案时，只有运用俄罗斯人民自己的智慧力量，才能赢得经济改革的成功。
（本文撰写于1992年4月，并在《Voprosy ekonomiky》1992年9月第11期发表）
罗思义：前伦敦副市长，上海交通大学访问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