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曆。1978年11月，這位高齡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裏的迎賓别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内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我看過人民大會堂裏擺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我讀過資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習慣。雖然總統府裏有個規定，冷氣房裏不準抽煙，我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爲他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爲中國曆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準備的。我也确保内閣會議室裏的排氣風扇都開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訪問時，他沒法跟我會面，當時他遭受排擠，得“靠邊站”。他先是被四人幫所挫敗，但最終反而是他們被打倒。他花了兩個半小時談蘇聯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他說，所有反對戰争的國家和人民必須組織聯合陣線，同聲反抗戰争販子。他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那個“王八蛋”（字面上是“烏龜蛋”的意思，他的通譯員譯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行動策略。蘇聯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風。有些人不明白中國和越南的關系爲什麽這麽糟，中國又爲什麽必須采取行動切斷對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過來，反而把它推向蘇聯。但是關鍵問題在于，越南怎麽會在絲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這是因爲越南“多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中國向來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國視爲實現中南半島聯邦的最大障礙。中國的結論是，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而且會變本加厲地反中國，把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決定停止對越南的援助的。
鄧小平說，中國總共爲越南提供了100多億美元，現值2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一旦中國撤回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蘇聯就必須獨自挑起這副擔子，但是他們又無法滿足越南的需求，隻好讓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相當于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東歐共産集團經濟共同體），把擔子推給東歐國家。他說，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我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
他說，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應該怎麽做？他反問。接着又自問自答：中國要怎麽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得多遠。他一再重複這一點，不直接表明會對越南進行反擊。他說，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個中南半島，許多亞洲國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島聯邦會逐漸擴大影響力，成爲蘇聯南下進軍印度洋的環球戰略的一步棋。
他說完的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我問他可要我立時發表意見，或者先休會到第二天再繼續，以便他有時間更衣用晚餐，也給我自己一個機會思考他的話。他表示别讓飯菜涼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親切，情緒卻沒有放松，腦子裏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問道，既然如今泰國首相克良薩将軍已經表明會站在中國這一邊，并在曼谷熱情地接待了他，以實際的行動做出承諾，中國接下來會怎麽做？他再度喃喃地說，這就要看越南的行動有多嚴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動要是止于湄公河，情況也許不至于那麽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
鄧小平邀請我再到中國訪問。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複過來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爲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麽說我們都不過隻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他聽後沉默不語。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