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 记者高艳平】6月底，“钱荒”袭来，海内外关于中国面临危机的声音再次响起。
面对银行间资金面吃紧，央行起初并未出手放水，这一举动，迅速被英国巴克莱银行总结成“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的“克强经济学”，并且预言，“克强经济学”可能短期内使中国经济某月增幅出现3%的低点，出现“临时硬着陆”。
话音未落，二季度数据出炉，数据显示，GDP增幅低于一季度的7.7%，下探至7.5%。多个因素叠加，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说法，在海内外媒体上开始以更大分贝流传。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是一贯的乐观派，他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成为最早预测宏观调控“上下限”，以及对“克强经济学”给予正解的经济学家。7月22日，正在伦敦访问的张军教授，就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等问题接受了《社会观察》记者专访。
“钱荒”常有，危机不常有
《社会观察》：“钱荒”之后不久，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危机，制造业领域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地方债务平台偿债压力加大。危机为什么没爆发，原因在于人们对经济增长轨迹的预期没有改变。一旦这些预期改变，危机马上就会爆发。你认为危机存在么？有多严重？
张军：6月底，市场疯传“钱荒”时，有些海外媒体就说，中国出现了危机，但加了前提叫“中国式危机”。这种资金紧张的局面在其他国家发生可能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在中国，貌似很严重，但很快就平息了，而且政府也没有大规模出手来救。
我的看法是，经济学家要慎言危机，因为我们学到的危机的表现、危机的发生机制，都来自西方。在西方，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可以断言这就是危机，或者危机已经到来。
但中国不一样，“钱荒”在中国出现过不是一次两次了。朱镕基时代整顿金融的时候，广东信托等多少家金融机构倒掉了，也没有发生什么危机。
一些人认为硬着陆也好，崩溃也好，说金融系统的风险积累一触即发，都讲了很多年了。危机为什么没有爆发？现在该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理论是不是出了问题。
《社会观察》：中国的情况更复杂。
张军：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西方都认为，整个东亚都很危险，认为东亚经济将就此一蹶不振。结果，这些预测并不准。比如韩国，1998年之后，反而迎来一个超好的发展时期，三星公司乱中取胜，如今成为全球通讯行业龙头。
我们需要反思，一有风吹草动，人们就认为整个系统会爆掉，这是个导火索，当然我们也可以转变思维，危机或许会对经济产生冲击，有没有可能成为正能量，成为经济结构改革的催化剂。
调结构经济不能脱轨
《社会观察》：“克强经济学”在6月底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你发表文章认为“克强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从你文章来看，可否理解为信贷扩张过快及错配必须纠正、结构改革也必须加快，但前提是经济增长不能脱轨？
张军：对，很多人认为要经济增长停下来，腾出手去调结构，这是不现实的。调结构需要一个紧缩的局面，但不是说要经济增长停下来调结构。比如车子要掉方向了，不是把引擎关掉熄火再拐弯。实际情况是，经济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在增长过程中，不断调整结构。
1990年代中后期朱镕基时代，也曾调结构，那时候是压缩庞大的国有部门，大规模私有化。当时推行相对严厉的货币政策，先抑制通胀，经济开始减速，但不至于让经济停下来。
当时西方人就认为，朱镕基这么干，经济会硬着陆。事实证明没有硬着陆。
原因在于，宏观调控只是微调，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幅，没有让经济失去增长动力。朱镕基时代最困难，风险最大，我们都挺过来了。
《社会观察》：现在的状况跟当时比，困难要小吧？
张军：现在的情况要比当时好。
好在哪里呢？第一，就业压力轻，那时候大量国有部门职工下岗，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蜂拥进城寻找出口。如果经济出现显著放缓，社会压力非常大。但现在我们调结构，经济静悄悄的，经济增幅从10%以上降至7%，也没有出现大的失业。
第二，当时财政很困难，中央政府捉襟见肘。因为改革需要支付巨大社会成本，政府要买单的，而现在中央政府很有钱。今天政府的结构改革，需要财政手段补贴，调节空间游刃有余，比朱镕基时代大多了。
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
《社会观察》：现在看起来你对政府调控思路理解得很准确。李克强总理最近就提出，既要调结构，又要稳增长，不能让经济大起大落。
此前，巴克莱银行还认为“克强经济学”为了调结构，会把中国经济推向“硬着陆”，二季度数据出来之后，跟着喊防范硬着陆的声音更多了。
张军：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说法讲了很多年了。硬着陆有点像急刹车，经济处于特别严重的泡沫和过热的时候，必须采取急刹车的调控措施，这时候会出现硬着陆。
4万亿政策推出后，2009年年底，通胀从负值开始上升， 政府很快发现了“超调”的问题，经济有过热苗头，2010年下半年改变调控方向，物价回落，GDP增长减速。直到现在，经济增幅还在减速，这些都是按照政策意图在走，为什么还说是硬着陆呢？事实上刹车好几年了，总体上是个软着陆的过程。
回顾历史，20年以来，硬着陆风险最大的是1992—1994年，当时通胀最高达到24%，朱镕基采取比较激进的方式抑制住通胀，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13%-15%。当时风险非常大，那时谈硬着陆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谈硬着陆，物价指数在2%，经济增幅回落到8%以下，即使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也不至于硬着陆，因为不刺激不意味着急刹车，而是微调。信贷方面盘活存量，并没有让增量为零，允许增量贷款有14%的增幅，只不过要管住增量贷款的投放方向，不让银行投到那些价高利大的项目，而是要投产能不足、经济薄弱的领域，这不会产生急刹车的效应。
《社会观察》：对于中国经济的上限下限，据7月23日媒体报道，李克强总理最终给出了答案，经济增长7%是下限，3.5%的CPI涨幅是上限，跟你之前的预测吻合。从国际上来看，6%也未尝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增幅，但中国认为7%的经济增幅以下就不能容忍，测评标准是什么？
张军：经济增长真的降到6.9%，与7%在统计上可能没有实质性差异。GDP增长的下限，跟两个指标联系起来：其一是就业，如果经济增幅降到7%以下，企业出现大规模裁员，这说明可能就到了下限；其二是看有没有出现通缩，如果CPI总体上保持正增长，说明经济在可容忍的范围，如果出现负增长，就该引起警惕了。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几年，中国的物价三四年之间出现了通缩，CPI出现了负增长。当时的讨论非常多，因为通缩的治理比通胀的治理要难。一个前车之鉴就是，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泡沫经济破灭，通缩至今持续了20多年。通缩表现为，物价下跌，老百姓不愿意花钱，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陷入倒转的恶性循环。
“摩擦性”经济增速下滑
《社会观察》：既然不会硬着陆，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处在增幅放缓的轨道上，而且仍有下行的压力。你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20年的较快增长期，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目前的经济增幅放缓属于什么阶段？
张军：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不是由短期因素、周期因素决定的。
长期因素包括了资本形成情况、劳动力状况、受教育情况、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技术进步速度，这些因素决定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上有一个收敛假说，很多人犯错误，认为一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了该国的潜在增长率，事实上这个理论认为，一国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决定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收敛假说来分析，当前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还非常巨大，仅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未来至少有20年的追赶空间，潜在增长率每年能够保持在7%-8%。
《社会观察》：那么实际的经济增幅会不会偏离潜在增长率7%-8%的轨道？
张军：是不是会偏离，取决于今天李克强讲的“中国经济升级版”打造的成果如何。近10年来，中国经济走势受到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多个因素影响。外部冲击包括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以及美国的金融危机；内部压力，包括了维持过去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了、劳动力变贵了、劳动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及社会福利提高等等。
从2004—2005年开始，这些因素就开始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逐步体现的。如果前面讲的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没有发生过，经济可以按照潜在增长率继续走，但事实是这些条件都在变，而且有些原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比如人口红利。所以，要保持原来的增速，有两个办法，一是修复原来的条件，但是这几乎不可能；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去适应，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支持增长的那些条件，这就有了升级版的概念，经济必须转换到另外一个增长机制上：经济活动生产率更高，制造的产品附加值更大，经济就能够得到持续的增长。
问题在于现在能不能培育出跟现在的汇率水平、劳动率水平、工资水平、福利水平相匹配的经济活动，高附加值的产业来。
现在的经济增速为什么下降？因为我们正处在两种增长模式转化的过渡时期，属于“摩擦性”的经济增幅下滑。怎么理解呢，好像“摩擦性”失业一样，一个国家总体上劳动力比较稀缺，工作机会大于劳动力，但还有人失业，因为一些人的受教育水平与需要的工种不匹配，这就是“摩擦性”失业。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转化的过渡期，以往低附加值的产业即将被淘汰，但产业升级的速度还跟不上经济要素的变化，那么就产生了“摩擦性”经济增速下滑。
《社会观察》：你一直属于中国经济乐观派，就中国经济的走势，你与悲观派主要的观点差别在哪里？
张军：悲观派乐观派的不同之处，集中到一点，悲观派认为产业升级不会成功，乐观派认为会成功。
这10年来，汇率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短期的利空消息很多，企业面临升级的难题，短期来讲，对企业而言很痛苦，但长期看这些利空的因素就是催化剂。
如果当年没有欧洲“火烧温州鞋”事件，温州人就不会提高鞋子质量。现在很多浙江企业，觉得生意不好做，成本太高，就转到越南或者内地寻找空间。不想离开沿海城市的，就开发新产品更新换代。这就是催化剂的作用。5年以后，该淘汰的都淘汰了，能升级的也初具规模了，这种抱怨就很少了。
企业家清楚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政策应该因势利导，帮助企业实现转型。事实上看看广东、江浙、大连等沿海地区，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提高最低工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它们遭遇的打击跟内地是没法比的，政府都在很积极地帮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政府这些年来出台的政策，你会发现基本上都在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给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研发；再看上海，发展总部经济、设立高新技术园区，学习新加坡搞园区模式，培养新兴产业，这些年经济增长虽然全国排名倒数，但仍能保持在7%的增幅。
看看底特律都破产了，政府干什么去了，这种夕阳产业不行了，只能等死。从中国沿海等地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早年就已经在实施转型升级的战略，我觉得还有什么可悲观的呢。
本文原刊于《社会观察》杂志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