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15日）恰逢国防日，上海三次拉响警报，听来感觉格外凝重。我想你们今天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来听我的讲座，更多是想表达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这种焦虑表面上看缘起于钓鱼岛争端，实际上有远比这一点更深的焦虑——我把它称之为大国兴起前的焦虑，而决非只是发泄一种个人情绪。
究领土纷争,美国要素居首
只要中国的大国兴起还没有完成，美国从霸主衰落到普通国家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中美之间的博弈就不会停止。
今天，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如同已登上珠峰的8000米高度，最后几百米能一蹴而就吗？谁也无法预见，在中国千年、世界百年一遇的中华复兴之际，我们的脚步踩着艰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滑下山来。这决非危言耸听。今天不管我们国内有多少问题亟需我们去解决，你都无法漠视，国门外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美国，一直在掣肘你。中国面对的所有麻烦，最后千丝万缕总能和美国联系起来。只要中国的大国兴起还没有完成，美国从霸主衰落到普通国家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中美之间的博弈就不会停止。黄岩岛、钓鱼岛为何在此时引发如此大的争端？假如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由此引起的美国国力衰退，继而决定战略重心东移，我们面临的局势断不会这么紧张。所以，我们不能把钓鱼岛争端仅仅看成是中日争端，也不能把黄岩岛冲突仅仅看成是中菲冲突。而美国因素如何深刻地影响我们，是国人必须清晰知晓的一个常识。
1992年起，中国经济历经十年生聚，开始腾飞。之后20年，中国对美贸易一直处在顺差状态。进入21世纪，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达2000亿到3000亿之间，这意味着我们把巨量的财富送给了美国人，拿回的是一张张成本只有5.9美分的绿纸。当我们以两美元一件的价格将衬衫出口给美国人，以两美元一个的价格把芭比娃娃出售给美国人，它再以翻10倍到数十倍的价格出售时，就意味着我们每年最少给美国增加2万亿到3万亿的GDP。从1776年美国建国，到1990年，美国的GDP最高达到了7万亿，美国人花了200多年时间才达到这一点；而从1991年到2010年，美国GDP已经逼近15万亿。20年时间GDP翻了一倍！美国人如何做到这一点？难道仅仅靠微软、iphone、波音飞机？这中间有多少是拥有定价权的美国人，压低中国产品的价格，从中国至少拿走的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呢？
可是我们谁为此愤怒过？领土问题当然不可商量，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今天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领土问题吗？是美国不想让你看清楚巨量财富被它拿走的真相，是美国想继续维系它从别国特别是中国裹挟巨量财富的金融霸权，所以必须让你去关注那些眼下起码不需要你用全部精力去关注的事情。美国人的目的达到了。尤其是用钓鱼岛和黄岩岛这些局部问题，转移了我们最该关注的问题的视线——中国作为真正大国的兴起，而这对于中国，是千年一次的机会。
欲维持霸权,美国战略东移
虽然美国修复能力强大，但这次很难修复其受损的霸主地位，因为无法解决美元霸权和实体经济恢复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中国能否实现大国兴起，在于本世纪美国霸权衰落会给新兴国家腾出多大空间。有人说，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不断被人唱衰，但美国一次一次都神奇地自我修复了，因此断言这次美国还是会“咸鱼翻生”。而这一次我则要大胆预言，美国将真的无法回到原先的霸主地位了。因为美国人玩“空手道”——在虚拟经济这条道上走得太远了，它无法解决美元霸权和实体经济恢复之间的结构性冲突。40年前建立美元霸权后，美国人把低端制造业视为“垃圾产业”、“夕阳产业”，一股脑儿地转移到别国，尤其是中国，然后美国人开始了靠印刷美元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幸福生活。但如此一来，美国的经济在资产负债表上就会很难看，因为你要获得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和权力，你就必须输出美元，同时从各国购进资源和产品，这就必然使自己一直要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尽管这种“逆差”对于掌握着定价权的美国来说，是一桩用绿纸换别人实物财富的美事，也是人类贸易和货币金融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但这种地位和权力却只能通过始终让自己处于最大贸易逆差国地位才能获得，而这种逆差比顺差更占别人便宜的状态，一旦由于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生产并出口大量实物产品而转变为顺差国，就会自行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过去40年间有三十七八年经济始终处于逆差、赤字状态而不愿纠正的秘密所在。这一切始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脱钩之后的美国真正变成了一个金融帝国，或者说建立在纸币上的帝国，很少有人把这个日子铭记在心，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文明的起点。
美国由此开始成为靠印刷美元从全世界获利的国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用如此不平等，又如此让人不易察觉的方式从全世界“攫取”财富的国家。
但甘蔗没有两头甜。今天，当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重创美国，而美国要想经济复苏和提高就业率就必须重新面对奥巴马所说的再工业化，必须重新恢复美国的实体经济。我认为这基本上做不到。美国今天已经是个人力成本极高的国家。一个普通的美国熟练汽车工人，每小时工资75美元，而在中国同样的工人每小时工资只有75美分。哪一个美国的企业家爱美国爱到置巨额利润于不顾，非要为美国恢复实体经济在所不惜？而更让奥巴马和美国的经济界没想到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假定美国以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真的充分恢复了制造业，如此一来，美国就必然要向国外输出产品，也就开始产生顺差，产生顺差时怎么输出美元呢？不能输出美元，还能是个美元帝国、金融帝国吗？没有了美元霸权的美国将不再是霸权国家，就会退回到一个普通国家，就像今天的英国一样。美国人当然对此极为恐慌，它自然不愿丢失在过去100年里梦寐以求所建立起来的霸权，于是其战略重心东移就在这一刻凸显出必然性和重要性。
看40年轨迹,金融帝国发力
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逼迫欧佩克将石油与美元挂钩，完成了金融殖民的帝国构架。
美国人是怎样获得这一人类历史上别国从未获得过的金融霸权？二战结束后，美国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挤掉了英镑，巩固了美元的地位，希望以此建立美元霸权。但是黄金绊住了美元的脚。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个对全世界的承诺，每加印35美元就必须有一盎司黄金与之对印。但二战后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让数万亿美元化为军费打了水漂，从而使美国经济开始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使那些因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的国家，开始对美元信心出现了动摇。因此，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向美国发难，倾其所有，将法国手中的22亿美元全部抛给美国人，要求兑回黄金。
为防止戴高乐的举动产生“羊群效应”，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只好听从智囊们的建议，在1971年8月15日向世界宣布，美元同黄金脱钩。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结局会如何？美国政府委托青年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拿出一份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该报告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短期对美国有好处；第二，长期对美国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美国政府官员看完报告后却喜出望外，开始萌生如何把“短期好处”变成对美国长期有利的政策打算。事实证明，此后40年里，美国有三十七八年时间让自己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而不纠正，就是这种把“短期好处”变为长期好处的最有力佐证和注脚。美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美国人知道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必须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大宗商品挂钩。这一点，美国人很快在1973年的10月中东战争时就做到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西蒙，通过威逼加利诱，迫使最大石油国沙特，“说服”欧佩克答应了全球的石油交易必须用美元结算，一举实现了美元与石油这一大宗商品的挂钩。接下来，美国又通过推进经济特别是金融的全球化，把已经变成一种绿纸、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印刷的美元洒向了全世界，从而真正获得了货币霸权，并由此在全球建立起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帝国的金融帝国。
自此，全世界需要发展经济的国家，都必须先拿到美元才可以换取石油。
而这时的各国完全没有察觉。自己虽然仍旧是主权国家，但几乎整个国家都已在为美国打工，为美国制造财富，而美国政府则不用占领别国领土，也不用像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掠夺别国资源，更不用像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日本人那样奴役殖民地的人民，就心甘情愿地让他们开采你的资源，破坏你的环境，压低价格向它出售你的产品，换回的却是一张张在你本国不能流通的绿纸，因此你必须发行相应的本国货币以对冲这些绿纸，从而又将使你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因滥印美元产生的通胀，则被各国所消化，这就是美国印了那么多美元，其国内却通胀率不高的原因。这真正是一种极为巧妙又极为隐蔽的帝国策略！这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帝国地缘政治思维的币缘政治思维。
今天，当我们依然停留在地缘政治思维状态，这种思维促使国人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钓鱼岛、黄岩岛上时，美国人却怀着金融家的情怀，把世界看成可以用货币去衡量和交换的财富，而不仅仅是土地。美国几乎没有打过一场为领土而战的战争，最近20年来打的四场战争全是为美元而战。因为它已经把全世界纳入到美元的金融体系中，把全世界都变成了美国的金融殖民地。当你以地缘政治的观念骄傲于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时，殊不知美国人正以“币缘政治”（我和《超限战》合作者王湘穗发明的概念）的方式从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手中肆虐地掠夺财富。
寻国家利益,爱国只在打仗？
美国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真正目的是让你无法完成千年复兴大业。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国土这种有形的东西才是国家利益，看不到我们的劳动和血汗凝结的财富同样是国家利益，而且是更巨量的国家利益。为了美国的市场需求，我们提前开采自己的资源，不惜破坏我们的环境，这些不是国家利益吗？难道只有到了有领土问题时，我们才开始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同仇敌忾？这里显示出我们在观念上的陈旧和落后。如果我们只有地缘政治一种概念的话，中国决不可能在未来兴起，也没资格成为一个未来世界的大国。
如今，美国人知道自己已走在帝国的下滑线上，因此企图通过战略重心东移自我解救。重返亚洲，一是要打击中国对美国可能存在的挑战，二是不放弃亚洲经济在中国的带领下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最后机会。美国人的策略很简单，当经济繁荣时——水涨船高，他国都是水，美国是船，船永远漂在水面之上；全球经济下滑时——水落石出，他国还是水，美国是石头。美国总能把自己露出来，压人民币升值，提高关税壁垒，挑动菲律宾在黄岩岛、日本人在钓鱼岛给我们制造麻烦，用这些麻烦绊住中国的手脚。这些麻烦看上去不小，但把它们放在一种大战略的天平上，其实都是一种侧击。真正主攻的是不让你获得挑战美国人的机会，不让你真正完成千年复兴的大业。而我们今天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缺少一种战略上的了悟。在美国幕后推动日本、菲律宾就岛礁问题与中国冲突，以便为它自己赢得时间去舔好被金融危机重创的伤口，重振其把21世纪变成第二个美国世纪的梦想之际，我们怎能不分轻重地钻进我们的对手设下的圈套，把领土争端当做我们目前的主攻方向？单一的地缘政治思维，在美国人“币缘”加地缘两手并用的策略面前，不要说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了，就是维护领土完整也很难。
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秉持的文化传统是“礼义仁智信”，我们几乎没有利益概念，作为一个个人，重名不重利，是可贵甚至高尚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重名不重利，就未免太天真。
我今天所说可能很不合一些人口味。因为他们希望你作为军人，此时只需要你喊一声“打”。在我看来，打和不打，只取决于一个标准：对这个国家发展有利与否。今天是不是最有利的时机？我们应该好好掂量一下。战争永远是一个国家解决麻烦的最后选项，而不是首选。日本人已经很短视了，为了短期的利益，不惜在钓鱼岛跟中国一决高下，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杀，等于主动放弃了日本再次崛起的机会，正在失去第3个10年。因为如果日本不把自己的经济和最有前途的中国捆绑在一起，它将万劫不复。那么中国人是否要迎合日本人，配合它的愚蠢，也配合美国的阴险，而随之起“武”呢？我们应该扪心自问。
中日如果对决，谁会得益？首先是美国。其次是今天本已困难重重的欧洲，是今天仅仅拥有资源优势的俄罗斯，是今天想赶超中国经济却始终撵不上的印度，还有目前形势尚可的巴西和墨西哥。而这个千年一遇的复兴机会对我们来讲是如此宝贵。所以，我认为打仗与否取决于国家是否因这场战争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能仅仅是为了出口恶气。
创文明范式,中国须换思维
任何一个意义上的大国崛起，都是一种新文明范式的崛起，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充其量只能成为诸多强国之一。
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崛起，是百年大计，甚至千年大计。为了迎接和完成这样一个伟大使命，我们必须对自己从思维到文化进行一次彻底的自省和改造，才有可能在全球迈入新旧文明交替时，去接棒创造一种崭新的文明。美国人在我们之前已经创造了一种曾经新鲜的金融文明，但这个文明今天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从而给了中国与之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机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但它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它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中国去捕捉，去把握。它需要你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不能犯因小失大的错误。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意义上的大国崛起，都是一种新文明范式的崛起，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充其量只能成为诸多强国之一，或者是当一个二流角色而已。不谋万世者，亦不能某一时、一事、一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这两句诗，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情怀，亦可扩展为一种国家胸襟。一个民族要想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胸襟抱负才是第一位的。
听众提问
用技术革新解决南海争端
民营企业员工：您提倡的“南海共同不开发”主张，相关政策制定者是否知晓？
乔良：高层采纳了多少建议我无从判断，但许多努力已在进行中。以黄岩岛为例，有人建议在上面浇灌钢筋水泥，但我们已经在谴责日本在东海冲岛礁上浇筑钢筋水泥。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技术发明。目前有三个国家掌握了“浮岛”制造技术：日、美、中，其中最成熟的是中国。如果我们可以造出一座浮岛来，那就是一座座在海上漂浮的城市。用在有争议的岛礁海域，就可以实现永久性的控制。有时候技术能解决口水解决不了的事情。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不是主张，是当时对现状的描述
中学教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观点为何会被广泛接纳？
乔良：这个观点是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讲的，当时被很多人误解。因为中国的经济被迫和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所谓的“救”，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借钱给美国。这是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面临的现状，不是我的主张，只是我对它的描述。事实上，我是对这种现状批评最猛烈的人之一，在金融海啸爆发前，我的文章随处可见。
美国除了国债对中国敞开供应外，其他方面都在打压中国：打压中海油购买优尼科石油公司，打压华为收购三叶，打压中国到苏丹购买石油，打压中铝公司收购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力拓……当中国对美国的市场构成一种严重的依赖，在其他领域投资无门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借钱给美国人，让他们能够消费中国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买美国国债救美国就是为了救中国自己。反之，我们出口美国的产品会迅速积压，工厂就会停产，工人就会失业。这是一种无奈。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我把它客观地描述出来，能说是我主张救美国么？
国家利益不同阶段会变化
同济大学教授夏立平：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用军事实力和经济手段到来推行他的战略，以维持他的金融帝国的信用，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请教在大战略的天平上，中国国家利益是什么？
乔良：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两条，一是不能危及执政党的领导，二是不能危及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但核心利益是会变化的，现在不是的以后会是。
影响核心利益的因素可能是别人的错误，也可能是你自身的错误，比如，错误估计形势，错误地进行战争，从而影响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中美贸易目前没有共赢
同济大学研究生：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卖到了美国，给美国带去了产品，也给我们带来了发展，如何看待这种共赢呢？
乔良：共赢是我们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互惠的时候产生的，就这点而言，我们和美国进行的交换是没有共赢的。美国人手里的美元起码第一次印出来的时候只是一张绿纸而已，因为美元印出来的背后没有实物作支撑。所以叫“高能货币”。而我们手中的每一块美元都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它是我们拿货真价实的东西换回来的。当美国人不断地用“纸”来换我们的实物，甚至还在不断用宽松货币政策多印货币时，这一点上中美经济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共赢，而是美国在剪中国的羊毛。
慎用“贸易战”这把双刃剑
军人：我和周边很多人，坚决不买日货，支持国产。美国不断地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给日本制造麻烦？
乔良：贸易战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不要指望通过贸易手段，完全让对方受损。当然，中日贸易会给中日的经济发展都带来更多的机会，但是，中日交恶，肯定会对中国的经济有影响，但对日本的影响更大。日本的经济可能会因此失去第三个十年，这对日本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打击。因此，我认为贸易手段不失为一个选择，但是要慎用。
不要急于中国式资本扩张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研究生：中国的金融政策或者说对外贸易政策，是否应该调整？我们在全球化市场上国际劳动力的角色还会继续扮演下去吗？
乔良：中国做全球“打工仔”的历史应该尽早结束，我们应尽快完成经济的转型。但是我个人的见解是：我反对中国GDP继续目前增长速率。目前世界经济陷入泥潭，中国此时独好，就等于是把钱白白送人。中国经济目前正被上游资源国家和下游市场国家所夹峙，为了保持增长速率，我们就不得不拿更多的钱去买资源来生产产品，然后又不得不低价把产品卖出去，这就意味着我们同时给上、下游送钱。中国不应该被所谓的“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种恭维弄昏了头。
同时我也不主张中国企业急不可耐地现在就开始中国式的资本扩张。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资本扩张只能是拿我们有限的外汇进行美元扩张，美元扩张就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外汇打水漂，我们已经在投资海外资产和资源上交过多次学费了。所以在人民币完成国际化之前，中国不要加速资本扩张的进程。
德国的错误在于选择了战争
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在一百年前，德国就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您觉得那时的德国跟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区别？
乔良：中国和当时德国的区别，首先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是当时的德国仅仅靠德国人的聪明和勤劳不能相比的一笔巨大的资源。因为德国没有中国这么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人群，同时也没有中国这么广阔的幅员，所以当德国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了生存空间的压力，就必须进行战争掠夺，而它的错误恰恰在于两次崛起时都选择了战争。
嘉宾对话 用大战略思维解决周边问题
赵楚：今天的主题是“大战略天平上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感谢乔将军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周边纷争的一种思路，即“大战略思维”。“大战略”一词，源自20世纪经典战略大师利德尔·哈特，又因美国当代战略家约翰·柯林斯的《大战略》一书而著名。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间接路线》结尾一章指出，一战后的国家博弈已超出过去使用军队就可以兴灭继绝的时代，升入国家总体力量对决的时代，但他并无机会建立其个人的大战略学说。约翰·柯林斯指出，军事在未来将不再是决定国家命运兴衰最核心事物，军事战略和经济等其它领域战略结合才构成大战略。所以，今天乔将军的演讲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第一是理性，第二是利益，第三是安全。战略首先是思维的艺术和法则，安全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民族利益，必须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时时衡量。中国人是孙吴的传人，有世界上最悠久和深刻的大战略思想传统，孙子说：“兵合于利而动”，而吴子则有“五不和”不能出军、出战和进行战略博弈的告诫。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今天周边纷扰所牵涉的国家重大与核心利益，需要一种大战略的考量，而非赌脾气、挣面子、比嗓门大的豪情，我们要有大局意识和整体规划。
矛盾激化时国与国才会敌对
赵楚：您谈到当今中国周边所面临的纷争，根源是中美根本利益的不相融，但也有学者一直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中美有结构性矛盾，而且这种结构是刚性的。但回顾过去40余年的历史，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不仅在很多问题上与中国有矛盾，在很多战略问题上，两国也有广泛和深刻的战略共同利益，都是冷战的胜利者，而且，美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外部助力，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强劲、市场兴盛和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的最大利益分享者，换言之，搞乱、搞垮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您断言中美关系的根本战略利益是冲突的，或说周边领土纠纷、金融贸易战的升级背后都是美国在操纵，有充分证据吗？
乔良：我认为美国的操纵是不言而喻的。黄岩岛问题，中国和菲律宾一出现争端，美国就一次次与他们联合军演，美国派航母、潜艇抵菲，目的就是给他们打气；对日本同样如此，美国称自己保持中立，但又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有意识地支持这些国家向中国挑衅，这一点我们应该看清楚。
国与国的关系，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只有当矛盾激化时才会敌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头10年中美之间几乎没有利益摩擦，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我们要看到人类会永远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国向美国输出产品，通过劳动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我们对美国的盘剥和掠夺心怀不满，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工人和资本家关系。现在中国这个劳动者越发强大，资本家美国越有忧虑，打算有所控制，日本和菲律宾就充当了过河卒子。看清其中关系，我们就不会动用有限资源消耗在与这些过河卒子的缠斗中，我们需要攒够力量和后面的对手一较高下。
积极建立秩序主导世界格局
乔良：越南在临近我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跟美国人联合开采石油，国际投资者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但同时还要安全，如果利润不小，但挣的钱却可能拿不回来，他就宁可不在这里投资。我们可以针对这点，让国际投资者因南海不安全、不太平而望而止步。
在具备彻底解决的能力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不开发”，我认为眼下对南海问题应该采取这个策略，这是维持现状的办法。在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在南海全面开发之前，要紧的是不能让别人把那里的资源提前拿走。不让他们拿走的办法并不只有打仗一条。为此，必须真正懂得如何使用军队，在关键时刻完全可以动用军队，可以开枪，可以流血，但就是不打仗。
赵楚：在基本的看法上我和你有共识。钓鱼岛和黄岩岛问题有其历史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力弱小和海权薄弱所造成的，而近些年来，局势升高，趁中国力所不能及时占据中国领土领海的邻国，甚至美国都采取了动作，为何？我认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后，随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防与军事力量，而加大了维权力度，这让对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些动作，而这一点可能被情绪激烈的国人们忽略了。
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巡逻常态化，在这些地区海空力量的部署、训练、防卫机构的设置，以及综合的海上执法行动，这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动作和外交、经济领域的其他措施配合起来必将产生巨大作用。美国的确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也应看到，在很多重大的全球与地区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意志和全球观，并非一遇问题首先本能想到开火，而是要主动规划未来地区与全球事务对话平台，主导规则、议题与话语。美国人为何称霸？因为当代秩序和规制主要是美国制定和主导的；现在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在其他方面也展现了强劲的实力，我们应多思考如何展现地区和全球的领导力，主动去推动修正规则，建立秩序，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乔将军——近代以来，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推动者，当其将秩序变为现实后，它都是最大的份额拥有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原载2012-09-21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