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权威学术期刊《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刊发了澳洲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必胜（Mark Beeson）的文章《中国能够领导世界吗？》。马必胜认为中国在东亚的领导能力受制于自身的安全政策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政策和行动。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强硬立场及美国重返亚太的举动是近期束缚中国领导力的两大关键因素。尽管未有定论，马必胜仍认为中国难以将构成权力的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更不用说重演美国二战之后的传统领导权。
首先，马必胜厘清了“霸权”（hegemony）和“领导”（leadership）之间的微妙区别。在他看来，二战后美国独占鳌头，因此无论是“霸权”或“领导”都必然带有美国印记。尽管二战后的美国综合实力几乎无与伦比，但美国政学精英深刻地意识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灾难，于是尝试建立相应的金融和贸易机制来规范世界经济，以免重蹈覆辙。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都体现出美国的“独特”领导模式。这种领导模式的特征在于“领导者能够运用权力推动一个团体朝着共同目标采取行动”。易言之，领导者需要通过“共识”而非“强力”进行统治。
马必胜认为，这种领导模式为美国青睐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争斗的帷幕之下，它与苏联的霸权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尽管霸权统治存在共性，但特定形式和内容却因时因地而异。二战后的美国领导模式显然具有独特性，而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霸权领导模式。尽管这种朝贡体系回光返照的机会微乎其微，但马必胜仍认为至少有两个结论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有效统治模式的确存在而且维系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今世界体系的霸权模式有着深刻的不同；第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未来的霸权秩序必须是美国模式的翻版”。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是否能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领导这个世界呢？正如二战后的美国领导模式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中国的领导力也应作如是观。马必胜为此考察了构成中国领导力的经济基础。在他看来，正如许多观察家的分析，“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意味着中国力图加快融入以西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便是明证。这也说明中国领导人愿意按照美国二战后制定的经济规则行事。随着中国产业、公司和劳工日益卷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内化相应的组织运作逻辑，久而久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这个生产过程和网络所改变。简言之，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源于自定规则，而在于采纳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定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哪怕中国日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依然会循规蹈矩，而非自立门户。
鉴于此，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中国的领导力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能够吸引追随者的连贯理念和模式。中国只是遵循旧制，而非理念的先行者。马必胜指出，不管分析家如何看待“华盛顿共识”，它的确清楚地反映出某些连贯的政策倡议、潜在的规范和核心价值观。相反，尽管“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某些要素（诸如实用主义、威权统治下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可能引起某些国家的精英的共鸣，而且它可能产生很多让西方人意想不到的潜在影响力，但它却缺乏系统的价值规范。有些观察家甚至据此质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模式或共识。
随后，马必胜认为，经济实力并不能轻易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最能体现中国领导潜力的东亚地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曾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东亚地区稳定的根源：“当中国强大的时候，历史记录表明东亚地区基本上是稳定和相对和平的”。然而，诸多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马必胜认为，时移世易，今日亚洲明显不同于19世纪之前的亚洲；因此，我们不能据此假设因为中国曾经在这个地区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所以日后中国同样能够领导东亚地区。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考察当今中国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外交轨迹，随后预测日后中国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导者。
在他看来，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轨迹有着明显的变化。中国从一个革命意识形态的输出者转变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组织的重要参与者。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彼此建立合作的信心，而且促进这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再者，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的“魅力攻势”可以进一步证明中国正在努力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提升，而且这一波“魅力攻势”已经取得成效。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他所言，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魅力攻势部分是为了消弭美国渲染的 “中国威胁论”，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近期的外交行动已经损害了它在这个地区努力经营的良好声誉。这些行动主要包括两方面，即中国军费开支逐年递增和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日益强硬。这些行动的直接后果导致这个地区的军备竞争加剧，而且导致东南亚国家日益担心中国崛起，进而促使其他国家重新界定“东亚”，并为美国进入这一地区进行铺垫。正如我们所见，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盛气凌人”之势也引起了美国战略家的担忧，美国外交重心随后也转移到亚太地区。毫无疑问，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将制约中国的领导潜力。
总之，马必胜认为：尽管中国硬实力将继续增长，但中国依然无法像二战之后的美国那样顺利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一种政治影响力。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很有限，更遑论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权。然而，中国在全球领域的有限领导能力并不全然是自身的局限性所致，更主要还是因为当今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和无领袖的境地。在这个趋势之下，马必胜认为“霸权转移”论显得不合时宜。尽管无穷无尽的历史类比推断东亚地区的未来将是冲突和霸权竞争的渊薮，但马必胜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地区依然保持稳定局势，而且正在书写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经济发展奇迹。因此，任何损害这一地区良好氛围的举措将使许多硕果消失殆尽。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欧洲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或许“大国共治”（concerts of powers）的类比值得借鉴。换言之，在东亚地区，中国可能不得不与其他区域大国（或者可能是美国）相互协调，合作共治。这或许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导模式，但它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模式都更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