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模式从其定义特点上应该是一种规范模式。尽管中国的现状尚不能给在危机和人类自然环境的毁灭中不断丧失合法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真正挑战，但中国模式还是被期望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中国，三个连续的运动历史性地为这一模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解放与社会革命，反斯大林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模式的群众路线式的社会动员，以及反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探索。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共同得到的一个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如何在不失去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同时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和政策决策。因此，中国模式将成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革命的代表：一个高度自主并且民主的发展型国家；一个由需求而非利润驱动并因此远离依附与发展主义、地方自决与国家协调相统一的政治经济体；一个由全面社会保障与社会自我管理所支撑的参与型社会。这一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具有特异性。然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文化概念，而是一项在战胜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规则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政治建设。
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近几年来国际上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中国崛起”。但从民间中国的以及世界史常识的角度，如果要说到“崛起”，中国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上的巨人崛起是1949年，而不是今天。当然，按物质财富的总量计算，中国已今非昔比。即使在科技、管理等方面仍然落后，即使诟病于阶级、城乡、地区等差别，即使丢弃了不少独立自主另类现代的雄心，农村贫困的大幅减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乃至基于经济实力的“大国心态”的膨胀，都是不争的事实。
迄今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意在与“华盛顿共识”相匹敌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本来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尝试，尤其着眼于自主创新和重整国际秩序，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提法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的现实障碍：国内，以GDP增长为目标和出口为导向的战略，造成可见的短期利益与长远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从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都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中的偏差还导致社会危机，从而此起彼伏的群体抗议。国外，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不仅见于“中国威胁论”一类的敌对宣传和各种经济压力，而且包括直接的政治、军事挑衅，当下就有近海军演。由于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的能源竞争，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廉价劳动的“优势”不但使中国经济苦于内部的过度竞争，还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发达国家更以流失就业机会为由，用劳工权利的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
在这样的冲突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谈论“北京共识”避开这些障碍，即落入掩饰矛盾的幻想。毕竟，任何容忍强度剥削、两极分化、腐败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方式，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和吸引力。因此，只有反思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才能有效应对挑战，找到一条中国真正能够造福人民、鼓舞世界、引以自豪的道路，成为发展的榜样；继而得到全球南方及北方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认同，形成真正的共识。
相比于未来时态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进行时是个适当的选择。它概念空间更大，由自我定义而留有广阔的创新和调整余地。尽管中国特殊的传承和经验从在中国革命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想到小城镇等非经典城市化、工业化的实践，恐怕都无法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潮中求取“共识”，但它们却是中国自主改革设计和推进的历史基础和宝贵资源。这当然不等于说“中国模式”面向过去和自我封闭缺少世界意义；相反，正是因为它既有和潜在的超越国境的深远影响，才谈得上模式，才能与国际比较和对话，从中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取向或方法。此外，一个重要的澄清是“中国模式”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与“中国特色”蜕变成杂烩集装和自嘲辩辞全然不同，“中国模式”要求规范性的解读和定义。
二、讨论的前提
一个是历史视角。“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上溯，又因为今日中国延续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成流变，就同时也需要更长远的观察视野。比如阿瑞基等讨论东亚复兴采用了500年，1500年和50年的比较尺度。[1]我们未尝不可再加上5000年的文明史，以便在历史长时段中把握中国物质生产和精神发展的多元轨迹，以及其在世界和周边位置的沿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和前后30年间各自的不同阶段。其中的功过得失都需要逐一检讨，诚实面对。
另一个是中国立场。中国立场是历史视角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是“中国模式”，就注定依靠中国本土的追求、知识和资源。这样的立场也是扭转改革年代流行起来的媚外风气。后者言必称美国，行必求接轨，以霸权主宰的全球化为普适的标准和目标。就连历史制度学派的追随者们，宣扬的竟然也是过继人家的制度传统。即使左翼，讲社会公正离不开罗尔斯，两性平等离不开西方女权，好像本土全无与之相通甚或更先进的思想和实践。然而缺乏自信、一厢情愿的结果打造不出正品，最多不过是中国版的欧美模式或新日韩模式，幻想中国能亦步亦趋。
再就是国际眼界。中国立场针对强势全球化而言，与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不仅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胸怀和积累，而且对诸如卢梭的契约共和、斯密的伦理市场、康德的启蒙理性、穆勒的自由主义、韦伯的组织治理等西学传统采取去粗取精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在经济社会层面，则是联合发展中国家，力求改变现存少数富国执掌的游戏规则，退出“逐底赛”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是久违了的国际主义立场。国际眼界并且是“中国模式”的认识论前提：后者要厘清的正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别样出路的可能性。
最后，是对“中国模式”内延、外涵界定中的规范要求。“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或政府治理模式。因为或专制或民主、或集权或分权、或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从历史资本主义到历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办法，都可能维持统治并成就某种增长。如果“中国模式”不过是其中之一，就没有特殊价值，也没有示范价值。“中国模式”应该是超越一般增长和治理的，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体概括，也是对其中包括思想文化、制度组织等在内的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应该成为规范性、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模式。换句话说，中国的探索之路和当前充满矛盾的现实，绝非“中国模式”的直接体现或演绎，并不能通过模式构建一概加以肯定。在中国的发展中，究竟什么是成功而能够正面肯定的经验，什么又是负面而必须否定的失误，什么又是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都要梳理。
负面的东西显然不能视为“中国模式”的合理成分。例如就国家能力而言，对经济社会的高效组织和政策的“公善政权”为正，对公民个人空间的全能渗透或权钱联手、资本专政为负。又如与劳工神圣相抵触的“廉价劳动”观念，非但不能代表“中国模式”，还是对它的极大曲解。通过人力资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断提高劳动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才是“中国模式”里的普适因素。再如发展与发展主义的本质区分：后者因其对社会、环境的破坏而不可持续，与“中国模式”背道而驰。说到底，“中国模式”的规范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志在最终取代一个危机重重的全球资本主义整合模式。从南北分化到资源掠夺，从赌博经济到战争机器，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常用的说法，它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正是问题本身。尽管中国现状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中国模式”却有远大的前瞻。这也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难以包容的。
三、历史准备和教训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建党建军、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浴血征程，之后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直至改革开放实行自我改进式的社会经济转型。三者相继，使百年积弱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独特现代化的民族道路，向第三世界昭示了以己之长打翻身仗的可能。尽管充满矛盾的实际历史运动要复杂得多，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依序为以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对抗殖民，以群众路线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官僚国家主义，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整合。其间变革的断裂、现象的混杂都不曾掩盖历史的连续，从“中国模式”继往开来的角度，可以说它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中国模式”非自今日始———今天的难题反而造成它的反复；“中国模式”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国际国内因素，它任重道远，还有待步步摸索，锤炼成形。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者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路线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中华民族各地区各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全体城乡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公信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目标，鼓励广泛参与，实行群众监督。第二，公民意识的张扬和健全有效的法制是人民主权的文化和制度保障；否则，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误导，使以“人民”的名义压制少数、迫害无辜、侵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力，挤压民间智慧和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以概括为两条：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球化，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是改革开放的本意。由此顾名思义，所谓“改革”，正在于其方向与苏东向资本主义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逻辑，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就是明证，近年遍及发展中世界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把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未彻底或私有制不到位，而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完善的市场完全是一厢情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力主政府强制推行私有化，正与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合拍，自相矛盾的背后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第二，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政策失败，在发展方向、分配格局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已经造成一些重大乃至不可逆的损失。
例如医疗改革，把中国的有关指标改到全世界191个国家中的倒数第四位(2000年国际健康组织报告)，使许多人看不起病、人民健康水平整体下降。这样事关百姓身受其益害的大事，怎么决定的？普通民众有没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接受教训，正在开展的第二轮改革终于定位以人为本，并开展了集思广益的政策论证。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启发是，万勿淡忘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其实也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它克服了剥削压迫和不公不义，从而解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以超高投资和超廉劳动来维持，但以“效率”压“公平”有目共睹的后果是不但效率少有提升，而且导致社会冲突、拜金横行、环境恶变；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盘资化(不是西化)，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出口产品在一些地方遭到工人和学生团体的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暗示着血汗工厂、明示着利润外流时；当骇人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迫于工资拖欠或改制下岗或超强加班压力而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各种污染及伪劣商品造成公共健康危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农地等事件一再被国内外媒体曝光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几成自欺欺人的奢谈。
四、反思不是反对
事实上，公权私有问题、国企改制问题、公共政策问题、三农问题、民族问题、金融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已对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激进化”提出质疑：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都不能保障，“社会主义”不是徒有其名吗？如果改革改成了最落后方式的原始积累和官资合流的抢劫型资本主义，当初为什么革命？又为什么改革？然而反对意见在官方渠道发不出来或听不进去，主流媒体宣传的多是盲目接轨、市场迷信。改革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变成他人模式的劣质翻版。
改变这种情况的出发点是在坚持把改革定位为一场社会主义自我调节运动的前提下对其路线政策的得失进行清理。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而是通过反省批评来推进改革，拉车看路。30年来，它成功在哪里，失败又在哪里？赢得了哪些机遇，又失去了哪些机会？改革初期的两大成果是对外冲垮帝国主义的封锁，对内打破封闭的一统制度。但之后对原有体制改什么，不改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对外来推销引进什么，不引进什么，支持哪些创新？却一直未能通过广泛的民主讨论来澄清。比如中国国力增强，在国际双边、多边事务中举足轻重，同时却又高度依赖外部资金和市场，甚至不得不承担美元风险和非理性的、以穷国资助富国的“双顺差”代价。又如反贫困工程，中国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使数亿人脱贫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出现城市贫困和底层聚居，以及农村大量因病等致贫返贫的倒退现象。还有如火如荼的乡镇工业，本来并未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后来却一阵风被要求私有转轨，使一场潜力极大的民间创举半途而废。这些内生矛盾的实例都值得反思。
至于错过的机会，虽有争议，但明显的一次是未能抵抗上马汽车工业的诱惑，代之以扩展公共交通，恢复鼓励自行车，从而为全球的后工业转向开路。结果现在以汽车为支柱产业已经形成深度路径依赖，再有多少堵路、污染、能源、油价等天大问题改也难了。倒是因有自主自强的动力，如今有的汽车制造集团渐成声势，究竟是祸是福，还有一辩。另一次是WTO谈判中令对手都吃惊的过度退让，以致整体陷入人家的规则陷阱，痛失一次以大国经济规模的强势迫使国际分工和贸易开始转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良机。此外，在许多合资企业向外资拒绝转让核心技术让步，致使自己停留在低端的“世界工厂”，有些地方甚至接收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污染转移”。尤其放弃一些重要民族工业的中国战略主导地位，允许外资长驱直入，更是极为短视的政策。那些不顾漫延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困境，以买办身段继续鼓动单向“接轨”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要么排斥“中国模式”的概念本身，要么垄断对其内容的取舍解读。这场讨论因此是一场思想路线之争，核心是“中国模式”的目标模式。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特定层面保持高度的文化认同也许并不困难，更难的是找到社会主义的本土认同和形式，找到多元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
五、什么是“中国模式”？
沿着历史承启和超越创新这两条逻辑线索，以下尝试对“中国模式”给出一个初步、粗疏的正面描述。
1“中国模式”以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为前提
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结束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封建王朝的皇权，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帝国的臣民或半殖民地的属民。这个兼有象征意义的开天辟地的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和政权合法性的历史基础，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为探讨中国模式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时值世界范围社会主义的低潮，更要为中国革命现代这段传奇的历史性、正当性和未来可能性正名。新中国的确走过许多弯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也通过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以阶级、性别、民族和地区平等为目标的激进政策和社会运动，取得了被多数不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发展，创造出自食其力养活庞大人口和满足基本需要等奇迹。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尤使国人在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初等教育程度、两性平等等指标上在第三世界遥遥领先。引用主要来自中国的强有力证据，许多权威性研究指出，相对而言，革命后国家有着很大的潜力改造前殖民地的、落后和文盲的穷国。
其中一个关键是革命解决了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也是基层政权问题。土改不但摧毁了旧的地租及高利贷等剥削形式，并削弱了传统的宗族依从关系，而且消灭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和政治势力。即使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过渡，也绝不是恢复旧中国的土地制度。近年的研究在中国的土地关系演变、地主阶级的定义和定量，以及土改背景中对形势的估计和推行中的得失等方面有所突破，但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否定土地革命的根本成就。土地公有、长期承包、扶持小城镇等政策，至少使中国避免了城市失业和贫民窟蔓的常规景观。大量对乡镇企业的实证研究和有关政府行为的理论分析也指出，没有土地公有的因素包括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农村和众多相关改革都不可能施行。事实上，拒绝土地私有化的陷阱，坚持对土地使用和流转的公有管理，至今仍然是农民生存、农村中兴、农业规模发展和城镇工业增长、工业布局调整、城市建设以及城乡各项公益事业发达的基本制度和资源保障；最终也是遏止土地财政流弊、房地产开发失控和农村衰败与城市化压力两难选择的中心环节。“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对于后发展的必要，也在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墨西哥的原住民起义、印度未完成的绿色革命以及经久不息的那克萨尔武装反抗中得到反证。
注重“中国模式”的历史前提是要重申改革与其历史准备的连续性，扞卫最基本的革命成果，从而消除在任何新生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再次发生革命的社会条件。也因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遗产属于中国现代性首要的本土组织和文化资源；尤其“中国模式”的目标建构急需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诸如平等原则、公仆原则、参与原则和自治原则才应该成为中国进路最大的“软实力”。
2“中国模式”依赖于一个特殊的发展型国家
中国革命对后发展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即是造就了这样一个国家，它有决心和力量全盘统筹，调动一切人财物力来发展和协调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实现赶超；它在被不平等交换和对社会主义政权威胁封锁的冷战秩序中为中国赢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中国因此不是像多数非西方国家那样，仅仅作为欧洲历史的延伸而被动地进入世界史，而是主动地改变历史、创造历史，把握住难得实现的“落后的特权”，跳跃前进。
需要强调的是，既然“中国模式”有赖于中国人民经由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作为历史主体的崛起，“中国模式”所规范的国家就必然是一个人民的国家，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基准。它要求发扬中国革命(包括三民主义)以来人民主权的伟大传统，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立法、政策的依据和政府行为的准则。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集体认同的人民主权和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公民，在哪个时期和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或只是名义上的，甚或被限制剥夺，之后资本神话又怎样取代人民神话，都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今天的资本优先劳动、权贵统治民众、富人压制穷人等现象，确实从反面演绎着“人民”地位的失落。然而“人民主权”不一定也不应该是抽象的概念。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人民战争，依靠群众。今后人民主权的根本制度和政策体现至少要包括：
(1)国际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2)国际市场里中国的国民经济独立和财政金融安全。
(3)国内通过政府注资、企业重组等而重振国有经济，使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全面增值，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民生建设，并致力于把民企税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和直接资助微型企业(如重庆)。
(4)政治和社会民主，选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参与渠道、监督机构对各级政府形成压力。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精英不乏“民主”、“宪政”的高调话语里，“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释义里成了反义词。漠视人民，何谈民主？即使确有过去群专哄起或现时公德沦丧的悲哀，中国的普通百姓却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在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尤其表现了同甘共苦的毅力和情怀。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发现和发明新的民主形式。法制即民主是个误解；民主的标志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
3.衡量“中国模式”以民众的需要、社会和集体的富足和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企业核算中的利润)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尺度
改革初期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至今仍有重大启发。这样的增长意味着摆脱发展主义，弃绝工业主义、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流行模式的痼疾，探寻适合本土风格和需求的别样发展，也意味着克服“廉价劳动”、解决“剩余自留”(surplusretention)这个不发达世界的老问题，而以非异化劳动且利润自享为长远的抱负；这也是因为道义上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现实中铁血的国际制约两者都使中国不能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那样，靠对外扩张来转移生态“瓶颈”、摄取原料和其他资源。
具体举措有的已经起步，包括：
(1)把GDP速度指标替换为生产和生活质量指标；用信息化等技术升级和节能、防污、尚俭的企业文化和社会风气取代高耗生产和过度消费。
(2)由依赖外资外贸和所谓全球标准转为依托国内市场的内向型经济———不关门、不脱钩，但保护民族产业和本国的技术开发及资本市场，取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而实现平等竞争、并通过向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投资，人为提高一般工资水平和农村购买力，从而抑制产能过剩，达到部类平衡、供需平衡。
(3)追求经济民主，开辟劳资共决等民主管理和劳动产权的各种形式，以便最终既消除作为剥削源泉的剩余价值，也减少交由政府机构分配的剩余劳动。
(4)改变现代化过程挤压相对分散的“小生产”的常规，鼓励扶持民营经济特别是小企业和各类个体经营、草根合作及社区网络，在大资本和官僚制之间开拓城乡结合、自治互助、绿色志愿、市场与非市场机制灵活互补的共享经济。
(5)控制与国际接轨的消费方式和类比，培育优越于市场操纵的商业拜金和消费主义的、有中国自己地方传统和民间特色的“国民快乐总值”。
4.中国模式是一个参与模式
以大众参与来阐释社会主义，是从革命后国家主义的历史局限回返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而社会崛起与人民主权是同义同源的。参与模式意在创造新的认识和实践主体，进而新的生产、交换和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时代生态威胁和发展困境的回应。它主张各尽所能，极大地扩展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多头并进的参与渠道，实现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义务的充分参与；它也推崇知识自由、资源共享、管理公开、信息透明、交流畅通。在一个以直接生产者为主体的新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形态里，实现更人性(即不仅仅是生产线上活的机械部件)、更机动也更能开启个体和集体创造潜能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可借鉴的先例是那些强调软化等级、激励工人参加管理、重视技术多能和角色多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性竞争，它们不但促进劳动的解放，也提高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组织效益。
诚然，全方位参与社会的“自由人共同体”还只是远期纲领。但着眼于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意识，就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尽快实行社保全面覆盖，进而公民基本收入，并以此为后援而赢得政治参与的可能和时间。民主问题本质上也是时间问题，是让人们从疲于奔命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参加自治管理的问题。劳动者只有成为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只有摆脱了对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恐惧，才能成为自由、自立、自主的公民。时间因此经由人民的普遍参与而转化成民主的力量。
六、中国道路再出发
最后，“中国模式”在理论上要推倒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目的论，是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泾渭分割。它从区别工业化与现代化进而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入手，得出现代转型未必要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基准的结论。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遍性，让需要的逻辑对利润的逻辑取得优先权，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是建设“中国模式”的本意。
1949年以后的中国道路，在一种分类中在不同时期综合了革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范式，在另一种分类中又融汇了后发展、边缘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而面向将来的“中国模式”非由广泛的民主讨论得到澄清而不可及。这里，它的中国认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对西方的挑战，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它的社会主义取向也不是对未来的许诺，而是试图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划时代创新。
同时，既然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决定了其替代模式的普遍性，那么“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就是不言自明的，与发展中世界和反对霸权的跨国社会运动有天然的联系。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它的功败垂成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者能不能重整旗鼓再出发。
参考文献：
GiovanniArrighi，TakeshiHamashitaandMarkSelden.TheresurgenceofEastAsia：500，150and50year
perspectives[M].London：Routledge，2003.
林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Lin Chun teaches comparative politic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e is the editor of the three-volume collection China and the author of The British New Left.
林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Lin Chun teaches comparative politic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e is the editor of the three-volume collection China and the author of The British New Le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