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多数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崛起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模式的存在，它呈现出不同于欧美模式、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众多特点，具有原创性。中国模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效仿的榜样，将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证明了社会主义有着光明的未来。海外学者也分析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尽管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模式保持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遂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曾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进步，福山在2009年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专访时不得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2002 年，卡瓦吉特•辛格( kavaljit Singh)发表《从“北京共识”到“华盛顿共识”:中国通往自由化和全球化之路》一文，最早将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称为“北京共识”。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一文，全面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求发展。他还特别指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华盛顿共识”。正是由于其将“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功能上，导致这一概念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同，海外多数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2004年以来，在海外学术界，“中国模式”研究不断形成新的高潮。综观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点”、“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等展开。
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从实质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海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加上受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导致观点各异。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问题上，海外政界和学术界都争论得十分激烈，总起来说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多数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国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品和研究样本。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驻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 Albert Kerdel)指出，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不断扩张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那么就 得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美国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Martin Hart Landsberg)等人也认为:“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 THTAPEHKO MHXAHEOHTBEBHQ)在《远东问题》2004年第5期上发表《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一文，盛赞中国模式。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的‘历史末日’的模式”，“它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中国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
(2)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大多承认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但他们又认为中国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中国经验能否成为不同于欧美模式、拉美模式的另一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 Thomas Heberer)就认为: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9年5月26日发表《当心北京模式》的文章，指出:“北京模式在实践上指的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十分出色，“但是，关注这种模式的国家里没有几个有中国那样庞大、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国内市场。在很多国家里，只要政府插手商业不放，就会导致严重的效率低下。”所以中国经验能否成为一新的发展模式，还需要耐心等待历史的结论。还有的学者从历史经验出发，一再提醒大家:在过去6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中国模式”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3)根本就不存在中国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东亚模式的模仿或“华盛顿共识”的翻版而已。美国前副国务卿谢淑丽( Susan L. Shirk)、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 Ezra F. Vogel) 等人就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30年的成就可归结为“实用主义”，而不是什么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也认为，中国在“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方面都难以找到既有独特性又有可复制性的因素，因此难以判断“中国模式”是存 在的。美国左翼学者、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明确指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因为它与概念思想没有多少联系，相互间或者共同的认识累加并不一定 就是共识。”英国学者里奥•霍恩( Leo Horn)认为，“模式”一说至少应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而“中国模式”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恰恰就在于没有什么“模式”，而“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的深层次因素:把握机会——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中国模式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中国模式”的概念尽管被大家一再使用，但何为“中国模式”?在海外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界定的方法和研究角度上来说，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选择其他发展模式作参照系，揭示“中国模式”的内涵。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在提出的“北京共识”就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有些学者把“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进行比较，在寻找其共同点和相似性的基础上，来概括“中国模式”的内涵。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乔尔•安得斯(Joel Andreas)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
(2)关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关系，强调“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定性。很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在积极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改革，“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政府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西方分析家们给出的路线来处理其政治改革的压力”而已。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就政治模式而言，其内容是渐进的、有阶段性的改革;就经济模式而言，中国是混合所有制模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郑永年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说:“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有学者指出:“全世界都见证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和复兴。中国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重点仍然是以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经济结构改革、农业现代化、增加社会保障，从而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们还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政治两方面的关系:“在经济领域，和谐社会体现为降低收入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政治方面，和谐社会则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逐步降低政府专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国家。”
(3)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全方位审视“中国模式”的内涵。多数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单单是经济成就，而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Pierre Picquart)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具体实践巧妙集合的模式、一种将过去与未来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相结合的双赢模式。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也认为中国模式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他列举了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基础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等。日本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毛里和子指出:研究中国模式需注意现代中国的“三个内情”和“三个问题”。所谓“三个内情”，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还具有作为帝国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所谓“三个难题”即现代中国的特性、振幅大小，以及有关中国的信息不足与随意性等。
海外学者多是从分析其特点入手来研究“中国模式”的，综观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国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1) 人民性。“中国模式”的建设主体是人民群众，这一模式主要致力于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季塔连科认为，中国60 年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由此，中国模式 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人民自觉成为改革的主人和主要参加者。福山认为中国模式的首要特征 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多党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不是 罕见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对人 民负有道德责任。”“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历史遗产，即政府必须为公益服务。” 有的海外学者在探讨中国改革的走向时，指出: “现在很清楚地是，中国经济快度增长的终点就要使人 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产出及消费接近世界前沿水平。在这个终点上，中国人民将能否要求和获得消除 贫困的安全感，而贫困即使在先进工业社会也是常见的。”
(2)渐进性。中国模式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讨论金融危机对拉美和中国的不同影响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逐步推进的方式”，使得“转型过程中一部分旧体制得以保持”，“转型过程变得稳定多了”。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认为中国模式的渐进性主要表现为先进行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他说:中国模式“每一步的成功都是在很多地方实施生效后才得到认可。有时候成功的经验会超出政策范围，直到既成事实后才从务实的角度被接受，为发展战略所吸收。”这是因为“改革中有很多不可避免的风险。这些风险可以通过温和的改革步骤、扩大已经取得成功的改革措施得到降低。这有助于在改革进程中树立信心，并且避免当大的改革步伐出现惊人的或者不利后果时导致阶段性反复。”法国政治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克尼(Tony Andréani)在论述中国通向“市场经济”之路时说:“中国在这条路上比任何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走得更缓慢、更渐进，掌控得更好——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实行的‘休克疗法’产生的不良影响抱有成见。”
(3)原创性。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立创造，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模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中国人一直正朝着自由市场发展，但是具有中国的特色。”他们一点一滴地学习，努力使它们适合中国的体制。只要不存在危机或破坏社会秩序，他们就愿意尝试。”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尼孔塔帕里认为，“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⑧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Julio A.Diaz Vazquez)认为，“30年来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实行权力下放和基层选举，推动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政党执政模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实验室。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将逐步形成”。⑨
三、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对其他国家有无可借鉴的意义，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1)中国模式在实践上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海外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中国将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范。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004年5月，英国《卫报》发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宣称: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中国国际事务主席巴瑞•诺顿(Barry Nughton)虽然认为照搬中国的“国家制度创新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但又认为“中国整体的知识和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还是有效仿价值的。”他把有效仿价值的内容概括为4个方面:“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面一致认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制度创新需要着眼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率。”“一个活跃的经济争论和政策辩论的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出现了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一种良性循环。”
(2)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打破了公有制经济缺乏效率的传统观点。新自由主义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推行，不仅没有使这些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宣扬的私有化效率高、公有制经济缺乏效率的传统观点的重大突破。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国有企业雇佣的员工的数量还是从这些企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来看，国有部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经过改革，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他们对比了中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西方国家，资本开放是私有化的前提，国家最多保留一部分资本以保证它在企业中说话时仍具有一定的分量。中国则是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企业真正的自主权，为负担沉重的企业减负，实行政企分开。”“混合所有制企业至少应该找到与外国公司的共同语言，再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而国家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需求，财政收入不足往往限制了国家出资的可能性，因此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在光明正大渠道正当的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筹集资金。”这对那些经济还没有实现转型，而又面临实现现代化这一艰巨任务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中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中国模式的成功在政治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有着光明的未来。中国模式为人类进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旗落在了中国人的肩头。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遭受重创，至今仍在债务泥潭中挣扎，而中国经济却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国外政界要人和专家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客观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法国总体萨科齐在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对金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罪恶和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公开讲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主流政治圈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思想变
化。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后社会主义”，他说:“‘后社会主义’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提高了‘在社会主义危机期间以新的、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于摆脱了对……一个不可阻挡的未来……的迷信，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构想社会主义;作为想象未来多种可能性的资源，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把有待解决的未来问题推迟到未来的僵化的乌托邦中，而是从当下就要解决压迫和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冲动中汲取灵感’。”
(4)中国模式在国际关系上将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主张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得到多数海外学者的认同。意大利左翼理论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认为，中国重组当今的西方主导的国家等级体系，或许会带来国际上更大的平等，中国或许更少军事色彩，而更多和平倾向。A.B.维诺格拉多夫认为，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政策理念，主要目的是要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被拉入变动中的世界基本结构，它本应当采取更为积极、内容更为丰富的政策，这些政策不应仅仅保障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以促进这些利益实现和解决全新的问题。“在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2005年9月)，胡锦涛再次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任何人’，还陈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为‘和平发展’思想加入了有关中国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的说明。”“这些口号并不只是用于对外政治宣传的工具。3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善于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中提出可供选择的社会和全球发展方案。”
四、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很多海外学者也注意到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它还存在着一些具体的缺点和问题，如果这些缺点和问题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合理的解决，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中国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如下:
(1)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海外学者首先注意的是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农村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尖锐化焦点。如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赫尔穆特•彼得斯(Helmut Peters)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非协调在农业和农村状况上反映得最为明显。直到2004年，它们始终都是作为政府的收入来源，作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的积累来源而受到‘压榨’。这就导致乡村背负了几千亿元的债务。国家将教育、卫生和乡村基础建设等其他部分的开支转嫁到农民身上，此外，农民还不得不通过额外缴纳税费来承担日益膨胀的地方行政开支。‘三农’问题中的决定性一环是极其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的资本和壮劳动力外流到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城市。在不少村庄，留下来的都是妇女和孩子。农村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尖锐化焦点。”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海外学者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加强了西部开发的力度，东部和中部以及中部和西部之间在发展方面的鸿沟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就持续扩大。加拿大学者C.W.肯尼思•肯(C.W.Kenneth Keng)考察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问题后，他提出不仅要考虑该区域的收入水平，也要考虑其人口规模。因此，为了缩小中国的总体区域差异，首要的是提高那些中部人口大省的收入。就政策层面而言，“中央政府有必要把减少贫困的政策与减少区域差异的政策分开来考虑”。
(2)收入不平等。多数学者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形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和新的阶层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亚洲发展银行使用基尼系数作为研究措施，对东亚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中国紧随尼泊尔之后，成为该地区第二个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使用其他计算收入差距的统计方法，如人口中最顶端的20%和最低端的20%的人口收入，中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认为，“几亿人口已经摆脱了贫困，但是不论是按照个人、部门还是地区进行衡量，不平等都在扩大”。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发现中国经济发展对城市收入产生了不平等，他们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会加重低收入人群的心里失衡，甚至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城市人口的收入不平等是又受教育的不均等造成的。因此，他们建议“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3)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很多海外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他们往往引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话:“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体现。”正是基于此，他们认为胡锦涛才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里开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修正，进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Lardy)列举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如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使资源利用率低下，对增加就业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妨碍了个人消费的增长，造成了能源消耗的急剧增长和对环境的破坏，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危害了银行系统改革，过分依赖出口的扩张只能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情绪。要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包括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如增加政府的消费开支、增加家庭消费以及降低家庭储蓄率等，而这些又要求政府增加在卫生保健、失业救济、工伤补偿、教育服务和老年扶助等方面的投入。此外，汇率政策和公司税务政策也都发挥相当的作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Thomas I. Palley)也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他分析不可持续原因时，与尼古拉斯•拉迪所说的投资驱动型不同，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动力主要依赖于美国市场。“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基础的被侵蚀、美国家庭债务的增加以及就业机会的微弱增长，都在破坏着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尽管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但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损害全球经济，并终将伤及中国自身。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培养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内部市场。
应该说，多数海外学者以客观的态度，用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理建议，有些内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如何正确看待海外学者的“中国模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教授说的好:“别人的意见要重视，来自外部世界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最重要还是要落脚到如何使自己发展得更好，如何减少制度的理念、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所以，看中国模式，我们要保持清醒，有自己的眼光。”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