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央紀委二次全會申言“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後，地方也強力跟進。近日，廣州市紀委決定，今年將對這種所謂“裸官”加大監督力度。
“裸官”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是指親屬移居國外的官員。其實，在全球化時代，個人有跨境遷徙的權利，即便領導幹部家屬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對公職人員提出政治忠誠方面的要求，是現代行政體係的共識，世界各國莫不如此，這也是對“裸官”實行特殊監管的依據。
客觀說，“裸官”確實面臨較大的貪腐誘惑和貪腐空間。家屬在國外，轉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東窗事發或“金盆洗手”後，一走了之只需“一張機票、一本護照”，也更無後顧之憂。何況，要“努力賺錢”才能支撐家屬在海外的生活，這也滋長了腐敗意願。“裸官”已經在事實上形成“漏鬥效應”，成為一個讓貪腐行為加速、加劇的出口。
雖然“裸官”一詞始自2007年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落馬，但“先裸再逃”模式，卻是很多貪腐者共同的選擇：福建工商局原局長周金夥在被紀檢機關約談後留下“我已經遠走高飛”字條遁逃，溫州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率團考察法國時突發“腰突”滯留不歸……有人形象地將此總結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屬出國）、廟走了（財產轉移）、方丈也走了（貪官外逃）。一個“裸”字，盡涵其事。
從這個角度看，“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裸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下裸官”——那些我們不掌握情況、缺少監督的“裸官”。誘惑越大、風險越小，鋌而走險的比例就越高，這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之常理。監督視野之外的“裸官”，相當于處身無人看管的果園，渴了餓了饞了，難免會伸手摘果子。
正因此，要監管“裸官”，首先要弄清誰是“裸官”。報告個人事項執行已久，對于組織，領導幹部可謂“已裸”。然而，還需從報告出發，走出實質一步。梳理上報信息，準確監督核實，及時找到“裸官”，是制度起作用的發力點。廣州以15%的比例抽查申報信息的措施也昭示，抽查核實、匯總分析並合理公開，必能進一步激發制度效力。
弄清誰是“裸官”後，就能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管、適當加以限制，有效防止“裸官”變“逃官”。深圳曾規定“裸官”不得任正職，東莞今年更進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員，都是很有針對性的舉措。說到底，斷其利、增其險，既是對公信力的維護，也是對“裸官”本身的保護。
加大反腐力度，是中央一以貫之的堅定決心。增強社會信任、築牢民意資源，這是促成中國進一步前行的“反腐紅利”。“裸官”只是一個反腐切口，更多更艱難的戰役，還期待我們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攻堅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