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和部分学者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
在西方媒体话语中，“国家资本主义”总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甚至为了表达方便还直接将中国作为定语，称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2012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谈及“国家资本主义”。她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经济和战略挑战”，美国应该积极研究应对措施。这显然有将这一概念政治化的趋势。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分析：西方国家提出这一翻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背景是什么，存在什么动机？其主要理论依据以及理论分歧是什么？存在什么薄弱点或者自相矛盾之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重提“国家资本主义”的背景
国家资本主义被重提，源于近年来部分西方媒体的炒作。其根本背景是全球权力发生转移，西方整体陷入衰落，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开始崛起。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体现出当前背景下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与发展道路合法性的斗争。具体来说，其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都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大衰退。这种危机，不仅体现为经济危机，也体现为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跟踪调查显示，2002年-2008年间，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呈下降趋势，从41%一路降到23%，虽然2009年一度提高到36%，但是在2010年又出现下降趋势，降低到30%，2011年更是前所未有地降到了21%，同时，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乐观的受访者只有18%。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指标，自2004年至今，美国的竞争力指数从最初的5.82降到了5.43，是下滑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竞争力指数从4.29涨到了4.9。基于这种背景，通过指责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过失，有利于转移话题和责任，也成为西方社会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争夺话语权的有利手段。
（2）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的竞争激化。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向外扩张，不仅在非洲、拉美和中东等地区与发达国家相互竞争，也在发达国家内部与其国内企业短兵相接，收购其企业、房产和土地等经济资源。在《财富》500强排行榜中，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等中国企业进入前10名中国工商银行等一度跃升资产总额最高的银行，这些举世瞩目的明星企业都是大型国企。
（3）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产生怨言。特别是中国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相继取消，对外资的审核力度也逐步加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相比之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一直陷入结构性危机难以自拔，同时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母国受到的监管也在加强，而且投资机会减少，它们垂涎于进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市场的机会，但却往往抓不住，自然因此而心生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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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来辉 |
（1）在危机背景下为资本主义辩护。西方某些舆论热炒“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另一层意图，是将西方国家陷入危机归因于自由放任的西方资本主义，而不是私有制占主体这一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他们简单化地区分了两大不同阵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试图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恶果辩护，进而继续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和各国垄断寡头（尤其是金融垄断寡头）的狭隘利益。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其实是将新兴国家与西方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也强化了南北对立。这正符合美国自小布什时期以来外交战略的特点：极力建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成员的“民主国家同盟”，通过这一同盟来管理世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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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冬 |
（3）混淆试听，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的提出，延续了西方社会一贯以意识形态看中国发展道路的做法，只是这次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表面上他们认同中国在形式上加入了WTO，走向了市场经济，但是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国属于“异类”，因而对中国不认同，也不愿平等相待。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导致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对中国进行攻击，还因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解、贬低甚至污蔑所造成的混淆视听的后果，从而给中国国内的社会舆论带来了非常大的误导和破坏，削弱了中国模式或发展道路的合法性。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分析
“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背后具有一定的理论复杂性，容易了昆淆视听。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对之予以揭示。
（一）“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
（略）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谬误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已经很多。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12年2月发表了《我们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一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所做的概括，其实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适用。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理论谬误。
1. 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合法性问题取决于是否遵循世界经济的规则，而非其他。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一直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经济行为，似乎认为其缺乏合法性。事实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运行主权财富基金还是开展国际投资，一直遵循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特别是中国一直以来按照国际规则来实行对外开放，在国内外市场展开竞争，甚至还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
目前，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已经先后加入WTO，特别是中国在入世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在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规则下生存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打败了西方，从而令西方恐惧不已。这方面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以至于目前西方国家正在积极设计新的规则（比如双边投资协议新范本、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来限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可以预见，这方面的斗争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兴国家发展的道路上，相比于“国家资本主义”标签的争论，这显然应引起更多的重视。
2. 将世界划分为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其实，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明显形式。2010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发表题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弗格森也强调，把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存在政府干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这反映出西方社会仍然流行单极的世界观，奉行自以为正统的模式。其背景正是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当前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了巨大打击，甚至在指导现实时其客观性也正在发生动摇。比如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评论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著《繁荣的求索》时就表示：“（林毅夫）强调了积极的政府在引导经济、克服经济持续发展之障碍中发挥的作用。这就是非正统的思维了。”可见，西方社会的思维中总是以自由资本主义作为正统，总是积极捍卫其唯一正统的地位。
但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正好说明西方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缺陷，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假设市场可以自我监管，不能忽视政府监管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危机之后在国会发言时说“我震惊了！”并表示自己一直信奉的东西都被否定。所以，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格林斯潘不震惊才是会让人震惊的！”他也因此宣布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失败，并主张改造经济学研究。
3.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一方面夸大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和威胁，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和不可持续性，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如前所述，西方媒体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当前西方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同时构成对“民主”的巨大威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都是专制政府为了一己私利在推动经济增长，这导致了腐败，并强化了专制，最后必然失败。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歪曲事实，也是在有意抹黑和丑化与其相竞争的发展模式。
腐败问题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并不为某些国家独有。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和部分学者总是攻击中国国企的效率问题，认为国企的效率在理论上总是不如私企。而现在，他们在看到国有企业的效率以及社会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突出体现之后又转而寻找新的攻击点，如责任、透明度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阿尔多•穆萨基奥（Aldo Musacchio）力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将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政府称为“利维坦2.0版”。在他看来，首先，新利维坦国家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更有弹性和恢复力，避免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其次，在新利维坦的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第三，新利维坦通常的角色是担当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份持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缓解了原先国有体制常见的“代理人难题”（agency problems）。
此外，并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明，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和问责程度比私有企业差。最近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在非洲开展投资时采取了国际先进的环境标准，并非如某些西方媒体所批评的那样与边缘经济体进行了“环境不平等交换”。反而是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美国的大型金融企业明显缺乏透明度和社会责任（尤其是经营者对于所有者缺乏责任）。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进行所谓金融创新，其实是不负责任地玩转移风险的投机游戏。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它们又"过大而不能倒"，还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侵吞纳税人的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大程度就是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反抗。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的研究，美国似乎更符合前述“国家资本主义”的某种定义，“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他们的官方信条和一个合法性神话。他的研究发现，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的保守派政府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系统性地滥用公共制度谋取朋党的私利，用“掠夺型政府”代替了“新工业国”，使美国成为一个“公司共和国”。正是这个“公司共和国”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破坏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加速了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对此，中国确实应该引以为鉴。
4. 后发国家有追求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及必要性。
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一直有意贬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果认真回顾主要发达国家的崛起历史，就会发现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样的历史一直被主流的理论所抽象，这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抽掉梯子”。
但是，还是有一些学者开始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误导性视角，而是使用所谓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概念，来认真总结“非西方”的发展模式或路径。剑桥大学教授、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通过研究历史的教训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和利益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以自主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而格申科龙早就在其关于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名著《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透视》中指出：在后发地区，国家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有企业并不必然就是低效率和容易滋生腐败，也许竞争而非私有化才是改善企业绩效的根本途径。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历史上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有利于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目标。
5.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把局部问题放大化和普遍化。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奉行“GDP至上”的信条，采取了不正确的发展方式，存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但是，决不能把中国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概念化、普遍化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那显然是未经严肃思考的妄下论断。
三、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国家资本主义”的相关讨论体现了当今全球权力转移背景下的话语权冲突。西方媒体提出和炒作“国家资本主义”显然是别有用心，其存在的土壤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怀疑，以及对新兴经济体成功发展的恐惧。部分媒体作家和学者未经认真严肃的思考，也将此作为流行的学术标签而大加引用，以标新立异和吸引眼球。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笑话，一个转移我们注意力的话题。冷战结束后，按照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观点，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相互之间的根本差别不是社会性质，而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具体方式，因此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描绘自己的对于而非敌人成为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构建自己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增强及其与西方国家竞争的全面化和激烈化，这个任务更为迫切。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期，东亚国家被描绘为“裙带资本主义”。新世纪以来，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威权资本主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华盛顿共识”被抛弃，“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失去了统治地位，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指责又甚嚣尘上。
从目前来看，“国家资本主义”被美国政府接受，尤其是希拉里几次在有中国参加的会议上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其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由。希拉里承认任何国家都有权决定如何参与经济运行，但是在她看来，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竞争不平等，她还认为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可能成为一些国家滥用经济优势、干扰邻国发展的工具。显然，希拉里的每一次谈话都越来越明显地把目标指向中国。由于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判断上，美国政府已经和正在与学术界形成互动，并且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这个概念将会在其对华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方面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化的做法，显示出主导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仍然是冷战竞争思维和单极化的世界观。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所说，美国在推动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却忘记使自身的视角和心态全球化。它反映出美国依然漠视全球化和多样性的现实，不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唯我独尊并且极其短视。如果双方或者各国偏执于这样的话题，就无法携手面对共同的挑战，获得共同发展的空间。
这让人想起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讲过的一段话。虽然他所针对的是美国在1949年“失去中国”之后的外交政策，但是当时的许多情景和目前相似。他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四、结论
“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对关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各国国情、发展阶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调整。发展经济学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对于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的定义给予了充分批评，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尼尔•弗格森就说，根据西方各国政府支出的比例，“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要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也只是一种模式，还有“莱茵模式”、“福利国家”模式、“第三条道路”、东亚模式等其他不同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发展道路的核心是结合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经济中来，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合理的发展空间。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滥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总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裁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且带有强烈的偏见。这种乱贴标签、将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置于经济领域的做法，并非如他们说的那样是为了形成“平等竞争”，而是为了维护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和地位，阻碍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并且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和公共责任，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反而是一些西方国家总是寻找一些借口来干扰企业间的正常竞争，比如美国多次否决了中国对美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计划。当前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转移了国际合作的话题和方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全球化研究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为此指出，我们应该接受的或者说未来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规则，……在其中各民主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
美国用“国家资本主义”称呼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用“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归为一类，不仅是沿袭了长期以来南北对立的认知，同时也说明中国和这些国家确实在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方面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也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利益、价值判断上有很大的交流合作空间。
谢来辉：中央编译局研究人员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