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
第二章 权力转移：2023年的东亚主导权
- 东亚：2023年的世界中心
历史的惯性世界中心转移是指没有一个世界主导国能永久地保持其领导地位。随着世界主导权的变更，主导国地理位置发生变化，于是世界权力中心发生地理上的位移。实力不均衡发展的规律是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抽象原因，具体到每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国家，其具体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总是好奇地想提前知道下一个世界主导国是谁，世界中心将向何处转移。从大国制定战略的角度来讲，能事先判断出世界中心转移的结果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有助于制定符合客观趋势的战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这种预测很容易受到主观偏好的影响。由于人们都希望自己居于世界中心，于是一些人会从主观愿望出发做出预测。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东亚国家学者就认为世界中心将在20世纪末从欧洲移到亚太地区，其主要依据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时持这一看法的部分学者已经辞世，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见到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
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又开始引起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人们对世界中心是否会发生转移和向何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有的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由北方向南方转移，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亚洲转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2010年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说：“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世界上正在出现的趋势是，国际力量正逐步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笔者认同世界中心将发生转移的判断，因此本章将就什么力量能够促成世界中心转移，2023年的世界中心将在哪里，以及世界中心转移是否会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等进行预测。
未来十年，东亚地区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区，同时也是海洋争端和战略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
未来十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这场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实力竞赛，而实力竞赛的核心将是政治实力竞赛。
2023年，美国将保持其伞形双边军事同盟，而中国却不可能建立起华沙条约组织那样的多边军事同盟。
2023年，美国仍将是一个世界级的战略竞争者，因此美国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今后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
2023年，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国际社会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是否合作，而欧洲的作用将呈现下降趋势。
2023年，中美仍是世界上前两位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拥有最多军舰的国家，网络用户最多的国家，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出国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金融资产流动量最大的国家。
2023年 ，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合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洲。
2023年，当中国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时，东亚也就具有了全球战略竞争力。
东亚地区将可能在2023年成为世界中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都将把东亚地区视为主导世界的基础，即东亚是战略价值最大的地区。二是双方在这一地区拥有可相互制衡的力量，即双方在东亚都将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到2023年，东亚地区的两超竞争格局将与冷战时期的欧洲有相似性，但是具体的形态将会有所不同。2023年，美国将保持其伞形双边军事同盟，而中国却不可能建立起华沙条约组织那样的多边军事同盟。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多边同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中国只能效仿美国，建立以自己为轴心的伞形同盟。
- 成为世界中心的条件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决定的。由于英国学者麦金德的世界中心说很有名，许多无论读过还是没读过他书的人都以他的说法为依据来判断世界中心。基于“一战”的经验，麦金德在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这句话很有名，但是历史事实却不支持这个论断。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界，结果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虽然控制了东欧，但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冷战后，吸纳了东欧国家的欧盟不但未能控制世界，反而因接收了东欧国家而导致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与之共生的是世界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东欧的影响力，然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是因为东欧国家加入了北约，而是苏联解体的结果。苏联解体是冷战后世界单极格局形成的原因，如果苏联没解体，继续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即使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世界也不可能形成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想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上，这种战略争夺可能发生在本地区也可能在其他地区。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重心是其所在的地区，另一种是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存在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自18世纪工业革命直到“二战”，欧洲一直是公认的世界中心。长期以来，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所在地，也是战略争夺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对“天然疆界”的追求，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拿破仑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英法俄等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以前的整个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
“二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战略重点也位于欧洲，因此欧洲仍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中心。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该讲话被学界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心放在欧洲，这幅“铁幕”才会在欧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而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其实从“一战”开始，美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竞争者，冷战后更是成为唯一的全球性战略竞争者。然而，美国位于北美洲并且完全主导了这个地区。从“一战”到现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过战略竞争。虽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竞争者位于北美洲，但北美洲并不是战略竞争之地，因此人们从未把北美洲视为世界中心。
- “亚太”和“东方”
依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在预测世界中心将向什么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观察哪个地区正在出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国。知道了哪个地区有这样的大国出现，人们就能知道
“世界中心”将向哪个地区转移。相反，当人们不知道哪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具有全球战略竞争力的国家时，他们也就无从判断。认为世界中心将向亚太转移或向东方转移的那些判断者，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世界中心将向何处转移。
“亚太”和“东方”这两个概念都是非常含混不清的，这两个地区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欧洲”是指一块地理位置明确、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区的面积有1
018万平方千米，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45个国家和地区，约有7.39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5%。然而“亚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却是一个地理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有关‘亚太’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亚太”这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太平洋）和四个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占了地球上2/3的大陆，占了世界71%的人口。当任何一个政治地理中心占到全部地理面积的2/3以上时，这个所谓的“中心”与“全部”在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20世纪80年代，东亚学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时，东亚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在短期内具备参与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的综合国力并不强大，没有参与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而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到具有潜在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亚太”这个外延非常广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美国纳入其中，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样做就更无法描述世界中心的转移方向了。美国从“一战”开始就是世界主要竞争者之一，如果把美国纳入世界中心地区，那么“一战”以来的世界中心就不是欧洲，而是跨大西洋的欧洲和北美。模仿“亚太”的说法就可以说成是“欧大”，那么世界中心就成了从“欧大”向“亚太”转移了。然而，这个说法却很难成立，因为美国的地理位置是固定不变的，其世界战略竞争者的地位也不变。美国是个单一的国际行为体，因此不存在世界中心从美国的东海岸向美国的西海岸转移的问题，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则又不符合事实。过去、现在和将来，美国都是全球战略竞争者且地理位置不变，因此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结果是，我们将无法判断世界中心会从欧洲向何处转移。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都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方”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是指东方文化的国家。然而，东方文化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东亚，即儒家文化圈；而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整个亚洲（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非常大差异的几个地区可以组成世界中心。
“世界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说法是2009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在俄罗斯举行首次“金砖四国”峰会之后才出现的。这次首脑会晤发表了《“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并且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峰会。从文化角度讲，中国和印度是东方文化国家，而俄罗斯和巴西都不是东方文化国家。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之和占了世界总人口的1/3，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保持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衰落变得非常明显。面对这种形势，对金砖国家的集体力量抱有幻想的一些人发明了“世界中心向东方转移”这一概念。这里的“东方”肯定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混合的概念：从政治上讲，金砖国家只有中国是东方国家，其他都不是；从文化上讲，中印两国是东方文化，但另外两国并不是。也就是说，世界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说法比“向亚太转移”的说法更无根据。
- 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因此，只要美国保持其世界级战略竞争者的实力，它就不可能是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二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级的战略竞争者。到2023年，美国仍将是一个世界级的战略竞争者，因此美国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今后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根据这个道理，结合今天的现实情况，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未来十年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将主要是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变化，而不是欧洲与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都遭遇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但两者的性质不同，因此它们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不同。在未来十年，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它到2023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具战略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其战略竞争力将高于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但可能不如整个东亚地区。然而到2023年，欧洲的相对衰落将使欧洲的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核心原因是，欧洲将没有超级大国，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可能崛起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总之，当前所讨论的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而不是由美国的相对衰落推动的。如果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到不如欧洲和东亚，而欧洲仍可保持强于东亚地区的全球战略竞争力，那么世界中心就不会发生转移，欧洲仍可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只影响未来十年世界中心转移的速度而不影响其方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未来十年，美国的相对衰落与绝对衰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未来十年，美国自我比较的绝对综合实力仍是上升的，但由于中国综合实力上升速度大于美国，因此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会缩小。美国的衰落是相对于中国的快速上升而言的。美国的相对衰落并不会使美国在2023年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并不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方向。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会改变世界中心转移的出发点（欧洲），也不会改变世界中心转移的终点（东亚）。美国的相对衰落意味着，它将无法保持目前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这将加大中国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速度，使中国加速成为超级大国，并加速两超世界的形成。一超世界向两超世界转变得越快，意味着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得越快。
目前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什么地方转移还有分歧。论证国际格局是多极化趋势的人普遍认为，欧洲是多极化中的一极，这实际上是否认世界中心会从欧洲转移出去。论证美国没有衰落的人普遍认为，中国没有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世界仍将保持目前的单极格局。单极格局论者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东亚超越不了欧洲，但也不认为东亚有较大可能超越欧洲。只有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世界格局将是中美两极化趋势的人才会认为东亚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中心。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将不断缩小，到2023年，人们将不再争论世界中心转移的方向，东亚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的看法将成为国际上的普遍共识。
- 东亚与欧洲之间的权力转移
作为世界中心，这个地区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的基础是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超过欧洲将是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重要标志之一。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2011年，东亚地区的国防开支为2 43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欧洲地区军事开支（4
070亿美元）的59.7%。由于欧洲发达国家多年来无法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2010年欧洲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军事开支不增反减的地区，比2009年减少了2.8%。未来十年，东亚地区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区，同时也是海洋争端和战略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将促使东亚地区军事开支增长加快。然而，未来十年，欧洲的军事开支将要经历一个减少—不变—增长这样的三阶段变化。如果未来十年欧洲地区的年均军事开支增长1%，而东亚地区增长7.8%，到2023年，东亚地区的军事开支就会超过欧洲地区。
东亚经济力量能否超越欧洲也是东亚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2011年，西欧的GDP为17.3万亿美元，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为3.9万亿美元，整个欧洲为21.2万亿美元。同年，东亚的GDP为15万亿美元，相差6.2万亿美元。未来十年，欧洲经济增长主要靠德国，而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中国。目前，中国的GDP约为8.37万亿美元，德国为3.6万亿美元，中国是德国的两倍多。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年均8%的增长率，而德国保持在2.5%，那么到2023年，中国GDP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为18万亿美元，而德国只有4.6万亿美元。中德GDP的差距将增加8.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只要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国家和除德国之外的欧洲国家能保持双方目前的GDP差距，东亚的GDP规模将比整个欧洲多2.4万亿美元。如果把人民币将升值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差距将更大。目前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好于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如果保持10年，2023年东亚的GDP将会远远超过整个欧洲。
到2023年，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国际社会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是否合作，而欧洲的作用将呈现下降趋势。到2023年，中美仍是世界上前两位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拥有最多军舰的国家，网络用户最多的国家，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出国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金融资产流动量最大的国家。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到控制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关系到网络安全问题，关系到外国人安全问题，关系到防范世界金融危机的问题。欧洲在全球治理方面依旧能够发挥作用，但其作用与中美不在一个等级上。未来十年，不但欧盟一体化进程难以向前推进，欧洲内部的分歧也会越来越大，这将使欧盟以一个整体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下降。当欧洲国家越来越多地依据自己的利益决定是否参与全球治理时，其作用与中美相比将变得无足轻重。中美两国任何一方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都将相当于欧洲整体的作用，中美是否参加一项具体的全球治理活动决定了该项合作能否启动，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参加与否都不会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最多就是影响其作用大小的程度。尽管中国和日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但双方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都十分明显。欧洲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立场也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中日两国对全球治理的总体影响力将超过欧洲的总体影响力。
到2023年，除了中东和北非之外，欧洲在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三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都将小于东亚。目前，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十国对大洋洲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欧洲。大洋洲有897万平方千米陆地和2 900万人口，其中澳大利亚有769万平方千米陆地和2 279万人口，分别占了大洋洲85.7%的陆地和78.6%的人口。澳大利亚国内经过多年的辩论，在21世纪初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共识，即澳大利亚在地理上是一个独立的大陆，但其政治和经济则属于亚洲。这种认识反映出东亚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欧洲。目前，东亚和美国对大洋洲地区的影响不相上下。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影响是在军事方面，美国海军以及美澳军事同盟是美国维持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基础。然而，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讲，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十国对大洋洲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美国。随着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到2023年东亚对大洋洲的综合影响力将超过美国。届时，澳大利亚有可能自我定位为“东亚国家”，而不再是宽泛的“亚洲国家”。
到2023年，在拉美的外部大国战略竞争将集中在中美之间。目前欧洲对拉美的政治影响的基础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化。文化影响虽然具有持久性，但是欧洲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影响力早就不如美国了，在冷战时期甚至不如苏联。到2023年，在拉美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大国将是中国和美国。2010年中国向拉美提供了370亿美元贷款，比当年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向该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还要多。中国的贷款主要发放给了与美国战略关系不好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此外，日本是仅次于中美的对该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外部大国。到2023年，中美两国各自对拉美整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都将大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日两国对拉美的整体影响力很可能不及美国的影响力，但有可能大于欧洲的整体影响力。
2023年东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力有可能达到欧洲水平。目前欧洲在非洲的政治影响依靠的是英法两国的传统影响和其地理上的接近。北非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其性质与中东国家相同。东亚国家对于伊斯兰世界具有天然的恐惧感，因此东亚国家除了与北非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之外，在政治、安全和文化上都不会主动介入到这一地区的事务中去。因此，到2023年，欧洲在北非的政治影响力仍将大于东亚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然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情况将可能有所不同。未来十年，中国和日本都会加大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投资，而且中国还会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援助。2023年，中国将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也将是最大的援助国。在2012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提出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1.8万个学生的奖学金，免费培养3万名专业人才，派遣1 500名医疗队员到非洲为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治疗。这其中主要的项目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使未来十年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保持不变，中国一个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就有可能达到冷战时期苏联的水平。这意味着东亚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将超过欧洲。
- 实力竞赛中的中国因素再评估
中国的许多决策者和学者认为，中国人均GDP排名在世界第100位之后，因此中国无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我国许多人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2012年9月访问中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有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中国与别国不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由于经济决定论在中国具有绝对的主导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因此许多人把人均GDP作为衡量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当世界上出现“G2”（中美两国集团）的说法时，一些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纷纷出来以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百位之后为依据否定这个观点。G2这个概念之所以不准确，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差得太多，而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不是以合作为主。例如，冷战时期，美苏综合实力在同一水平，苏联的人均GDP也比较靠前，但由于两国是敌对国，因此G2的概念也不适合描述它们的关系。
用人均GDP衡量一国实力地位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人均GDP的位次和国家的实力地位或其国际影响力是没有相关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2009年GDP和人均GDP数据显示，2009年人均GDP排名前八位的经济体是卢森堡、挪威、卡塔尔、瑞士、丹麦、爱尔兰、荷兰和阿联酋。然而，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但不能与人均GDP排第九位的美国相比，也无法和排在第137位的印度相比。上述八个国家的人均GDP少则4.7万美元，多则10万美元。然而，它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但不能与人均GDP低于它们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相比，甚至比人均GDP２.7万美元的以色列、4 460美元的伊朗、1 031美元的印度还要弱得多。同样，人均GDP为3 678美元的中国比人均GDP为4万美元的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大。人们对人均GDP的迷信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借助虚拟事务应对困难是重要因素之一。“人均GDP”是一个描述虚拟事务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它是个衍生变量，即不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取决于其综合国力。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讲，则取决于一国的GDP总量而不是人均GDP的大小。GDP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规模。无论GDP的衡量方法是否可以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但是国家财富总量是一个客观的物理存在。东亚要想成为世界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然而，实力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东亚国家是不可能齐头并进发展的，一些国家实力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甚至会停滞不前。未来十年，在东亚国家中，实力增长对该地区成为世界中心有实质性作用的国家只有中国，其他国家难以起到这种作用。未来十年，日本国内难以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总体实力地位将呈下降趋势。韩国是东亚第三大经济体，其GDP还不到日本的1/5，因此，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因实力基数太小，即使有较高增长速度，对于提升全地区实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46%。未来十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2%，而中国经济增速将有望保持在7.5%以上。这意味着到2023年 ，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合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盟。
中国的崛起是以国家综合实力发展为基础的，这使东亚成为世界中心有了可能。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东亚的国际地位超越欧洲，原因是日本不是一个综合实力强盛国家，成不了一个全球战略竞争者，因此起不到提升东亚综合实力地位的作用。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保持了20多年，但其综合实力从没有达到超级大国的水平，而苏联在经济规模被日本超越的情况下，仍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将来有望成为世界中心，靠的是这一地区将出现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而21世纪的中国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大国，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国崛起的综合国力特质意味着，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里的竞争，而且将是一个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因此，美国不可能不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战略重点将是防范中国，这必然会加速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到2023年，当中国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时，东亚也就具有了全球战略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崛起才能使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中国崛起不仅将使东亚有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如前所述，一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该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战略争夺的主要地区。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矛盾焦点和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美国向东亚转移的战略是为了保住它在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为了应对崛起大国的挑战，美国自然要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世界中心地区收缩。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东亚转移，进一步印证了新的世界中心将是东亚而不是欧洲。
由于东亚将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考虑。如果不考虑海洋，美国就分别与英国和日本成了邻国，欧洲和东亚就都处于美国的家门口。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美国才总是声称自己是东亚国家。从政治地理意义上讲，中美都是位于东亚的世界级战略竞争者，它们的竞争将会在其所在地区展开。这种战略竞争会比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在东亚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战略竞争总是非常激烈的，比如汉朝与匈奴、宋朝和金国、明朝与清朝的战略竞争。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这场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实力竞赛，而实力竞赛的核心将是政治实力竞赛。
- 次区域：多败俱伤抑或合作共赢
未来十年，日本仍可维持其东亚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将是一个没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独立一极。
未来十年，日本在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但不如中国，甚至有可能成为该地区仅次于朝鲜的孤立国家。
未来十年，除朝鲜核导弹问题之外的其他主要因素都是有利于改善中韩关系的。
2023年，朝鲜将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它虽然在战略上并不信任中国，但它拥有的最好的战略关系仍是中国。
2023年，朝鲜与韩国的关系将好于现在，因为韩国为了减少朝鲜对它的安全威胁，必须面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现实并努力改善两国关系。
2023年，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军事同盟关系将更加紧密，中国难以实现和平统一。
2023年，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的可能性大于国民党。
2023年，由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盟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将弱于现在。
2023年，东亚地区的海洋争端将没有现在这么紧张，对东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将弱化。
2023年，东亚地区的岛屿争端并不能得到解决，但将不再是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
2023年，日本民众将开始接受日本成为世界二流国家的现实，对于日本衰落的不满情绪将不再那么强烈。
东亚自1991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未来十年这一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中东、非洲、拉美、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都大于东亚，但是到了2023年，这些地区的战略价值却无法与东亚相比。对中国来讲，东亚是其家门口。从安全、政治和经济等任何一个角度讲，东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都要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决不允许美国把东亚变成一个反华的地区。对于美国来讲，它决不允许中国把东亚变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以防中国拥有这么一个与其抗衡的地区基地。美国必然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最为广泛的防范中国的统一战线。
- 朝鲜难弃核，中国大陆与台湾难统一
东亚将成为世界中心，而东北亚将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心。与东北亚事务直接相关的国家中，中、美、俄、日、韩五国对东亚地区的影响都大于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比较负面影响力，朝鲜的影响力甚至都大于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这意味着，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关系走向对于世界中心的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
2023年的东亚地区国际格局将与世界两极格局一致。未来十年，各个地区的战略格局发展趋势将有所不同。中东、非洲、欧洲有可能是多个地区大国并驾齐驱的多极化趋势，拉美、南亚和大洋洲则可能是一个地区大国独大的单极格局。然而，由于美国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东亚将呈现两极格局趋势。虽然未来十年日本仍可维持其东亚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是一个没有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因此基本上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追随者，不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独立一极。由于日本不能成为独立的一极，因此无论它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采取选边战略还是中立战略，都改变不了东亚地区两极格局的基本态势。
第一章我们已经就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做了分析，因此本节只从战略关系的角度对东亚地区的两极化趋势进行预测。目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首先，美国拥有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地区等多个军事盟友，其中，日本和韩国还分别是东亚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其次，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它的盟友们是一致的，因此它们的战略关系没有因意识形态分歧而破裂的危险。到2023年，美国仍可保持这个基本态势，但其战略关系的优势将不如现在这样突出。未来十年，中国可从三方面缩小与美国的战略差距：深化已有军事合作关系，拓展新的合作关系，分享美国的战略关系。
到2023年，日本将以日美同盟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础，但将倾向于采取相对平衡的政策，即在中美之间保持一种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平衡。“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将主权的最主要成分——国防安全——委托给了美国，即由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未来十年，日本难以改变其安全委托国的地位。这个地位决定了日本不可能采取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加之日本难以拥有与中国相当的综合国力，因此政治上难以成为地区格局中的一极。由于对中国崛起不满，日本在今后2~3年内会依赖日美同盟与中国对抗，但这种对抗不会持续10年。日本将会意识到，与中国对抗不如缓和中日关系对其有利。2012年中国GDP （8.37万亿美元）约为日本GDP（5.3万亿美元）的1.6倍。中国经济保持年均7.5%的增长，日本保持2%的增长，到2016年年底，中国GDP将为11.2万亿美元，日本为5.7万亿美元。此时，中国经济规模接近日本的2倍，日本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将变得十分明显，日本政治家们将不得不重新权衡与中国对抗的利弊。日本不会在中美之间采取绝对中立的立场，但是2016年后，日本对华政策将会从靠近美国一端向美国和中国的中间点移动。到2023年，中国将成为日本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日本在安全上仍依赖美国的保护，但由于没有地区战争的现实危险，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将比现在重视中日关系。届时，日本有可能在经济上与中国关系紧密，安全上与美国关系紧密，政治上则持相对中立的立场。
到2023年，韩国在中美之间可能采取中立的立场。未来十年，除朝鲜核导弹问题之外的其他主要因素都是有利于改善中韩关系的，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只会上升不会下降。防止日本为“二战”侵略行为翻案、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防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防止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促进朝鲜进行改革开放等因素都会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朴槿惠当选总统后打破历史惯例，将第一个特使团派往中国而不是美国，其重视改善中韩关系的意愿将使中韩关系得到迅速改善。然而，朝鲜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韩国会因此抱怨中国不能有效约束朝鲜的核政策，从而产生不满。虽然朝鲜的核政策和导弹计划对中韩关系改善会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将是有限的。到2023年，中国将不仅是韩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政治上中韩关系也有可能恢复到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的水平。韩国虽然仍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但与中国也会有一些军事合作的项目。未来十年，金正恩的改革政策可以巩固其政权，加之朝鲜会不断地提高其导弹能力，因此朝韩关系在10年内难以实现正常化。
虽然朝鲜在战略上并不信任中国，但它拥有的最好的战略关系仍是中国。2023年的朝鲜将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金正恩政府会进行更多的社会改革，朝鲜的社会自由度会有所提高。这种改革将不是西方所期望的那种西方民主式改革，也不会是中国和越南式的社会多元化改革。朝鲜将进行的是现有统治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将是在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进行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历史上多数封建王朝都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因此朝鲜在现有统治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可能的。朝鲜的这种国内改革有利于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其核政策则有负面影响。朝鲜为了实现核弹头小型化，还会进行一些核试验。预计2016年之前，朝鲜可以完成核弹头小型化的研制工作。这意味着朝鲜有了核威慑力，其国防安全有了基本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将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暂时不再需要进行核试验。停止核试验后，朝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会有所改善，但导弹试射还会不断地影响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性。到2023年，朝鲜与韩国的关系将好于现在，因为韩国为了减少朝鲜对它的安全威胁，必须面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现实并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然而，朝鲜与美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美日并不面临朝鲜真正的军事威胁，缺乏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的动力。尽管朝鲜将不再是中国的军事盟友，但它在战略上只能依靠中国，而无法倒向美国，因为美国不愿与朝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到2023年，美国与中国台湾的军事同盟关系将更加紧密，中国难以实现和平统一。自1981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和平统一政策（也称为“叶九条”）至今已经32年了，但目前仍无实现海峡两岸最终统一的前景。未来十年，两岸关系将继续朝着政冷经热的方向发展。在2023年之前，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将有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加选举的机会。这意味着2023年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的可能性大于国民党。随着1949年自大陆到台湾的外省人人数逐年减少，2012年，在台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的只占总人口的3%，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占54%，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超过40%。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23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台湾人的将不足1%，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将超过70%，认为两者都是的将为20%左右。这种政治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将使台湾地区更加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以保持其现有的政治地位。为了确保美国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台湾当局必然要保持甚至疏远与大陆的政治关系；为了减少台湾问题引发的军事冲突，台湾当局会用扩大国际空间的方式来取代实现“法理独立”。到2023年，台湾问题将成为中美战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其负面作用将可能大于日本问题。
- 东南亚还将是一盘散沙？
到2023年，由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盟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将小于现在。东盟成立的初衷就是通过政治合作共同应对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东盟于1967年成立，成员国由最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5国扩展到现在的10国（增加了文莱、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为了削弱大国对东南亚地区的主导作用，提高东盟在地区安全问题中的地位，东盟国家在1994年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并邀请所有地区大国参加。为了减少双方在地区安全上的直接冲突，中美两国都乐见东盟充当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主持人。于是，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地区安全机制得以形成，至今已差不多20年。未来十年，东盟要继续起到这样的作用将变得十分困难。东亚地区中美两超格局的形成意味着，中美需要一个两国共同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由东盟主持的ARF已经无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安全矛盾。东盟不愿介入中日之间、朝韩之间以及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安全冲突，因此东盟将选择回避东北亚地区安全冲突的策略，这将使ARF的作用局限于东南亚地区。到2023年，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都没有日本那样的经济实力，因此它们“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政策将难以为继，中国将选择对与己友好的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则不愿为东南亚国家提供免费的安全保障。当东盟成员必须保持经济和安全政策一致时，其成员国将更加分裂，政策一致性将更低，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也就更小。
到2023年，东盟一体化进程将无明显进展。东盟国家的一些人士曾把欧盟视为东盟发展的样板，然而自东盟成立以来，它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并没有获得类似欧盟那样的发展。东盟10国总面积为444万平方千米，有5.76亿人口，但其GDP总量只有日本的1/4。虽然东盟成员国多次在共同声明中提出要加强一体化建设，但是至今东盟既无统一的关税，也没有统一的签证，更没有统一的货币。东盟一体化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成员国经济水平差距大、政治制度差别大，而是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德国和法国为欧盟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领导，美国为北美自贸区提供了领导，因此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东盟最大的国家是印尼，该国有2.37亿人口，占东盟总人口的41%，但它经济落后， GDP只有8千多亿美元。东盟成员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新加坡，但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人口只有530万。由于没有国家能为东盟的经济一体化提供政治领导，因此几十年来东盟都主要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未来十年，东盟缺乏政治领导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菲律宾和越南在阻止东盟一体化方面的实力会有所增强，因此到2023年，东盟将仍是一个以政治安全合作为主的组织，而难以发展成为一个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组织。
到2023年，东盟将面临东亚区域化和亚太区域化两种战略选择。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于1991年提出过建立东亚共同市场的建议。美国担心东亚经济一体化会形成亚洲的“欧盟”，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于是以东亚地区合作不应排除区域外国家参加这一开放性原则为借口，打掉了这个建议。为了阻止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发展，美国于1993年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盟6国构成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将成员开放到21个。此后，美国又通过扩大东亚峰会（EAS）成员数量和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策略抵制中国推动的“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未来十年，中国推动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和美国以开放性原则破坏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态势不会改变。东盟会继续推动10+1的发展，但对10+3则无能为力。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在未来5年，10+3难以推进，但是5年后，面对中国市场所能提供的重大经济利益，日本重新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有可能改变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消极态度。到2023年，中国将成为东亚所有国家的最大经济合作伙伴，此时东盟、韩国和日本都可能重新释放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性。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能说服韩国先行建立起10+2的自贸区，到2023年东亚经济区域化将会取得实质性进展。APEC和TPP将很可能仍是“清谈馆”状态，这两个机制虽然不能阻止东亚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但减缓东亚一体化速度的政治作用还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