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在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历次三中全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阶段性调整的风向标，此次三中全会最大亮点在于超越以往以经济改革为主题，为未来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需求，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五位一体”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
胡鞍钢分析指出，此次三中全会《决议》起草阶段，不光是“请进来”，不仅是把专家学者请进中南海讨论学习；还有“走下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走出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主动听取各方意见，包括省、部、大军区、军区一级，包括老同志、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各领域有关专家学者等逾千人参与讨论。胡鞍钢告诉凤凰网，通过三中全会反映出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实践，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实践，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所谓资本主义模范的美国。
胡鞍钢进一步分析指出，“全面改革”、“升级”、“与时俱进”是此次三中全会三大关键词，他认为，过去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追求效率，可能损害社会公正与生态效益，留下矛盾和隐患，此次推进全面改革形成制度互补优势，可消除单一体制改革遗留的弊端。
最后，胡鞍钢表示，他给过去中国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他分析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实现最初设定目标的90%，只有10%尚未完成，在世界上，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此次三中全会将为未来中国十年的改革规划出清晰的路线图，未来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直接结果将是中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为世界第一，改革开放各种“红利”也将得到释放。
（文/李灏）
全会最大亮点，五位一体改革布局
凤凰网资讯：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已引来广泛关注。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胡鞍钢：中国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的。特别是通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4次三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或决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再到质变过程，发生了阶段性、累积性、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知识和理论，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知之不全到知之较全，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阶段，即在农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从1978到1992年，这14年，改革开放从发动走向开局，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放权让利”的时代，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改革，以“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当时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地方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鼓励个体经济发展。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制度创新时代，即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又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建立新体制”阶段，后是“完善新体制”阶段。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原则，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50条。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像以往一样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
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42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完善新体制”阶段。从我们的后评价来看，上述核心目标和主要任务基本实现。
按照这一改革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同时代，经历了不同阶段：一是“放权让利”时代，包括发动农村改革阶段和全面开启城市改革阶段；二是“制度创新”时代，包括建立新体制阶段、完善新体制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第二，除了从改革的发展阶段视角分析以外，从改革的不同领域角度来看，历次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从以经济领域为主，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一直到现在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改革开放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但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定的改革》，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启动了这一改革。我自己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新书稿中专门对此作了详细分析和评价。1987年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主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第五部分。当然，之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不多了，这和“八九事件”的出现有很大程度的关系，但政治体制改革仍在推进，如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还涉及到军队改革，授权中央军委另行研究和决定。特别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党中央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设。
从党代会对中国现代化和体制改革总体布局演变的过程来看，也是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不断扩大到其他领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的部署，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部署，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制定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全面的“五位一体”的部署，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与此相应，改革的领域不断拓展、丰富，逐步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改革布局。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此次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也是最重要的创新所在，这就超越了以往以经济改革为主题，就是根据党的十八大对21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未来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需求，进行“五位一体”体制改革的系统设计、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
逾千人参与讨论参与全会《决定》起草
凤凰网资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全党民主集中制以来，历届全会都在强调民主集中在党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您看来，民主集中的重要性是如何在三中全会中得到体现的？
胡鞍钢：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来，最重要的是全会公报第五部分提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决定。此后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也都在强调民主集中制。在我看来，强调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在探讨怎样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世界最大执政党的治理问题。
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30多个省级地区和300多个地级、2800多个县级、40000多个乡镇级行政单位。想要有效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民主，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机制。提及改革方案，总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民主集中机制，必须先民主，能够听取来自各方的不同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建议，反映了各方的智慧；同时还需要集中，集中各方的意见和智慧，能够达成政治共识；在经过法定程序作出政治决策。
从此次三中全会的准备过程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集中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全会决定的准备工作从党的十八大产生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之后作为头等大事，就已经启动了。到目前为止，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已有十次，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紧密围绕着三中全会重要议题展开。
举一个例子，比如第十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我们注意到，这是首次将这一重大政策议题进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最高规格的研讨会议上。在这类学习研讨活动中，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还将相关领域的专家请进了中南海。
在调研起草制定《决定》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亮点，与过去几年相比，不光是“请进来”，不仅是把专家学者请进中南海讨论学习，还有“走下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走出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主动听取各方意见。我们初步统计，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各地调研共计35次，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区，主要是围绕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来进行第一手的调查研究。
经过这样几轮下上-上下研讨，9月三中全会《决定》征求意见稿出来以后，据我估计，有几千人参与讨论。这里面包括省、部、大军区、军区一级，包括老同志、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各领域有关专家学者等等，这和十八大报告的议题征求、调查研究、起草、中央审议、征求意见的过程非常类似。
通过仔细观察三中全会决定的准备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每一次重大决定之前，都要花上一年的准备时间，进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国、全党和全军参与的政治民主实践活动。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汇集而成的初稿再提交给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这就是在各方不同看法、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讨论，达成广泛政治共识，这为召开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政治决策做好了政治准备。
我想通过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此次三中全会将会形成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同历次三中全会决定，总会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积小胜为中胜，积中胜为大胜，就是量变为部分质变，再量变为质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实践，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实践，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所谓资本主义模范的美国。
当然，我们说治理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需要民主，但世界上的民主形式多种多样，同自身比较之后，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
此次我们也邀请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秘书长爱丽丝·杰蒙德（Alice Germond）来清华大学专门介绍美国政党政治及决策。杰蒙德不久前刚刚卸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据她介绍，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是由一个很小的班子来撰写的，在这过程中，他们也会征求各州民主党人士的意见，但像中国这么大范围的意见征求，他们是没有的。
我也问到当共和党提出的议案民主党不赞同，该怎么办？她说我们当然就要坚持自己的、反对共和党的；反过来，共和党也是一样的。政党竞争会导致政治议题的政治僵局。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0多年后，我们作为后代人，再来读一读邓小平的评论，无论是中国民主集中制，还是美国民主政治僵局，都证明了邓小平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大关键词，“全面改革”、“升级”、“与时俱进”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此次三中全会与往届三中全会相比，将具有哪些特殊意义？本次会议重点将集中在哪些领域？会有哪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胡鞍钢：在我看来，此次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全面改革”四字。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21世纪上半叶“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标志着中国迈向“全面现代化”时代。与此相适应的中国改革也进入“全面改革”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就是制定并通过未来1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全面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旨在激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创新，进而全面释放改革红利。这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又是其他体制改革的政治保障；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兴领域，也是取得重大成果的领域；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任务，又是关系长远发展的制度安排。
为什么“全面改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当我们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时，会产生两种外部性，一个是正外部性，一个是负外部性，在过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追求效率，但可能会损害社会公正与生态效益，留下矛盾和隐患。
最近我们做了一项关于林业改革变化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林业改革采取承包方式，但老百姓承包林地后马上把树砍了。而近几年进行的林权制度改革，我称之为“绿色改革”，不仅林业迅速发展，而且最重要是，老百姓把林权视为自己未来的“小银行”，他们能认识到生态得到改善，未来就会有更多经济效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一绿色改革至少带出三种效应：
第一当然是经济效应，林业产值发展非常快，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第二，创造就业，已经超过了5000万人，也就是社会效益，而且使最穷的人首先受益；第三，无论是用森林覆盖率还是森林蓄积量来衡量，都是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因此也实现了生态效益。
全面改革在很大意义上就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互补优势，使我们的发展目标更为全面、综合、平衡，也更加协调、互补、互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三中全会后，中国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五大体制改革，将是未来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经过35年，我们不仅是要学习西方、超越西方，同时更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自己的教训，超越自己。
此次三中全会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升级”。至少有三个升级版：第一个“升级”是指经济升级版，就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正在向第一大经济体、更大经济体过渡，所以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还要进一步升级。第二个“升级”是指开放升级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创造开放新红利。第三个“升级”是指改革升级版，也就是改革2.0版本，这一改革的升级方向除了继续经济改革，更有效率，还应该是绿色改革，公平改革，以及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改革。
三中全会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与时俱进”。怎么理解这个“时”字？第一指的是“时代”。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代、伟大复兴的时代，从世界视角来看，当然也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第二指的是“时势”，大势所趋的“势”。中国和世界的大趋势是什么？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年从世界第二变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经济体、科技实力国、综合国力国、文化强国，这不仅仅涉及经贸领域，还涉及到科技、教育、文化等综合要素和综合实力。在这种大趋势中，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升级点，提升自身的质量、效益、效率。世界的大趋势，则是南方崛起，南北大趋同，全球趋同，中国发挥带头羊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世界大势，同时中国也造就世界大势。我们在《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中作了详细分析。
第三指的是“时机”。现在回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这份报告非常前瞻性地提出，综观全局，进入21世纪头20年，中国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现在看来不止是20年，可能是30年、甚至是50年的时间。中国需要考虑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断创造战略机遇期，还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过去30多年中国是抓住了“天时”和“地利”，如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资，“让世界投资中国”，“让中国全球化”，中国企业学会“与狼共舞”。今后中国不仅继续吸引外资，还要“走出去”，中国企业学会“与世界共舞”，“让中国投资世界”，“让世界中国化”，而投资的主体是那些千千万万的企业，从中国公司成为跨国公司，甚至全球公司，如海外销售收入（包括出口）或资产超过一半以上。三中全会决定将为此做出重大决策。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并不像有些人评价的那样进入了改革停滞、改革倒退的阶段，不是越来越“关门”，反而是越来越“开门”，不仅“全面对外开放”，还有“中国开放世界”。客观地说，三中全会决定还没出来，很多措施已经在试行。比如说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果试验一旦成功，下一个就是中国（广东），接下来也许就是内地的中国（重庆）、中国（乌鲁木齐），进而中国成为世界最开放也是最大市场。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讲改革开放的本质是解放人的生产力，发展人的生产力。如何理解？就是释放人的活力、创造力、创业力和创新力。如创业力就表现在实有企业数的增长，个体工商户数增长。虽然三中全会决定尚未公布，但简化企业注册企业程序的有关措施已经开始实行。目前已初见成效，我们观察到商事企业注册迅速增加。现在做的最好的是深圳。一个地区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创业力，要看这个地区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指标，目前深圳的比例最高，达到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83.49户。这实际上就是在向社会释放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信号，政府也会给创新更多的空间。
按照这样的改革轨迹发展，生产力的解放在中国将得到爆发性的增长，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中国企业都是最赚钱的，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过去十年（2002-2012），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率达45%，尽管个体角度分析，存在企业亏损或者不盈利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群体。
给过去中国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
凤凰网资讯：您如何评价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胡鞍钢：我给过去中国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这一分数并不是随意给出的。我们给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表。从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6大项、36个子项、200多个细类来衡量改革十年的成效。评价项目的选取是根据十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蓝本作为依据的，以目标一致法打分评估的。我们的专业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最新一期上。
近来我们看到西方一些媒体在抹黑中国改革，在我看来，他们的做法很不专业。他们之所以否定改革、贬低改革甚至丑化改革，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是按照他们想象中的标准来衡量的，如果中国的做法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判定中国在倒退。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实现最初设定目标的90%，只有10%尚未完成，无论在世界上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令世界为之一震。中国通过改革获得的创新、发展能力超过人们的预期。此次，李克强出访泰国，泰方就提出中泰互免签证。而过去中国出口劳动力型产品，现在我们则要向泰国出口高铁，而且是用他们的大米换我们的高铁。实际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已明确提出来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不像过去一样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角色，强调要和中国国力相适应等。
此次三中全会将为未来中国十年的改革规划出清晰的路线图。过去十年，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由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将中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当然，远不止这一点，我们的专业化研究已经预期了改革开放的各种“红利”
中国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面对世界，已经胸有成竹地制定了中国大战略，设计现代化总布局，摆开自己的棋子。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十分震撼的，它不是哪一个机构可以独立完成，这是集中了拥有8500万党员的全党智慧、拥有13.5亿人民的全国智慧。
对此，美国的奥巴马总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是真想做，却做不到。仅以高铁为例，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乘坐了高铁（只有200多公里的时速），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而后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翻天覆地时代”，至今中国的高铁时速已经到达了300多公里，1万公里里程。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全美国高铁设想”，斥资80亿美元，启动全国高铁建设；同年11月首次访问中国，乘坐了中国高铁，回国之后的《国情咨文》公开表示：“我们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美国计划在2030年前分四个阶段完成全国11.7万英里（18.8万公里）的全国高速铁路系统的建设。未来25年要让80%的美国人口享受高铁。这一宏伟计划，先后遭到几个州的反对，至今拖拖拉拉，2012年10月，全美铁路公司在芝加哥-圣路易斯之间的铁路线路上测试首条高速铁路，最高时速只有178公里。
记得2010年，美国最大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到我处交流：“我们奥巴马总统想做事，但是做不成事，美国体制就是不帮忙。与此相反的是，你们的胡锦涛主席只要想做事，中国体制就会帮忙，做成事。”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深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