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中国清代GDP(国内生产总值)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宝座，1820年时占全球总量的33%(英国为5.2%)，直到1900年仍高达11%”——这是近些年来在坊间广为流传的“清代GDP世界第一说”。引用这些数据者，立场并不相同，甚至是迥异。有人只是客观地对待一个观点，因为上述数据确有“权威”出处——来自英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有人借此抒发“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自豪感;还有人是为了反衬当代中国经济成就“不值一提”。腐败无能、割地赔款的晚清政府真有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事实上，麦迪森的统计引起很大争议，他本人都说结论是“猜测性的”。不少学者曾撰文列出他统计方法的各种缺陷，还有人认为用GDP数据横向对比农业中国与工业英国的国力完全没有意义。
源自国外学者的大胆估测
“据我所知，‘清朝GDP占世界近一半、居全球第一’似乎只是基于中国人口规模的大胆猜测。学界有几个经济学家进行了这样的猜测，其中包括保罗·肯尼迪和安格斯·麦迪森。他们中有人提出的最高数字是占世界GDP的1/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的邓刚教授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如是说。
邓刚教授提到的麦迪森被认为是有关数据的主要源头。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2001)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根据该书图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进入20世纪初，该比重也在11%左右。
麦迪森是何许人？2010年他去世时，《纽约时报》撰文称，麦迪森是一位有着“数量化”冲动的经济史学家，他将一生83年奉献于计算过去3000多年各经济体的规模上。文章还提到麦迪森另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经济的长远表现》，称该书显示中国最近的崛起只不过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回归。在这本书中，麦迪森勾勒了200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线索，比如公元元年占世界GDP 总量的26. 2%， 1600 年占 29. 2%，人均 GDP 在1300 至1820年为600美元等。
其实，还有一名学者——法国经济学家贝洛赫 (1930-1999) 更早对中国古代 GDP 进行过估算，后来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988)中引用他的数据，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法国学者彼得·布雷克则根据贝洛赫的数据测算 180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高达 44%，1840年仍高达 37%。只不过，麦迪森的统计数据流传更广。
有国内经济史专家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贝洛赫的研究虽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分析过于简略，且未披露具体统计方法和指标。而麦迪森是英国著名计量经济史学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工作多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不仅估计中国的，也估算世界的，研究得比别人细，OECD也用他的数据，所以影响较大。
如同“中世纪文物”的数字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帕金斯2006年曾在《国际商业期刊》上说，由于很少有人将研究领域放在“千年经济发展”范畴，毕竟风险太大，所以之前质疑麦迪森观点的人不多。那么，麦迪森的统计到底准确不准确？
对于《环球时报》记者的询问，邓刚教授表示，麦迪森等人的相关说法没有任何真正的统计数据支持。国内一名著名历史学家则对记者说，鸦片战争前清朝GDP数值凌驾于欧洲之上，这一说法是获得学界认同的，但对GDP算法有不同意见，对他的数字的准确性存在质疑，麦迪森的统计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他还说，数年前，麦迪森曾傲慢地面对质疑声，他说，“你们不同意我的，那你们自己算出来给我看看”。
事实上，国内不少学者对麦迪森的统计做过研究。清华大学的管汉晖和李稻葵撰文称，麦迪森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过于简略，估算只包括总GDP和人均GDP，缺乏产业结构、政府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数据等。他们估算明代中国人均收入在200到260美元之间，远低于麦迪森的600美元。对此，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2010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中国学者的研究驳斥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中国在19世纪之前在经济上都是与西方并驾齐驱。
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与衍生品部总监的刘逖针对麦迪森的数据做过细致研究，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学界很少有人认为麦迪森的估计是对的。据他了解，学者们要么直接引用，要么研究判断认为他的数据不准确。他说，麦迪森对欧洲的统计比较准确，但对中印的估算不准确，严重高估。刘逖在研究文章中称，麦迪森的宏观数据存在较大随意性和误差，依据的中文文献资料并不精确，统计方法也不准确，“我们发现，麦迪森等显然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 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他的文章称，调整后的估算数据应为：1600 年中国占世界 GDP的比重约为1/4，1820年降为1/5。
不少国外学者也表示质疑。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等警告说，麦迪森所提供的1820年之前的数据只不过是 “猜测”。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曾称这些数字“像小说，和欧洲各地的中世纪文物一样”。有意思的是，麦迪森自己也承认，越久远的数据，他越不得不依靠“线索和猜想”。
除了估算方法问题，还有分析称，麦迪森是以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来折算有关数据的，这就造成很大程度上的数据失真。按照同一套计算模式，中国在1998年时GDP占世界总量的11.5%，而日本只占7.7%，但按现代GDP公式计算，1998年中国GDP只有日本的26.40%。事实上，中国GDP总量直到2010年才超过日本。
1820年的中国和英国
真正的中英实力对比可以通过1820年前后的两国经济社会状况来看待。按照“清朝GDP世界第一”说，1820年时，中国GDP是英国的6倍，但这一年清朝年财政收入不过白银4000万两，而英国则是白银1.5亿两。具体到产业细节则差距更大：1820年的英国已进入蒸汽化时代，支柱产品为机械纺织品、钢铁、工业品等，而中国则仍以丝绸、瓷器和茶叶为大宗;英国近代科技已蓬勃发展，科技也在军事工业上得到大发挥，开始充分转化成战斗力，而中国科技却停滞不前，工匠的技术传承仍沿袭师徒传授、经验累积的古老方式。
具体来说，1820年正是英王乔治四世即位的年份，当时除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国内发展外，在海外殖民方面，英国在印度大力扩张，在非洲成为新的殖民大户，对澳洲的开发也是这一时期。从军力看，陆上，拿破仑于1815年被击败，英国重新确立霸主地位;海上，英国早已处于“无敌状态”。英国的商品在强大的海军舰队护卫下，随着商船倾销到殖民地。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与出口国，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巧合的是，清朝道光皇帝也在1820年继位。自“康乾盛世”后，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1779至1850年增长了56%，达到4.3亿)，由于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道光初年的物价是康熙年间的5倍。而从乾隆晚期开始的社会暴乱此起彼伏，加上吏治腐败、灾害连连，道光继位时国库几近枯竭。“农村生产率的低下与许多社会罪恶、挥霍浪费的积习以及政府腐败互为表里”，《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描述道。
“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巨大战船，仅以其巨大身躯和外表吓住邻居”，这是1793年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的描述，他当时认为“中华文明已经停滞”。正是这个时期，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从积极变为藐视。20多年后英国人阿美士德访华更加深英国对东方世界“落后”的认识，坚定了后来对华战争的信心。
GDP，一个现代名词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写道， GDP是一个现代名词，试图计算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对各国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的冲动事实上始于亚当·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1665年曾估算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整体收入大约为4000万英镑，而麦迪森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有国外学者表示，中国曾是最大经济体原因之一是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直到200年前，人口规模一直是经济产出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一旦工业革命来临，以及尾随其后的信息革命，人口规模的重要性就减弱了。
刘逖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看经济地位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指标。“我那个统计(1840年时)人均是300多美元，国际公认的生存水平线是400美元，所以当时中国从人均看是吃不饱的状态，乘以中国超过4亿的人口总数，固然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用来积累和发展的资金非常少。而同期的英国是1500美元。”
中国社科院学者倪峰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进程中，清朝经济的“质量”与英国相比有本质不同，是有“代差”的，就如同用20支长矛对抗一支手枪。还有学者表示，GDP是和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现代理性国家经济政策的需要一同发展起来的，不宜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的主要普世价值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得出“GDP”数字来比较。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对GDP指标也有不少质疑声音，认为这一指标有它的局限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今年7月的一则报道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GDP是衡量中国经济的“最坏标准”。他认为，行业观察家应停止痴迷于GDP数字。【环球时报驻英国、加拿大特约记者 纪双城 孙微 陶短房 本报记者 张倍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