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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权与航空母舰

01/2014| 杨 震 / 周云亨 | 太平洋学报, 2014. (1)

摘要: 海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进入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战略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复合海权观、经济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作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发展的产物,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海军的战斗序列。航空母舰的服役将反作用于海权观念,大大增强中国海权的物质基础。本文将就中国海权与航空母舰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中国海权; 海军; 航空母舰; 观念
  海洋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发源地,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海洋密切相关。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个陆权大国而非海权大国而存在的。然而,从近代世界大国兴衰的角度来看海权,中国毫不例外也处在“海权决定历史”的命运链条中。近代中国一步步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并最后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国家衰亡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海上斗争的失败。两次鸦片战争、1895 年的甲午战争,都是发生在海上并首先在海上败北。由于无力御敌于海洋,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也就失去了安全屏障,从而也就几次失去了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实现国家转型的时机。 在进入后冷战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20 年来,一股强大的海洋经济和海洋导向已经嫁接在封闭的大陆型中国政治之上。虽然中国整体上仍是大陆国家, 但发展强大的海权已经成为顺理成章的国家战略选择。
  一、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发展
  随着1989 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 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战后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由于人们很难立即给这个时代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后冷战时代”( Post-cold War Era) 成为当时人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尽管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对“后冷战时代”进行推测与判定,甚至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后冷战时代”的替代说法,“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当前国际秩序与战略格局都处于深刻的调整中,未来的国际关系仍然存在多重的不确定性,大国力量对比直接决定国际体系的构成与特征。从国家力量发展的周期来看,至少还要1020 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可能在2020 年前后,国际关系的体系才具备比较完备的形态。国际关系进入后冷战时代之后,海洋的重要性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在一个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社会中,一个与冷战时代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必然在其海权观念上有所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 经济是中国发展海权的原动力,也是中国海权的基础; 冷战后的中国海权是国家实施其政策和意愿的工具,在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军事斗争中各军种联合作战已经成为必然,获得对海洋的控制必须使用海陆空天电五维战场的作战力量,中国海权因此具有复合性。冷战后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使中国意识到海洋合作时代的来临,“和谐海洋”的提出使中国海权具有合作性。此外,把海洋看作是蓝色国土也是冷战后中国海权观念发展的一个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的,即中国充分认识到海权是成为一个大国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些观念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航空母舰开始研制并列装,中国也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
  1. 1 经济海权观
  冷战后的中国海权观念中,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经济现代化成为四化建设的首要目标。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海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海权开始成为冷战后中国海权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海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开发海洋自身为手段的海洋经济; 二是通过海洋进行资本与商品流通的海上贸易。冷战结束后,海洋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海洋经济不仅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给海权这个概念赋予了现代经济的成分。
  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时,也就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也长期缺乏,也就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物质基础,虽然在军事层面上不乏海上作战的成熟的军事技巧。从经济角度对社会与军事的成本核算来看,海洋贸易与海权的关系是: 海上贸易线需要海军来保护,贸易攒来的钱反哺海军建设,海军又是对外贸易必需的先期投资,或成本垫付。冷战后的中国海权观念中认为,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海权的强大。海上商贸使得国家在获取全世界财富的同时,也需要国家海权的保护与支持。拓展海权的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发展与建设,经济发展后又反过来哺育海权。经济不但是海权发展的动力,也是海权发展的目的,更是海权发展的基础。因此,冷战后的中国海权具有经济海权的特性。
  1. 2 战略海权观
  一国海洋形势和海洋安全问题往往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问题,海洋问题事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 海权对于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方面也有战略意义。
  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大国。所谓大国是指那些人口数量庞大、疆域较为广阔、对所在地区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强国以及对全球事务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级强国乃至超级大国。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的权力大,可资利用的资源多,获得的收益也较大,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看,它们理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途径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海洋领域也存在公共产品,如世界海洋公共性、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打击和抑制海盗,海洋良好秩序的保持等都属于海上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英国在19 世纪提供了海上公共产品,美国也在20 世纪提供了海上公共产品。而从冷战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却越来越多地实行单边主义,对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积极性相对下降,这迫切需要有新的大国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使海上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源实现多元化。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将承担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责任。随着中国海洋力量的增强,中国肯定将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从而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的和平。 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海权对于中国国土安全也有其战略意义海洋对于导弹拦截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一旦美国的海上导弹拦截系统形成可靠的战斗力,势必会削弱中国本就数量有限的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对中国的国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有鉴于此,中国海军必须有能力对美国海上导弹拦截系统进行反制,至少有能力破坏其发射条件即中国海军应该有能力在战时将美海军靠近中国海岸进行导弹拦截的宙斯盾军舰消灭或者至少将其驱离发射阵位。此外,中国海权也将具有战略进攻的能力。海基核力量在中国核力量中的比重和地位将不断上升,并有越来越大的战略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权是中国战略核反击力量的基础和来源。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权是战略海权。
  1. 3 复合海权观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都奉行的是“沿岸防御”战略“近海防御”战略。中国海军由于作战思想、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以及技术水平的限制,一直是以单军种作战作为主要作战模式。
  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作战空间的迅速扩大,各军兵种都拥有了威力巨大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对制海权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制海权斗争已不再是海军独特的任务。在新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海战的对抗空间将会向深海、外层空间等领域进一步扩展。要赢得海战的胜利,就必须夺取和保持各个空间的控制权,包括制空权、制海权、制天权、制电磁权等,并将各个空间的作战兵力协同起来,形成综合打击力量。
  反舰弹道导弹是综合了航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先进海洋态势感知技术等一系列尖端科技的先进武器。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结合了海、陆、天、电多维空间力量的武器系统。而这种武器系统所体现出来的多维空间力量联合作战的作战理念是中国复合海权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后冷战时代海权规模扩大的表现。
  1. 4 合作海权观
  如前文所述,伴随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来自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并对世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应付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超出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
  海权中国际制度的“运用”包括两种模式,即“制衡”与“合作”,如果说,制衡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那么合作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必然选择。海洋主权和海上军事安全引发的国际争端虽时有发生,但诱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海盗、海上恐怖势力泛滥,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国际公害; 部分濒海国家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植根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单凭军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需要各种措施的综合治理以及跨国安全合作。海洋政治的主题超越了马汉时代对制海权的控制与争夺,并在国家对海洋安全的认知和政策层面体现出了海洋安全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地位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高级与低级、国内与国际的分野也因此日趋模糊。各国因此而加强了在海洋事务方面的合作。
  1. 5 海洋国土观
  “海洋国土”是指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一个特定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海洋国土”概念是中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和批准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使用的一个概念。海洋国土对中国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海洋国土体现国家尊严。海洋国土是一个国家的海洋权利。国家对内水、领海拥有完全的排它的主权,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也享有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对某些事项的管辖权,体现出“海洋国土”所属国的尊严。海洋权利是国家的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或衍生的权利,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因此,如同行使国家的其他主权一样,一个国家行使海洋权利,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利益。其次,海洋是我们重要的生存空间。进入20 世纪下半叶,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陆地生存空间趋于紧张,陆地资源越来越少,海洋空间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需求。虽然人类对走向太空已经讲了很多,但目前还是海洋更为现实,人类可能不得不借助科学技术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围海造地到设计建立人工岛屿、海上机场、海上油气平台、海上城市、水下居室、海底酒店、海底隧道、海底工厂等,都反映了这种趋势。再次,海洋国土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海洋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不仅表现在渔业、养殖业、交通业等产业上,而且随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海洋的经济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分析( 仅仅只是初步的探明和分析) : 从全球来看,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生物、矿产等资源,是巨大的自然资源宝库,是人类食物、工业原料、能源和药物的重要来源,是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从我国来看,海洋国土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海洋资源种类繁多,海洋生物、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可再生能源、滨海旅游等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善待地球,善待海洋,海洋国土就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更重要的物质支撑。最后,海洋国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海洋国土不仅关系着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关系到军事,关系到国防,是海洋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这虽然是传统的战略战术思想,但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宽阔而又无遮无挡的海面为防御提供了极好的视野和空间; 一定宽度的领海或海洋国土是重要的战略与战术缓冲区,为阻止敌方的进攻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有利条件; 虽然复杂多变又捉摸不透的海洋气候与水上水下空间为敌方进攻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但也给敌方战术实施制造了极大的麻烦。正因为如此,海洋国家把海洋的天然屏障作用充分发挥起来,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从而把国家的安全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从近海或海洋国土延伸到远海或公海之上。所以说,海洋国土的重要性不亚于陆地国土。
  二、海权视阈下的航空母舰及其地位与作用
  在上述海权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开始研制航空母舰并对其进行海试。对于中国的航空母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予以密切关注。在美国国防部2009 年度颁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提到: “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考虑在2020 年之前建造多艘航母与相关舰艇。”2010 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更加详细地对中国的航空母舰进行了描述: “中国对在下一个十年内建造多用途航母及其属舰非常感兴趣。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决定开展一个项目,训练50 名飞行员在航母上驾驶固定翼飞机。最初的项目大概是陆基的,随后将在前‘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一艘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进行4 年的海基舰载试验,该航母是中国1998 年从乌克兰购入并在大连造船厂进行改装的。”2013 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进一步认为: “2012 年中国海军现代化最引人瞩目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在经过一年的海试后于9 月正式服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航空母舰不仅仅是海权观念发展的结果,就航空母舰与中国海权的关系而言,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经济因素。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全球化绝对有赖于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因此,它本质上是海洋性的,这使它与海军有了特别的关系。海权位于全球化的中心,陆权和空权则不然,因为全球化体系主要是建立在海洋运输的基础之上。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就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海外利益,发展海权已经成为中国这个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重点。海军是海权构成的核心力量,对于海军而言,战略思想不是决定舰队具体结构的唯一因素,但舰队结构必然反映一定的战略思想。 之前,中国以潜艇为核心的海上拒止型的海军无力保护海上航道的安全并缺乏远洋作战能力,遑论保卫海外利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急需一支能有效保卫自身国家利益的远洋海军。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空袭和反空袭已经开始贯穿战争的始终,因此,现代远洋海军离开远程防空力量的保护是无法有效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是唯一能提供这种能力的舰种。所以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在发展海权的结果必然是研制并装备航空母舰。
  其次是地缘政治因素。与欧洲面向大西洋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也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这种转型的首要驱动力则是来自中国进行的史无先例的外向型发展。中国进行的外向型发展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对海洋的日益依赖,使当今中国与以往时代相比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拥有不可忽视的巨大海洋利益的国家。首先,冷战后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绝大部分集中在海上,这其中不仅包括了中日两国间有关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及台海两岸间围绕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而且也包括中国与许多东南亚国家间日益突出的有关南沙群岛归属的矛盾; 其次,自1993 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能源进口国,且中国经济对能源的需求在未来也将会持续上涨,尽管中国力图实现石油进口的多元化( 主要通过与中亚国家和俄国间的能源贸易协定) ,但中东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地。此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初步显示出中国对海外资金、市场、原料和通道的需求,特别是沿海经济特区的蓬勃发展预示着中国经济重心转向沿海地区。 一支以潜艇为核心的海军是无力为上述地缘政治目标提供必需的制海权的,海军诸舰种中航空母舰的制海能力最强,因此,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装备和研制航空母舰也是中国海权发展的必然选择。
  最后是军事因素。从在太平洋西北部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海军力量看,不仅有正面长期军事存在的世界一流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而且有实力不凡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仍然坚持在越南占有海外战略基地) 更有已上升为世界第四位且将海上防卫范围扩展至中国台湾海峡和南海海域的日本海军,还有不断发展的韩国海军、东盟国家海军、台湾当局海军等。制海权斗争的实质在于对敌方海上兵力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阻止其使用海洋。因此,为了同这些海军力量争夺制海权,中国海军就必须吸取中国近代海军( 北洋水师) 全军覆灭的惨痛历史教训,不能仅囿于近岸近海,否则只能是坐以待毙,丧失战略主动权。从地缘角度看,中国海区呈半封闭状外有岛链环抱,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数为岛链遮断,中国海军兵力进出大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他人,在战时很有可能被敌方拦腰堵截。再者,现代海军兵力的远距离打击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在足够远( 1 000 海里以上) 的距离上拦截和打击敌方的兵力兵器,就无法保障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目前中国海军的战略运用能力还十分有限,还无法同海洋强国海军在广阔的西北太平洋海域争夺制海权,但是着眼于21 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海军的战略运用能力有必要也完全可能做到覆盖整个西北太平洋海域,成为一支能在一定海域抗衡军事强国海军的区域型海上力量。该区域型海上力量的核心就是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国海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潜艇为核心建设的,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地理上使用潜艇不太有利的国家———其周边海域中黄海的平均深度是44 米,渤海才18 米,美军的激光探潜深度已经达到150 ,这对潜艇的隐蔽、机动和作战是非常不利的,而这种海洋环境有利于美军的反潜战而东海则要面对美日长达数千海里的海底声呐传感器,南海则处于与东南亚多国的争端之中。缺乏强大水面舰队和海军航空兵掩护的潜艇部队将在对手非常强大的反潜力量面前不是被歼灭就是无所作为( “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海军和苏联红海军就是例子) 。这也许正是美国海军乐于看到的局面。航空母舰的出现将使这种被动局面大为改观。在实战中,中国航空母舰的主要作用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夺取海上制空权; 夺取制海权; 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打击; 为海基核力量提供保护; 远程兵力投送; 反潜作战。
  中国学者张文木因此认为,航母不仅是战舰,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航空母舰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 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就实行制止; 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必须发展海权,而研制和装备航空母舰是发展海权的关键措施。
  2012 9 25 是中国海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中国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 前“瓦良格”号) 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11 26 日,中国航母舰载机成功起降。中国海权以及中国海军由此进入航母时代。
  航空母舰作为当代海军最大的水面作战平台,具有很强的实战意义与威慑价值。对于中国来说,航空母舰的试验与装备将会促进中国海权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海权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装备航母对中国海军来说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航空母舰的装备促进了中国海军的战略转型。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开始向海洋国家迈进,然而,海军兵力结构不合理、远洋作战能力不足、自身定位失误等弊端妨碍了海军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海军进行战略转型势在必行,航空母舰的入列不仅可以增强解放军海军夺取制海权的能力,而且对当前解放军海军正在进行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航空母舰对解放军海军对自身定位认识的转变、海军建设思想的转变、海军军种战略的转变、海军作战环境及作战任务的转变、海军编制体制的调整以及海军兵力结构,将起到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 2) 航空母舰的装备提高了中国海军夺取制海权的能力。制海权是海权的基础,实践证明,一支美国大型航空母舰编队每小时可以搜索10 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一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可以控制1 000 平方千米的海空域。如果同时出动4 个航空母舰编队,就能控制96. 5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即使排水量较小的航空母舰编队在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战斗中,仍具有相当的优势。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是典型的中型航母,可搭载20 多架舰载固定翼飞机和若干架直升机,在夺取制海权的战斗中将会很大程度提高中国海军的能力。
  ( 3) 航空母舰可以为中国海军提供急需的远程防空能力。由于受海军战略、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海军建立之初的兵种是以发展潜艇、海军航空兵及快艇为主,即所谓的空潜快。然而,这是近海防御型海军的兵力结构,不适合执行远洋战斗任务,无法有效保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外利益。有鉴于此,中国海军开始重点对大型水面战斗舰艇进行建设与装备,而这些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的核心与代表就是航母。取得海上制空权是现代海军舰队进行有效作战的前提,而在脱离岸基航空兵保护后,维持海上空中防卫力量就必须给舰队建立起一个可靠的防空保护系统。现代海上作战体现为空袭与反空袭主导形态,决定了远洋海军必须拥有强大的防空能力,这就是现代远洋海军通常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根本原因。航空母舰作为一个移动的海上机场和空中作战指挥中心,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在远海保证舰队有效防空保护的手段。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航空母舰提供的海上防空力量是远洋海军所必须拥有的安全保障。
  ( 4) 航空母舰可以提高中国海军的海上封锁能力。海上封锁是一种传统的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普遍适用。事实上,海上封锁的一方需要派出优势的兵力兵器,对敌方基地、港口、江河出海口、海峡通道、岛屿及群岛等实施封锁,以阻止敌海军兵力行动自由,切断其陆岸与海上的联系。未来中国海军的潜在对手中不乏需要对其进行封锁作战的对象。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战斗群将在封锁作战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航空母舰制空、制海能力强的优势将在海上封锁作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 5) 航空母舰可以提高中国海军的海上远程打击能力。世纪之交,高技术的应用使海战武器的威力和效能产生了历史性飞跃,即由战役范围扩展到战略范围。海上打击成为现代海军作战的重要模式之一。将前沿部署的、机动和生存能力强的航空母舰打击群、能够发射导弹的水面舰艇和潜艇打击群,以及远征打击群进行重新编组,充分利用其有利位置从海上投送优势力量。在海上打击作战过程中,航空母舰一方面可以利用其舰载机对海上及陆地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C4I 系统对其属舰发射的海基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进行目标指示及毁伤评估。可以说,航空母舰是现代海军进行对地远程打击的核心,中国海军一旦装备航母,将会具备常规远程战略打击能力,从而形成完整的“海上打击链”。这使中国海军顺应了后冷战时代海权的范围向大陆纵深扩展的历史趋势。
  ( 6) 航空母舰将会提高中国海军的力量投送能力。所谓投送力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通常在战前进行的战略机动,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在战争全局范围内,把各种作战力量,包括各兵种,各种武器装备和各种作战物资,从一个地区( 方向) 运送到另一个地区( 方向) ,即把各种海空作战力量兵力兵器运送展开到最靠前、最适宜的海域或前沿; 其二是对陆投送作战力量,也就是把各种海空作战力量向濒海地区,甚至直接向陆上投送,也使其真正成为最快捷、纵深最大的作战力量。 在中国的军事战略当中,最受重视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的强化正是为了配合“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行。“辽宁”号的入列是中国海军迈向远洋作战大系统的第一步,航母战斗群将成为中国海军未来前沿部署力量的核心,将会和未来的两栖登陆力量联合成为远洋兵力投送的平台,为保障中国的海上力量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此外,航空母舰的装备对提高中国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中国海军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以及海军的信息化也大有裨益。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和导弹核武器的年代,传统的航母使用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但航母的战略价值并未因此减退。航母作为现代军事技术高度集成的信息化综合作战体系,是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当今世界95%的国家没有航母,并不是航母无用,也不是这些国家不想要航母,除政治原因外,主要是技术和巨额费用问题。中国以日益增强的国力和现代国防科技与工业体系为支撑,实现航母列装,其巨大的作战效能与威慑效能,不仅将大大改善中国近海防御态势,改变中国海洋方向防御纵深短浅,防御手段相对单一,反应速度相对迟缓,制空权、制海权相对薄弱的状况,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国防和军队在军事理论、兵力结构、体制编制、作战方式、军事指挥训练、人才培养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中国航母最终形成战斗力,无疑将拓展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边疆,增加战略选择的灵活性与主动性,有效增强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质量与战略稳定。
  当然,从军事角度而言,航空母舰航速快、装甲厚、火力强。但是,对手仍能从航空母舰的防御体系中发掘出某些漏洞并加以利用,譬如:在临近主要航道或海岸的地方,频繁的通信可能暴露航空母舰的位置; 航空母舰在高度机动过程中无法确保舰载机持续出动,夜间尤其如此; 在低战备等级下,航空母舰上的装甲机库门往往处于敞开状态; 航空母舰舰员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令破坏分子的渗透成为可能; 核动力航空母舰虽然不受航程限制,但仍需定期补充食品、航空燃料及其他物资; 航空母舰为确保信息流通而配备的网络节点,同样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如果掌握了这些弱点,再辅之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常规武器,潜在对手完全可能给航空母舰造成严重威胁。这里所谓常规武器,包括巡航导弹、静音潜艇以及智能水雷,近来被媒体热炒的反舰弹道导弹当然也在其列。 然而,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并非是仅以一艘军舰的意义而存在的,作为中国海军来讲,航空母舰是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体系作战中的重要一环,是信息化海战中的关键节点。作为完整作战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航空母舰的上述缺点将通过体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得以抵消或者缓解。
  大国海军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目的: 围绕利用海洋展开争夺( 包括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 ,打击陆上目标( 力量投送) 。如果是以自由使用海洋为目的( 与此同时,阻止敌方使用) 被称为海上控制。另一种是自己无法自由使用海洋,但能阻止敌方利用,这被称为海上阻绝。 航空母舰的装备将使中国海军以往的短板———海洋控制能力得以很大程度的增强。
  此外,航空母舰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海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以上方面。建造航空母舰还必须解决武器装备、电子设备、通信导航等关键技术。一是包括飞机发动机技术、弹射技术、空中加油技术和着舰技术在内的舰载机技术能力; 二是包括各种雷达、通信设备、导航器材,以及航空母舰内部无处不在的各种电子设备电子技术; 三是必须解决航空母舰上各种指挥控制系统、情报信息收集与处理分发系统、各个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各个系统之间的综合集成等问题。发展航空母舰与发展其他兵力最大的不同是,它在客观上不仅要求建设航空母舰及其舰载航空兵本身,而且还必须统筹谋划海军其他各兵力的同步发展,因为航空母舰需要与潜艇、巡洋舰、驱护舰艇、运输舰艇,以及信息保障力量组成编队的配套发展。海军是一个知识密集、技术复杂的战略军种,航空母舰的建造已经成为海军系统建设和武器装备发展的龙头,发展航空母舰将带动海军力量的全面、系统、协调的发展。航空母舰是大工业时代的典型产物,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是国家科技水平的缩影。有鉴于此,航空母舰的研制、建造和装备,不仅提高了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优化了国家的产业结构,还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航空母舰的战略意义不仅体现在国防领域,还体现在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等领域。
  综上所述,航空母舰的试验和装备是中国海权观念中经济海权观、战略海权观、复合海权观等的体现,并顺应了后冷战时代海权向信息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航空母舰的出现也将反作用于中国海权,使其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航母功能的运用与中国海权的建设
  中国应该抓住装备航空母舰的契机,在加强和发展海权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通过航空母舰的装备增强海权意识。一个国家海权的崛起,必须有三个条件: 一是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二是有巨大的海洋利益; 三是有明晰的海洋意识。这些早已被地中海时期海洋文明的崛起与发展得到了证明。中华民族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左右,对海洋的价值取向一直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对海洋的认知始终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祖训,锁定在“以海为田”的物质文化层面。西方列强对海洋的价值取向则是为夺取海洋的国家利益,进行海外贸易、掠夺世界财富走向强大。海洋和海军是西方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海洋战略均在十分明确的国家海权思想指导下确定和实施。航空母舰的装备可以对中国在价值取向方面的海权意识上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为发展中国海权在精神层面夯实基础。
  其次,通过航空母舰的装备提高海军战斗力。如前所述,航空母舰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中国有必要通过航空母舰改进海军战略、优化海军兵力结构、改进海军编制体制。中国海军现有的“近海防御战略”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需要,特别是面对美国海军战略转型的情况下将会完全陷入被动。航空母舰的出现将会为中国海军采取更为积极的“远海防卫战略”提供物质基础。舰载航空兵是现代海军立体作战体系的核心,也是构建远洋海上作战力量的基础。没有航空兵支持的海军也就没有远洋作战能力。中国海军的兵力结构还很不合理,尽管兵种齐全和拥有核潜艇,但主要是一支以海上轻型兵力为主体、少量中型兵力为辅的兵力结构,特别是能够在中、远海担负作战任务的兵力兵器量少质差,战略、战役使用很不配套。航空母舰的装备将使中国海军得以增加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的数量,使兵力结构变得科学合理。在编制体制方面,中国海军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中国海军下辖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三大舰队,这是典型近海防御思想的产物,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根据未来中国海军担负的战略使命与任务、海洋战略环境、战略需求等情况,中国海军现代作战体制和战略防御体系可作相应调整和改革: 一是收缩战线,将北、东、南三大舰队合组为两大舰队,即中国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专司海上战略防御; 二是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担负近岸水域和近海海域的一般性经济生产、海洋开发利用、维护海洋权益等大量日常海上防卫任务。两支舰队将分别担负西北太平洋的战略防御和南海及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防御任务,其兵力结构建设方向以高技术的大型多用途航母战斗群为核心,并相互进行战略协同与配合,确保海上战略防御任务的完成。 航空母舰正是这种前景得以实现的核心装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航空母舰不仅是一艘军舰,而是一整套海上作战体系的关键装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还可以借此大力发展海基核力量。海基核力量是一个国家实施战略威慑、战略核反击的重要力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由于海基核力量具有隐蔽性好、生命力高、机动性强的突出优点,在当今核战争危险不能完全排除的情形下,海军的核威慑能力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石之一。海军要拥有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海基核力量,能在预定作战海域乃至敌国前沿海域显示存在,可进行较长时间的隐蔽待机和实时的战略展开,实施多点突防,对敌防御前沿和战略纵深目标实施核反击。过去中国海军以空潜快为主的兵力结构无法为核潜艇进入大洋提供有效保护,而航空母舰的装备及航空母舰编队战斗力的形成使弹道导弹核潜艇进入大洋有了可靠的保护,战场生存能力大为增强,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核威慑的可靠性。此外,航空母舰编队的属舰可以作为装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舰载机在理论上是可以装备战术核武器的,这将增加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是通过航空母舰的装备强化海权的物质基础。海权构成要素之间也需要良性互动。即海军不仅要履行保卫国家领海安全的职责,更要注重保护海上非军事力量的安全。要利用海上非军事力量汲取的财富相应增加海军建设的投入,以增强海军实力,海上非军事力量在战时亦要作为后备力量支援保障海军作战,不能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而应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军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军种。而作为中国海军未来战斗核心的航空母舰,在增加国家财富,进而增强海权物质基础方面将起到重大作用。而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大国,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攀升。鉴于航空母舰的特殊作用,可望在中国维护海外利益方面大有作为。
  第四,是通过航空母舰的装备强化中国海权的功能。当代西方海军理论家肯·布思( KenBooth) 将传统海权与国际形势相结合,把海军的作用设想为“三位一体”,即: 警察功能、军事功能和外交功能,使海军突破了“海上力量的政治显示”的传统作用,从而扩展了海权的内涵,他还为此设计了一个“海权三角模式”。中国学者刘一健和吕贤臣进一步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海权一般具有四种功能,即军事功能、经济功能、外交功能和警察功能。其中军事功能是指海权中的军事力量即海军能够履行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具体包括: 战略核威慑与常规威慑、抗击敌海上入侵与保卫领海安全、夺取制海权与保卫己方海上交通线、兵力投送与对岸作战等。经济功能是指海权中的海上非军事力量能够用作从事海外贸易、输送重要物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工具,增加国家财富。外交功能是从海权的军事功能中衍生出来的,专指海军外交。历史上西方列强以炮舰开道,用武力逼迫其他国家接受殖民统治或强权政治的“炮舰外交”是海权外交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当今时代海权的外交功能更多地被当作和平时期参与和支持国家政治外交活动,体现国家意志和决心的重要手段。警察功能是指海权构成要素中的海上执法力量根据国际海洋法和本国相关法律,制止和打击海上违法犯罪行为,捍卫本国海洋权益,维护海上正常秩序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航空母舰编队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强化中国海权的军事功能; 航空母舰在海军外交中独特的作用可以强化中国海权的外交功能; 而航空母舰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优势则可用来强化中国海权的警察功能。
  第五,是通过航空母舰的装备增强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能力。如前所述,美国航母在印度尼西亚海啸中发挥巨大作用,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目前在三个海洋战略方向: 东海、南海和印度洋都遭到美国的封堵。采取武力手段突破这种封堵是不可想象的,而通过航母参与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行动,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中国海权拓展到被美国封堵的地区,并且树立大国形象,巩固国际地位。并且这种提供海洋国际公共安全产品的行为尽管主观上是拓展中国海权范围,但是客观上分担了美国的霸权成本,这也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访问美国时曾说中国亚丁湾护航已经比较吃力,需要建造新的军舰,美国对此并没有持反对态度即是明证。
  四、结语
  展望未来,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脚步不会止步于“辽宁”舰,就其数量而言,应该能满足同时有航母分别在海上执勤、往返和维修的需要;从吨位的角度来看,中国航空母舰起点较高( “辽宁”舰是中型航母) ,未来的中国航空母舰至少不会小于“辽宁”舰;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电磁弹射器、核动力、隐身舰载机、舰载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是未来大国航母的发展趋势,中国能否在这方面有意愿和实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航空母舰的研制与装备是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发展海权的一个契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从军事、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战略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符合国家战略的需要,培养和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海权。对于一个拥有多样性地区和利益的大国来说,航母战斗群所代表的作战力量是一个有效而必需的政策工具。未来装备了航母的中国海军,除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之外,也将更有利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符合地区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利益。 这不仅是亚太人民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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