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形成受到康德、马克思哲学等批判哲学的影响，并与反全球化浪潮、反实证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主张实证主义不能全盘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理论既要解决问题，更要关心人类解放，技术统治旨趣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大敌，建设世界共同体有必要限制战略理性，提倡沟通理性。它对于国际关系认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新界定了社会科学的概念，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诞生准备了知识基础，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
一部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理论批评史。批判理论在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同期兴起，上接新现实主义，下启社会建构主义，领批判风气之先，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学说一起动摇了主流理论的根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并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照耀学术争鸣与创新之路。
一 批判理论的概念及其缘起背景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学说，它的成长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丰富的实践内涵以及独特的时代背景。
(一)批判哲学与批判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是与社会哲学中的批判理论相联系的，要了解批判理论，就得了解批判哲学。我们一般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批判哲学的最高峰，亦即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的直接来源。但是，批判哲学的近代源头却是康德哲学。完整地理解批判理论中的“批判”一词，不能绕开康德的三大批判。
康德是近代德国哲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判断力批判》实际上是就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在哲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个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灵的后面，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面，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的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1]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哲学的调和，但它可能是近代哲学中最高水平的调和。这种调和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康德导致了“当前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海涅语) ；之二是二律背反学说指明了理性知识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为19世纪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之三可能就是批判哲学中隐含的反理性主义和反实证主义，这成为20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马克思哲学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将其批判精神与对理性的限制加以发扬，摒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同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批判哲学，承认异化对人产生的束缚，承认权威对人的约束，承认精神自由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前提，并且承认人通过批判理论可与自身的本质结合在一起。不过，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既是一种批判哲学，又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明确指出人的解放要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过程，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这种实践哲学成为最高意义上的批判哲学。
批判理论在哲学史上有过多种形态，特别是在18、19世纪欧洲大陆批判哲学风行的时代，批判理论一度成为时尚，但我们一般所讲的批判理论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深受马克思哲学影响的社会哲学学说。
(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概念
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理论也有多种分类。从批判哲学到批判理论的学术进路看，结合当前理论研究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批判理论主要有两大支：一支是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其发展路径是从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到理查德·阿什利、安德鲁·林克莱特等国际关系理论家；另一支受新葛兰西主义的影响，其发展路径是从卢卡奇、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罗伯特·科克斯等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有趣的是，前一支主要是在欧洲，后一支主要是在北美。当然，这两支理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科克斯的学说实际上也受到了霍克海默的深刻影响。
从概念上来讲，批判理论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理论是指除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外对主流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说，包括以阿什利、R. B. J. 沃尔克、德里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约翰·拉格、亚历山大·温特等为代表的温和型批判理论，以科克斯、史蒂芬·吉尔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彼特森、西尔韦斯特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生态政治学等。狭义的批判理论则专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学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后现代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女权主义等有了程度不同的差异。[3]本文认为，广义与狭义的批判理论均有其合理性，我们使用“批判理论”的概念，不妨将广义上的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理论”，而将狭义上的批判理论特指“批判社会理论”。[4]本文限于篇幅，主要关注具有批判社会理论传统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亦即与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的批判理论。
(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形成的主要背景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成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在20 世纪70年代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能力以及反全球化力量的初现。全球经济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或者地区出现了后主权时代的某些特征。反全球化力量也以石油危机爆发、南南合作加强、非政府组织(NGO)兴起、南北对抗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等形式在发挥着影响。核武器、经济霸权、国际科技竞争等技术理性统治在成为国际政治中心操作的同时，也极端地压制着人的解放。国际关系的现代性面临合法性危机以及重建合法性的关键时刻，人类社会处于政治大变动的转折点上。这是批判理论形成的历史大背景。
其次，国际关系学在经历了“方法论革命”后，面临着新一轮的理论重建，出现了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态势。20世纪50～6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并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英国学派领军人物赫德利·布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学者的有力反击下，卡普兰等奉行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们并没有做到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将规范研究、伦理研究与定性研究从美国学界清洗出去。但是，这次“方法论革命”还是产生了几个后果：一是大量的科学哲学思想与概念进入国际关系学界；二是华尔兹将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结合起来，以结构主义重建现实主义，开创了新现实主义问津话语霸权的时代。反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不满于其话语霸权，对新现实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提出质疑：主权国家是否是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体? 国际政治研究要不要注重经济组织、文化运动等非权力性因素? 实力政治是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惟一模式? 国际关系究竟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关系，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交往关系? 自然科学方法能否全盘应用于国际社会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要不要将人类解放主题置于重要地位? 如此等等。这些质疑也成为批判理论的主要旨趣。
最后，欧洲思想的新发展，特别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反新现实主义的思想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批判理论的兴起与该学派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流派，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学派由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组成。它不但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且综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其他一些哲学流派的观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和剖析，形成了其独特的“批判的社会理论”。[5]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从渊源上讲包括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先于实践、思维先于存在，存在主义的关于人的主体性与异化的思想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生物的人的解放。除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也受到卢卡奇的一些理论如物化、强调主观的辩证法、否定自然辩证法等观点的影响。[6]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哈贝马斯等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曾试图改变早期激进的批判立场，调和批判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张力，通过提倡沟通理性来修补现代性，但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与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以及批判性重建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宝贵遗产。上述思想根本上反映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与其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批判应用于欧洲与北美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之后，推动形成了以关心人类解放与批判实证主义为主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当然，除上述因素之外，一大批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深刻影响的欧美学者对于批判理论的介绍、钻研与应用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科克斯、阿什利和林克莱特等把批判社会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诸方面质疑并攻击刚刚上升为主流的新现实主义，掀起了一场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罕见的“批判风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阿什利是“批判风暴”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家之一。英国凯尔大学教授林克莱特也许是“批判风暴”中最后一位重要的批判社会理论学者， [7]他也是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获得了资源，并发展出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结构的历史社会分析，以此展开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从他们的批评文本里，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基本理念。
二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基本理念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没有形成一个缜密的学理体系，其基本宗旨在于批判新现实主义的种种“谬误”及其认识论、方法论甚至本体论根源。然而其基本理念是清晰的，主要体现为对主流话语背后的实证主义、问题解决宗旨、技术统治旨趣以及战略理性的限制与批评的态度。
(一)实证主义不能全盘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反实证主义是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立场。霍克海默在其著名的《批判理论》中重点分析了实证主义。他认为实证主义就是一种传统理论，这种传统理论采取经验主义的、归纳法的、二元论的认识论，企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领域。而批判理论则反对这种二元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宣扬理论的实践性与能动性，具有革命的、主体的自我意识。[8]霍克海默承认，实证主义曾经在认识论领域产生过积极的社会功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运动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日启蒙运动”面临的任务是，适应现存社会向未来社会形态过渡的潮流，欢呼人类将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并推动自身主动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目前这样的历史时期中，真正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正像与理论相应的社会不能称之为‘生产型’的社会一样。人类的未来依赖于今日对生存所持的批判态度。”批判理论不会完全否定实证主义，但那种不事反思、禁锢思想、将思想与社会割裂、否定思想的实践性的实证主义显然是需要限制的。[9]
在信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群体中，阿什利最集中地批评了实证主义。阿什利归纳的“实证主义四信念”，用平白的语言可以叙述为：国际政治现实符合某种不以人类主体性为转移的因果关系或者结构关系；科学可以运用技术知识更好地提高人类预见能力，控制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否科学，必须经过验证，看其能否与外部经验相符合。正是基于以上4个信念，新现实主义提出了国际体系观念。然而，这种实证主义无法克服人类主体性的两个内在难题：一方面，国际社会的任何行为都是有意义的，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任何国际关系研究者都拥有自身的规范、价值观与理解力，人们不能把国际社会的观察者与观察者所处的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绝对地分开，更不能像对待自然界那样把国际社会当成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无声一般性”来对待。如果我们不批判地对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那么我们就会像新现实主义一样，无法“有意义地理解国际体系”，我们所看到的国际体系就“像一个由各种力量组成的毫无意义的空心漩涡”，而对于权力的现状，会采取华尔兹的超然态度、吉尔平的宿命论、克拉斯纳的好奇心或者基欧汉的韦伯式态度。[10]
总之，由于人类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与自然界有着重大区别，在社会科学中贯彻实证主义难以克服阿什利所谓的人类主体性矛盾，故而不能将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全盘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在那些结构性、因果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不甚强烈的领域，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必须结合批判理论加以综合解释。
(二)国际关系理论既要解决问题，更要关心人类解放
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念，即“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在传统理论的思维中，“具体的客观事实的出现，用以把握事实的概念体系的实际运用以及这些体系在行动中的作用，都被看成是外在于理论思维本身的东西”。这种观念的异化造成了价值与研究、认识与行动的对立与分离，并使得传统理论不去认真对待理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去研究理论与普遍需求的满足之间的关系，更不会去关心人本身的再生产与解放。传统理论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就共时性而言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比如，虽然社会现实外在于科学家，但科学家又通过政治论文、党员资格以及参与选举活动建构社会现实，但传统理论不能把这两种活动统一起来，最多只有心理的解释。批判理论则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科学家既要研究客观现象，又要行使社会批判功能，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任何一种社会理论，即便是关心普遍规律的社会学家们的理论，无不包含各种政治动机”。批判理论旨在消除主客体的对立和人的异化，“只有消除了这种对立，批判思维所说的人的概念才不至于和人本身发生冲突”， [11]才能推动人的解放。“批判理论”执行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目的论路线，它把任何理论均视为“具体历史情境”的产物，以揭露、废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现象为己任，是一种人类解放学说。
批判理论反映在国际关系领域，是要反思国际关系中的压迫现象，追问现存世界秩序的起源、实质及其合理性，寻找更加适合人类解放的国际政治实践模式。以科克斯、阿什利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如果完全从奉行实证主义路线的传统理论那里寻找答案是没有结果的。科克斯受到霍克海默关于“传统理论—批判理论”知识分类的影响，提出了“问题解决理论—批判理论”的分类。[12]他像霍克海默40年前批判社会学领域不问人类关怀的传统理论那样，尖锐批判了国际关系学领域为现存世界秩序辩护的问题解决理论，指出目前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均为问题解决理论。
批判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问题解决理论”宣称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去进行规律性研究，但脱离意图和政治目标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肯定了科学行为主义关于理论的规定，接受了传统理论使用的主客体区别的二元论认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并立志建立一种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价值中立。华尔兹本人后来也承认理论的检验标准既有真实性和证伪性，又有有用性，也就是对维持国际秩序和获得国际权力有用。[13]华尔兹还从国际结构的角度出发研究均势，直接或间接地强调两极均势优于多极均势。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华尔兹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解决一个美苏共同管理国际事务状态下如何确保国际稳定的问题，本质上是服务于美苏合作霸权的政治目标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新现实主义实际上代表了国际霸权秩序对于社会力量的压迫。要清理新现实主义中的“问题解决理论”的负面影响，就必须重视批判理论的批判功能，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冲突理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特别是将生产进程解释为特定历史形式的观念，纳入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在适当考虑解决眼前具体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像布罗代尔那样从“长时段”考虑世界秩序，“考察生产变化、国家形态变动以及世界秩序变迁之间的联系”，追问“当今的时代是否为那些世界结构的历史断裂点之一? 目前的世界形势是否包含着另外一种世界秩序的发展潜能?” [14]批判地思考人类的未来，从世界交往的层面上找到一条更适合人类解放的道路。
(三)技术统治旨趣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大敌
何谓旨趣? 旨趣就是兴趣或者乐趣。它贯穿于日常工具行为与交往行动中，是“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以及与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条件——劳动与相互作用——相联系的基本导向”。它先于认识，指导认识，同时也只能借助于认识的力量才能实现。认识与旨趣真正统一于自我反思的领域。不同的认识旨趣决定不同的科学活动。人类旨趣分为3种，即技术的旨趣、实践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技术的旨趣是人类使用技术手段认识与征服自然界的旨趣，目的是把人类从自然界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能够了解自然，控制自然，向自然立法，使自然为人类发展服务。技术的旨趣与自然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实践旨趣与技术旨趣不同，它针对的是自然界以外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科学相联系，主要指“维护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以及确保人的共同性的兴趣”。实践旨趣集中反映在历史诠释学之中。技术旨趣与实践旨趣对于人类的解放均有意义。技术旨趣推动人类自身从自然界的盲目统治中解放出来，实践旨趣推动人类从僵硬的意识形态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技术旨趣不断实现与扩张，而现行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经济、军事机构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则压制了对话，阻碍了共识与相互理解的形成，破坏了实践旨趣的发展。批判理论认为目前的任务应是抑制技术旨趣，光大实践旨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重视解放旨趣。解放旨趣的目标是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批判理论的基础就是解放旨趣。[15]
国际关系理论界存在着技术旨趣主导的状况。在批判理论家看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在改造传统政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流失了原本存在的实践旨趣，实质上反映了以实证主义的技术统治旨趣压迫并取代实践旨趣的进路。在“方法论革命”之前的时代，国际关系理论曾经有着技术旨趣与实践旨趣的相对平衡。E. H. 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汉斯·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者在其理论构建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实践旨趣。以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为例，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为了维持和平需要最大化地追求权力，这只是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和平困境提供了一种实践出路，而并没有将无政府状态“物化”。在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以及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政治现实主义都注重历史的分析、价值研究和定性研究，并不排除和否定道义、偶然性和特殊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都将科学实证主义分析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无政府状态的强调也只是作为整个权力政治研究的一个实践框架。但在华尔兹那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代替了原有的历史、价值、反思和实践关怀，无政府状态上升为一种物化的国际结构，国家只能在它的统治制约下行事。现实主义主导和解释下的国际政治理论由此而成为了一种技术统治工具，一种问题解决理论。为了正本清源，解放国际政治理论中被压抑的实践旨趣，有必要抵制新现实主义的实证主义技术统治，将批判社会理论纳入到国际政治理论中。[16]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技术统治的旨趣对于理论建设不是毫无意义，但它只是多种知识旨趣中的一种，在世界政治发生转折性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的理论旨趣不应像19世纪那样倡导技术统治旨趣，而应更多关注与批判理论相联系的解放旨趣，技术统治旨趣是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大敌。
(四)建设世界共同体有必要限制战略理性，提倡沟通理性[17]
批判理论要寻找一种适合人类自身解放的共同体形式，就必须拥有一种合适的理性形式。世界共同体的建设基于国际共同体，而国际共同体是存在诸多困难与矛盾的。要消除这些困难与矛盾，有必要限制战略理性，倡行沟通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对以林克莱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理性可以分为认知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而与理性相联系的行动，也可分为遵从认知工具理性的行动(包括非社会的工具性行动和具有社会情势背景的战略行动)以及遵从沟通理性的行动。这样，人类理性及行动就有了3种模式：工具理性(行动) 、战略理性(行动)和沟通理性(行动) 。其中沟通理性是一切话语的前提，是评判个人认知和社会组织的标准。就批判理论而言，其任务就是要高扬人类的沟通理性，将之从技术工具理性和社会战略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理想语境下主体间自由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条件。[18]林克莱特把哈贝马斯的理性分类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分析中，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着3种理性化，即技术—工具理性化、道德实践理性化和战略理性化。技术—工具理性化是指人类学习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实践理性化是指人类学习如何建构秩序和社会公意，战略理性化是指人类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情势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人。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技术—工具理性化与强调生产力、世界经济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有联系的，道德实践理性化与林克莱特等批判社会理论为代表的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有内在的一致，而战略理性化则与新现实主义密不可分。[19]
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家看来，代表批判理性的革命主义、代表技术—工具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和代表战略理性的新现实主义处于一个多样性的理论世界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处于主流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尤其需要向其他两者学习，因为其他主义特别是革命主义拥有新现实主义“战略理性”最缺乏的人类关怀。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新现实主义用结构主义改造现实主义，更加重视国际结构对行为体的物质性限制，而不重视行为体的实践作用。相反，革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则相对强调实践理性的作用。上升到政治立场来看，新现实主义关注的是政治控制技术，是从两极格局下美苏斗争的需要出发阐释“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国际体系”，而对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关乎社会发展的全球危机等问题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与自身解放的实现。弥补新现实主义的缺陷有多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包括重新界定国家。这涉及世界共同体的性质。
从历史的长河看，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多元存在的形式。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有一种“国家结构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的目的是解释国家是如何被人类历史建构的，特别要解释那些促使主权国家形成并将国家与外部世界疏离的社会纽带是如何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我们从黑格尔与罗蒂等政治哲学家那里得知，历史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有相应的人类共同体形式，而每一种更高形式的共同体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类自由前进了一步，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的解放。人类的共同体从家庭到部落，从部落到国家，体现了历史进步性，但并没有终结历史。人类的美好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拥有与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权利和责任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普遍律令的理性社会。目前，人类社会是处于共处原则的理性社会向普遍道德律令的理性社会过渡的阶段，从个体的身份转化角度看，也就是由公民身份向人类身份转换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新现实主义的战略理性扮演了消极的角色。因此，建设有利于人类解放的共同体，就必须支持沟通理性为主导的社会，而非战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20]
三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影响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上述理念振聋发聩，在20世纪80年代初挑起了一场罕见的论战。尽管理论界对这次论战的主题不无异议，但由批判理论登高一呼而引发的“批判风暴”[21]所带来的影响则是公认的，即国际关系理论由此进入了多元发展、百舸争流的局面。其中，批判理论本身的影响也是开创性和多方面的。
(一) 批判理论的发展对国际关系元理论特别是认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之初，学者们最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元理论并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对国际关系元理论的大讨论是从“方法论革命”开始的，这说明方法在相当长的时期以及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那里是最基本、最紧迫、最值得研究的领域。其实，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是不可分的。方法论的讨论必然涉及认识论，而认识论也与本体论脱不了干系。20世纪60年代的“方法论革命”成就了新现实主义，也造就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但这种霸权的解体首先是从认识论开始的，而认识论的大讨论正是肇始于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阿什利、科克斯、拉格等人猛烈地反对主流理论的实证主义思想。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过程就是国际关系认识论的转向过程。批判理论认为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不可能如新现实主义那样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国际社会具有相当的社会性，国际政治既有类似自然界的规律性，也有国家与个人等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实践建构性，认识自然界可以用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做法，但认识人本身，认识国际社会却不能做到二元对立，主体间性与国际政治的非因果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研究本身不能采取完全的实证主义。批判社会理论的这种认识论的转向也进一步对抗了科学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影响。当然，批判理论的认识论讨论还揭开了国际关系本体论讨论的序幕。
(二) 批判理论提出了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新界定
实证主义概念中的“科学理论”是某一学科若干命题的综合，其前提是将人类的整体认识加以分类，即把客体与判断划分到各个不同类型的知识领域。“在传统科学那里，每一件事都是必然的，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因为必然性意味着事件独立于观察者或绝对肯定的预测的可能性。但是，主体即使作为思考者也并非完全脱离社会斗争。” [22]这种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定义实际上是存在特殊的领域与普遍的理论努力之间的张力的，也存在着忽视主客体相互联系的现实。用科克斯的话说：“将紧密联系着的现实社会世界分割成多个相互分离的领域”虽然有助于提高理解力，但“实践的知识在最初总是不全面的或支离破碎的”。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将国家与市场社会区别开来在18、19世纪具有实践意义，对维护个体主义与主权制度功不可没。“然而，在今天，国家与市民社会如此地相互渗透，以至于这些概念几乎变成了纯分析性的概念，仅可用来非常模糊和不精确地标示不同的活动领域。” [23]在批判理论看来，全面而不是分割地看待国际社会，批判而非假定地认识世界秩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非完全实证主义地归纳事实，才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
(三) 批判理论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
批判理论对主流理论主要是新现实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极大地削弱了元理论根基，揭露了理论背后的政治意图，动摇了僵硬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与物质主义本体论，为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上升为主流理论创造了条件，促使阿什利等更为激进的学者转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寻求解构“国际关系”的资源，也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本体论遗产。同时，这一过程也促使主流理论检讨自己的理论缺失，并在一定限度内与边缘理论进行对话。国际关系理论界由此进入一个更加活跃、更加多元的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四) 批判理论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诞生准备了知识基础
经过“批判风暴”的洗礼，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而不是物质结构，不是新现实主义所谓的物质实力之对比，国家、国际体系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可以通过实践改变的。这一点成为后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最难反驳的领域，也是建构主义的最得意之处，主流建构主义正是在“本体论革命”的基础上建构起较为完整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批判社会理论长于思想批判、疏于理论建设的缺憾也为学界所强烈意识到。理论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批判理论的知识积累，但又必须超越它。1989年美国学者奥那夫企图以建设性的态度改造批判理论，并建议冠以“建构主义”这个新的名字。从此，建构主义在理论体系建设、汲取实证方法论、调和认识论等方面不断超越批判社会理论，向主流理论方面迈进。
(五) 批判理论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提供了启示
通过对批判理论的研究，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有的是直接影响，如批判理论；有的是间接影响，如马克思哲学对于建构主义的影响。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马克思哲学是批判哲学而不是简单的物质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不能忽略理论的批判性。当然，批判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其片面性，例如将马克思主义当成自然主义方法论，完全忽视唯物史观在承认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社会性方面的重要贡献；全盘接受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服务于对国际政治的解说；在社会科学领域持贬低实证主义的过激立场；在肯定国际关系是社会本体论的同时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做法，等等。我们虽然与批判理论有着较大的不同，但它提出来的实践观念以及社会实践本体论思路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切入点。
当然，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也有其缺陷，其概念体系有失缜密，其批评性多于建设性，其学理性多于实践性，不一而足，特别是后者更容易为当代的实践家所惋惜甚至诟病。我们认为，它对国际政治实践并非全无影响。在革命的时代，它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被压迫民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等各种革命、进步力量追求解放的理论源泉。在当下，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利益界定、全球民间社会对当今国际权力体制的挑战、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科技异化与反霸权主义的行动、边缘文明与核心文明的对话、南北方关于世界秩序的斗争，甚至某些以解放人类为旗帜的暴力运动，均令人感受到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政治影响力。
注释：
[1] [德]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页,转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 1985 年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453页。
[3]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647页; J 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ian Press Ltd. , 1996; Fuat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 /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p. 98。
[4]引自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1年版,第34～35页。
[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6]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第848页。
[7]林克莱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批判社会理论活动,但他的主要成果直到1990年才系统地出版。参见Alastair J. H. Murray, Reconstructing Realism, Staffordshire: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83。
[8]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第78～79页。
[9]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80、89页。
[10] [美]罗伯特·O. 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57、258、262页。
[11]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57～58页、65、70、59页。
[12]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47.
[13]K.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Y: MacGraw Hill,1979, pp. 1-10, 124.
[14]罗伯特·W. 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O. 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28～229页。
[15] [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李黎译:《认识与兴趣》,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译者前言,第11～13页。
[16]参见钮菊生、郭树勇:《试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9期,第50页; Richard K. Ashley, “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 ”International S tudiesQuarterly38, 1981, 转引自Fuat Keyman, Globalization, State, Identity /Difference: Toward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9-100。
[17]本节内容的主要部分参见钮菊生、郭树勇:《试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第51～52页。
[18]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pp. 130, 118, 120, 1; 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年版,第221～222页。
[19]A. Linklater, B 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cMillian Press, 1990, pp. 171- 172;Richard Devetak, “Critical Theory,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2t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2-163.
[20]A. Linklater,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ian Press, 1982, pp. 138, 167, 205, 17-18, 134-136, 171.
[21]这场“批判风暴”的进攻一方是一个联合的阵营,除批判理论之外,还包括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34页。
[22]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第24～25页、66～67页、77页。
[23] 罗伯特·W. 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第187～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