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013｜彭晓宇/ 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5期
［内容提要］通过将 “中国模式”与 “东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需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先进技术和外国投资，从这一方面看，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相似点。但是，中国的实践仍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从而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财富分配、外部竞争力的构建、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不足。
［关键词］中国模式 东亚模式 财富分配 外部竞争力 产业政策
当前中国正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这是很多领域的专家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大家都试图揭示和总结这一经济奇迹背后的 “中国模式”。
许多观察家认为， “中国模式”这个词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中国在改革时期取得经济飞速发展是其特有经验。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因为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以及实行了市场自由化和去集中化等，走的是一条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回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除了可观的 GDP 数字外，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经济的独特成就经受住了一系列国际经济危机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考察一下其他观点的合理性。中国改革的实践显然已经体现出某种自己特有的、不重复西方经验的特征。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一系列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道路经常被视为独特的和成功的 “东亚发展模式”的典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亚的经验有什么关系呢？ 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在地理上，中国属于东亚的一部分，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也像其邻国一样发展迅速。统计表明，这些国家在下列时期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非常相近：中国是 1980—2005 年，日本是 1950—1975年，韩国是 1965—1990 年。
东亚国家都需要提高对外竞争力，由于缺乏资源，就需要在工业领域实现增长，进而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外国投资，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优先支持的特定部门。这项政策是宏观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本通产省、韩国经济企划院和中国台湾地区的 “经建会”的发展计划中都可以很容易看到，政府在通过推动政策来干预经济发展。
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推行一系列措施以鼓励国内投资和提高自身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其政府出台相应法规对此予以支持，从而使私人资本得以迅速形成。此外，在政府采购、利润用于再投资情况下的减税、折旧程序和企业利息补贴等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提供了很多优惠。但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外国直接投资有着严格的限制( 中国台湾的限制程度稍低) ，其目的在于保护本土企业不被外国企业吞并。
金融体系也在帮助企业迅速积累投资，这主要体现为银行融资和债务在自有资本中占很大比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储蓄盈余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的储蓄保持在很高水平，政府依靠长期的预算盈余等政策性手段推动了储蓄进一步增加。针对外国企业实施的保护政策也提高了本国的竞争力。此外，它们还实行公开的进口替代政策，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贴，在购买外汇方面实施优惠，使本国货币贬值。后来，随着各项经济指标的提高，这些政策都逐渐被废弃了。但是，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 1/4 世纪的经济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工业政策是所谓的 “东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人都承认，该政策的第一个范例是二战后日本的工业化。这一战略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国家利用关税来限制更强大的外国竞争者。这个战略也意味着国家管理经济和实行卡特尔化，同时国家要对金融资源进行战略分配，这样一来，国家在社会体系中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发展”成了社会中的立法和组织原则，排挤了民主代议制以及其他的政治和文化原则。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为了取得发展，也开始试验性地实施这一战略。
总体上，虽然关于东亚发展模式存在各种语言的研究文献，但对于该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韦伯认为这个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 长期依靠投资的迅速增加、工业潜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对外竞争力，这体现在国家对工业、贸易和金融政策的干涉上。
2. 坚信竞争和竞争性经济的益处，本国企业尽管获得了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但也必须能够与本国竞争者对抗，以赢得国内市场。
3. 制定即时和理智的平衡预算政策，即使存在预算赤字，也要对抗通胀等。
4. 具备如下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前提条件： 同根同源的人民、高水平的教育、相对平均的收入 ( 其部分原因是实行了农业改革) 、称职的官僚群体和权威政府。
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相似之处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观察家们可以一眼看到，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GDP 增长速度是非常接近的，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增长也是一致的。以中国和日本为例。日本在1952—1978 年的增长速度与中国在 1978—2003 年的增长速度同样都是 7. 9% 。两国的生产要素生产率也非常接近 ( 分别是 3. 3%和3%) 。中国之所以能够像上述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因为它具备了高水平的储蓄、投资和对外竞争力等要素。中国像日本一样，发展初期储蓄水平就很高，后来更是达到了世界罕见的水平。在固定资本规模方面，情况也类似。
中国近些年的储蓄主要都是企业贡献的，而在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储蓄主要是由个人贡献的。政府积极对贷款进行补贴并提供其他便利，但是不负责具体的投资决策。中国大部分的投资都流向了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的私人企业反而很难获得融资，尽管私人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
中国在出口方面也与东亚模式很相似。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积累头寸的速度惊人，后来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开始了这一历程。同时中国还使用了其他措施，如货币贬值，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这样做过，但其程度没有中国那么高。
中国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相似点还包括相信市场和竞争的作用。当然，中国虽然对国有企业实行 “软预算约束”，但过去一些年，国家还是关闭和合并了许多亏损企业。在一些行业 ( 例如石油、通讯) ，中国政府汲取了日本的经验，在几个大公司中间建立了 “垄断性的竞争”。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也是很残酷的，因为在改革之初中国就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加深。
但是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并不完全一致。两者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对比就很有意思。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初期都进行了农业改革，财富分配相对平衡，尤其是中国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则。有意思的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保持了这一相对平等的分配水平，而中国没有。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却像俄罗斯一样不公平。现在中国社会的财富分化程度比美国严重。这种情况近期也不大可能得到改善，尽管政府一直声称要改变这种状况。
两者更重要的区别是在对外竞争力和工业政策方面。竞争力对中国政府像对东亚其他政府一样是其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国使用的许多政策工具都非常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比如高关税和关税限制以及国有企业必须完成一定的出口指标等。
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出口指导方针却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和韩国认为，制定和推行一些工业部门的单独发展计划( “垂直”政策) 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工业规划却没有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尽管一直在制定五年计划，但是实际上是在同时发展所有的经济部门。可能这就反映出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区别。那些国家和地区明白经济的发展要有选择性，而中国大运动式的发展战略可能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有了国家的规模效应，可以使所有的领域都得到发展。但是比较优势的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没有像其他那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有意识地制定出规划来形成比较优势。尽管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大量的资助，但大部分资助都是投给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很容易获得国家银行的贷款、享受税收优惠以及参与政府采购。
中国不是通过有针对性地鼓励特定部门或公司的发展来形成外部竞争力，其构建竞争力的举措缺少计划性，依靠的是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它们在日本和韩国并不是被看重的因素。在中国，外资企业的作用尤其重要。通过效仿香港和台湾的华人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惯例以及利用沿海省份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外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中国。这一政策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完全不同。如果说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友好，那么中国则恰恰相反，它在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比较一下外国投资在各国和地区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外国投资在日本(1950—1975)全部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份额为0.2%，在中国台湾(1960—1985)和韩国，这个数字分别是2.4%和1.6%，而在中国(1980—2005)，这一比例达到了7.0%。考虑到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支持极其有限，因此可以说，在发展私人企业方面，中国政府主要支持了外资企业而不是本国的企业。
因此，中国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场力量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也选择了具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当时是要优先发展汽车、石油化工、通信等领域。中国政府对电子工业领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尽其所能要从外国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中国为了获得技术转让，最初是与外资共同组建企业，目的是为了培植本国的企业。在汽车配件生产行业，中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但是中国没有日本的通产省或韩国的经济企划院这样的机构，经济权力没有更广泛地下放到地方政府手里，这大大削弱了这些措施的效果。任何外资企业在中国都面临着转移技术方面的压力，这与日本和韩国分别 “从零开始”创建聚乙烯工业和造船业完全不同。中国的电子产业的发展也是大规模外国投资的结果。
中国的政策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更加开放。这不仅涉及外国直接投资，也包括整个商业领域。中国更愿意对外开放，还说明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出口扩张型发展取得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小型外资企业，当然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部门、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部门，因此，这些企业利用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等资源。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实现飞跃之初却没有发展轻工业，而是把发展重工业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发展方向与之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而更类似于东南亚国家。
近些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尽力摆脱专门从事廉价原材料产品的生产。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在机器、高科技产品和电子产品方面的出口大大增加，但是中国在零配件方面的进口也在大大增加，由此可以推测，中国国内进行的主要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这还是依赖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此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这一出口领域的特点与当时日本和韩国出口机床、汽车和轮船不同。比如，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的单价低于韩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相同的产品。当然它们通常都是大规模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经济学家们指出，近些年中国的出口结构越来越类似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结构，但是每件产品的销售价格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产品相比都大打折扣。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国在经历了 30 年的奇迹般发展之后，仍然更像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对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个有点意外的结果： 中国模式本身作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像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超越后者，反而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在分析其原因时，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模式开始得较晚，它是在全球化在全世界展开时开始的。
还有一个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可，即使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即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存在很多相似，但它也有很多结构上的缺陷。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当代中国罕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 GDP 增长体现出来的华丽数字，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工业化在技术上是有依赖性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要 “融入世界”，决定了中国在实现 “不完全现代化的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发展道路必然具有依赖性，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这个模式以 “市场列宁主义”为基础，也以与全球资本主义深度一体化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它会在外部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技术方面受到限制，这在国内则表现为扭曲的发展以及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
对中国改革进行上述比较分析后，可以更明显地展示出中国模式的现实特点。国内外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模式的成败不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也决定了本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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