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此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另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阶段，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则会面临“高收入之墙”的困局。
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即将由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一些国家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抑或会面临欧洲一些国家所经历过的“高收入之墙”困局？如何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现代高收入社会？这是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广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课题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本报记者 徐伟
□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陷阱”与“高墙”：工业化不同阶段面临的性质不同的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经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另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会面临“高收入之墙”的困局。中国是否也会步其后尘？如何看待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
刘世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所不具备的某些发展条件，也面临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挑战。我们通过搜集整理大量历史数据，总结了曾经启动工业化进程、目前人口超过千万的30多个较大经济体的经验，归纳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准确把握“陷阱”与“高墙”的实质与区别？
刘世锦：纵观全球经济史，可以发现尽管不少国家曾启动工业化并实现了早期的经济起飞，但是，成功应对各个阶段的风险和挑战、顺利完成工业化并最终跨进高收入社会的国家并不多。
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苏东国家都在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拉美国家和类拉美的东南亚国家的典型特点是，具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大多还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高品位矿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条件，这类国家曾经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追赶，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世界广为关注的“拉美奇迹”。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其人均GDP仅仅达到4000—5000国际元、尚未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发展陷入持续停顿。事实上，在上述国家中，有的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绩效，经济增长呈现加快态势。
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的国家。其中，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虽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也经历过一个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恢复重建期间，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补课”阶段，其中以德国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雄厚的人力资本，在战后经历了一个“压缩式”的快速追赶阶段。在上世纪60年代末人均GDP达到10500国际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逐步接近和达到前沿国家的水平。在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过程中，这些经济体也曾遇到某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危机，但通过努力，在中速状态下又保持了一个时期的持续发展。
针对上述现象，国际上有学者提出“高收入之墙”的概念，用以指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且指出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我们借用“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旨在刻画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并由此而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速条件下的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将倒退或处于徘徊状态。
□落入陷阱的经济增速下降， 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一种“非正常回落”。
□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陷阱”与“高墙”：经济高速增长后的“非正常回落”与“自然回落”
中国经济时报：同样是遭遇发展放缓，“陷阱”和“高墙”两者之间好像拥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何加以区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回落？
刘世锦：分析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确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政策得当，“陷阱”也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以后的经济增速回落则是规律性的、无法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当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在供给方面，其低成本技术模仿的空间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逐渐与前沿国家水平接近；与此相对应，在需求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大规模建设需求潜力基本释放，加上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要求具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而新增需求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这样的经济增速回落则不可避免会到来。
□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遭遇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
□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与成功翻越“高墙”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
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按照历史和外国的经验看，中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
刘世锦：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既与拉美、苏东国家不同，也与德国、日本、韩国不同。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说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刘世锦：首先，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拉美、苏东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
按照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苏东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翻越“高墙”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中国落入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其次，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不同于拉美国家的是，中国早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时候，就已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曾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改革开放后迅速转变发展战略和政策，实行了注重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这既扩大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国际竞争的压力，还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沿海地区出口加工部门的高速增长也有效带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是，中国在较低发展水平上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行。主动而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国民财富存量增长和物质与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使中国在工业化追赶阶段较为顺畅地实现了30多年的“挤压式”快速发展。
此外，中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发展要素组合条件好。中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比目前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市场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发展不平衡本来是一个缺点，但在客观上形成了要素供给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和可持续性。
总之，中国的市场优势不仅超越了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跨国形成的地区统一市场。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是个值得庆幸的结论。但中国与成功翻越“高墙”的高收入国家在增速“自然回落”的时间窗口上有相似之处，能否成功翻越“高墙”、在增速回落后能否在新的增长平台上继续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则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
刘世锦：与成功翻越“高墙”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
已有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高墙”水平、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之后的增速自然回落，是一种规律性现象，鲜有例外。倘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程也将遵循这一规律，那么，出现在人均GDP达到“高墙”水平后的增长速度回落，从一定意义上说，则是成功度过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随着增长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将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
总的来说，中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及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一旦速度降低，过去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所掩盖的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中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
□通过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
2015年左右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自然回落”的时间窗口
中国经济时报：既然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迎来回落期，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间窗口将在何时出现？
刘世锦：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数据，参照日本、韩国和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进行分析。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864国际元。假定今后几年中国GDP还能延续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态势，并结合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的预测，那么到2016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608国际元，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速度普遍下台阶时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2016年之后，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如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这样，预计GDP增速“十二五”期间为年均9.7%，“十三五”期间降至6.5%(中国官方统计口径)。
第二种方法是，考虑到中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从人口规模上看与国际上一个大国或中等规模国家相近，把中国每个省级行政区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根据不同的省情选定国际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作比照，预测各省级行政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后再进行加总，推算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比照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经济体的经验；另外22个省份比照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并根据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分工专业程度、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程度等因素作适当调整；其余6个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省份，则比照国际上若干曾经有过较高速度增长但未跻身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
以各省份目前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为基数，假定各省生产总值保持其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并结合各自的人口预测，估算出各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所比照经济体增长率下台阶水平时的时间；之后，假定各省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30%左右；最后加总测算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果表明，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大约在2014年后降低到8%以下；“十二五”期间GDP潜在增长率为年均8.2%，“十三五”期间为年均7.3%(中国官方统计口径)。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大宗商品的消费量(或产量)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以便与前两种方法的结果相互印证。
三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
□在经济潜在增速回落之前，发展方式转变应有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主要应解决好防控风险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两方面的问题。
□解决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上有赖于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即着力推进“参与促进型改革”。
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时报：按照你们的分析，2015年前后就是中国经济下台阶的时间窗口，在日益临近的“时间窗口”面前，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做好哪些准备以便更好地跨越即将遇到的“高墙”呢？
刘世锦：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将有很大可能性触到高增长的边界，潜在增速在未来5年后将进入自然回落的“时间窗口”，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模式的转型进入了一个特定时期。
这个条件的出现，对“转方式”形成了直接压力，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即在经济潜在增速回落之前，发展方式转变应有实质性进展。但要成功实现转型，更重要的是形成“迎接挑战”的机制，明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并实施“转方式”的路线图乃至时间表。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主要应解决好防控风险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两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应着力解决好如下一些重要问题：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中速增长的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相应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
解决上述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上说，有赖于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着力推进“参与促进型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请谈谈何为“参与促进型改革”？为什么说它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根本性举措？
刘世锦：“参与促进型改革”的涵义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
深入分析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可以观察到一条主要线索，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上都有赖于进一步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目前社会上有两个关注程度很高、同时与以上转型中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度较高的问题，一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实现创新驱动。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对独立、关系并不很紧密，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二者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
解决上述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当应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已经影响社会和谐，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也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参与促进型改革”提出扩大参与机会，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的确开出了对症的药方，但是面对千头万绪的改革领域，推进“参与促进型改革”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刘世锦：当前，推进“参与促进型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一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二要更加重视就业机会均等，打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的格局。建立公开透明的招聘录用机制，尤其要打破某些公有部门中关系决定机会的格局。三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自主创业，健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体系。进一步落实“非公36条”，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完善个人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创业促进就业的倍增效应、创业促进创新的带动效应。
其次，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一要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提升国民健康素质。改革医疗卫生体制，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全民体质。二要赋予人人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等均衡配置，健全国家助学奖学的财政金融安排，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防止素质和能力差异在代际之间传递。三要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加强实习、培训基地建设及职业教育专职教师的培养，鼓励采取校企联办、订单式培养等方式，为不断升级的产业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化人才。改革职业教育的政府补贴发放办法，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职业教育和对农民工培训的实际效果，提升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四要对贫困阶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把贫困阶层纳入普惠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之中，帮助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防止贫困的循环锁定。
再次，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垄断行业和领域，一方面要放宽准入限制，支持和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促使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创新提升活力和生产效率。二要推动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改革。扭转科研教育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创造科研教育领域民主、平等、开放的氛围，创造条件让专业人士主导科研教育活动，改变由行政机制主导科研资金分配、科研人才遴选和晋升的格局。三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建立支持创新活动的专业信贷管理制度和专项激励考核机制，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创新，多方面拓宽创新活动的市场化融资渠道，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制定专门的监管政策。四要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改善政府服务。对创业和创新活动，要减少准入管制，缩减审批环节，优化受理流程。同时，要保障共性关键技术的有效供给，搭建创新和创业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创业者和创新者优化组合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提供支撑。
最后，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保护制度能为创业者和创新者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激发其投资热情，增强其创新动力。为此，进一步完善中国民商法律体系和产权保护制度，尤其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强执法监督，改善执法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