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人均收入增長與澳門和新加坡相比明顯落後，而且漸行越遠。與深圳、上海等中國內地城市相比，香港的競爭優勢也在不斷下降。
香港目前還不是一個悲情城市，但前途卻堪虞。
香港的歷史記載著中英兩國的矛盾與爭鬥、國共兩黨支持者激烈的沖突、以及引伸至當前當地建制派和反對派在政制問題上的爭拗。推行“一國兩制”本是為了避免改朝換代過程中可能出現暴力與流血，讓不同政見的市民可以和諧地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當中。在十六年前，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濟發展的水平還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制度設計者也希望借“一國兩制”保障那個特區城市經濟的有效運轉。
然而，雖沒有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矛盾卻留了下來。言論自由使傳媒能監督政府，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最廉潔的城市之一；但卻激化了矛盾，爭拗似無止境地延續下去。
“一國兩制”應是一個折衷方案，甚至有悖於中國傳統的“大一統”觀念，卻也能給台灣一個示範的作用。在香港，親中的建制派較遵從“一國”原則，而溫和的反對派卻強調“兩制”。那其實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使用期為五十年，距今剩下還不到三十四年。
在上一屆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曾被傳言是中共黨員，他對此曾公開否認並當選了香港特首。其實，香港的政治人物是否中共黨員並不重要，關鍵在乎他是否能貫徹中央政府的治港方針。
梁的當選的確引起香港社會的反彈，主要是擔心中央政府會收緊對港的政策。但不顧激進反對派的“踩場”，梁能堅持到社區與市民交流，他在這一方面的表現與其前任也有所不同。但他並沒有撕裂香港社會，因為香港從來就分成兩大派：親中人士與他們的對手。
梁的一些作為的確也令一些市民感到他並不可愛；不久前他在巴釐島與阿基諾三世會面原意是商討三年前馬尼拉人質事件，但香港傳媒普遍認為缺乏外交歷練的他被菲方矮化，且不得要領。
香港是一個大碼頭，跑碼頭的人需要跟紅頂白。只要港人認為對方處於強勢，最是容易作出妥協。但若相信自己是強者，卻會“有風駛盡利”，即當時得令，占盡便宜。
而中央政府與反對派的矛盾卻沒有絲毫緩解，後者中更有人近日倡議“占領中環”運動。事緣中方認為2017年特首普選應體現提名權、投票權和任命權，其中的提名權有別於被提名權，中央政府正希望通提名權的操作來鞏固任命權；反對派則力主不設限，其實也是為了擴大“自主權”。在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占領中環”旨在癱瘓作為香港金融區的中環。而香港當下則只有金融服務等廖廖幾個支柱性產業，此舉將遠較占領華爾街對美國經濟的傷害為大。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履新後在香港的高調言行，以及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前些日子在報張上撰文稱英國對香港民主進程“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則對詭異的香港政情註入了新元素。中方的反應是迅速的，包括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約見夏千福，香港的中資報張則直指英國軍情六處在港的活動中心是英駐港總領事館，稱一大批隱藏身分的華裔特務潛回香港，圖搶奪管治權雲。
有關指控既基於政治現實，也服務於政治現實。香港老市民大概都有一個回憶，那就是在殖民地時期，殖民地當局就曾以政治的原因把不受歡迎的人遞解出境。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一國兩制”是為自身利益服務的。當“一國”受到了威脅，有限度的民主規則是可能被修定的。中方強硬的姿態表明他們對香港經營是有信心的，“治權換主權”或井水犯河水等方案是會被擠壓的。
而在國與國關系中，綜合國力和地緣因素將決定誰是強者；迅速的反應在客觀上防範了那些一廂情願的想法。
根據不久前的香港民調，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民望有所回升。雖然，香港政府施政仍不暢順，社會也難以取得共識。用經濟的術語來說，香港欠缺社會資本；縱然在相同的資本投入、技術創新、就業人口、教育和衛生條件下，它的競爭力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在與新加坡、澳門、上海、深圳等的和平競賽中，它的敗數也因而增加。
而香港是一個資本密集的經濟體，資本密集可形成較高的生產率，但資產價格因而也會偏高。香港同時也是一個開放型的小經濟體，它的勞動力供應是相對充裕的，這使得當地工資增長滯後於資產價格的增幅，貧富差異也因而擴大。
而高資產價格增加了營商成本，也會給競爭力造成了負面影響，那使得香港經濟像走進了一個死衚衕，只有向後轉才能走出困境；而向後轉就意味著價格回調。在這一方面，由於熟識香港市場運作，梁振英政府現行的抑制樓市泡沫措施應該說是行之有效。
過去，香港政府強調的是自由經濟與不乾預政策。應該看到任何政策工具都有其利與弊。高房價、產業單一化、本地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不振等都是香港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市場失調。與迅速崛起的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比，香港在過去的長時間里完全放棄了仁政規劃，對市場失調袖手旁觀。實效顯示，市場的失調削弱了香港的競爭力。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由於歷史沿革，香港不僅生產率較高，而且工資與房價也要比大陸的一般地市高。那麽，如何為自己定位更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涉及如何保持市民的生活素質，實現政治平穩的目標。
過去十六年港人生產率和名義工資增長緩慢，房價卻推高了物價，因而實際工資和個人消費疲弱。內地居民到港的“個人自由行”扶持了香港的消費；內地的部分居民也因滿足了需求而從中得益。那主要是利用了香港無稅港的制度優勢，而中國內地則相應會發生消費稅收和商品供應減少的情況。但非完稅的貿易卻並沒有令所有的市民得益，形成了負面效應，在香港也引起了一些兩地民間的矛盾，比如嬰兒奶粉。
合理政策的協調本來是可以減低負面效應，令陸港經濟融合更暢順一些的。然而，遺憾的是政府的措施並不及時；在香港成為“珠三角超市”以後，競爭力形式的轉換如何讓市民受惠卻還是港人爭論不息的議題。
成為中國內地或華南地區的金融中心還是位於中國沿海的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發展的方向問題。在香港營商成本高於中國其他城市的情況下，縱然內地政府降低了準入限制，港資企業如果不以內地城市為基地去推銷金融服務依然是不太可行的，那正好說明瞭當香港作為內向型的金融中心，它卻並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但作為位於中國沿海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則是還具有一定優勢的，主要是因為香港既有內地的依托，又能較容易地操作國際業務，以及內地城市一時難以取代的文化優勢。一些在中國大陸其他城市目前不可能或還不應該接納的制度，例如普通法體系在香港卻已植根。
香港股市操作正是一個國內外投資者廣泛參與交易的二板市場；當然要成為多功能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還需要服務更廣泛的客戶，也應提供更多樣化的金融產品。
若只想把香港發展成為珠三角金融、信息或培訓中心，確有妄自菲薄，脫離現實之虞，也不利提高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概括來說，香港經濟近些年呈現的頹勢並不源於外部環境，其疲態主要還是內因所致。由於缺乏社會資本，市場經濟的優點不能充分顯現；又由於仁政規劃不力，市場失調卻難以糾正，使它在與其他地區的和平競爭中呈現出了弱勢。只有政治與經濟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才能改變這種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