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西方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史很不明智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声音听得太少了。”
尽管《经济学人》称他是“亚洲的汤因比”，《华盛顿邮报》称他是“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韦伯”，但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并不领情，他仍然认为，西方人在忽略他的声音。
亚洲的经济崛起，似乎已毋庸置疑。而马凯硕试图让西方世界注意到，亚洲价值观的存在与崛起。“亚洲人会思考吗？”1998年，他抛出了一本颇有轰动性的言论集。中国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亚洲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也许是在重复“恨铁不成钢”的柏杨式批判。不过，马凯硕的言辞锋芒，是指向西方的。他试图警告西方社会，不应低估亚洲人的思考能力。
在“亚洲视角的人权与新闻自由”一文中，他指出“在报道非西方事件时，西方记者受到了西方偏见和西方利益的制约。所谓的‘客观’报道基本上是虚假的”，比如“在许多社会里，侵犯了一些人权的有缺点的政府要比无政府好得多”。这样的观点让西方的观念大师们也不得不有所回应。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称《亚洲人会思考吗》一书是“有趣的、具有煽动性、有思维的魅力”。“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则称，“在寻找关键话题、陈述强大观点方面，马凯硕有一种直击肯綮的直觉”。
经济的全球化让人容易认同东西方的融合，但次贷危机、拉萨事件、缅甸风暴，又让我们意识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重大分歧。奥运圣火传递的巴黎波折，让马凯硕的言论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他的某些观点或许有些粗陋，但和许多简单拷贝西方价值观的人不同，他至少在寻找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请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倾听这位亚洲人的思考。
“如果你外交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听那些傲慢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演讲，他们告诉你西方是最好的，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他们的方式运行。这时候，你会难以压抑自己转过身去置之不理的欲望。这就是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他是新加坡甚至可能是全亚洲最知名的外交官—— 在他的新书中所做的。”《经济学人》说。
更让马凯硕恼火的是，有些西方人假装视而不见。“尽管它在纽约出版，可是你看，《纽约时报》都不肯为它发一篇书评”，在同《东方企业家》记者的交谈中，马凯硕半开玩笑地抱怨说。
“它发起的是反西方的争论，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激怒美国人和欧洲人，从而唤醒他们。在激怒他们这点上，它成功了。”《经济学人》说。
在《新亚细亚半球》出版之前，我们在新加坡采访过马凯硕。他指着该书清样的封面问道：“你觉得这是在哪里？”封面是一栋栋正在施工的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我犹豫了片刻说：“是上海浦东？”他开始笑：“你看，你认为这是上海。其实这是另一个亚洲城市，迪拜。”
这本书为他赢得一片赞扬之声，《经济学人》称赞他是“亚洲的汤因比，专注于文明的崛起与衰落”，《华盛顿邮报》盛赞其为“新儒家伦理的马克斯 . 韦伯”。他被视为亚洲价值观在国际上的宣扬者和整个亚洲的发言人，也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优势在于他选择用英文对整个世界发言。他发表言论的平台是《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外交政策》和达沃斯论坛。这让他的声音能够被整个西方听到。而后者给予他的回报是他的国际声望。
离开外交舞台之后，马凯硕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这个学院以培养整个亚洲地区的领导者作为自己的使命。“我认为你真的选择了一个好院长”，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和专栏作家Tom Plate采访李光耀时对马凯硕的称赞。
我们见到马凯硕的那天下午，他刚刚主持完一个盛大的活动。“今天是个大日子”，这是他见到我们之后的开场白。在宣布捐赠给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1亿新加坡元的仪式上，两个亚洲的最强者李光耀和李嘉诚同时出现在李光耀学院大楼一楼的宴会厅。在这个以李光耀命名的学院中，将会出现一栋以李嘉诚命名的大楼。马凯硕说：“这次慷慨捐款可以让学院通过提供奖学金，为亚洲区培育更多优秀的领袖和决策者，帮助区内应付这些重大挑战。事实上，李嘉诚的捐赠不单是对一个学院，而是对整个地区带来重大贡献。”
他出版于2005年的第二本书《超越纯真年代》试图用外部人的视角来分析美国目前的困境。他试图说服美国人在新世纪扮演一种新的帝国角色。“听任旧有的思维模式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美国来说不是，对世界来说也不是。如果我们21世纪还在沿用19或20世纪的思维方式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麻烦之中。我们正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必须自觉地摒弃旧的思维方式，并准备好新的思维路线图”。
对于马凯硕而言，他想让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注意到的最典型的新现实就是：亚洲的崛起。所谓新的思维方式路线图，也应该基于这种新现实划定。亚洲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日本和以色列在东亚和西亚各自孤独发展的亚洲。通过学习领先者的发展之道，首先是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和印度，接下来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都开始迈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这正是他在他的第三本书《新亚细亚半球》中论述的主题。毫无疑问，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所做到的，只是激怒了一部分西方人。如果说在出版《超越纯真年代》时，他还被认为是一个试图从旁观者角度对美国和它所代表的西方社会提供友好建议的亚洲学者，那么现在，“反西方”的名声重新被加到了他的头上。
他毫不忌讳使用一些带有刺激性的语句，比如他新书两个章节的标题是“为什么西方不欢迎亚洲的崛起”和“去西方化：历史的回归”。他在书中指陈，在在以西方力量为主导的世界中，美国和西方犯下了众多错误，这些错误分布在世界各地，从伊朗、伊拉克到广阔的非洲大陆。那些西方国家在遏制核扩散、艾滋病的传播上都很无能，在对环境恶化和消灭贫穷上建树也不多，反而留下了对自我经济私利刻意维护和对能源贪婪掠夺的恶名。
“很多外部世界的人会震惊于以下事实：欧盟领袖和政府官员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在讨论他们无聊的内部事务上，而所有人都知道，此刻欧盟最大的挑战正来自于外部。”马凯硕说。在彭定康的自传《非一般的外交家》中，末代港督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当火灾正向自己的房子蔓延时，房屋内的主人们仍在争论明天该谁打扫卫生间。
而对于美国，“核心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正在逐渐丧失对自己的社会信心，认为它们难以同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经济竞争”，“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越来越多从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让他们自豪的政治文明出发”。
更多的权利应该让亚洲国家分享。比如，中国和印度应该被纳为G8成员；美国和欧洲不应该再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管人选；联合国安理会也应该得到改革……总之，应该有更多的亚洲新势力参与世界事务。
无论是建议美国和西方应该如何行事，还是宣扬历史的回归和亚洲的崛起，他都认为自己是个合适人选。
作为一名信仰印度教的信德妇女，他的母亲九死一生，从巴基斯坦逃往新加坡。“我们住在安南路179号，我们与住在177号和181号的邻居来往频繁。177号有三个孩子， 我们家四个孩子，181号有六个孩子。我们三家的十三个孩子感觉就像一家人。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而我们的邻居则是虔诚的穆斯林。在家中，我被灌输对穆斯林的偏见；在游戏中，我与那些穆斯林们和睦相处”。而占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是华人。而马凯硕的妻子则是一位爱尔兰裔美国人，他自己在外交官生涯期间，也长期生活在美国。他的亲身经历让他相信文明冲突学说的不可信。
作为一名1948年出生的新加坡人，马凯硕目睹了新加坡如何脱离殖民统治，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又怎样把一个岛国的经济发展起来，让它成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这让他对亚洲国家的经济腾飞和崛起有了自己的体验。
马凯硕认为，自己的经历也是一个亚洲人取得个人成功的经历。他幼时挣扎在贫困之中，认为抽水马桶就是文明的最高象征，而如今却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学者。“在我的祖先中，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的，从没有上过大学。我几乎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18岁时做了所有信德青年都会做的事情 —— 当上了纺织品推销员，每月挣150新元。但是，政府奇迹般地给了我250新元的总统奖学金。我母亲明智地决定，既然250元比150元多，我还是该去上大学”。
不过，令他扼腕叹息的是，他的言论还是没有被很多人重视。他认为，这是西方对一名亚洲人思考的刻意漠视。“邓小平也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他们对李光耀也颇有微词。”这个小个子的印度裔新加坡人说。
《东方企业家》的记者在《新亚细亚半球》出版的前后和马凯硕进行了两次交谈。一次是在新加坡他的办公室，一次是在香港。请与我们一道，分享马凯硕对于亚洲事务的思考。
“亚洲人会思考吗？是的，他们正在思考”
《东企》：距离您出版《亚洲人会思考吗》一书已有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我们仍然在问这个问题，亚洲人会思考吗？您现在有什么新的答案吗？
马凯硕：你知道在我的书里(注：《亚洲人会思考吗》)，我的回答是，还不会。但现在我觉得答案是，亚洲人越来越会思考了。当时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一千年前，亚洲很繁荣，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美洲尚未被发现。但千年之后，到2000年时，美国是老大，欧洲第二，亚洲却落后了。所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亚洲人既然如此聪明，为什么会在一千年中失去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我认为亚洲在21世纪会觉醒，再度强大。你知道从公元1年到公元1820年，提到世界经济我们想到的不是中国就是印度；到2020年和2030年，中印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过去200年，是西方在统治世界，而到2020年又会回到中印领先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亚洲人正在思考。
《东企》：怎样解释亚洲在历史中的落后？
马凯硕：我不知道，我想亚洲人还没有开始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西方进行了工业革命，他们的思想也进一步开放，他们中产生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不畏惧挑战权威，同时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亚当 . 斯密这样的思想家。与此同时，亚洲却停步不前，你知道中国有位皇帝说过：中国地大物博，该有的都有了，不需要外国的东西。在如今的亚洲，人们不考虑为什么200年时间里我们失败了，人们在想我们怎么才能成功。
《东企》：为什么亚洲的许多国家现在发展得那么快呢？
马凯硕：我想我下本书(注：指《新亚细亚半球》)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正在崛起，我总结了7条智慧支柱：第一条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我提到亚当 . 斯密，西方200年前就开始实践他的理论，亚洲今天也走在这条路上。第二条支柱是科技。第三条支柱是人才，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巴西在足球运动上很强，但是经济上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在足球上，巴西四处寻找人才，高中低各种水平的都有，而在经济上，巴西却没有这种寻找人才的努力。现在的亚洲四处延揽人才，并且在现有的人才库之间进行脑力激荡，最终得到最好的人才。第四条支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最好的例子是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第五条支柱是和平的文化，亚洲没有几个国家存在战争。第六条支柱是法治。第七条支柱是教育。这本书2008年2月在纽约出版。在西方，很多人都觉得亚洲社会在很多方面很差，但是为什么它突然就开始崛起了呢？我的这本书就解释了这个问题。
《东企》：有种说法是，亚洲只是经济上成功，而政治上建树不多。
马凯硕：问题在于，所有关于亚洲的著作都是西方人写就的，他们关于亚洲的思想仍然有殖民痕迹，我前面说200年前西方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但是现在却没有堪与他们相比的有意思的西方思想家，对于这点你不吃惊吗？我在这本书中有一章很有煽动性，它的标题就是 —— 全球的去西方化，然后我提到了(在处理全球事务上)西方的无力和亚洲表现出的能力。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西方很强大，亚洲很无力，但是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西方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虽然西方在很多方面仍在操纵着全球秩序。我给你举些他们失败的例子吧。他们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失败了，他们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失败了，他们在抑制核扩散上失败了，西方失败的例子太多了，但我们仍然认为西方的能力比亚洲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正如我在书中展示的，亚洲人考虑问题时想得很长远，而在西方，由于选举的压力，他们只会想到下次选举之前的事情。我们举欧盟为例，如果以经济衡量，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如果以外交来衡量，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群体。亚洲人应该增强自信心。
《东企》：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变得自信呢？
马凯硕：你得好好读读我的书(笑)。不幸的是，亚洲人对这一点想得并不多，我引用了孙中山的话，100年前，所有亚洲人想的都是复制西方，如今不是复制西方的问题，而是亚洲应该更自信。
《东企》：可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模仿西方？
马凯硕：当然应该学习他们的成功因素、他们比亚洲强的地方，比如经济和科技，比如亚当 . 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会看到，任何西方文化中都存在院外游说，美国的农业政策并没有遵循亚当 . 斯密的教诲，他们提供农业补贴，而亚当 . 斯密说补贴会带来效率的降低。
西方的力量还是很强，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趋势是越来越弱。仅从人口上来看，北美有2亿人，欧洲有5亿人，而亚洲呢？亚洲应该在全球秩序方面肩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
“随着时间发展，是会有亚洲价值观的”
《东企》：有段时间我们经常谈论亚洲价值观，在您看来，亚洲价值观是什么？
马凯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价值观”这个说法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你知道冷战结束后，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认为所有国家的成功都是在复制西方的路径。但是当亚洲崛起时，西方人开始认为亚洲人很勤劳，他们开始相信存在某种亚洲价值观，之前我们都不谈论亚洲价值观，这是对西方的反应。
多元化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对亚洲来说，家庭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说，如果你去亚洲的机场，你会看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阿姨都来送别亲人，在西方这很少发生。这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的方面是家族成员互帮互助，消极的方面是会在社会中滋生裙带关系，比如当你选择谁来管理企业时，你不会选那些品德好、能力强的人来管理，你会选择亲戚来打理企业。
《东企》：提到亚洲价值观，很多人都会提到亚洲政治上的集权和不自由。您对此怎么看？
马凯硕：那是西方的宣传，你不能相信这些西方宣传的东西。 在9 . 11之前，美国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画脚，中国对此表示异议，但总体还是承认自身的问题会不断完善。但是看看关塔那摩(注：关塔那摩是美国位于古巴的军事基地，2002年开始，成为美国关押“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骨干的主要地点。后由媒体爆出美军士兵在此虐待囚犯的许多报道)。这就是双重标准。
在我看来，长远来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但是这不能一蹴而就。比如俄罗斯，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但付出的代价是，俄罗斯的经济低迷了10年。俄罗斯人民要忍受这些后果，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都变短了。
中国的政治变革，也应该有准备地一步步进行，同时也要注意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有高水准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还要有大量的中产阶级。民主在美国、欧洲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有大量中产阶级的存在。
《东企》：说到俄罗斯，您怎么看待杰弗里 . 萨克斯的疗法？
马凯硕：我只见过他一次，但我认为，他开出的经济药方对俄罗斯是个灾难。
《东企》：您认识弗朗西斯 . 福山吗，我看到你的书架上摆着他的书。
马凯硕：当然认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你知道，好人有时候会有错误的观点。
《东企》：那您怎么看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说”？
马凯硕：我公开回应过他的学说，我不认为他是对的。如果你去迪拜，你会看到现代社会。我想我们亚洲人不应该接受西方关于伊斯兰世界的黑暗观点。
《东企》：中国有学者说，因为亚洲价值观最初是由日本提出来，并且为侵略中国服务的，所以中国不会认同亚洲价值观。
马凯硕：中国有中国价值观，印度有印度价值观。所以不如分开说各自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之间的共性，随着时间的发展，是会有亚洲价值观的。如果我们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这似乎是对西方的排斥，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在西方，也有人相信，有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在美国，很多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比亚洲家庭之间的联系还要紧密。
《东企》：你对亚洲价值观是如何定义的呢？
答：我在大学是学哲学的，如何定义“价值”就需要选用合适的词语。如果你想定义亚洲价值观，你需要观察亚洲社会在做什么，然后你就知道亚洲价值包括哪些方面。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你可以在大街上看到公开的色情场所，这对很多亚洲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证明存在某种亚洲价值观，我想对中国来说，多数家长都愿意看到他们的子女是先结婚，然后再住在一起。在欧洲和美国，50%的人不结婚却住在一起，我想如果一个中国妇女和她的爱人不结婚住在一起20年，那是不可思议的。
《东企》：那您认为亚洲有哪些共同价值观呢？
马凯硕：比如家庭价值观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看看亚洲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有多少；还有强调社会和谐，我知道中国正在强调这个词。如果你在西方用“和谐”这个词，他们会跟你争论说，和谐并不好。当然，有时候能有辩论是好事。
“我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
《东企》：您怎么看待亚洲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呢，我们并没有太多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马凯硕：并没有多少亚洲知识分子在对全球发言，亚洲现在只有3所大学可以跻身全世界最好的25所大学：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所以我认为，应该有更多一流的大学，需要更多的投入。
《东企》：亚洲不同地区的差别太大了，历史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
马凯硕：我认为，对亚洲来说，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身份问题。我在印度出生，我父母是信仰印度教的信德人，我的种族使用的文字是阿拉伯语，我生活在新加坡，讲英文，你能看到这之间的联系吧。我去中国、日本、韩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什么了呢？佛教，佛教是从印度传播开来的，这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隔阂。
第二个例子是7世纪的时候，亚洲最好的大学是那烂陀(Nalanda)大学(注：那烂陀的意思是“知识的给予者”。那烂陀寺传说建于公元427年左右，它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同时还教授哲学、逻辑、语言、天文、数学、医学等各类知识。在那烂陀最兴盛的时期，曾经藏书900万卷，僧人学者超过万人。1193年，突厥军队侵占那烂陀寺，寺院和图书馆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僧侣逃往西藏避难，从此那烂陀寺失去昔日的光辉，这也是佛教在当地走向衰败的转捩点。)玄奘从中国到印度取经，曾在那里学习过。亚洲各国之间是有联系的，但这种联系在过去200年间被中断。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各个国家独自发展，反而是殖民地和殖民国之间加强了联系，比如印度越来越像英国，越南像法国，印尼像荷兰……现在殖民统治不存在了，源于地缘的联系正在重新出现。比如现在由新加坡外交部长提议重建那烂陀大学。
《东企》：不过，英国历史学家尼尔 . 弗格森争辩说，帝国和殖民带给亚洲的影响是正面的。
马凯硕：卡尔 . 马克思也说殖民主义对印度是好的，确实在某些方面对印度很好，但是英国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因为(历史上)英国鼓励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对抗，所以在英国退出印度之后，这一地区成立的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仍然紧张。
《东企》：那么，如何重建亚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自信心呢？
马凯硕：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强的信心。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国人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你知道有信心是好的，而变得傲慢则是不好的。在西方，冷战结束后有太多傲慢存在。有句英国谚语叫：骄者必败(Pride comes before a fall.)。所以对亚洲人来说，信心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变得傲慢。我去中国时，见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对未来很乐观。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比自己活得好。但你去欧洲会发现，很多欧洲人都认为下一代不如自己，他们没什么信心了。
但如果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发达，至少还需要50年，因为你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教育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更耐心一些。
《东企》：中国在哪些方面让您觉得担心呢？
马凯硕：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很担忧，我知道那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历史。看看法国和德国，它们打了也许1000年，它们之间可以继续战争。但是在某个点上，你得说：够了，不要继续了(enough is enough)。很不幸，日本一直没有道歉，我对日本人一直没有为二战道歉感到很遗憾。但是战后50年，日本表现出对和平的向往，日本的和平向往对亚洲来说是个礼物。
我想，中国的一些近邻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已经不是秘密了。当然中国的领导人很优秀，他们很会选择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他们说：和平崛起。
“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领袖”
《东企》：您怎么看待今天的亚洲领袖？
马凯硕：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领袖。你知道，一个好领袖不应该只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且应该是一个能给人启发的人，像曼德拉和肯尼迪那样的人，他们能让人们相信，未来会是更美好的。你看看现在的亚洲，很少有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东企》：你对哪位亚洲领导人最为尊重呢？
马凯硕：你对我的答案不会感到惊讶的，我会说李光耀。我曾为他工作，我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我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0年半的时间，那时在纽约，我和学术界、实业界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我看到，每次李光耀讲话，所有人都会侧耳倾听。他的话很有见地。我想他不受推崇的原因是西方媒体相当挑剔，认为他有独裁之类的问题。但是未来编撰历史课本时，历史学家们会知道李光耀的价值，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之一。他把几乎是零资源的新加坡，发展为如今人均外汇储备世界最高的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取得的。在俄罗斯的一次私人会面上，有人问老布什，在这么多领导人中对谁的意见最重视？老布什说：我会听听李光耀怎么说。
《东企》：那么邓小平呢？
马凯硕：我以为，你问我还在世的这些领导人呢。如果是说所有20世纪的领导人，最伟大的是邓小平。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伤害。我看到了邓小平所作的努力。如果那时有人说：未来30年中国会保持连续增长。我会说，这不可能，但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邓小平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领导人。但是他获得诺贝尔奖了吗？没有，因为西方人不会把这个奖项给他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邓小平选择的政治稳定道路更适合中国。对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是很重要的。
《东企》：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呢？
马凯硕：1980年。我在自己的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第一次来中国，去宾馆理发室理发，花了我整整一个小时，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他说：我给十个人理发挣的钱也是一样的。我出门打车，宾馆门口有10辆车，我站在车边，但没有司机愿意走，我问：为什么没有人呢？他们说：没轮到我呢。我想：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啊？那时人们是没有动力和意愿的。在邓小平改革之前，没有人愿意工作，这让中国人显得好像很懒惰。但是你看，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呢？
邓小平把亚当 . 斯密的原理运用到中国，这就是他伟大之处。
《东企》：最近一次到中国呢？
马凯硕：2006年，我去参加新加坡和中国的一个外交会议。2002年，我去了北京、西安、重庆，我是2002年11月三峡大坝建成前，最后一批参观三峡的人，然后我去了上海、杭州和苏州。
“亚洲国家应该相互学习”
《东企》：印度会成为和中国媲美的超级大国吗？
马凯硕：我想下一个超级大国是中国，然后是印度。我希望两国都和平崛起，而不是成为怒气冲冲的超级大国。现在，中国领导人传递的信息相当正确。我看到温家宝去日本访问，他在日本国会的演讲相当好。你不能改变历史，应该向前看。我惊讶的是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你去中国的大学看看，他们和美国大学差不多，学生们成绩很好。印度一个学者给中国的赞扬是：中国这个政治上封闭的国度有着开放的思想。印度是个政治上开放的国度却思想紧闭。我认为印度和中国都会成功，虽然方式不同。
《东企》：你怎么解释新加坡目前取得的成果？
马凯硕：美国有伟大的建国之父。同样，新加坡也有伟大的领导，我与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三位共事过。新加坡有自己的建国之父，其中最卓越的三位是李光耀、吴庆瑞和拉贾拉南。吴庆瑞曾经出任过新加坡的财政部长，一手建立起新加坡的现代军队。而拉贾拉南，他是新加坡的周恩来。看看他们取得的成绩，可以知道领导有多么重要。
《东企》：新加坡如何保持它的成功呢？
马凯硕：相比亚洲很多国家来说，新加坡有很多劣势。但它很小，优势是它可以持续变化以适应新的挑战，每隔两年，新加坡就会自我更新一次。永远会有挑战，新加坡需要迎接挑战，然后向前发展。
新加坡的影响力比它的国土面积要大得多。比如，在亚洲，第一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是新加坡，这就是新加坡的影响力。我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亚欧会议就是由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长提出的。
《东企》：亚洲国家有共通的发展模式吗？
马凯硕：我想亚洲的发展模式仍在形成中，会有更多的发展模式。
《东企》：1960年代亚洲国家都在学习日本，现在我们拿谁当榜样呢？
马凯硕：我想对亚洲国家来说，应该相互学习。举个例子，我在印度搭乘火车，从来没有准时过，而且铁路公司也在赔钱，但去年，印度铁路的利润很丰厚，印度是怎么转变铁路系统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印度这一点呢？相似的，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东企》：您提出一个亚洲世纪将会到来，在亚洲世纪，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呢？
马凯硕：美国仍将在很长时间里很强大，亚洲应该给美国写一封感谢信，感谢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亚洲有时间成长。
《东企》：我读了你的文章《从孔夫子到肯尼迪》，中国的孔子对你有影响吗？
马凯硕：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很喜欢美国社会的乐观精神，我每次去美国都很享受，他们的大学是世界最好的，我在哈佛待了一年，去过很多次耶鲁。印度现在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印度人在美国受教育后回到印度，然后带回乐观的精神。
《东企》：一个个人问题，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外交官？
马凯硕：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得到了新加坡总统奖学金，享用这个奖学金的一个条件是你必须为新加坡政府工作。政府觉得我应该成为一个外交家。我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去了解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知道理论，也知道实践，我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权力。
“误解非常严重”
《东企》：对于最近中国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你怎么看？
马凯硕：最近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和中国的自我评价多么不同。在西方的版本中，这是一个关于一些可怜的、没有自卫能力的西藏人受到镇压的故事；而在中国的版本中，这是一个关于西方一些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力量又一次蠢蠢欲动的故事。在这次事件中，西方完全没有能够理解中国人；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吃惊。所以，这次西藏和奥运会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西方和中国知道，他们必须进一步互相了解。因为误解非常严重。
我觉得对于西方来说，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是很不明智的。奥运会应该是一项单纯的运动。而且，没有国家是完美的，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东企》：对中国在火炬事件中的反应如何评价？
马凯硕：我觉得中国的反应刚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中国一开始觉得举办奥运会对所有事情都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在却发现了奥运会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件事还体现了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新生力量的影响力，比如媒体和跨国的NGO(非政府组织)，这些跨国NGO在形成国际舆论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你必须学会和这些NGO对话、相处。
《东企》：你觉得应该如何消除东西方的这种误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马凯硕：我推荐更多西方人读我的书。西方人对东方的声音听得太少了。比如《纽约时报》，即便我的书是在纽约出版的，他们也不会去给它做书评，因为他们觉得这本书不是美国人写的。
《东企》：我听到一些对你的书的批评意见……
马凯硕：我想，我的书的确使很多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不舒服。我给出的解决方案也和他们平常的反应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很多全球问题，都是西方人造成的，他们应该对此负责。西方有些政策，包括经济的、外交的，都是很糟糕的。比如，西方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非常糟糕，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等等。此外还有很多问题，都是西方人带来的，比如全球变暖，还有核威胁等等。他们犯过很多错误。
《东企》：你怎么看待博鳌、达沃斯这样的论坛，它对东西方的对话真的有作用吗？
答：我觉得博鳌是个不错的例子。但它不应该只邀请一些商人和政府要员，而应该邀请更多的媒体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代表，比如大学。达沃斯就是个很好的榜样。它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人物出席，包括小说家、艺术家、画家、科学家等等，所以达沃斯能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嘉宾演讲，而博鳌关注的范围相对较窄。这一点上中国应该进一步改进。
《东企》：你觉得在互相了解上我们有进步吗？
马凯硕：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误解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西方人在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时，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觉得非常不安全。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时，它的行为就会表现出带有防卫性。现在的西方就是这样。表现不满和敌意的方式是游行示威。我想游行示威是十分有效的，但它可能太过有效了。
《东企》：最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你怎么看？
马凯硕：西方的一些行为推进了中国原有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西方人将中国推入如此严厉的境地是十分不明智的。我记得，邓小平曾经建议说中国人要学会保持平静。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是，中国人应该了解示威的实质，并且学会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好公民。太多的愤怒是于事无助的，他们必须学会平衡。
《东企》：具体怎么做呢？
马凯硕：我觉得还是平衡心态吧，不要忘了，参与游行的人数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一点也不多。而且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出席北京奥运会，这些都是好兆头。(本刊记者韩巍、朱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