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使用《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而非《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本身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盛行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
中国有没有基于本身实践的一些自由主义因素？答案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在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甚至地方政府，也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导向的社会实践。但无论是趋向于自由主义的思考还是实践，都仍然处于非常分散零星的状态，不成系统。并且，这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和实践，大都生活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的阴影下，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话语的空间。（左派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左派的主流也是西方的左派，也就是基于传统共产主义思想的左派，并非中国自身的左派，比如说传统社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
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论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思维发源于晚清。晚清早期，人们还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在中国被西方列强尤其是被中国的近邻日本打败之后，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信奉西方，到了“五四”运动达到高潮。中国今天的左、右派双方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思维。左、右派当时都视西方为“真理”，向西方“寻求真理”。很简单，如果西方的是“真理”，那么中国本身就是“非真理”了。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左、右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今天中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仍然是那些“进口”概念之间的争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但绝对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中国自由主义。中国自由主义是需要加以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这里仅讨论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以分为经济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这两派之间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经济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于私有产权（或者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在1980年代，这一派是强调政治权威主义的，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消除经济自由的阻力，实现经济自由。这一核心思想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也仍然有很多人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实现经济自由，例如主张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推动私有化。
政治自由派也比较一致，强调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们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如果说左派的旗帜上写着的是公平、正义，那么自由派旗帜上写着的则是民主、自由。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谁也不会否认要追求这些人类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出生“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些普世价值。今天，除了那些把这些普世价值和西方价值等同起来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大都数并不会否认这些普世价值。在价值层面，左、右派也不会否认对方所持的价值。
因此，问题不在价值层面，而在实际层面。这里，左派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公平正义？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同样，自由派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以什么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例如，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因此他们提倡中国应当通过私有化来实现经济自由。私有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实践，自上世纪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搞私有化运动以来，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中国的自由派没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创新，只是简单地搬用西方理论罢了。在今天的中国，私有产权理论更是种种制度主义的内核，人们想用产权制度来解释一切。但是，自由派忘记了，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特有经济实践的产物。再者，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选择性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很显然，私有产权理论很难解释非西方的实践。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存在私有制，但并没有得到发展。今天实现私有制的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比中国快。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无怪乎，相信印度私有产权体制的优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包括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从实践上看，私有化如果处理不当，更是具有严重的恶果。例如，俄罗斯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寡头经济，绝少数人垄断国家的经济利益。
把现象当做本质
政治民主派侧重的则是政治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这里同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和选择性解释问题。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实践，然后被上升为似乎是“普世”的理论。但实际上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政党的数量和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达方式，并非民主的本质。自由派往往把现象当做本质。
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的本质在于竞争，政党只是组织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把多党制和民主等同起来，就可能得出“政党越多越民主”的结论。在一个具有众多政党的国家，政治生活难以组织起来，往往流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西方的各种俱乐部就扮演了组织功能。当然，政党也绝对不是最后一种组织工具。今天，各种新的手段和工具在产生。近年来，新媒体在意大利、韩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选举中，几乎扮演了一个远比政党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党是政治论坛，互联网作为政治论坛，远比任何政党更有效。
同样，三权分立既是西方政治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也是西方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在这个层面，民主的意义在于权力的制约。而权力制约具有多种形式，不见得一定要重复西方的模式。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设计了“五权分立”的制度。
据这些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在实践层面，在北美和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见得能够运作。例如，从形式上看，亚、非、拉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带来民主，更不用说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了。当中国的西方自由派论述民主的时候，他们仅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运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
也不难发现，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在了解西方的时候，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释西方制度环境内，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在民主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例如，卢梭发展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意大利思想家则证明了，在经验层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质上，所有政体，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统治，而人民的统治只是一个理想。德国社会学家更证明，即使在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内部，政党权力必然趋向于集权，甚至造成政治权力被垄断在党的领袖手中的局面。
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既不了解西方，更不想（也拒绝）了解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就拿着西方的概念来胡乱诊断中国问题。没有人会否认民主自由的价值，但如果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不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不仅实现不了，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专制。在中国，西方自由主义导向专制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教训。孙中山早期想用西方的制度来改造中国，但马上就失败了，导向了军阀主义的崛起和国家的分裂。蒋介石想搞共和，但实际上是专制。毛泽东更是个典型。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谁也比不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以“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的精神，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实现。不过，经验表明，这并不能避免他们所确立的政权演变成为个人专制。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错误。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在通过暴力和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中，事物便走向了反面。即使在西方，一种妥协的文化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的。民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开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国，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自由派也拥有一些支持者，但整体社会仍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基本文化。且不说社会经济基础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调倡导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丁点民主自由精神。相反地，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另一类专制精神。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妥协、包容和理性，但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则是一种道德主义者，只以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许自己高调说话，不容许人家发声；只容许自己道德说教，不容许不同意他们的人的意见，等等。这种情形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信服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过，如果中国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的东西，至少在现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走过了，或者正在走这条道路的一些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不用去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关注亚洲一些国家就足够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为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陷于双重陷阱，即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并且这两个陷阱互相强化。
在亚洲，只有那些当时被认为拒绝走西方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进入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高收入）社会之后，开始了和平的民主化进程。中国要选择哪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际上，中国如果走西方道路，情况比亚洲这些小国家更为糟糕。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右派专制社会。同时，中国也必须面临如何继续保持国家统一的大问题。
长远来看，中国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内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响，但其主体必须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自由文化的产生，又取决于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进入全面中产阶级阶段，自由主义文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那个时候的民主化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