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林毅夫
时间：5月25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
成功的国家为什么都是出口导向的？成功的国家为什么是政府跟市场共同作用的？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在现代经济学当中比较新的分支领域。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因为这个需要，就从现代经济学中分出了一个分支领域，叫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叫做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国力水平，就应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劳动生产率，其前提则是要在产业上赶上发达国家，拥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的现代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发展那种现代化的大产业呢？当时认为是由于市场失灵，如果让市场配置资源，那样的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于是，结构主义建议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克服市场失灵，以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大产业。过去这种现代化制造业产品都是进口的，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在国内生产，不再进口了，这样的发展政策就是“进口替代战略”。结构主义想达到的目标是崇高的，其分析的逻辑也很严谨。但问题是，推行的结果普遍是在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快速增长后，经济就发生停滞，然后就是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于是就有了对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而产生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政府有很多干预，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整体的发展绩效很差。与此相反，当时的发达国家，政府干预比较少，市场的运作比较有效率。因此，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府失灵，没有建立起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于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就是要建立起那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经济效率，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其论述的逻辑也是严谨的。
为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时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主要内容：一是私有化，产权必须明晰，政府只当裁判员，不能当运动员；二是要市场化，政府不应该干预价格的形成，价格的形成应该根据市场的供需状况而定；三是政府应该平衡预算，不能有财政赤字，如果有太多财政赤字，就会出现多发货币的情况，出现通货膨胀；四是要自由化，不要干预市场的行为，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这些政策好像都很有道理，一环扣一环，但结果如何呢？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推行结构主义的60年代到70年代低，而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则要高。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同样没有达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愿望，相反，差距还越来越大。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少数几个经济体是成功的，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成功的经济体共同的特色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那些传统的、小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微不足道的产业开始发展，出口那些产品，靠出口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这种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却获得了成功。
我们再来看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当时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很多学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如果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就应该以休克疗法，实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建议，把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一次性地全部消除掉，从计划经济的此岸跳到市场经济的彼岸。按照当时的看法，如果要分两三次跳的话，一定会跌倒。特别是中国所推行的渐进的双轨改革，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策略，因为这种转轨方式一方面继续给原来的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市场准入。不少人认为，政府的保护、补贴加放开市场的准入，将创造很多寻租的机会，很多的贪污腐败，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都是推行渐进双轨改革的经济体。值得一提的是推行这种渐进双轨制度转型的国家，最早的是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毛里求斯。其改革的方式就是中国后来所采取的方式，即一方面继续给过去的战略性产业保护性补贴；另一方面，在新建立的出口产品加工特区内实现全面的开放政策。在60年代初，世界银行曾请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米勒去给这个国家进行“诊断”，“诊断”结论是，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为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小，只有五十几万人口，而且孤悬印度洋中，距离任何主要市场都非常遥远；其次，经济学理论里面认为会让一个国家失败的所有因素它都有，譬如说种族矛盾、政府干预、单一的蔗糖出口产品等。但是，今天它是非洲最成功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这样看来，最成功的改革策略反而是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这也说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正确地解释转型成功的现实。
上述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它们的政府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而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忽视市场的作用；或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片面强调市场忽视政府的作用。
我之所以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是希望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应该回答前面所讲的几个问题：成功的国家为什么都是出口导向的？成功的国家为什么是政府跟市场共同作用的？
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快速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现象，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据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西欧国家人均收入在18世纪以前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就只需要35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8世纪中叶出现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收入才得以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把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你就必须有比较好的硬的基础设施，才能将产品卖到广大的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随着交易的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参与交易的人变成互不相识的人了，合同就很重要了，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更加重要了，投资的规模和风险也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而变得越来越大，金融结构也必须改变，因此这些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制度结构——也必须跟着变迁。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的表现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它所反映的却是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把技术和产业的生产能力发挥出来，你就必须有比较好的硬的基础设施，才能将产品卖到广大的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随着交易的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参与交易的人变成互不相识的人了，合同就很重要了，相关的法律体系也更加重要了，投资的规模和风险也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而变得越来越大，金融结构也必须改变，因此这些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制度结构——也必须跟着变迁。因此，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的表现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它所反映的却是技术、产业、软、硬基础设施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上讲，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通常被称为要素禀赋。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不同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发达国家一般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点上面是给定的，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变化的。我就是从这里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的。任何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的结构则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就相对贵。这样，处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不一样了。
总之，要素禀赋与其结构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预算跟它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比较贵的国家在这个产业上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因此，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的产业都是根据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所谓“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就是要不断地推进新的产业与新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就是提高产业结构；如果产业结构提高了，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也必须跟着完善；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先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怎样才能够让每个劳动者有更多的资本可以用？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时点，充分利用当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去发展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会有竞争优势，能够占领最大可能的国内、国际市场，赚取最大可能的利润，创造最大可能的剩余来积累成资本，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也就会最高。有了最大可能的剩余，又有最大的积累意愿，资本的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等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了，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了，产业结构自然也就跟着需要升级了，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会需要跟着完善。
怎样让企业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时候，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这里就有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那就是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经济中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资本相对短缺，资本的价格必须相对贵；如果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必须相对高，这样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就会采用能够以相对便宜的要素去替代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进入能够多利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少利用相对昂贵要素的产业。具有这种特性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或都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原因。 如果市场如此重要，那为什么还要政府呢？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那么就必须在要素禀赋变化后，有先行者去采用新的符合要素禀赋特性的技术、进入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先行者实际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失败了他必须承担所有后果，而成功了别的企业会马上跟进，产生了竞争而不会有垄断利润。对先行者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好处是不对称的，他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就要给“先吃螃蟹的人”提供一定的激励，补偿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否则就不会有先吃螃蟹的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就不会出现。另外，先行者的成功和失败还决定于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两方面的完善都超乎先行企业的能力，政府还应该承担起一个协调不同企业在相关领域投资的任务。在结构变迁方面，仅靠企业自发的行为，通常失败会非常多，产业升级的速度就会非常慢，需要政府发挥了一个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对市场失灵原因的认识。在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之下，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的，这样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家是不会自发去投资这种在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亏本的产业的，只有在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时，这样的产业才能发展起来。所以，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为何不能自发发展起来的原因的误判。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所有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都会崩溃，出现大量的失业者和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也为了那些先进的企业——经常还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转型中国家的政府经常在取消了原来的保护、补贴以后，又引进了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比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这就是出现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形。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在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矫枉过正地对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一并反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智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把各种政府干预所形成的保护补贴都消除掉了，但是，30多年来没有新的产业的出现，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恶化，深陷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于解脱。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原来被认为是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路径所以成功提供了解释。这种转型方式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放开对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因势利导，使经济取得了动态的、可持续的增长，后者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不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了自生能力，后者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使少数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和员工的重新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当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各种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也就能够取消掉，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就能够顺利完成。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原来被认为是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路径所以成功提供了解释。这种转型方式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放开对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因势利导，使经济取得了动态的、可持续的增长，后者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不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了自生能力，后者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使少数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和员工的重新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当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各种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也就能够取消掉，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就能够顺利完成。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价值
基于这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知道，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发展的产业是什么，根据产业选择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遗憾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都遭遇失败的命运，因此导致现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很可能就会像智利那样30年没有任何新的产业出现，没有新的产业怎么发展经济？所以，不能说因为政府干预出现了失败的情形就不需要政府了。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这个产业处于国际的最低水平，具有竞争力，这种成本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来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以减低交易费用，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这个经济的竞争优势产业。但是，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如何甄别？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学到很多相关的经验。
从16、17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到跟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差不远的国家的产业中去。比如说，在16、17世纪，荷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毛纺业非常先进，英国的毛纺业比较落后，英国政府就出台了许多政策来鼓励从荷兰引进机器设备、聘请技术工匠，这样的政策成功了。但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为荷兰的70%，这代表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差距不大，它们的比较优势差距不大。后来，工业革命发生了，英国变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于是在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法国都去追赶英国，采用了类似的政策措施，也成功了，这些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已经是英国的60%到75%之间了，差距不大。那些不成功的国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尽管它们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20%，甚至都不到10%，有的只有5%，但它们都是直接以美国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基于这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发展中国家在使用产业政策以促进非资源型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以找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顶多两倍，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作为参照与学习的样本为宜。历史上一般是选择高一倍的国家作为参照系，但由于现在技术发展比较快、产业升级也比较快，因此步子可以稍微迈得大一点。要找寻这些国家的可贸易部门是什么，它们的可贸易部门很可能就是你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国家若能在二三十年里持续快速增长，该国的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必定符合其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该国的工资就应该上涨得很快，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将失去比较优势。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代表要素禀赋的结构和比较优势差距不大，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失掉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正好是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朝阳产业。比较优势是比较来的，一方面和自己过去比，另一方面和国际上其他国家比。 第二步：在找到一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要看国内是否有一些企业已经自发地进入了。如果已有企业进入，这些企业为什么不能以较低的工资优势和那些作为参照系国家的企业竞争呢？通常是因为交易费用比较高，那么就要分析为什么交易费用比较高，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还是物流不好，还是金融支持不够。政府此时就应该帮忙解决那些造成交易费用高的问题。
第三步：有些产业可能完全是新的，国内根本就没有企业进入那个产业。既然那个产业是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夕阳产业，工资在不断提高，那个国家的企业家一定有积极性去找一个发展差距跟它不大，工资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把企业转移到那个地方去。这时政府的任务就是改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去招商引资，把那些企业招引过来。另外，也可以培养国内的企业进入。
第四步：现在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创新的速度非常快，有一些新的产业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存在的，但因为技术创新它出现了，国内有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且表现出获利的能力。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开始的时候，印度企业在给美国做信息服务外包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比较高；印度政府就建设光纤通信，帮助企业成本降低，使得印度的信息服务也成为该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当新的技术带来新的机会的时候，如果企业已经发现了，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五步：在发展中国家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普遍不好，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来吸引国内外的企业来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第五步：在发展中国家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普遍不好，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来吸引国内外的企业来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最后一步：政府应该给那些先行者提供一定的补偿，这里所说的补偿，与原来搞赶超战略时的补偿是不一样的：原来赶超战略下所提供的补偿是为克服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的问题；现在提供的补偿则是对外部性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自生能力的，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以后，企业是可以靠自己改善经营而获得利润的，政府只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是在具有金融抑制或资本账户管制的环境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优先获取金融服务或外汇配额即可。
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
目前世界上大约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大的可能在这个“瞎子摸象”的过程中摸到全象，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许多有用的信息过滤掉，而摸到局部。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
过去的发展理论基本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一直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依样画葫芦，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从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出发，认识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的条件，认识自己的机会，了解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然后认清我们有哪些条件并动员这些条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需要理论创新。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理论，能够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成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来帮助我们自己走好将来要走的路，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美好追求，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美好愿景。谢谢大家！
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批评的几点回应
11/07/2013 |林毅夫 |FT中文网
赶超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梦想，不过失败案例或许比成功更多，面对变化的现实，经济学理论如何更新?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近期曾撰文评论，针对于此，林毅夫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撰文回应。
“遗失的二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变化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4~5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袭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显落后，国家实力不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界精英的共同梦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但是，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次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到了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推行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的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地以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置（制度）等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是这个过程内生的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帮助单个企业克服自发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多个利益不尽相同的企业行为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样发展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的结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弘扬而非扬弃。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我同意韦森的看法，“在人类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是很难能被完全区分开的，即使我们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强行的人为界定，二者也是难分难解，或者说，斯密型增长，即分工、贸易、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型增长）常常绞缠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显然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是同时将熊彼特型增长和斯密型增长结合在一起的。
韦森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加进了科技革命和机器化工业大生产后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或者说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对此，我持异议。我想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合适的描述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长”的“熊彼特型动态增长”。因为，如韦森指出，斯密的分工有利于交易技术的创新，但是，交易技术的创新无法得出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所以，把现代经济增长总结为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中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的主要特征不吻合。熊彼特型的增长则会有不断的新的产品和产业的创新，而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由于风险和资金需求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则会内生出对交易技术和制度改善的要求。在这两个概念上应该弄清楚是因为不同的概念会得出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韦森还以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大，增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为理由，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其说是“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如果韦森的说法是正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应该提高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在同一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高于比重低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却可以几倍于发展好的发达国家。而且，亚非拉的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大于中国，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低于中国。
由于韦森对现代经济增长本质的认识片面强调斯密型增长，因而认为“要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作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但是，即使是欧美等老牌的发达国家，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发展演进而来，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的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十九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现代民主宪政政制的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收敛，而且还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二次大战后，唯一的二个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政制的韩国和台湾。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什么是治理”中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他系统地论证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管发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人与政府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相应的与时俱进的完善。 尤其，作为一个像我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各种旧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的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是一劳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和2008年英美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说明即使有西方国家的学者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宪政政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经济可以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把金融结构视为外生变量，其实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误解。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而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如电力、交通和无形如金融、法律）来支持其投资、运行，减低交易费用。随着产业的升级，资本需求、生产规模、风险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根据实体经济生产运行的需要而相应改进。因此，适用的软硬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制度，是内生于实体经济的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影响下，不顾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风险特性去发展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在发达国家进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恰恰是现代金融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仍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韦森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增长必须包涵“熊彼特型增长”，但是，在他的评论中却不自觉地以斯密型增长来立论，因而，对政府在现代经济增展中的作用仍坚持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看法。他认为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业的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不可能“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然而，既然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是内生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如果一切依靠企业自己，这个过程很可能不发生，或是发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满足人们的就业、改善生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就是严格地奉行这种自由放任的哲学的，结果三十多年了没有新的产业出现，结构变迁迟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去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的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抱怨到，我们按世界银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国内的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它投资，因而，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其实，今天的英、美、德、日发达国家在他们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去扶持国内的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一位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防止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而且，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还用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那么，政府是否就如反对政府干预者所质疑的那样，“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在政府可用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外部性和企业间协调问题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否就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企业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同样也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应该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由企业自己收集，企业不会和其它企业分享，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去收集、处理，就整个社会来说是重复投资，不如由政府收集、处理后和企业分享，政府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因势利导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事实上，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四个常用措施中，除了专利保护是事后的奖励外，其它三项包括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也都是需要政府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挑选冠军”的。
韦森认为，如果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对于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边界的发达国家而言，不能因为信息可能不完备就因噎废食，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地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那么，信息的问题则可以利用后发者的优势来克服。因为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跟自己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的比较而来。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的第一步是以和自己的要素禀赋雷同，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左右，而经济取得20、30年快速发展的国家的现有产业作为参照。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和服务业必然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一个国家如果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资本必然快速积累、工资成倍增长，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将逐渐成为夕阳产业，而成为比较优势雷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利用这些信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可以大大减低犯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的错误，也可以防止政府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寻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这个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决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自发、主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则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而且，这些产业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应该是生产的要素成本已经在国际比较中具有优势，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或协调相关企业投资于产业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使这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并不需要韦森所担心的那样“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或余永定所担心的“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这个框架也可以避免，政府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去发展需要政府以大量租金去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赶超产业。
四、政府行为的假设
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但是，千百年来，即使有那么多研究，包括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至今尚无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让政治领袖作为指南，使其施政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头头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政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干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距离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目标就越来越远，其表现也就变成为“坏人”。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是“坏”并非必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长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不管在那种体制下，任何领导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出一个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去追求个人的目标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和百姓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将其现代经济学的开创之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道理之所在。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因势利导也不像韦森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强政府”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进行。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政府为克服外部性给予升级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有外汇管制时取得进口机器设设备所需的外汇、在有金融抑制时优先获得贷款，为克服软硬基础措施的缺失发展的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实行一站式服务等，应该远比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所主张的以各种政府扭曲和保护补贴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简单易行、容易见效。在经济转型中，新结构经济所主张的渐进、双轨，同样也比发展经济学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简单易行、容易见效。
韦森以“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余永定也以“加工贸易固然给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来了繁荣，但在经过20 多年实践后的今天，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而且似乎也难于改变”来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必须说明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这并不代表中国各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要求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只是刚刚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仍然受到第一波思潮和第二波思潮的影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仍然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导致了许多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的政策也仍有不少“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的地方。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能够更广为流传，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少犯“好心干坏事”的错误，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包容的发展。
最后，韦森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事实和格局本身”作为他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非常困难的证据。其实，这些证据更说明进行反思，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来供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参考，帮助他们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即使经过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两个多世纪，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自从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无数多研究，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可以作为行动指南帮助政治家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目前的研究成果，按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教授的说法，只是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食材（ingredient），但是尚缺可以遵循以做出好菜的食谱（recipe）。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是先前主张以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现代产业的结构主义，或是现在主张克服政府失灵以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按照这些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普遍遭遇失败，经济发展迟缓、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经济发展成功，实现和发达国家收敛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
不按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需要承担许多外部（如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和国外舆论界）和内部（接受了主流理论的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能够承担这种压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国家很少；在这些少数国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政策能够对头的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必然王国”，而非“自由王国”的结果。在马歇尔讲座中，我指出，这些东亚经济体同样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四小龙由于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占领下，政策受制于美国政府，它们的政府能够给予企业的补贴很少，无法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政府的积极干预所提供的少量补贴从“量变到质变”为新结构经济学中所主张的外部性的补偿和因势利导的措施。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总结“必然王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提供一个政府可以遵循的政策“食谱”，根据各国具体的条件，把各种有用的“食材”调配成合适的政策，使持续、健康、快速、包容的经济发展，成为自利的领导人的“自由王国”的选择。
六、结语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梦也是还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把这本经学会拿回发展中国家来虔诚地念，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经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自己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问题中去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我希望这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界厘清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涵和现代经济增的本质，推动经济学家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背后逻辑，进行理论创新，提供给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做参考，帮助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中国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