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在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然而，恍如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我赴美留学，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就在我成年过程中，我又被灌输了另一个宏大叙事故事：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选举权，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20多年来，西方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没有多党制的中国为何依然繁荣
但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减贫成就不值一提。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出现。
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中共组织部有效地将具有千年历史的选贤任能的官僚体制现代化，使有才能者能够通过业绩步步晋升。习近平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当前，腐败的确对中共的政权形成了威胁，但腐败并非一党制的必然产物。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里在中国之后的约100个国家过半是选举民主制，然而它们的选举并没有减低腐败。
再论政党合法性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境况。可以说，民主已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我并非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本文是李世默在2013年6月13日TED全球论坛上的演讲摘要。演讲者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
（本文是李世默在2013年6月13日TED全球论坛上的演讲摘要。演讲者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
自信地审视“西方民主一元论”
20/06/2013 |李世默|环球时报
李世默先生在《环球时报》发表《中国崛起与西方一元论的终结》一文，笔者对其观点深表赞同，也想谈一些关于中西民主比较的看法。
2013年，西方重新把权力交回
2013年，世界历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德国《世界报》年初刊文指出，到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德国《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推出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历史上西方世界是相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地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发达经济和生活的象征，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但2013年前后，世界再次返回正常状态：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将重新把权力交给近85%世界人口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西方如何在全球化的今天找到新的位置，是个新问题。
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升降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性事件，这是两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许多西方国家为此而陷入了“集体性的哀伤”。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戳破了西方世界的民主“神话”和政治“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研究得出：是不平等的政治在决定不平等的经济，而不是相反。他提出，经济出了问题，往往是政治先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乃是它们的综合症状。2013年5月，三位美国政治学者在《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的失败》一书中也提出，每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深藏着一个“政治泡沫”：政治偏见会助长不利于经济稳定的市场行为，而这种由信仰、制度及利益构成的偏见会不断增大市场的风险。“政治泡沫”是由僵化的意识形态、迟钝而低效的政府机构及特殊利益要求综合所致。
1991年苏联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宣布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胜利。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发表言论，宣告“人类历史至此终结”，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此后，借助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西方资本的贪婪和民主的乖戾借助新自由主义的催化剂，像变异的恶性病毒一样在国际上迅速蔓延。而西方在输出民主和鼓动“颜色革命”的同时，也催生了文明冲突和种族仇杀。
跳出两极对立，中国道路彰显独特价值
与当下西方世界的经济困境和政治无奈不同，一个蓄势待发的新东方正在为世界进步提供动力与活力。30多年以来中国的顺利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在当今世界“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原苏联与中国”等比较框架下，中国道路愈发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搁浅，国际上不少国家面临着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与此不同，中国的应对和表现引人注目，表现出了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治理形式影响着世界格局，丰富着世界政治的面貌。
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采取科学性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性的发展轨道，秉承着包容性价值理念。中国发展改变、丰富着世界。借助于发展价值的多元性、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中国拒绝了国际上盛行的那些思想偏见和政治短视。中国政治发展显示着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西方民主制度变为一种政治宗教
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将“民主”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成为西方通过“软实力”影响他国的“利器”。例如，西方世界众多的民主教科书都这样写道，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制度，而西方民主标准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铁律”。
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大退化》一书中提出，西方社会赖以运转的制度构架存在严重问题。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B•斯科特也说，那种将“有了宪法和选举就有了民主”的美国经验加以推广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超越西式民主理论，树立正确民主观
什么是民主？如何发展和实现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防止“民主赤字”？什么是正确的民主发展观？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
一、民主研究应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将研究重点转到对民主的实证性、国际性比较研究上来。分析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以国际的视野和发展的框架，来探讨民主化的理论逻辑、实践顺序和成长条件。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在未来政治选择与国家发展中需转变“话语范式”。要善于“驾驭民主化”，实现综合、全面、协调的政治发展观。
二、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研究中东和拉美地区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历程会发现，一个国家需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价值和目标，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和民族目标任务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和政治方式。与政治发展一样，民主有着特定的发展顺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土壤、文化、成本与质量。民主进程要统一于政治发展的总目标，要与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建设进程相协调。
三、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针对国际上各种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应当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研究一套科学而全面的政治发展力评估模型，研发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