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 quest ,  welcome  |  

克強指數 (Li Keqiang Index)显示经济下行,转型艰难

23/04/2013 | 劉慶傳|新華日報
讀懂克強指數
克強指數是當下經濟界高頻詞之一。2007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向來訪的美國客人坦言,他更喜歡通過耗電量、鐵路貨運量銀行貸款發放量等三項指標來追蹤經濟動向。受此啟發,2010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將這三項指標加以綜合加權處理,形成一個新的指數,這就是克強指數


通常,人們都習慣透過GDP看經濟狀況的好與壞。可是,GDP往往存在難以反應人均生活水平容易在層層上傳中被包裝而失真等諸多缺點。相比之下,工業生產與能耗密切相關,耗電量高還是低,能准確反映工業企業生產的活躍程度﹔鐵路作為承擔我國貨運的最大載體,其新增貨運量多還是少,既能反映經濟運行現狀,又可反映經濟運行效率﹔而銀行貸款發放量的變化,既能反映市場對當前經濟的信心,又可判斷未來經濟的風險度

除了更加切合經濟發展的實際以外,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三大指標涉及電網、鐵路、銀行業績核算,GDP崇拜並無干涉,不僅統計起來相對簡便、快捷,而且易於核實,作假摻水的空間較小,因而能更加真實、客觀、直觀地反應經濟發展實際,更加貼近百姓的實際感受。正因為這個指數解釋能力強能直觀反映經濟實際花旗銀行、摩根士丹利等國外公司紛紛採用,國內權威媒體和專家也將其作為分析經濟狀況的重要手段。416日,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就以一季度我國經濟克強指數偏冷,需深化改革為題,對一季度經濟狀況進行分析。

其實,透過某種獨特的指數來判斷經濟運行的狀況,並不新奇。1929年歐美經濟危機時,為了暫時忘卻生活的艱難,更多的人走進電影院在虛幻和想象中找回一些慰藉,買不起昂貴化妝品的女性更願意買口紅打扮自己,因為心情壓抑,她們更願意穿長裙,於是,用以反映經濟狀況好壞的電影指數口紅指數裙擺指數就這樣應運而生。與此類似,美國的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習慣於透過廢鋼屑價格包裝硬紙板的銷售量來分析經濟的好壞,原因是廢鋼屑原料價格下跌則意味著國外對美國出口商品需求減少,經濟發展速度減緩,而包裝硬紙板的需求量能夠直觀地反映工業生產狀況。

這些指數告訴人們:要看到經濟運行的真實其實並不難,方法有很多,關鍵在於用不用心。只要做個有心人,透過一枝一葉都能感知經濟運行的冷暖快慢,何況有那麼多的專業數據?讀懂克強指數,當然要讀懂指數的由來與發展、構成與權重、優勢與不足,但更重要的是要讀懂指數中反映的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指向以及凡事都刨根問底、透過表象問本質的態度,敢於對弄虛作假動刀,善於找到辦法求,勇於對差不多先生,把判斷和決策建立在掌握真實情況基礎上。

透過媒體報道人們看到,中央領導在下基層調研時,總是習慣於揭開群眾的鍋蓋看看他們吃的是什麼,舀一瓢水嘗嘗百姓喝的水甜不甜,甚至專門掀開垃圾箱,從丟棄的垃圾來判讀居民的生活狀況……這些不為人所注意的細節,其實與克強指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執著,不弄清情況不罷休的韌勁,折射的都是一種求真務實、扎扎實實的工作作風。求真務實,扎扎實實,把決策最大程度地建立在全面掌握真實情況的基礎上,這,恐怕是對克強指數更重要的一種讀懂


23/04/2013 | 劉慶傳|新華日報


Keqiang ker-ching
09/12/2010 | The Economist

IF CHIN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succeeds his boss, Wen Jiabao, in 2013, as is likely, he will become his country's top economic policymaker. But he may not pay much heed to the figures provincial officials feed him. In 2007 he told America's ambassador that GDP figures in Liaoning, where he was then party chief, were “man-made” and unreliable, according to a State Department memo released by WikiLeaks.

 Provincial officials have long been suspected of overstating growth. Adding their figures together suggests that China's economy was $364 billion bigger in 2009 than the total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 Mr Li preferred to track Liaoning's economy by looking at other indicators: the cargo volume on the province's railway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loans disbursed by banks.


In Mr Li's honour, The Economist has created a “Keqiang index” for China's economy, combining his three preferred indicators (see chart). It reveals an economy that is as dynamic as the official figures suggest, but a great deal more volatil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cargo traffic both shrank in the final months of 2008 and in early 2009, implying that China's economy suffered more grievously than the official figures allow. A loan surge in 2009 presaged the rapid recovery that followed.

It should come as a relief to all those who doubt China's economic statistics (ie, just about everybody)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its economy do not entirely trust them either.




25/03/2013 | 易贸研究中心整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1-2月全社会累计用电量7892亿千瓦时,同比上涨5.5%其中工业用电量累计54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增速持续在低位徘徊。1月汽柴油消费量1889万吨,同比增长5.35%,其中柴油消费1180万吨,同比增长7.08;汽油消费709万吨,同比增长2.6%。受到2012与2013年春节分别出现在1月与2月的错峰情况影响,同比增速受到2012年1月消费基数较低的影响,出现增速较快的现象。

成品油与电力同时作为国家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能源,两者的增速基本维持较为贴近的走势。2013年工业用电量累计增幅明显低于2011年,且低于2012年的4.9%,发电设备累计利用小时数更是出现了同比减少19%的大幅下降,国内工业企业发展进程放缓十分明显。工业用电量的增速放缓,预示着同样作为能源消费品柴油的消费量也将继续疲软。



15/04/2013 | 中国网
41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3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

3月份,全社会用电量42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

1-3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21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3%。分类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8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3%第二产业用电量8688亿千瓦时,增长3.8%第三产业用电量1527亿千瓦时,增长9.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735亿千瓦时,增长3.1%

1-3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1075小时,同比减少67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598小时,增加83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1231小时,减少95小时。

1-3月,全国电源新增生产能力(正式投产)1448万千瓦,其中,水电292万千瓦,火电926万千瓦。

疲弱PMI是经济转型艰难期缩影


24/04/2013 |经济参考报

4月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50.5,比历史同期52.4均值水平低1.9个百分点;特别是需求指数和产出指数双双下跌,反映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弱复苏格局更趋减弱。由于全球经济艰难“再平衡”,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去产能化”和转型的双重调整,经济整体复苏进程恐怕会比较艰难。
  今年以来,制造业PMI指数“进一退二”特征非常明显,制造业走势的反复恰恰体现出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新增出口订单缩水凸显外部需求欲振乏力。由于全球供需失衡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潜在总产出和潜在需求构成长期负面影响,“需求不足”叠加“生产过剩”的双重矛盾呈现常态化趋势。而从中国内部环境看,“去产能化”、“去杠杆化”以及增长接力棒的转换,也许才是决定制造业走势的根本性因素。
  目前,大家比较担忧的是企业去库存压力依然较大。库存周期一般在3年左右,第一年为“去库存”阶段,其后两年为“补库存”阶段。4月PMI数据显示,许多行业的库存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在工业品价格仍处下降通道的情况下,“补库存”并未如期真正启动。
  不过,我们更担忧的是“去产能化”的巨大压力。本质而言,“去产能化”要比“去库存化”艰难得多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升级是中国必须跨过的“坎儿”。然而,重工业化的产业背景很可能延长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存续时间。从PMI指数看,表现比较差的行业基本上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目前我国约有30%至40%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不仅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然而,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一些行业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仍在不断累积,势必影响后续增长。
  第二大隐忧是受制于产业平均利润率下滑和债务“去杠杆化”影响,制造业长期平均利润率下滑影响投资信心。数据显示,一季度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的11.6%回落2.1个百分点。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率5.18%,尽管相比去年四季度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亏损面不断扩大导致企业账款拖欠现象严重、账款构成比例上升,应收账款回收和资金回笼困难,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由于制造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资金,微观层面经营恶化进一步导致新增投资能力受限,增长后劲严重不足
  第三大隐忧是民间投资并未真正从政府手中接过接力棒。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回升主要是与城镇化和政府主导高度相关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升,而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和非政府主导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尤其是民间制造业投资意愿并不高,内生增长动能趋于减弱。
  疲软的PMI数据正是中国经济转型艰难期的缩影。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面对“增速下滑、需求疲软、成本上升、利润缩水”的增长困境,更要面对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多重挑战。事实表明,中国经济赖以高增长的要素基础和国际大环境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只有下大力气鼓励技术创新,提高要素效率,释放生产力实现整体升级,才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希望。


工业下行压力考验中国经济复苏基础
23/04/2013 | 路透
路透北京4月23日 - 尽管中国官方认为今年一季度经济开局平稳且仍处合理增长区间,但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弱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稳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工信部发言人肖春泉在周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这从最新公布的汇丰中国4月制造业PMI初值意外回落方面也有所印证。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从宏观层面来讲,有效需求不足,对工业发展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制约;从微观层面来讲,企业面临的困难比较多,在产品价格下降和成本刚性上升的双重压力下,企业的利润下降。”肖春泉称。


他指出,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上符合预期,工业运行基本稳定,虽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落至9.5%,但整体来看还是在合理的区间内。而速度回落,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为调结构和转方式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而在发布会后路透追问能否预判二季度中国工业经济形势时,肖春泉则拒绝回应。

汇丰/Markit稍早联合公布,中国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自上月的51.6降至50.5。其中新出口订单自上月的50.5降至48.6的六个月低位,出口形势依然严峻。这也预示外需面临挑战,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乏力
野村报告就认为,汇丰制造业PMI初值疲弱,暗示第二季经济成长率可能继续放缓。并维持今年中国经济将逐季放缓的判断,对二、三、四季度增速预估分别为7.5%、7.4%和7.2%,这主要是基于中国潜在增速已经降至7-7.5%的预估,以及中国过去五年推出大规模刺激举措,导致政策放松的拉动效应减弱
对经济形势的忧虑也让中国股市承压,沪综指.SSEC今日跌幅近2.6%,水泥、地产和金融等权重股领跌。
**忧大于喜**
尽管从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看,中国一季度同比增长7.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仍属一枝独秀,但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8%,且较去年四季度的7.9%再现回落,显示中国经济仍在弱复苏的轨迹上运行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1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1月的3.5%下调至3.3%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稍早曾表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平稳,GDP增速处于合理增长区间。中国政府仍将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物价稳定。
不过,从中国经济的主体--企业来看,逾20%的亏损面,经济结构性矛盾累计导致的过剩产能年年调,却依旧年年剩的怪圈,以及消费和投资增长乏力,外贸疲弱等,均使得中国经济复苏的道路并不平坦。
今年头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率5.18%,虽然和去年相比是17.4%的增长,但也是恢复性的,去年两个月是下降的,整个利润率是不高的,是近几年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企业亏损面上升到20.7%,企业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肖春泉称。
而在消费增势有所放缓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力仍然不强。他指出,尽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去年是持平的,但是和前几年的高速增长相比,回落幅度还是非常大。投资对工业的拉动作用很明显还是比较弱的,而国外的需求也处于乏力状态。
今年一季度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增长10.8%,增速同比回落0.1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1.3个百分点
此外,近期包括铜、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以及一直挥之不去的中国地方债融资平台隐患等,亦引发市场对资本市场以及金融系统风险的忧虑。
上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明确表示,下一阶段将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风险。
中国9.3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犹如堰塞湖让各方警惕。第一财经日报周二报导称,融资平台贷中共有3.49万亿元贷款将在未来三年内到期,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37.5%。
至于应对企业困境的政策之道,工信部表示,将把抑制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作为今年结构调整的重点,严格市场准入,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进工业优化升级,并着力解决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和产品缺失问题。
“对微观层面反映出来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困难,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经济运行的特点,以及成本构成的差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做到有备无患,把握经济运行主动权。”肖春泉称。


中国经济现实困局挤压宏观调控政策空间

25/04/2013 | 沈燕路透

路透北京4月25日 -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与五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有点类似,只不过五年前尚有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眼下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却着实有限。


对于上任仅一月有余的新政府而言,虽然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并寄望新型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但这些更接近中长期的目标对舒缓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短期的很多经济问题并不是周期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仅仅靠现在扩张货币、扩张财政政策是不管用的,或者说这个政策空间的作用越来越小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表示。


从外部环境看,再次面临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与人民币间的利差和汇差,迫使中国始终保持着对热钱流入的高度警惕.
而从内部环境看,多年结构失衡导致的产能过剩抑制着企业的投资热情,而政府急欲扩大并释放的消费潜能也无处下手,丝毫不敢放松的房地产调控以及严竣的外贸形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货币政策工具中汇率及利率的运用
中国人大财经委前副主任贺铿就表示,应该承认中囯当前经济困难不少,甚至比美国困难还大,“究其原因,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太在乎经济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针对2008年底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近日就发布一份题为“我们是否知道中国将何时为其经济刺激政策承担成本?”的报告指出,中国不得不为经济刺激政策付出代价。目前的问题是“何时”与“怎样付出代价”
标准普尔信用分析师陈锦荣认为,即使不良贷款没有出现飙升,也不意味着该经济刺激政策是没有成本的。这只不过意味着,经济体内的其他组成部分而非银行来支付这种成本。
中国一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回落至7.7%,低于市场普遍预期。尽管各方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已有共识,“七上八下”将成常态,但诸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弱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稳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国资委近日就明确要求,中央企业要努力保持一定增长速度,以“保增长”助力全国“稳增长”,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这也反映出目前经济形势比年初的预期要差,央企将面临困难,而其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对稳定经济至关重要。
**调控两难**
尽管中国今年仍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经济弱复苏的大背景下,中国财政收入多年高增长荣景已难再,减税与增支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微观领域企业经营困难,投资意愿不强,中国经济自主动力不足,诸多因素都挤压着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控空间。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经济增幅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因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推进改革都需要时间。不过,上一轮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显然不得不正视,包括地方政府平台风险的聚集,银行坏帐的上升,以及愈积愈深的结构失衡难题,社会贫富分化等,让眼下的困境很难绕开。
中国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就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就很矛盾,一方面包括对企业及个人减税的呼声很高,同时要大幅增加民生方面支出,还要严格控制赤字和债务,这三者本身就是一个“财政三角困局”的矛盾体。而欧债危机正是财政三角困局的表现。
“在这种财政三角中任何财政政策只能选择两边,必须放弃一边。但无论怎么选择和组合,放弃的那一边总会成为财政的风险敞口,在这个意义上,财政三角也就是风险三角,若不能统筹兼顾,整个国家财政就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称。
刘尚希并认为,减税既已确定,财政支出就不能大幅扩张,这样才能防止赤字和债务风险进一步扩大,意味着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要保持适度,长远看则要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健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匹配。
同样面临纠结的还包括货币政策。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谈及货币政策的四个目标时就表示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主要是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眼下,中国一方面仍需消化当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这在屡调屡涨的房价上不时显现;另一方面外贸状况并不如数据表现的那般亮丽,而跨境资金的蠢蠢欲动又让中国监管当局时时筑起抵御的防线使得央行在运用利率及汇率的货币政策工具时面临“左不是右不是”的尴尬。
“货币政策今年操作比较难,...现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也比较高。在目前经济也不太强的情况不宜收的太紧。”张永军表示。
祝宝良就认为,如果把一季度的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13%-14%左右,今年一季度的楼市调控“国五条”可能就没有必要出了,房地产的稳定程度高一点,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在稳货币的问题上看法不一样,有人讲发达国家都在搞量化宽松,中国不搞,热钱就往这儿流,想稳货币也稳不住,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即使有这个挑战,也要稳住货币,如果不稳住这个钱就到房地产去了。”他称。
类似的纠结从外管局局长易纲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前后一个月的不同表态也可见一斑。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易纲还强调人民币汇率1%区间“够用”,但上周他在华盛顿则表示,中国在近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此言一出即引发汇市一片猜想。
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指出,外围资金很多,大环境很明显,“(政策)动与不动都很难受,只能说今年防范跨境资金大规模流动的任务很艰巨。”
中国3月新增外汇占款高达2,363亿元人民币,一季度月均增量超4,000亿元,凸显资本流入压力沉重。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弱于预期、监管层加大资本管制力度等因素,后期资本流入规模料自高位下降。
**改革进行时**
对于主打改革反腐牌的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推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强调简政放权,不难看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而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诸多政府机构,近期的工作重点都是如何简政放权减少收费
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忙了,几乎天天加班,要落实新政府提出的减少审批权限和收费项目,必须先全面清理一遍,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放要么减,而且必须明确减的幅度。”一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私下称,尤其是换了一把手的政府部门,更是忙着拿简政放权和业务改革方面的方案。
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并要求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而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已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
从事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国问题观察者邓聿文称,“其实从新政府选定的各部委一把手情况不能看出强调稳定与改革并重的意图,包括央行行长和住建部部长都没有换,也反映出包括房地产调控以及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因此在部长人选上也体现出连续性。”
今年两会前仓促出台的楼市调控“国五条”,旨在通过流通环节20%的税收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一出台就饱受诟病,且从执行情况看,原本政策强调应由卖方承担的高额税负最终仍转嫁到买方,不仅让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初衷受到挑战,也凸显已历时十年的楼市调控,依旧是左右中国经济的重要原因。
“当时出台国五条的目的就是要让房价降下来,看不出还要顾及稳增长的意图。”另一位不具名的官员称,加之正值上届政府任期将满,而房地产调控又是其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而作为财税改革重要内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推进步伐则较快。中国已宣布自今年8月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并将扩大行业试点,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财政部预计此举将导致全年减收1,200多亿元,全部推开“营改增”后全年预计可减税约两三千亿元。
素有“改革派”之称的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稍早提到,将来“营改增”覆盖全部地区全部行业后,必然会倒逼财政体制改革。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和支出责任,是摆在财税部门面前的大题目。
楼继伟近期并在其新书《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表示,重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最大难点,“过去的改革主要涉及到‘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预期中国未来10年GDP年均增长7%

25/04/2013 |  路透

路透香港4月25日 - 中国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周四称,尽管1-2月出口增幅达23.6%,但今年中国出口增长难有两位数增幅;他并料未来十年中国年均GDP增速约为7%左右,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两番目标完全能实现。


李伟参加香港一经济论坛时表示,他跟香港经济专家也在讨论(出口商品)“香港一日游”的问题,“1-2月出口增幅达到两位数,...这里面的数据绝不是小数据,里面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预计今年出口增幅难有两位数。”


海关统计显示,中国1-3月累计出口同比增长18.4%,进口同比增长8.4%。贸易的异常增长主要集中在对香港贸易,广东一季度对香港贸易额增长了91.6%,中国一季度对港贸易增长了71% 。
市场对于中国强劲的出口数据表示疑惑,因外需的转好却没有同期带动工业生产恢复,库存的回补也较为缓慢,该数据或存在高估的可能。
国内媒体近期也纷纷对广东外贸数据的异动提出质疑,并援引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官员的话称,官方监测到的实际货物贸易并没有上述统计显示的那么高,这其中涉及到相当数量的境外资金通过“货物空转”进行虚假贸易。
**料未来十年GDP平均增7%**
李伟称,尽管内地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潜在金融财政风险增加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蔓延等挑战,中国经济低速增长十分有可能变成常态,但中央政府进行战略性调整,着力于经济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经济增长潜力仍巨大,料未来10年内地GDP每年平均增长约7%,而中央政府订下2020年居民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目标完全可以实现。
他并表示,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潜力,而基础设施网络化、技术化、信息化等建设都蕴藏巨大投资空间,投资领域在未来30年将出现巨大变化,而节俭的文化传统和人力资本均为经济高增长提供基础条件。
李伟认为,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改革得到明显进展,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增长差距正在收窄,而城镇化率不停提高,令农民收入亦有所提升,并带动经济消费需求上升,政府亦加快政府职能改革,加大发挥市场作用,中国有条件在经济增速为7%的增长平台上保持较长时间。
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寄望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李伟强调,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提升质量。
而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此前表示,城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发展规划有希望在上半年推出,但其并非短期刺激经济之策,且推进城镇化面临多重障碍。

“克强指数”折射了什么
13/04/2013 | 新京报

日前,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克强指数”显示经济下行,调结构刻不容缓。
所谓“克强指数” (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该指数包括三种经济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
“克强指数”源于李克强总理在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表示,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
那么,“克强指数”究竟是什么?又折射出什么?新京报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
1
定义 “克强指数”的“先行指标”含义
“克强指数”的三个结构指标从不同角度显示经济运行状态,并且不同程度具有先行指标属性,集中提供了观察工业生产、能源消耗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组定量观察指标。
新京报:所谓的“克强指数”,主要包括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它们分别代表什么?
卢锋:三个构成指标含义清晰。耗电量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和消耗电量,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区工业生产活跃度以及企业运行状态。铁路货运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从物流角度反映该地区工农业生产以至整体经济运行状态。贷款发放量指人民币贷款总额或新增贷款规模。我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大头,银行贷款又占间接融资大头,贷款发放情况既反映出市场对当前经济信心,又显示未来经济运行风险度。“克强指数”作为上述三项指标的某种平均值,提供了观察工业生产、能源消耗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组定量观察指标,对推测经济运行态势具有某种先行指标含义。
新京报:“先行指标”是什么意思?
卢锋:宏观经济运行在景气变动上通常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多数经济变量变动与经济景气周期变化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所谓先行经济指标(Leading Economic Index),大体指那些比宏观景气波峰与低谷提前出现因而对预测经济运行趋势具有参考价值的指标。由于较好把握和预测宏观经济短期走势,无论在政策和商业上都有认识价值,因而建构与实际经济运行规律相一致的先行指标体系,是宏观经济预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克强指数”三个结构指标从不同角度显示经济运行状态,并且不同程度具有先行指标属性。
新京报:舆论认为,“克强指数”能够精确反映经济现状,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指标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还体现在具体数据的易于核实上。为什么这三个指标不易造假?
卢锋:任何一个经适当定义的经济指标都有其特定概念对象与内涵,无论是“克强指数”重视的发电量、信贷规模,还是更广义指标GDP或GNP,都可以这样理解。上述三个指标构成指数“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的具体含义如何,则是有待具体厘清与探讨的问题。
至于数据失真,大体存在统计误差有意扭曲两方面原因。统计过程技术困难会导致误差。由于克强指数涵盖指标比常规宏观指标如GDP等较为简单,因而通常情况下也应统计误差较小。有意扭曲则与激励机制派生的行为方式有关。如果电力、货运也被赋予政绩考核指标含义,可能也会出现官员扭曲数据方面问题。当然,目前统计制度下,宏观数据由于有意扭曲而失真的范围和程度,需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改进。
新京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方法有多种,这种方法为何会被冠名为“克强指数”?
卢锋:首先需明确一点事实,“克强指数”说法本身,并非属于李克强总理本人。从有关报道看,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说,他会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后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这三项指标构造一个指数,并画出这个指数的时间序列曲线,并冠名为“克强指数”。(见图一)可见事情缘起是当年李克强访谈提到的一句话,“冠名”不是李总理本人,而是《经济学人》杂志。
新京报:在当时提出“克强指数”,有何意义?
卢锋:一方面,上述报道无疑显示了李克强担任地方领导管理经济就重视实际的务实态度,对常规宏观经济数据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方法与习惯加以分析并得出自己的判断。这种方法与习惯,显然折射出他曾在北大以及担任领导工作时期研究经济学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与学养。
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说明《经济学人》这个英国老牌杂志的高度职业敏感和老道技巧,善于从大国领导人只言片语言、谈资素材中,发现和发挥既有认识意义也有媒体价值的话题。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这件事让这家老牌政经杂志一定程度上再次赚得国内媒体的“眼球”。
2
描述 不能说“克强指数”就能替代GDP
“克强指数”是一种结构性指数,从若干特定侧面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状态;GDP则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定义的一种反映宏观经济整体性状态的概念指标。
新京报:《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这种说法对吗?
卢锋:不同经济指标都有其具体统计对象和认识功能。上述“克强指数”是一种比较简化的结构性指数,从特定侧面表达了经济运行现实;GDP是涵盖国民经济整体的基础概念指标,反映特定经济体特定其实经济增加值总量,并且建立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科学定义体系基础上,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具有大体逻辑一致的联系。由于GDP实际统计值受种种因素影响存在偏差,“克强指数”或从特定角度观察评估GDP数据可靠性,然而不好说可以替代GDP统计。
新京报:《经济学人》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截至2010年以前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前者波动幅度比后者剧烈得多。波幅剧烈能说明什么,是否“更加真实”?
卢锋:《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评论“克强指数”时提供了该指数时间序列图。根据此次采访需要,我和杨业伟利用相关数据制作了1986年到2013年间“克强指数”三个指标及其平均值月度同比增长率数据图。从图形看“克强指数”确实比GDP波幅要大得多。
例如,“克强指数”同比增长率2009年1月接近于零,2010年1月增长接近于25%。(见图二)了解了其构成后,“克强指数”波幅较大并不奇怪。宏观周期波动中,工业生产及其紧密相关指标一般波动较大,发电量与货运量波幅较大不过是这个常识性规律的体现。其实全国发电量和货运量月度值2008年年底曾出现过7%-8%负增长,只是由于信贷增长率指标相对温和,“克强指数”才没有出现负增长。给定“克强指数”定义构成以及我国经济不同指标周期波动特点,“克强指数”比总量指标波动较大其实很正常。
也就是说,在没有更多信息之前,“克强指数”与GDP虽波幅差别很大,然而二者完全可能同时真实,因而可相互兼容。(见图三)一般也不好说某个指标波动较大就更好。1998年我国发电量增速2%上下,官方GDP增长率接近8%,当时曾在国内外引起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真实性讨论。当年政府实行增长“保八”政策,学界一种意见认为GDP增长率数据一定程度受其影响可能高估,实际增长率可能在6%-7%左右。国外一种观点,依据发电量和煤炭产量增长率数据,简单认定GDP增长率为2%甚至更低,对此学界主流观点也认为方法有误难以成立。
新京报:不少媒体报道说,“克强指数”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比如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卢锋:伴随中国开放型大国经济多年成长,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工业利润指标预测早已形成一个相对专业并有数以百计职业经济学界从业人员的专门行业。无论是宏观总量预测,还是工业利润专项指标预测,侧重进行预测工作的宏观经济学机构和个人,大都有各自分析工具和判断方法。“克强指数”能否对利润指标具有更好解释力,还要看这家金融机构有关分析报告才好具体评价。
新京报:谈到“克强指数”时,《经济学人》杂志说:“对于所有那些怀疑中国经济统计数字的人,这个消息应该令他们欣慰。”是否说明,国外非常在意中国经济统计真实性?
卢锋:长期以来,不管是国外媒体与机构,还是国内学界与民众,对中国数据统计真实性都很关注。这是一种很正常并有合理性现象。统计数据承担定量反映经济现实功能,并且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统计数据如果出现重大失真,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可能被误导。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重大失误,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危机,都与统计数据严重扭曲存在关联。改革开放后随着历史经验总结以及各界有关认识提高,这方面情况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但是如何降低统计数据的技术性和人为性误差,仍是各界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更应是官方统计部门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也不能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都是人为造假产物,或认为GDP增长率毫无例外存在严重人为高估。这类观点在国内外媒体上有时比较流行,但是并非符合现实。应当实事求是肯定中国GDP统计数据过去30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2.60% 资金 研报]以来取得的实质性改进,这是中国经济管理与社会演进在统计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当然中国GDP统计仍然存在误差,未来仍需要持续改进。其实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类统计误差。“克强指数”积极意义的前提背景,并非在于中国GDP增长率数据完全不可信,而在于对总量指标可能误差提供一种辅助评估指标。
3
解读 有助观察领导人施政风格
“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中国新领导人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务实态度和专业思考。“克强指数”有助于我们推测新领导人未来施政风格。
新京报:把GDP增长率与“克强指数”同比增长率,GDP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这三组曲线进行比较,结果是什么?
卢锋:对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项指标可以取不同权重得到不同“克强指数”。《经济学人》将三项权重分别设定为40%、25%和35%。我和杨业伟采用各种不同权重,所得结果差别不大,结果发现简单平均比重的“克强指数”与GDP实际增长率变动同期变动相关性较大。不过同期工业增加值与GDP简单相关性还是要高一些。(见图四)
新京报:有评论指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决策者的清醒与务实。“克强指数”对目前GDP考核制度有哪些启示?
卢锋:政府管理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真实了解经济运行和增长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评估官方宏观数据准确性,更好判断经济走势具体情况,有助于提高宏调政策和改革决策的质量和准确性。
不管是“克强指数”还是GDP,都各有其认识意义,也有其局限性。对于积极意义不必过分夸大,对于局限性可想办法弥补。过于绝对化判断,可能都难以成立。
社会上关于GDP造假说法,其实一定程度折射对GDP指标本身局限的不满。GDP是综合衡量一国特定时间市场经济活动增加值总量的基本指标,人均GDP是衡量一国发展阶段水平的单个最重要指标之一。在发现更好替代指标之前,GDP统计对于经济观察和研究仍不可缺少,但是GDP确实存在不少定义性局限,如难以准确反映环境污染和资源透支的社会成本,无法体现闲暇具有的福利价值,更不足以全面衡量民众幸福感。当然,如果把GDP列入官员考核指标,则可能发生人为造假的体制性扭曲,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改革和统计体制调整加以修正。
新京报:“克强指数”传达出的积极信号,是我们决策者不再简单依赖单一表面数据,而是重视研究经济的内在动力、组织结构,试图通过更细微、更专业的观察以更好地把握经济的未来走向。这种“专业性”如何推广到其他决策领域?
卢锋:“克强指数”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中国新领导人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务实态度和专业思考。如果是经济学专业分析人员提出这些指标不算新奇,作为大国领导人这样重视经济数据准确性应有特殊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新领导人经济管理专业水准,也有助于我们推测新领导人未来施政风格。
国家领导人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工作千头万绪,管理好经济是其重要的基本工作任务之一。务实的态度和专业的思考,显然有助于科学决策,推而广义对更好设计和推进改革新政也应有积极因素。
当然,对“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也需客观理性对待,不必过于夸大。打个比方,专业天气预报时常会出现偏差,“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样的常识性智慧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推测天气变化,然而我们不必用谚语包含的有用经验常识来代替天气预报。
新京报:看来外界对“克强指数”关注,折射出人们对改革前景关注,你也这样认为吗?
卢锋:我也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不是增速减缓导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预言的经济崩盘前景。真正的挑战来自体制转型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中国需要加快改革,为经济追赶注入持久动力,为社会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新领导团队亮相阶段已多方宣告全面力推改革决心,人们期待改革新政有序推出和稳健推进。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 相关链接
《经济学人》眼中的“克强指数”(图一)
一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就被认为有夸大本地经济增长数据的嫌疑。2009年,中国各个地方统计的GDP数据相加的总和居然比国家统计的全国GDP数据高出3640亿美元。对于李克强来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数据来了解辽宁经济的真实生态。这些数据分别是:地方铁路货运总量、用电量以及银行贷款总额
为表敬意,《经济学人》在李克强所指的三大指数基础上,专为中国经济创立了“克强指数”。这一指数显示的中国经济动态变化在总体趋势上和官方指数差异不大,但在具体的波动幅度上却要明显得多。如图所示,在2008年末至2009年初,中国的总用电量与铁路货运总量曾出现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如官方数据中所显现的那样风平浪静;而2009年初贷款总额的增加则预示着接下来经济的迅速回暖。
对于那些一直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疑的人们(或者应该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中国未来经济的决策者不会再完全依赖于官方统计数字,这多少是值得欣慰的。(翻译 陈白)
——2010年12月11日《经济学人》,这是关于“克强指数”的最早报道。


linkwithin》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