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为2007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所准备的发言稿。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成功建立在以下两点的基础上：一是它实施了适应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的政策和战略，二是创新。而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求中国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转移出来，而其核心是创新。在向这一新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本国的特有情况和目标来建设市场经济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自从中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以来，它在过去的30年里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战略和政策的适应性基础上的：旧的问题解决完之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为此就必须设计出新的政策和战略。中国经济成功的另一个基础是社会创新。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国家面临的不一样，所以必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而且中国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将他国的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即使这些制度在其他国家运行良好)；至少要对这些经济制度进行修改以使其适应中国的情况。不仅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不一样，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它要实现的目标也不一样。这些是中国谈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部分原因。即使中国那些已经成功的制度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修改。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创新，它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们不再能应对中国面临的所有挑战。
中国2006年公布了第11个五年计划，集中关注了过去的经济成功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尽管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平等却急剧加大。更大程度地依赖市场意味着，从某些领域(例如医疗、教育)来看，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显而易见不是可持续的。中国先前所走的发展道路与它所宣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一致，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向。同时，在政府能够征收到足够多的税收的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所需的财力和物力。
当然，如果中国想要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并且想要拥有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所必需的资源，那么，经济就必须继续快速增长。但是其他国家的情况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会增加就业；只有产量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快时，才会增加就业。而且，即便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去年，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我谈到了“十一五计划”背后的一些经济原则，从标准经济学概念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讨论，这些概念有助于明确政府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今天，我的发言将集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不过，这些问题必然有其背景：为什么中国的“十一五计划”从一些关键的方面来看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与中国以前所遵循的模式不一样，也与许多西方国家正在遵循的模式不一样。要想了解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人们必须了解旧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能在过去发挥良好作用，它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新经济模式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a)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过去如此重要，但是现在为什么能以新的、更好的增长方式来实现它以前所发挥的作用？(b)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
出口拉动型增长
与大部分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是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十一五计划”要求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模式。(当然，出口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增长模式的重新平衡。)
从全球来看，那些认为自身就业受到威胁的国家并不欢迎中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对这些国家而言，嘴上谈谈竞争与市场的优点是一回事，在市场游戏中输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地方，人们看到开始出现激烈的保护主义情绪。出口大于进口帮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却截然相反。
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能够帮助中国不受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其他国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没有充足外汇储备的种种风险。中国不想自己再经历同样的事情。不过，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任何危机。可是，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仍然对农村地区有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出口行业可能会经受住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尽管汇率上升对全球经济不平衡作用甚微，甚至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因为它会让美国为贸易赤字进行融资的问题变得更困难)；可是，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对农民给予补贴(实际上，这会抵销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那么，这会拿走其他发展目标所需要的稀缺资金，包括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
(一)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其他措施
我们需要其他不会同时加大城乡差距的措施来调整贸易不平衡。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征收出口税或者减少出口退税，它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增加收入，这些收入能够被用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
许多中国出口产品是能源密集型的，其社会成本远远大于企业所承担的成本。提高能源价格(并征收碳排放税和其他环境税)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帮助中国从出口转移到其他领域)，同时又增加了可以用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收入。
(二)为什么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对中国和这么多其他东亚国家有用？放弃出口拉动型的增长会不会对其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有没有可以满足其要求的其他方法？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它提供了创新的基础。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分开的不仅仅是资源上的差距，而且还有知识上的差距。正如格林沃尔德(BruceGreenwald)和我所指出的那样，出于各种原因，知识的传播因为产业规模的扩大而得到了加强。人们在某个部门学到的技术随后会逐渐传播到经济体的其他部门。第二，出口竞争激烈，竞争促使人们提高效率、进行创新。要想成功，就得符合国际标准；同样，竞争带来的好处最后会扩展到整个经济体。
第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能力可能超过消费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超过对所生产的特殊商品的需求的扩大。尽管许多家庭和企业可能会有潜在的需求，但是只有它们能够得到贷款，这些潜在需求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够对那些信用可靠的人与那些信用不可靠但能够强制实施信贷合同的人作出区分的金融机构(以及基本的立法机制)往往还没有发展起来。把钱借给国外、为国外消费提供资金比把钱借给国内更便利。
实际上，近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一直在从事卖方融资：它出借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使其他国家的人们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虽然中国在国内存在这么多迫切的需求，但它却在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这的确是有点儿特别。
(三)为什么中国现在可以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抽身出来
今天，出口拉动型增长曾经发挥的作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创新系统(见下文)；它“学会了如何学习”，不再需要通过出口来学习。中国已经形成了有活力的内部竞争，例如，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诚然，为了保证国内竞争依然激烈，中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关竞争的法律，并且应该警惕那些支持建立大型“国内龙头企业”的观点，至少是在这些国内龙头企业对国内竞争产生威胁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
最后，中国在建立强大的国内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个阶段，扩大国内信贷量，特别是为住房和抵押债务提供贷款，是容易的。 (四)刺激消费 尽管我们谈到了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抽身出来，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已经从2005年的102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1775亿美元。消费也增加了，可是，至少从一些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速度不如GDP快。扩大消费不仅有助于中国不再依赖出口，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发展的目标就是提高生活水平。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有着“过多的”储蓄？对此存在四个假设，每个假设都有其作用，尽管有的假定可能比其他假设更重要。
第一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不平等的扩大会导致消费占GDP的比率降低。所以，人们预期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政策会相应地增加消费。
第二是资本市场的缺陷，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一些数据表明，城市中的小企业数量已经下降；从历史上来看，小企业与就业的增加密切相关。它们在为那些以前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许多人认为小企业是有活力的经济的核心———大企业为市场提供了产品，但要实现真正的革新，却要依靠小企业。小企业数量的下降(哪怕是没有增加)也应该引起人们相应的关注。人们认为，小企业数量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缺少获得资金的渠道。大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大企业。在美国，有一个通过小企业管理委员会实施的特殊政府计划，目的是通过承担一些风险来鼓励银行向小企业贷款。
在缺少资金获取渠道的情况下，那些想成为小企业经营者的人———或者已经在经营小企业的人———必须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才能获得扩大企业规模时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扩大信贷渠道将有助于降低整体的储蓄率。
但是，增加消费的主要障碍不是缺少信贷，而是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强有力的公共医疗体系、良好的公费教育。“预防性”储蓄压制了消费。因此，这些领域的改革会产生双重的好处：让中国不再依赖出口(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储蓄占GDP比率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常账户顺差大，其标志是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2006年，外汇储备占到了GDP的7%。同时，中国政府依然保持了强有力的财政支配地位。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考虑到中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有着很高的社会需求———再加上很高的个人储蓄率，中国完全可以经受住适度的财政赤字。
当然，中国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是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当前它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与投资水平有关，不如说与资金的分配有关。人们担忧的是，一系列不正当的投资动机在其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鲁莽地鼓励投资，既为了产生就业机会，也为了增加它们自己的收入。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方面，人们担心目光短浅的投资者只关注短期的资本收益，而不关注长期的回报。 创新 新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创新———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创新是内生性的，它是资源向研发领域进行分配的结果以及努力学习如何进行“前沿”生产(有时也称为最佳实践)的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不过，与所有的资源一样，用于研发和学习的资源也是稀缺的。人们可以将这种研发指向不同的目标。可惜的是，西方企业将自身的研发活动过多地指向那些减少劳动力的方面，而过少地考虑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问题在于创新的社会回报不同于私人回报，这既是因为市场的扭曲，也是因为获得专利的私人回报显著不同于社会回报。
(一)对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过度鼓励
比如，在西方，高工资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减少带来的高回报。即便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也有大量投入被用在了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上，这使得失业问题更加恶化。关注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原因在于，如此多的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失业问题。如果生产率每年提高5%，那么，产量每年也要提高5%，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
实际上，对工业部门的企业所有者来说，他们从失业增加中还能得到深层次的好处：较高的失业率有利于压低工人工资，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中国必须创造出与新增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因此城市创造就业的步伐要更大才行。工资的提高不是件坏事：发展的整体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福利。
(二)对资源节约型创新的激励不足
由此类推，因为美国的企业不用为碳排放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它们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成本，但是它们没有动力寻求减少碳排放的革新。让企业为自己的行为负担起全部边际社会成本———比如碳排放的成本———会加强致力于减少污染的创新动力。
此外，碳排放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优点。它可以在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打破全球性僵局。关于全球变暖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所具有的风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给出了证据。英国的《斯特恩报告》用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为降低这些风险所采取的行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大于成本。《京都议定书》的基础是根据1990年的排放水平所制定的减排目标。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制定出一套可以指导人们以公平和平等的方式确定排放目标并被发展中国家和美国都接受的原则。因为一项共同政策的分配结果———即每个国家同意征收碳排放税，其税率反映了一致同意的碳排放带来的全球社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其限制条件的，所以还需要存在着某种达成全球一致的希望。此外，对污染这样的坏事征税，而不是对劳动和储蓄这样的好事征税，看起来要合理得多。
(三)在市场经济中设计创新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过，在市场经济体中，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人们常说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中创新体系的核心。但是，专利制度所产生的回报并不与社会回报完全吻合。创新产生的边际社会回报使人们能够比在没有这种回报的情况下更快地使用这一创新。但是专利制度把(临时)财产权授予了第一个发现了这一创新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讲，是获得该创新的专利的人)。
比如，我们考虑一下人类基因组的情况。以前，国际社会曾努力想破解人类基因。这一努力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此时，一些企业决定“击败”这一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项目。即使这些企业只是提前一个小时先获得成功，它们也还会得到垄断的所有好处，即便它们的边际社会贡献是零。
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也是零，专利制度对社会所产生的成本是巨大的。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没有竞争性的”。一个人把某种知识告诉了别人，他自己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限制知识的使用是降低效率的行为。但是，专利制度不仅限制知识的使用，而且还把该知识的专有使用权授予单一的一方，这样就造成了人为的垄断，而垄断扭曲了对资源的分配。就药品的情况而言，与之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生命本身。垄断企业索要的价格可能太高，以至于穷人买不起药品。结果造成数千甚至数十万人不必要的死亡，特别是在公共医疗体系不健全的地方。
与专利制度相关的这种静态的低效率导致了巨大的成本，其存在的唯一合理理由是，它会带来动态的收益。但是，如果人们不对知识产权体制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成本会比收益高得多。实际上，一个设计不佳的知识产权体制甚至可以扼杀创新。美国正在发生这种令人担忧的事情。对此日益增多的关注正导致人们对美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进行激烈的争论。至少，那些美国之外的人应该认识到，从某些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那种漂亮话(即知识产权制度越强大越好)并不反映经济学家和研究型知识产权律师的主流思想(这些律师没有受雇于那些从当前的知识产权体制中获得丰厚利润的企业)。
(四)为中国设计创新体系
每个国家必须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知识产权体制。这个体制必须对成本和收益进行平衡。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将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种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体制。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要缩短把它们与发达国家区分开来的知识差距。一种设计不佳的知识产权体制可能让缩短这种差距变得更加困难。人们担心的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正在采纳美国式的知识产权体制，这种体制对美国都不合适，对发展中国家就更不合适了，而且此时美国自己都意识到了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一个设计良好的创新体系是由各种措施联合构成的，包括政府资助的研究、奖励、专利。奖励制度可以为创新提供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想使用这些知识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知识(也许要支付少量许可费)。专利制度当然是一种奖励，但它是通过一种扭曲的垄断权获得的奖励。虽然制定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知识的使用以及提高价格，但奖励制度利用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力量保证了最可能低的价格和最大限度的知识传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知识的好处。
与美国相比，中国需要的创新体系应该更多地重视奖励以及政府资助的研究，而较少强调专利，特别是因为创新需要指向我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目标———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注意力应该放在减少环境敏感型资源的投入上，而不是放在减少劳动力上。
(五)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
不过，既然谈到知识产权体制，中国就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体制的不足中吸取适当的教训，自从我上次在中国发展论坛上简要谈到这些问题后，过去的一年当中，这些不足已经变得更加清晰了。中国不必犯同样的错误。比如，它需要认真思考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在专利颁发前对其提出异议)，认识到实际中存在着一种导致过度授予专利的偏见。个人有着强烈的获得专利的动机———个人可能会把知识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私有化，但是对专利授予提出异议的程序却使公众获益，改变了那些如果没有提出异议就可能属于私人领域的知识的性质，使公众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相应地，也会存在没有充分提出异议的情况；设计知识产权体制的过程在解决这一不平衡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还存在其他涉及专利范围、创新标准、专利授予对象、实施程序(对“侵犯”专利的赔偿，即与目前美国的体制不一样的责任体制)、版权有效期等问题。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所有成员国负有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义务；但是即便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范围内，成员国也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重要的是，中国要利用这一自由裁量权来建立适合本国的知识产权体制。尽管我已经描述了上述这样一种知识产权体制的设计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它的另一个特征：强制许可的使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为颁发这些强制许可提供了“灵活性”，这使得生产基因类药品成为可能，这些药品能够以相当于品牌药的部分成本的价格出售。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目前还没有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后者能够使本国公民的健康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创新体系的简要讨论说明了与中国发展新模式相关的几个重要议题。首先，新模式的成功要求人们认识到，中国现在所追求的目标与其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关注焦点(只关注GDP的增长)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别。不过，它也需要人们认识到，即便是从比较狭隘的目标来看，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经常会失败，并且不同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在那些特别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目标的西方国家，人们经常批评某些已采纳的制度安排。
第二，人们必须认识到，“一刀切”几乎从来就是无用的，并且把外国的制度安排(比如美国的知识产权体制)移植到中国也可能是个错误。某种适应性的修改总是必要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考虑到具体国情和目标的不同，合适的制度安排上的差异也很大，以至于一开始就把美国模式当成样板可能是一个错误。
第三，市场经济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从许多方面来讲，美国模式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不一样，与欧洲大陆模式不一样，与日本模式也不一样。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背景、具体的社会目标都不一样。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更加重视社会团结和社会正义，体现了对穷人的更多关心。从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指数(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功地达到了比美国高得多的水平，而它们的经济增长也一直强劲。它们也一直具有高度的创新性，新技术的渗透进一步使它们位于世界前列。
第四，关于制度设计问题的许多讨论(比如有关知识产权的讨论)的基础不是对某个具体西方国家中这些制度的实际特征以及所起的作用的了解，而是一种学术上的理想化———这些制度的这种理想化版本可能会得到一些极端群体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却从来不会被采用。例如，虽然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支持一种从根本上说是私人性的退休保险计划，但是，在布什总统2005年1月提出把社会保险体系部分私有化的建议后，美国其实一直在拒绝将公共社会保险体系部分私有化的理念。政府承担的成本要远低于行政成本，它提供私营市场一般不予提供的抵抗各种风险(如通货膨胀风险)的保险，并且能够实现用其他方式难以达成的再分配目标(减少贫困和代际不平等)。
第五，制度安排的细节通常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就像是英语格言说的那样：“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在前面讨论知识产权的时候已经指出了这点。美国知识产权机制的很多问题就在于细节，例如知识产权如何得到实施、专利授予的范围、如何授予专利。讨论时只简单地说一句“一个国家应该建立牢固的知识产权体制”是远远不够的。
第六，就是因为细节如此重要，所以，即便是一些善意的政策也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通常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新问题。
中国2006年公布了第11个五年计划，集中关注了过去的经济成功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尽管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平等却急剧加大。更大程度地依赖市场意味着，从某些领域(例如医疗、教育)来看，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显而易见不是可持续的。中国先前所走的发展道路与它所宣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一致，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向。同时，在政府能够征收到足够多的税收的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所需的财力和物力。
当然，如果中国想要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并且想要拥有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所必需的资源，那么，经济就必须继续快速增长。但是其他国家的情况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会增加就业；只有产量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快时，才会增加就业。而且，即便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去年，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我谈到了“十一五计划”背后的一些经济原则，从标准经济学概念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讨论，这些概念有助于明确政府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今天，我的发言将集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不过，这些问题必然有其背景：为什么中国的“十一五计划”从一些关键的方面来看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与中国以前所遵循的模式不一样，也与许多西方国家正在遵循的模式不一样。要想了解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人们必须了解旧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能在过去发挥良好作用，它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新经济模式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a)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过去如此重要，但是现在为什么能以新的、更好的增长方式来实现它以前所发挥的作用？(b)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
出口拉动型增长
与大部分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是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十一五计划”要求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模式。(当然，出口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增长模式的重新平衡。)
从全球来看，那些认为自身就业受到威胁的国家并不欢迎中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对这些国家而言，嘴上谈谈竞争与市场的优点是一回事，在市场游戏中输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地方，人们看到开始出现激烈的保护主义情绪。出口大于进口帮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却截然相反。
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能够帮助中国不受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其他国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没有充足外汇储备的种种风险。中国不想自己再经历同样的事情。不过，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任何危机。可是，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仍然对农村地区有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出口行业可能会经受住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尽管汇率上升对全球经济不平衡作用甚微，甚至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因为它会让美国为贸易赤字进行融资的问题变得更困难)；可是，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对农民给予补贴(实际上，这会抵销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那么，这会拿走其他发展目标所需要的稀缺资金，包括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
(一)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其他措施
我们需要其他不会同时加大城乡差距的措施来调整贸易不平衡。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征收出口税或者减少出口退税，它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增加收入，这些收入能够被用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
许多中国出口产品是能源密集型的，其社会成本远远大于企业所承担的成本。提高能源价格(并征收碳排放税和其他环境税)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帮助中国从出口转移到其他领域)，同时又增加了可以用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收入。
(二)为什么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对中国和这么多其他东亚国家有用？放弃出口拉动型的增长会不会对其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有没有可以满足其要求的其他方法？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它提供了创新的基础。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分开的不仅仅是资源上的差距，而且还有知识上的差距。正如格林沃尔德(BruceGreenwald)和我所指出的那样，出于各种原因，知识的传播因为产业规模的扩大而得到了加强。人们在某个部门学到的技术随后会逐渐传播到经济体的其他部门。第二，出口竞争激烈，竞争促使人们提高效率、进行创新。要想成功，就得符合国际标准；同样，竞争带来的好处最后会扩展到整个经济体。
第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能力可能超过消费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超过对所生产的特殊商品的需求的扩大。尽管许多家庭和企业可能会有潜在的需求，但是只有它们能够得到贷款，这些潜在需求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够对那些信用可靠的人与那些信用不可靠但能够强制实施信贷合同的人作出区分的金融机构(以及基本的立法机制)往往还没有发展起来。把钱借给国外、为国外消费提供资金比把钱借给国内更便利。
实际上，近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一直在从事卖方融资：它出借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使其他国家的人们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虽然中国在国内存在这么多迫切的需求，但它却在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这的确是有点儿特别。
(三)为什么中国现在可以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抽身出来
今天，出口拉动型增长曾经发挥的作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创新系统(见下文)；它“学会了如何学习”，不再需要通过出口来学习。中国已经形成了有活力的内部竞争，例如，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诚然，为了保证国内竞争依然激烈，中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关竞争的法律，并且应该警惕那些支持建立大型“国内龙头企业”的观点，至少是在这些国内龙头企业对国内竞争产生威胁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
最后，中国在建立强大的国内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个阶段，扩大国内信贷量，特别是为住房和抵押债务提供贷款，是容易的。 (四)刺激消费 尽管我们谈到了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抽身出来，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已经从2005年的102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1775亿美元。消费也增加了，可是，至少从一些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速度不如GDP快。扩大消费不仅有助于中国不再依赖出口，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发展的目标就是提高生活水平。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有着“过多的”储蓄？对此存在四个假设，每个假设都有其作用，尽管有的假定可能比其他假设更重要。
第一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不平等的扩大会导致消费占GDP的比率降低。所以，人们预期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政策会相应地增加消费。
第二是资本市场的缺陷，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一些数据表明，城市中的小企业数量已经下降；从历史上来看，小企业与就业的增加密切相关。它们在为那些以前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许多人认为小企业是有活力的经济的核心———大企业为市场提供了产品，但要实现真正的革新，却要依靠小企业。小企业数量的下降(哪怕是没有增加)也应该引起人们相应的关注。人们认为，小企业数量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缺少获得资金的渠道。大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大企业。在美国，有一个通过小企业管理委员会实施的特殊政府计划，目的是通过承担一些风险来鼓励银行向小企业贷款。
在缺少资金获取渠道的情况下，那些想成为小企业经营者的人———或者已经在经营小企业的人———必须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才能获得扩大企业规模时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扩大信贷渠道将有助于降低整体的储蓄率。
但是，增加消费的主要障碍不是缺少信贷，而是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强有力的公共医疗体系、良好的公费教育。“预防性”储蓄压制了消费。因此，这些领域的改革会产生双重的好处：让中国不再依赖出口(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储蓄占GDP比率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常账户顺差大，其标志是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2006年，外汇储备占到了GDP的7%。同时，中国政府依然保持了强有力的财政支配地位。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考虑到中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有着很高的社会需求———再加上很高的个人储蓄率，中国完全可以经受住适度的财政赤字。
当然，中国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是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当前它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与投资水平有关，不如说与资金的分配有关。人们担忧的是，一系列不正当的投资动机在其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鲁莽地鼓励投资，既为了产生就业机会，也为了增加它们自己的收入。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方面，人们担心目光短浅的投资者只关注短期的资本收益，而不关注长期的回报。 创新 新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创新———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创新是内生性的，它是资源向研发领域进行分配的结果以及努力学习如何进行“前沿”生产(有时也称为最佳实践)的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不过，与所有的资源一样，用于研发和学习的资源也是稀缺的。人们可以将这种研发指向不同的目标。可惜的是，西方企业将自身的研发活动过多地指向那些减少劳动力的方面，而过少地考虑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问题在于创新的社会回报不同于私人回报，这既是因为市场的扭曲，也是因为获得专利的私人回报显著不同于社会回报。
(一)对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过度鼓励
比如，在西方，高工资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减少带来的高回报。即便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也有大量投入被用在了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上，这使得失业问题更加恶化。关注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原因在于，如此多的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失业问题。如果生产率每年提高5%，那么，产量每年也要提高5%，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
实际上，对工业部门的企业所有者来说，他们从失业增加中还能得到深层次的好处：较高的失业率有利于压低工人工资，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中国必须创造出与新增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因此城市创造就业的步伐要更大才行。工资的提高不是件坏事：发展的整体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福利。
(二)对资源节约型创新的激励不足
由此类推，因为美国的企业不用为碳排放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它们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成本，但是它们没有动力寻求减少碳排放的革新。让企业为自己的行为负担起全部边际社会成本———比如碳排放的成本———会加强致力于减少污染的创新动力。
此外，碳排放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优点。它可以在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打破全球性僵局。关于全球变暖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所具有的风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给出了证据。英国的《斯特恩报告》用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为降低这些风险所采取的行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大于成本。《京都议定书》的基础是根据1990年的排放水平所制定的减排目标。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制定出一套可以指导人们以公平和平等的方式确定排放目标并被发展中国家和美国都接受的原则。因为一项共同政策的分配结果———即每个国家同意征收碳排放税，其税率反映了一致同意的碳排放带来的全球社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其限制条件的，所以还需要存在着某种达成全球一致的希望。此外，对污染这样的坏事征税，而不是对劳动和储蓄这样的好事征税，看起来要合理得多。
(三)在市场经济中设计创新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过，在市场经济体中，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是更深层次的。人们常说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中创新体系的核心。但是，专利制度所产生的回报并不与社会回报完全吻合。创新产生的边际社会回报使人们能够比在没有这种回报的情况下更快地使用这一创新。但是专利制度把(临时)财产权授予了第一个发现了这一创新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讲，是获得该创新的专利的人)。
比如，我们考虑一下人类基因组的情况。以前，国际社会曾努力想破解人类基因。这一努力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此时，一些企业决定“击败”这一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项目。即使这些企业只是提前一个小时先获得成功，它们也还会得到垄断的所有好处，即便它们的边际社会贡献是零。
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也是零，专利制度对社会所产生的成本是巨大的。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没有竞争性的”。一个人把某种知识告诉了别人，他自己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限制知识的使用是降低效率的行为。但是，专利制度不仅限制知识的使用，而且还把该知识的专有使用权授予单一的一方，这样就造成了人为的垄断，而垄断扭曲了对资源的分配。就药品的情况而言，与之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生命本身。垄断企业索要的价格可能太高，以至于穷人买不起药品。结果造成数千甚至数十万人不必要的死亡，特别是在公共医疗体系不健全的地方。
与专利制度相关的这种静态的低效率导致了巨大的成本，其存在的唯一合理理由是，它会带来动态的收益。但是，如果人们不对知识产权体制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成本会比收益高得多。实际上，一个设计不佳的知识产权体制甚至可以扼杀创新。美国正在发生这种令人担忧的事情。对此日益增多的关注正导致人们对美国知识产权体制改革进行激烈的争论。至少，那些美国之外的人应该认识到，从某些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那种漂亮话(即知识产权制度越强大越好)并不反映经济学家和研究型知识产权律师的主流思想(这些律师没有受雇于那些从当前的知识产权体制中获得丰厚利润的企业)。
(四)为中国设计创新体系
每个国家必须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知识产权体制。这个体制必须对成本和收益进行平衡。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将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种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体制。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要缩短把它们与发达国家区分开来的知识差距。一种设计不佳的知识产权体制可能让缩短这种差距变得更加困难。人们担心的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正在采纳美国式的知识产权体制，这种体制对美国都不合适，对发展中国家就更不合适了，而且此时美国自己都意识到了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一个设计良好的创新体系是由各种措施联合构成的，包括政府资助的研究、奖励、专利。奖励制度可以为创新提供奖金，在这种情况下，想使用这些知识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知识(也许要支付少量许可费)。专利制度当然是一种奖励，但它是通过一种扭曲的垄断权获得的奖励。虽然制定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知识的使用以及提高价格，但奖励制度利用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力量保证了最可能低的价格和最大限度的知识传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知识的好处。
与美国相比，中国需要的创新体系应该更多地重视奖励以及政府资助的研究，而较少强调专利，特别是因为创新需要指向我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广泛的社会目标———就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注意力应该放在减少环境敏感型资源的投入上，而不是放在减少劳动力上。
(五)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
不过，既然谈到知识产权体制，中国就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体制的不足中吸取适当的教训，自从我上次在中国发展论坛上简要谈到这些问题后，过去的一年当中，这些不足已经变得更加清晰了。中国不必犯同样的错误。比如，它需要认真思考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在专利颁发前对其提出异议)，认识到实际中存在着一种导致过度授予专利的偏见。个人有着强烈的获得专利的动机———个人可能会把知识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私有化，但是对专利授予提出异议的程序却使公众获益，改变了那些如果没有提出异议就可能属于私人领域的知识的性质，使公众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相应地，也会存在没有充分提出异议的情况；设计知识产权体制的过程在解决这一不平衡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还存在其他涉及专利范围、创新标准、专利授予对象、实施程序(对“侵犯”专利的赔偿，即与目前美国的体制不一样的责任体制)、版权有效期等问题。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所有成员国负有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义务；但是即便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范围内，成员国也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重要的是，中国要利用这一自由裁量权来建立适合本国的知识产权体制。尽管我已经描述了上述这样一种知识产权体制的设计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它的另一个特征：强制许可的使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为颁发这些强制许可提供了“灵活性”，这使得生产基因类药品成为可能，这些药品能够以相当于品牌药的部分成本的价格出售。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目前还没有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后者能够使本国公民的健康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创新体系的简要讨论说明了与中国发展新模式相关的几个重要议题。首先，新模式的成功要求人们认识到，中国现在所追求的目标与其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关注焦点(只关注GDP的增长)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别。不过，它也需要人们认识到，即便是从比较狭隘的目标来看，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经常会失败，并且不同的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在那些特别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目标的西方国家，人们经常批评某些已采纳的制度安排。
第二，人们必须认识到，“一刀切”几乎从来就是无用的，并且把外国的制度安排(比如美国的知识产权体制)移植到中国也可能是个错误。某种适应性的修改总是必要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考虑到具体国情和目标的不同，合适的制度安排上的差异也很大，以至于一开始就把美国模式当成样板可能是一个错误。
第三，市场经济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从许多方面来讲，美国模式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不一样，与欧洲大陆模式不一样，与日本模式也不一样。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背景、具体的社会目标都不一样。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更加重视社会团结和社会正义，体现了对穷人的更多关心。从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指数(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功地达到了比美国高得多的水平，而它们的经济增长也一直强劲。它们也一直具有高度的创新性，新技术的渗透进一步使它们位于世界前列。
第四，关于制度设计问题的许多讨论(比如有关知识产权的讨论)的基础不是对某个具体西方国家中这些制度的实际特征以及所起的作用的了解，而是一种学术上的理想化———这些制度的这种理想化版本可能会得到一些极端群体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却从来不会被采用。例如，虽然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支持一种从根本上说是私人性的退休保险计划，但是，在布什总统2005年1月提出把社会保险体系部分私有化的建议后，美国其实一直在拒绝将公共社会保险体系部分私有化的理念。政府承担的成本要远低于行政成本，它提供私营市场一般不予提供的抵抗各种风险(如通货膨胀风险)的保险，并且能够实现用其他方式难以达成的再分配目标(减少贫困和代际不平等)。
第五，制度安排的细节通常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就像是英语格言说的那样：“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在前面讨论知识产权的时候已经指出了这点。美国知识产权机制的很多问题就在于细节，例如知识产权如何得到实施、专利授予的范围、如何授予专利。讨论时只简单地说一句“一个国家应该建立牢固的知识产权体制”是远远不够的。
第六，就是因为细节如此重要，所以，即便是一些善意的政策也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通常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想到的新问题。
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我将从刚才所讨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对中国“十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作简要评论。有助于实施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是这一尝试获得成功的核心所在，时间有限，我只涉及几个具体方面。
(一)财产权
中国一直在讨论建立一个支持财产权的法律框架。有人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财产权”，强有力的财产权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实际上，有些人在这一点上走的很远，认为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实施强有力的财产权。
不过，这种构想并没有很好地捕捉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财产权制度的要点。财产权总是受到限制的。比如，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仍然不能以“滥用”的方式(如反竞争的方式)使用知识产权，就像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法院不断警告微软的那样。在美国，如果濒临灭绝的鸟类在一棵树上筑了巢，树的主人是不能把这棵树砍倒的。在整个英国，存在着道路通行权，这使得步行者得以欣赏乡村的美丽景色。
财产权总是伴随着责任。比如，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大片土地，他就有责任保证不把这片土地用作有毒废料的倾倒场所；如果这块土地被如此使用，并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那么，即使不是土地所有者自己污染了地下水，他也仍然有责任把污染物清理干净。
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以及社会加在这些权利和责任之上的各种限制的性质是为财产权所进行的制度安排设计的核心。这是件复杂的事情，仅仅宣称我们必须要保证牢固的财产权，这样简单化的讨论无论是对于我们加深了解当务之急，还是对于我们获悉如何解决当务之急，都不会有多大助益。
(二)平衡
许多人强调财产权，却忽视了责任的重要性，在议程设置中，这类似于另一种不平衡。有时，人们对其他权利关注得太少，比如工人的权利或消费者的权利。实际上，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权利是更加基本的权利，因为财产权只是工具性的权利。也就是说，财产权只是因为它们带来的结果(比如，财产权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从而间接地提高了社会福祉)才变得重要的；而其他权利直接影响着公民的福祉。
讨论工人的权利或消费者的权利，强调的是权利和责任的联系，以及在界定个人(或企业)之间以及个人(或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时权利与责任的性质。这样，企业就在产品安全与质量方面对消费者负有责任。工人的权利有助于界定企业对工人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强调“和谐”的制度议程都必须对财产权和工人或消费者的权利进行平衡的讨论，对责任和权利进行平衡的讨论。
(三)意想不到的结果
加强财产权的动机之一来自地方政府，它们出于开发的目的从农民手中征集走土地，而不给予“公平的”补偿。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设计不佳的财产权法律允许个体以土地为抵押来进行借贷，然后，如果他无法偿还借贷，那么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无地工人。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后果，而且甚至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四)税收政策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认为自己需要吸引外商投资；当时它担心的是：国内缺乏企业家、资本和技术。但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普遍给予外商相对于国内企业的纳税优惠待遇不再有多大意义了。实际上，存在一些相反的观点：国内企业扩张的溢出效应可能更大，所以一些优惠待遇应该给予国内企业。此外，很多外国企业面临的纳税制度是：对外国企业所缴纳的税款给予税收减免，这样，提高外国企业的纳税税率对激励机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只是形成一种税收从外国政府到中国政府转移的再分配。
但是，实行同一税率也还不够。真正重要的是细节———比如涉及折旧与其他成本的规定。许多西方公司擅长避税，比如，尽管法律规定的税率为25%、30%或更高，但是它们却不缴纳任何税款。
在市场经济中，税收政策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新模式的三个目标包括：(a)保护环境，减少资源的消耗；(b)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变为以国内消费和投资为基础的增长；(c)解决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以增值税为基础的消费不注重环境，它是后退性的消费(按照通常的定义，它之所以是后退性的是因为收入较低的个体把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消费)，其实是不鼓励消费。这样，对于鼓励储蓄的其他经济体来说，征税可能是意义重大的，但是对中国而言作用很小。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中国起作用的是征收碳排放税，以及设计鼓励循环利用的税收结构。考虑到对于房地产过度投资的担忧，考虑到设计有效处理这一问题的管理措施存在的各种困难，对房地产(以及其他投机活动)征收高额资本所得税也是有意义的。
根据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存在一些有利于中国结构调整的税收改革的其他可能。在拥堵的市区，私家车导致了巨大的成本，相应地它们也应该承担高税额。目前的税收结构可能不利于服务业。把营业税变成增值税，既可以提高效率，同时也可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
最后，中国需要更多的公共收入，以便为它的社会、环境、发展方面的计划提供资金。很显然，中国可以大幅提高税收在GDP中的比重，同时又要避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是高税率也可以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高水平的创新并行不悖。高税率有助于解释，从更广泛的社会福祉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实际上，提高污染税会带来政府收入、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同样，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中国不再需要增加其外汇储备。但是其汇率的上升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包括农民收入的减少。为了抵销美国和欧洲的巨额农业补贴的影响，中国政府需要挪用实现其他社会与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资源。相反，出口税(或至少取消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可以减少贸易逆差，带来更多的收入。
(五)金融市场
因为金融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重要性，所以它们在任何市场经济中都起着关键作用。金融市场的作用不只是充当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它们收集和处理信息，决定给谁放贷以及哪些投资更有可能产生高的风险调整回报(riskadjustedreturn)，执行信贷合同。但是，我的研究带来的冲击表明，信息不完善的时候，市场失灵具有传染性；同时政府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今天，没有什么人会质疑对银行和证券市场实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唯一的争议是关于监管的形式与范围。
政府监管既是人们希望的，也是必要的，原因有很多。了解这些动机有助于制定政策。首先，刚才已经提到，在信息不完善的市场，市场失灵具有传染性———信息不完善对金融市场是致命的。第二，存在着大量的外部效应，这些效应在东亚危机中特别明显。不良的放款和借贷行为通常被认为导致了危机，但危机波及到了受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出借方和借款方。
需要将政府监管引向四个目标：(a)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健康、稳定，要认识到，资本主义自其产生之日起就特有的经济波动与金融体系的弱点或金融体系的其他失灵有关；(b)保护消费者(借贷方与投资方)，使他们不受滥用权力的行为的影响———在一个信息十分匮乏、投资者缺乏经验的环境当中，这点特别重要；(c)保证竞争，要认识到，即便存在很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也可能只存在有限竞争，比如在向特定区域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d)保证获得信贷的渠道，特别是那些资金匮乏的行业和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实施一系列综合举措，包括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和行政措施。比如，为了保证银行不过度参与风险借贷，风险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存款保险费可以用来作为市场措施的一部分。
(六)获得信贷
这里，我只想提及四个方面。首先，市场自身经常不能向某些类型的潜在借款人提供信贷(或者至少不能以合理的条款提供充足的信贷)。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里，政府为了增加抵押贷款、学生贷款、中小型企业的信贷、资金匮乏社区的信贷、农村信贷，而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支持实施这些干预的理由就更有说服力了。中国要想成功地实现减少巨大收入差距的目标，增加上述领域的信贷流通就特别重要；这是那种既可以提高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平等的政府行为的一个例子，它甚至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干预是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中国可能从综合使用各种干预手段中受益：成立专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制定面向资金匮乏的社区和行业的贷款规定；或者提供部分保证或有限补贴。
也许中国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励中小型地方银行进入市场。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提出的那样，提供信贷的关键是信息；相对而言，地方银行对当地(中小型)企业的情况更加了解。(当然，中国同时需要形成对中小型银行进行监管的能力。)
(七)资本的风险和回报与金融市场自由化
第二是要认识到，(资本或金融市场)自由化本身可能不会更快地增长，反而会引起更大的经济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03年的研究中就认识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带来的是风险，而不是回报。它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与经济学“理论”相反，当然，它仅仅与那种建立在完整信息和常住人口假设之上的经济理论相反。更加现实的模式建立在信息不完整的基础上，它们与经验发现的结果完全一致。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在对其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自由化时必须极度谨慎。遗憾的是，我现在没有充足的时间更加详细地论述所需要采取的适当政策；但是自由化的复杂性和风险都强有力地支持循序渐进的政策。因为投资者、监管者、金融企业都有一个学习过程，这点尤其重要。
(八)目标之间的权衡
第三是要认识到，可能需要在各种目标之间进行重要的权衡。比如，要求银行仅持有短期政府债券，人们就可以保证银行系统的安全与健康；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银行就不能履行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提供贷款。
(九)适应转变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是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性质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例如，作为加入WTO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将允许外国金融企业进入其金融市场。以前，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承担着许多社会职能，其中一些社会职能不太可能通过金融系统来完成———更大的透明度(比如使隐性补贴获得更大的透明度)可能会带来附带的好处。在其他情形下，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为了让中小企业获得充足的信贷，就必须制定刚才所讨论的、像《社区再投资法》中的规定那样的规章制度。
中国逐步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新经济模式，该模式更加重视国内消费。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中之所以起了如此关键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增长模式允许本国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比总需求的扩张速度更快———它有能力保证投资支出得到合理利用，也有能力保证得到信贷的消费者能够或者愿意偿还贷款。今天，得到加强的金融机构有更大的能力向消费者提供贷款(包括抵押贷款)。但是，中国应该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有时候金融机构对不知情的消费者进行掠夺，以极高的利率向他们收费。此外，金融机构的贷款经常超出了个人的还款能力，这会给部分消费者带来压力。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法，然后严格执行，同时，中国应当出台有利于债务人的破产法，让出借方有更大的动力采取应有的积极行动，以保证借款人有能力还款。
社会保障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充足的社会保障，政府在教育、医疗和退休计划方面的公共投入不够。加强对这些计划的公共支持将有助于实现该新经济模式的两个关键方面的目标：帮助中国从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中抽身出来，同时减少公民之间的福利差距。
不过，设计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非易事，特别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经济体中。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那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一个稳固的公共教育体系)实际上可以为本国带来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需要有一支能够适应快速发展步伐的、健康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冒风险是成功的关键，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络———再加上高水平的就业———可以增强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关于国际贸易的优点———市场扩张后带来的收益，有很多讨论。但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收益还要大得多。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需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过去企业(中国的和外国的)从事的是两项互不关联的活动———生产与提供社会服务。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要求把这些职能分开，也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必须加大。(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为什么基本社会保障的提供不能只留给市场去做，这里面有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幸好，中国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应该拥有资源用于着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
宜居城市
中国正在快速进行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里，这些城市的规划将会对生活质量、整体经济效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产生巨大影响。市场力量本身不会带来宜居城市的建设，它们建立在如下动机的基础上，即对某些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家来说，城市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规划要符合宜居城市的建设所依据的原则。尤其重要的是，在各级政府对土地利用方式的长期后果有了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就要采取措施：今天做的决定将对今后的几十年产生影响。
中国已经从计划模式转向了市场体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对市场的局限性估计不足。在土地使用方面尤其如此。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城市规划很关键，除了实施强有力的良好治理的政策，别无他途。
信息系统
运行良好的经济需要完善的信息，但是却存在系统性的市场失灵。个人经常有不去泄露相关信息的动机，或者更糟糕的是，提供歪曲信息的动机。我从事理论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了解信息的不完善给现代经济的运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上。
我最近的一些研究一直在关注各组织机构和公共部门内部出现的信息问题。各级政府要作出正确决定，也需要完善的信息。无论是对公民还是对他们需要报告的上级，政府官员都有不披露事情进展情况的动机。当然，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法律来避免利益冲突(就像私营部门也需要这样的法律一样)。与成功的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认识到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一样，公共部门也是如此。一个生机勃勃、负责任的媒体就可以是这样的渠道之一。为了让这个渠道有效，它必须有机会获得相关信息，也正因为如此，知情权法(信息自由法)才变得如此重要。(当然了，这些媒体也必须负责任，因此制定出合适的诽谤法很重要。可惜的是，这样的法律经常被人们滥用，在一些国家已经损害了由积极的、有活力的媒体所带来的利益。)
结束语
我在本文已经提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因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因此中国所采取的模式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不同。
30年前，中国制定了新的发展道路，包括“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政策。作为这一发展路径基础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部分原因。
既然中国已经过了一半的河，那么就更清楚河对面的情况了。同样更加清楚的是，存在许多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在河的对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以登岸。中国现在可以了解的是，它所选择的方向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它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将决定它会建立何种社会。
即便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的特有国情和目标相一致的市场经济也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计划”是这一新经济模式的反映。在本文中，我力求勾划出这一新经济模式下的一些经济基础，并就它们对政策与制度设计所具有的意义提出一些建议。
(一)财产权
中国一直在讨论建立一个支持财产权的法律框架。有人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财产权”，强有力的财产权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实际上，有些人在这一点上走的很远，认为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实施强有力的财产权。
不过，这种构想并没有很好地捕捉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财产权制度的要点。财产权总是受到限制的。比如，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仍然不能以“滥用”的方式(如反竞争的方式)使用知识产权，就像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法院不断警告微软的那样。在美国，如果濒临灭绝的鸟类在一棵树上筑了巢，树的主人是不能把这棵树砍倒的。在整个英国，存在着道路通行权，这使得步行者得以欣赏乡村的美丽景色。
财产权总是伴随着责任。比如，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大片土地，他就有责任保证不把这片土地用作有毒废料的倾倒场所；如果这块土地被如此使用，并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那么，即使不是土地所有者自己污染了地下水，他也仍然有责任把污染物清理干净。
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以及社会加在这些权利和责任之上的各种限制的性质是为财产权所进行的制度安排设计的核心。这是件复杂的事情，仅仅宣称我们必须要保证牢固的财产权，这样简单化的讨论无论是对于我们加深了解当务之急，还是对于我们获悉如何解决当务之急，都不会有多大助益。
(二)平衡
许多人强调财产权，却忽视了责任的重要性，在议程设置中，这类似于另一种不平衡。有时，人们对其他权利关注得太少，比如工人的权利或消费者的权利。实际上，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些权利是更加基本的权利，因为财产权只是工具性的权利。也就是说，财产权只是因为它们带来的结果(比如，财产权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从而间接地提高了社会福祉)才变得重要的；而其他权利直接影响着公民的福祉。
讨论工人的权利或消费者的权利，强调的是权利和责任的联系，以及在界定个人(或企业)之间以及个人(或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时权利与责任的性质。这样，企业就在产品安全与质量方面对消费者负有责任。工人的权利有助于界定企业对工人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强调“和谐”的制度议程都必须对财产权和工人或消费者的权利进行平衡的讨论，对责任和权利进行平衡的讨论。
(三)意想不到的结果
加强财产权的动机之一来自地方政府，它们出于开发的目的从农民手中征集走土地，而不给予“公平的”补偿。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设计不佳的财产权法律允许个体以土地为抵押来进行借贷，然后，如果他无法偿还借贷，那么就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无地工人。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后果，而且甚至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四)税收政策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认为自己需要吸引外商投资；当时它担心的是：国内缺乏企业家、资本和技术。但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普遍给予外商相对于国内企业的纳税优惠待遇不再有多大意义了。实际上，存在一些相反的观点：国内企业扩张的溢出效应可能更大，所以一些优惠待遇应该给予国内企业。此外，很多外国企业面临的纳税制度是：对外国企业所缴纳的税款给予税收减免，这样，提高外国企业的纳税税率对激励机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只是形成一种税收从外国政府到中国政府转移的再分配。
但是，实行同一税率也还不够。真正重要的是细节———比如涉及折旧与其他成本的规定。许多西方公司擅长避税，比如，尽管法律规定的税率为25%、30%或更高，但是它们却不缴纳任何税款。
在市场经济中，税收政策在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新模式的三个目标包括：(a)保护环境，减少资源的消耗；(b)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变为以国内消费和投资为基础的增长；(c)解决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以增值税为基础的消费不注重环境，它是后退性的消费(按照通常的定义，它之所以是后退性的是因为收入较低的个体把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消费)，其实是不鼓励消费。这样，对于鼓励储蓄的其他经济体来说，征税可能是意义重大的，但是对中国而言作用很小。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中国起作用的是征收碳排放税，以及设计鼓励循环利用的税收结构。考虑到对于房地产过度投资的担忧，考虑到设计有效处理这一问题的管理措施存在的各种困难，对房地产(以及其他投机活动)征收高额资本所得税也是有意义的。
根据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存在一些有利于中国结构调整的税收改革的其他可能。在拥堵的市区，私家车导致了巨大的成本，相应地它们也应该承担高税额。目前的税收结构可能不利于服务业。把营业税变成增值税，既可以提高效率，同时也可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
最后，中国需要更多的公共收入，以便为它的社会、环境、发展方面的计划提供资金。很显然，中国可以大幅提高税收在GDP中的比重，同时又要避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是高税率也可以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高水平的创新并行不悖。高税率有助于解释，从更广泛的社会福祉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实际上，提高污染税会带来政府收入、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同样，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中国不再需要增加其外汇储备。但是其汇率的上升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包括农民收入的减少。为了抵销美国和欧洲的巨额农业补贴的影响，中国政府需要挪用实现其他社会与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资源。相反，出口税(或至少取消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可以减少贸易逆差，带来更多的收入。
(五)金融市场
因为金融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重要性，所以它们在任何市场经济中都起着关键作用。金融市场的作用不只是充当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它们收集和处理信息，决定给谁放贷以及哪些投资更有可能产生高的风险调整回报(riskadjustedreturn)，执行信贷合同。但是，我的研究带来的冲击表明，信息不完善的时候，市场失灵具有传染性；同时政府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今天，没有什么人会质疑对银行和证券市场实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唯一的争议是关于监管的形式与范围。
政府监管既是人们希望的，也是必要的，原因有很多。了解这些动机有助于制定政策。首先，刚才已经提到，在信息不完善的市场，市场失灵具有传染性———信息不完善对金融市场是致命的。第二，存在着大量的外部效应，这些效应在东亚危机中特别明显。不良的放款和借贷行为通常被认为导致了危机，但危机波及到了受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出借方和借款方。
需要将政府监管引向四个目标：(a)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健康、稳定，要认识到，资本主义自其产生之日起就特有的经济波动与金融体系的弱点或金融体系的其他失灵有关；(b)保护消费者(借贷方与投资方)，使他们不受滥用权力的行为的影响———在一个信息十分匮乏、投资者缺乏经验的环境当中，这点特别重要；(c)保证竞争，要认识到，即便存在很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也可能只存在有限竞争，比如在向特定区域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d)保证获得信贷的渠道，特别是那些资金匮乏的行业和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实施一系列综合举措，包括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和行政措施。比如，为了保证银行不过度参与风险借贷，风险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存款保险费可以用来作为市场措施的一部分。
(六)获得信贷
这里，我只想提及四个方面。首先，市场自身经常不能向某些类型的潜在借款人提供信贷(或者至少不能以合理的条款提供充足的信贷)。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里，政府为了增加抵押贷款、学生贷款、中小型企业的信贷、资金匮乏社区的信贷、农村信贷，而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支持实施这些干预的理由就更有说服力了。中国要想成功地实现减少巨大收入差距的目标，增加上述领域的信贷流通就特别重要；这是那种既可以提高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平等的政府行为的一个例子，它甚至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摆脱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干预是以不同形式进行的，中国可能从综合使用各种干预手段中受益：成立专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制定面向资金匮乏的社区和行业的贷款规定；或者提供部分保证或有限补贴。
也许中国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励中小型地方银行进入市场。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提出的那样，提供信贷的关键是信息；相对而言，地方银行对当地(中小型)企业的情况更加了解。(当然，中国同时需要形成对中小型银行进行监管的能力。)
(七)资本的风险和回报与金融市场自由化
第二是要认识到，(资本或金融市场)自由化本身可能不会更快地增长，反而会引起更大的经济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2003年的研究中就认识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带来的是风险，而不是回报。它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与经济学“理论”相反，当然，它仅仅与那种建立在完整信息和常住人口假设之上的经济理论相反。更加现实的模式建立在信息不完整的基础上，它们与经验发现的结果完全一致。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不言而喻：中国在对其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自由化时必须极度谨慎。遗憾的是，我现在没有充足的时间更加详细地论述所需要采取的适当政策；但是自由化的复杂性和风险都强有力地支持循序渐进的政策。因为投资者、监管者、金融企业都有一个学习过程，这点尤其重要。
(八)目标之间的权衡
第三是要认识到，可能需要在各种目标之间进行重要的权衡。比如，要求银行仅持有短期政府债券，人们就可以保证银行系统的安全与健康；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银行就不能履行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提供贷款。
(九)适应转变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是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性质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例如，作为加入WTO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将允许外国金融企业进入其金融市场。以前，中国的金融系统还承担着许多社会职能，其中一些社会职能不太可能通过金融系统来完成———更大的透明度(比如使隐性补贴获得更大的透明度)可能会带来附带的好处。在其他情形下，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为了让中小企业获得充足的信贷，就必须制定刚才所讨论的、像《社区再投资法》中的规定那样的规章制度。
中国逐步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新经济模式，该模式更加重视国内消费。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中之所以起了如此关键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增长模式允许本国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比总需求的扩张速度更快———它有能力保证投资支出得到合理利用，也有能力保证得到信贷的消费者能够或者愿意偿还贷款。今天，得到加强的金融机构有更大的能力向消费者提供贷款(包括抵押贷款)。但是，中国应该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有时候金融机构对不知情的消费者进行掠夺，以极高的利率向他们收费。此外，金融机构的贷款经常超出了个人的还款能力，这会给部分消费者带来压力。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法，然后严格执行，同时，中国应当出台有利于债务人的破产法，让出借方有更大的动力采取应有的积极行动，以保证借款人有能力还款。
社会保障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充足的社会保障，政府在教育、医疗和退休计划方面的公共投入不够。加强对这些计划的公共支持将有助于实现该新经济模式的两个关键方面的目标：帮助中国从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中抽身出来，同时减少公民之间的福利差距。
不过，设计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非易事，特别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经济体中。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那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一个稳固的公共教育体系)实际上可以为本国带来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需要有一支能够适应快速发展步伐的、健康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冒风险是成功的关键，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络———再加上高水平的就业———可以增强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关于国际贸易的优点———市场扩张后带来的收益，有很多讨论。但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收益还要大得多。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需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过去企业(中国的和外国的)从事的是两项互不关联的活动———生产与提供社会服务。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要求把这些职能分开，也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必须加大。(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为什么基本社会保障的提供不能只留给市场去做，这里面有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幸好，中国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应该拥有资源用于着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
宜居城市
中国正在快速进行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里，这些城市的规划将会对生活质量、整体经济效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产生巨大影响。市场力量本身不会带来宜居城市的建设，它们建立在如下动机的基础上，即对某些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家来说，城市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规划要符合宜居城市的建设所依据的原则。尤其重要的是，在各级政府对土地利用方式的长期后果有了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就要采取措施：今天做的决定将对今后的几十年产生影响。
中国已经从计划模式转向了市场体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对市场的局限性估计不足。在土地使用方面尤其如此。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城市规划很关键，除了实施强有力的良好治理的政策，别无他途。
信息系统
运行良好的经济需要完善的信息，但是却存在系统性的市场失灵。个人经常有不去泄露相关信息的动机，或者更糟糕的是，提供歪曲信息的动机。我从事理论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了解信息的不完善给现代经济的运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上。
我最近的一些研究一直在关注各组织机构和公共部门内部出现的信息问题。各级政府要作出正确决定，也需要完善的信息。无论是对公民还是对他们需要报告的上级，政府官员都有不披露事情进展情况的动机。当然，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法律来避免利益冲突(就像私营部门也需要这样的法律一样)。与成功的私营部门的管理者认识到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一样，公共部门也是如此。一个生机勃勃、负责任的媒体就可以是这样的渠道之一。为了让这个渠道有效，它必须有机会获得相关信息，也正因为如此，知情权法(信息自由法)才变得如此重要。(当然了，这些媒体也必须负责任，因此制定出合适的诽谤法很重要。可惜的是，这样的法律经常被人们滥用，在一些国家已经损害了由积极的、有活力的媒体所带来的利益。)
结束语
我在本文已经提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因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因此中国所采取的模式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不同。
30年前，中国制定了新的发展道路，包括“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政策。作为这一发展路径基础的实用主义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部分原因。
既然中国已经过了一半的河，那么就更清楚河对面的情况了。同样更加清楚的是，存在许多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在河的对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以登岸。中国现在可以了解的是，它所选择的方向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它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将决定它会建立何种社会。
即便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的特有国情和目标相一致的市场经济也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中国的“十一五计划”是这一新经济模式的反映。在本文中，我力求勾划出这一新经济模式下的一些经济基础，并就它们对政策与制度设计所具有的意义提出一些建议。
作者：［美］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译者：包金平，河北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