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正式就职使中国内外政策问题的讨论变得活跃起来。各种各样的“智囊中心”在为新领导层提供建议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那么，中国的“兰德公司”、“卡耐基”或者“布鲁金斯”是如何运作的呢？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对此进行了分析。
中国的学者活得都很体面。当然，商人们收入较高，但这种工作却并不稳定，也许会有可能破产。做官，显然是稳定的，但却乏味且责任重大。因此，中国高校毕业生都很愿意投身学术，尽管要想在有名望的科研中心谋得一份工作也并非易事。
如果一位年轻的学者想从事人文学科并倾向于做分析方面的工作，那么他可以直接进入到在西方被称为“智库”这样的研究中心去。这些研究单位都是国立性质，那里工作的稳定程度一点也不比公务员系统差。而且，学者也有升迁的机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基本工资每月大约是5000到6000元人民币（约900-1000美元）。再加上各种补贴，比如车马费、医疗费和出差费等等。如果研究中心属于富裕机构并可自己建房，那么员工可以以很大的优惠来购买新住房。
中国的研究中心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为正处于旺年的工作人员设置的，另一类是为退休者提供的。前者为其主管单位提供分析材料和建议。此类中心存在于各种大型部委单位。比如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家安全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央军委（中国军事科学院）等等。以国务院为名头的是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有数十个不大的研究所。在相当独立的社科院（已从研究自然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剥离）框架内，约有20多家大型的人文学科研究所。此外，大多数大学机构内也设有分析中心。
中国“智库”系统的特点是，各省政府和社科院的分析中心也在积极地从事着研究工作。他们向当地政府提供各种信息和分析资料。在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基本没有此类体系，因为这些国家的科研中心主要集中在首都和若干大城市当中。
此类“正处旺年”研究中心的特点是，它们都隶属于国家公务系统。一方面，学者们拥有相应官衔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这些官员在60岁的时候都要退休。但是，对于那些退休人员还设立了其它一些机构，比如数目众多的协会和基金会。退休学者可以借此继续从事各种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国外同行进行联络、撰写学术作品和为领导人拟写各种分析材料。此类组织活动主要由相应主管部门的预算提供资金，但同时也在更加积极地吸引商界投资或引进各种资助款项。比如，在外交部系统内的数量众多的协会和基金会，其中大多数的办公地点还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大楼内。其成员多是前任大使和曾经的外交官，而会长或主席常常是退休的副部长甚至是部长。
这些组织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利用退休人员但同时还有着良好工作能力者的经验。这里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各部委从前的官员们。借此，可以缓解退休后无所适从的紧张心理。同时，还可以延续积极的生活方式，感受自己还是有用之人。并且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还能保持从前的收入水平。其结果是，官员们不再担心退休后失去一切，不再对自己的职位恋恋不舍。
有关中国学者所提供的各种建议材料，则形式各异甚至内容相左。当然，中国还不完全是自由国家。但在一定的框架内是可以开展辩论的。一些研究机构，特别是隶属外交部系统的机构，倾向于遵循执行邓小平的外交路线：韬光养晦和将力量集中到国内发展上来。而那些和国防部及强力部门有关的组织，则呼吁以美国为榜样，动用军队在其它地区和大洋上维护经济利益，采用强硬手段解决与日本及其它邻国间的领土争端。在中国也有“左派”存在的土壤，他们呼吁返回毛泽东的平均主义。这些团体设有自己的互联网站，是非国立“智囊”机构。而那些与诸如卡耐基和布鲁金斯合作的组织则主张和西方国家加强合作（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纯外国的研究机构不能在中国设立分支，只能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对于争论的监督依然是强硬的。在中国，谁也不会去呼吁采用西方的民主方式。甚至那些从事社会问卷调查的“独立”机构，办公地点通常设在中共市委或者省委大楼内，而且常常与宣传部相邻为伴。
中国体系的不足之处在于，实际上完全没有真正的社会独立研究中心。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法是相当复杂的，没有领导批准和国家的支持要建立此类机构几乎是不现实的。在上世纪80年自由时期，曾经设立过一些真正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这些机构都被撤销。其结果是，领导层获得信息的独立性大受限制。这样的局面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很难在最近的时间里有所改观。总体来说，中国为研究分析中心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拨款数额也很巨大。也许，有值得俄罗斯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