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012 | 津上俊哉
| JOI杂志2012年9月刊中国崛起的终结……我刚想这段时间可能有会人说出这样的言论吧，美国的社会学者Amitai Etzioni教授就在其博客上发表了这样的文章注。虽然在分量和内容上没有太深入，但他主张；通过经济增长减速、社会紧张、环境问题、水资源匮乏、还有少子高龄化等论点，阐明“虽然过去对待日本也是如此，但是杂志有必要改组《中国崛起》的专集。即使没有“崩溃”，但是毫无疑问需要重写了。”
由于受到这样的刺激，我希望重新思考一下究竟是中国崛起真的迎来了终结期呢，还是在这个观点上存在一些问题呢。
1. 中国经济面临的3大问题
现在的中国经济分别面临着短期、中期、长期的问题。
短期：“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
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的投资实际超过了10万亿。如此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结束后，经济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下行的压力。再加上地方政府在过去的3年间因借入大量资金而陷入债务过重的状态，所以也不能如愿地追加挽救颓势的政策了。有观点认为“如果仍然持续公共投资，将带来财政恶化和不良债权递增”，但也有另外观点说“如果放任急剧下滑的景气，将会危害社会的安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估计中国政府将某种程度上默认不良影响，并挽救下滑的投资，但是这并非带来真正的景气恢复。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将无法避免“4万亿”投资所带来的持续低迷的副作用，由此，与人们实际感受无法相符的“7.5%增长”将会持续下去。
中期：能否提高生产率和提升附加值
由于中国也接近完全雇用的状态，成本上涨，特别是工资上涨非常快速，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中期。如果今后的工资上涨不伴随生产率提高的话，将形成成本（cost push）型通货膨胀的体质，实质增长就会降低（即，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不提高生产率就会迎来没有实质增长的时代已来临，但目前国有部门却不断地扩张（国进民退），这是没有比这再坏的消息了。强大的企业，强大的行业都只能在自由竞争中才能培育出，因此为了提高生产率，减少国有部门的经济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下届政府就此能否有所作为、这就是中期问题。
长期：少子高龄化（不是很远的未来、而是其影响将长久持续存在，因此称“长期”）
日本经济因其“失去的２０年”而著名，但最近日本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这“２０年”其实可分成前段10年及后端10年，而进入本世纪以后（后端10年），虽然整个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经济当中表现最差，但就劳动人口的人均的实质GDP增长而言，其表现最佳，意味着虽然在工作的每个日本人工作得很勤奋，但由于日本劳动人口已处于迅速减少阶段，因此总的日本经济仍然不能改变“失去的20年”的命运。
中国也由于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到2015年就迎接劳动人口的高峰期。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的时差大概是40年，但是在少子高龄化方面只有不到20年。日本银行研究报告所示的“人口负债（刹车增长的阻碍）”开始笼罩中国的时期并不那么遥远了。
实际上对于上述的三个问题能有有效对策的只有中期的提高生产率和提升附加值了。短期的４万亿投资后遗症“覆水不反”，长期的人口动态并非可以轻易改变的问题（如果突然鼓励生育，扶养人口的比例会升高，反而未来20年左右只能加速人口负债）。
总得来考虑，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终结是无法否认的。虽然还有城市化和内陆的经济发展等可增长的市场，但是其影响无法匹敌以往几十年支撑高度增长的劳动力及资本的大量投入、或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 “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困境
“ 高速增长的终结”是否只是停留在“减速”的范围，还是将发展成为“中国崛起”自身的终结，将取决于今后采取的政策。其核心就是改变财富和经济实权过度集中于“官”的现状。
将积存于“官”的财富转为国民年金的财源、通过减税培育民间力量、通过放宽限制促进竞争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垄断行业等等，虽然需要做的，或可做的事情堆积如山，但是这些都是将会伴随着在这10年中膨胀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排斥和抵抗的难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闯过了2次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改革停滞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得以复苏，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低迷通过加盟WTO得以打开局面。每次都是因为怀有“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无望”这样强烈的危机感而再次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现在直面的是与过去两次几乎同样严重的第三次困境。虽然能否闯过这次危机取决于习近平政权的政策，但是自薄熙来事件以来，几乎很少有能让人为之振奋的消息，用信用评级公司风格来评价的话是“前景消极”。即使能闯过这关，也会有人口负债问题横亘于前。因此只能长期持续中等程度的增长，而高速增长将一去不返了。
3. 给外交、安全保障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是迎来“终结”还是只是“减速”，不仅对于日本对于世界经济也是重大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会给东亚地区的外交和安全保障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过去几年，“早晚中国（的GDP）会超过美国”这样的言论的流传对地区的外交、安全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2009年在看到金融危机后持续低迷的欧美经济和实现快速恢复的中国经济形成的鲜明对比的时候，在中国的国民心态中感到“早晚会超过美国”，自信也增强了。以这个意识为支撑，在对外政策上也强化了大国意识和自我主张。在外交上“核心利益”论（对于与领土领海等国家核心利益相关的问题一律不妥协不让步）抬头，发生了2009年末的COP15首脑会议上的冲突、过去两年的南海领土领海纷争、2010年秋天的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随着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军备也显著增强。
中国的“对外强硬”的姿态使周边国家产生了不安和抵触。比如，现在就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称）问题上呼吁强硬措施的日本声音的幕后就有“不知道今后中国将强大和对外膨胀到什么程度，因此时期越晚日本越不利，越被动”的不安。这带来了“如果不乘现在做点什么（强化有效支配）的话，就将被中国夺走”的焦躁感，并且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上渐渐改变成中日对峙型。
4. 东亚紧张的“回旋曲”
以上将上述的链锁反应画成简图的话，将如下图所示。经济引起的波动将逐步传播到中国的国民心态、周边各国的意识以及地区的外交、安全保障体制中…此情形正如乐曲的“回旋曲”那样。
出处：本文作者制作
但是，中国的自信和日本的不安都是立足于“中国早晚会超越美国”这样的前提。如果其没有实际发生的话，那地区的形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中国崛起减速的情形下，如果紧张沉静化的“回旋曲”能够持续的话还可以，但看来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因为经济实际状态与国民心态、以及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之间都在认知和政策形成上存在着时间差。有不少的中国国民即使在经济减速的现在还认为“不久将超过美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要撤掉核心利益论的打算。即使发生了变化，周边国家改变看法和姿态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像安全保障政策这样与军队相关的政策，由于特有的组织惯性和利益会产生作用，即使想转换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影响东亚形势起来的“下层结构”的中国崛起即使没有“终结”也会大大地减速，但是“上层建筑”的外交、安全保障在对峙、紧张的方面则没有将要发生变化的征兆。
持续下去的军备竞赛和对峙型的外交、安全保障不仅对中国对周边国家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是谁也赢不了，也买不起单的。但是这种现状能否改变和什么时候改变—目前仍然无法预测。即使把“终结”的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还是“中国崛起”这一问题放在一边，东亚的不安定的地区形势一时也不会改变。率先经历人口减少洗礼的日本将如何平稳的渡过今后2、30年的不安定期，这也是另一个关键时刻。
注：Amitai Etzioni教授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原文出处“The End of China’s rise”、The National Interest Online.中文版转载“墙外楼: 《国家利益》中国崛起的终结”
●本文发表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下属“海外投融资信息财团JOI杂志2012年9月刊”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与日本的选择
——访日本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长津上俊哉
06/12/2011 | 蒋丰 |人民网
外交官“下海”，在日本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外交官“下海”以后，仍然持续地关注着他曾经驻在的国家，并且不断地著书立说，把这种关注传递给民众，还是不多的。但是，日本原驻中国经济参赞津上俊哉却做到了。
1996年至2000年，津上俊哉从日本通产省转入外务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担任经济参赞。如今，他担任着日本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长，围绕着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日中关系，不断地撰文著书，应邀讲演，接受采访。近日，人民网特约撰稿人在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间小小的会客室里面，对津上俊哉进行了专访。
下面是访谈摘要。
日本在华企业招工难的背后
人民网：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对于处在经济高速成长期的中国及其走向，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论和预估。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津上俊哉：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遇到一个转折时机。我注意到，世界银行2007年提出的报告书里面，提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概念，认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水准，这个国家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了。去年，中国的人均GDP收入是4800美元，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继续坚持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也是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要做经济模式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陆有很多农民工进入沿海地区，这些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剩余劳动力。由于他们的大量存在，企业无需上涨工资。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完全雇佣体制的形成，过去的低工资制难以维持了。而这种工资的上涨，又直接影响到生产成本的增加。生产性能否同步上涨，还是一个未知数。这影响到经济是否能够继续发展。现在，中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
在中国，一些日本的大企业用过去的工资体制已经招募不到中国员工了。他们一直在做招工广告，却一直达不到员工招募的要求指标。中国员工的工资比去年已经上涨了15%到20%。剩下的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性问题了。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出现转折。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人民网：在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进行展望时，有的专家提出中国经济的这种高速增长状态还可以维持五到十年。但是，最近中国媒体也出现了针对“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相关话题的探讨。你的看法是什么？
津上俊哉：至今为止，中国作为制造业市场取得了相当的优势。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当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已经达到了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的水平，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马上做到的事情。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印度可以很快赶上中国，但据我了解印度的基础建设要想赶上中国，是需要相当的时日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会很快降下来。
我多次向日本企业表示，你们应该抛弃在中国投资企业可以继续使用低工资劳动力的想法。现在，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如果还想采用10年前的模式，那恐怕是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中国已经不是劳动力便宜的国家。世界主要的竞争对手都进入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中国今后的生产成本一定会逐渐上升，想在中国市场获得一席之地，或者在中国的生产得到利益，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坚持认为，发展模式如果不发生变化，对中国来说也好，对外资企业来说也好，都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无奈选择
人民网：日本一家媒体开展过一次调查，了解日本民众对企业前往中国开拓市场的看法。其中有65%的受访者选择了“应该缩小中国方面的投资，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发展，投资或拓展市场”，你认为今后日本企业的中国战略应该是怎样的？
津上俊哉：我还是要强调，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低成本的国家了。实际上，日本附加价值低的企业可能已经进入不了中国，即使去了也没有用。目前仍在中国的，也还是早日退出为好。有人说可以转过来去中国的周边国家，其实，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是与中国经济密切相连的。伴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工资也在提高。比如说越南，其生产成本就已经提高许多了。
问题是，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如果不到中国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经常在一些讲演中首先介绍日本企业在中国进展不顺利的情况，或者介绍他们进入中国碰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企业家在下面听得频频点头，表示是不能去中国。这个时候，我就会反问：如果不去中国，应该去哪里呢？去美国、去欧洲吗？这些企业家在下面又立即摇头，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都很危险。那怎么办，企业留在日本是不是最安全的？这些企业家又说留在日本也是危险的。那么，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样比较过来，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认为还是中国比较有发展前途。
尽管日本企业的这种选择有些无奈，但出于赢得利润、利益的目的，他们还是会选择中国的。特别是在第三产业方面。我是这样认为的。
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无奈选择
人民网：日本一家媒体开展过一次调查，了解日本民众对企业前往中国开拓市场的看法。其中有65%的受访者选择了“应该缩小中国方面的投资，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发展，投资或拓展市场”，你认为今后日本企业的中国战略应该是怎样的？
津上俊哉：我还是要强调，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低成本的国家了。实际上，日本附加价值低的企业可能已经进入不了中国，即使去了也没有用。目前仍在中国的，也还是早日退出为好。有人说可以转过来去中国的周边国家，其实，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是与中国经济密切相连的。伴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工资也在提高。比如说越南，其生产成本就已经提高许多了。
问题是，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如果不到中国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是每个企业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经常在一些讲演中首先介绍日本企业在中国进展不顺利的情况，或者介绍他们进入中国碰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企业家在下面听得频频点头，表示是不能去中国。这个时候，我就会反问：如果不去中国，应该去哪里呢？去美国、去欧洲吗？这些企业家在下面又立即摇头，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都很危险。那怎么办，企业留在日本是不是最安全的？这些企业家又说留在日本也是危险的。那么，最终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样比较过来，相当一部分企业家认为还是中国比较有发展前途。
尽管日本企业的这种选择有些无奈，但出于赢得利润、利益的目的，他们还是会选择中国的。特别是在第三产业方面。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