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需新的战略支柱
古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一直在内陆，中华民族几乎没有领土疆界向海外延伸的历史。通向欧亚大陆西部的丝绸之路，曾是沟通东西方文明与商业活动的重要桥梁。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从军事和经济上砸开中国的大门，主要是经由海路，自此现代工业和大城市集中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欧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中国东南部先后建立经济特区，进一步强化了沿海的优势地位，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则长期相对滞后，对外交往亦较晚、偏少。直到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计划，局面才开始明显改观。
建立和完善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的地缘战略支柱，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统筹规划并与多国合作，确保西部境外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渠道畅通。可分南、中、北三线，加快建设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东起中国东部，横贯亚欧中部地带，西达大西洋东岸、地中海沿岸各国。从中国西部通向印度洋的大通道也应尽快建成。第二，扩大同西部各国（指南亚、中亚、中东、里海各国）的经贸合作和经济援助，设立合作发展基金。2001-2011年，中国与南亚、西亚贸易额增长逾30倍（中国外贸总额同期增长7倍），占外贸总额比例从2%升至9%；过去7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足见中国经济“西进”的必要性和巨大潜力。第三，由于新疆、西藏等省区的和谐稳定受到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其他敌对势力的威胁，跨境犯罪现象严重，成为国家安全的心头大患，需要制定和实施内外结合、相互配套、因地制宜的社会、宗教政策和教育方针，筑牢国家安全、民族和谐的战略屏障。第四，加大对西部各国的外交资源投入，深入研究当地国情与民族宗教情况，加强社会与人文交流，将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优势适度转化为政治优势和软实力，拓宽中国战略回旋空间。
为什么需要“西进”战略
西部各国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是人类几大文明的发源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种种深层原因，许多国家在未来若干年内难以保持稳定和繁荣，该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未来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中国不能置之度外，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新姿态，在这一广阔天地有所作为。
这一地带是欧盟、俄罗斯、印度、美国、日本和中国的重要利益交汇区域和竞争空间。同西欧、东亚等地区不同，西部各国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军事同盟（或反同盟），且尚未出现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国协调机制与竞争合作规则未确立，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势力范围在不断交叉重塑之中。
然而美国已经在下“先手棋”。2011年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数度宣扬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在这项计划里，“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将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要，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和更远的地方。”简言之，该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与交通网络。其近期目标，显然同美国实施其阿富汗撤军计划后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有关。
俄罗斯视里海地区和中亚的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后院”，极欲保持其传统地位。里海地区和中亚成为欧盟能源外交的主攻方向。在地区安全与政治问题上，欧美将长期维持合作，必要时发挥北约的军事作用。印度将中东和中亚视为其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点方向，正着力构建周边油气供应网络。日本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关注也处在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西进”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战略互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有关决策机构里，对华关系一直都从属于对东亚关系，其主管官员多为东亚问题专家。奥巴马政府“战略重点东移”，也聚焦于东亚。美国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定位”为东亚国家，也容易让中国人限制自己的战略眼界。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的风险。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提供帮助。
其次，中国在西部各国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展现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相比于东亚，中国同（印度以外的）西部各国素无瓜葛，产生对抗或冲突的因素很少，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合作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同有关国家共同塑造该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加强和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职能，同有关大国和本地区国家共同规划与建设“新丝绸之路”，促进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和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都是中国可以使用的抓手。
“西进”必须进行战略统筹
“西进”有机遇，也有风险。风险一，西部远非一片阳光灿烂的净土。不少国家的政治不够稳定，相对贫困，民族教派冲突积重难返。一旦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深深卷入其中，想要抽身就难了。中国既要敢于“创造性介入”，又必须有危机处理的方案和手段。风险二，西部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东有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等地区强国相互角力，南亚有印巴之间纠葛难解。中国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采取外交立场，都会得罪某些国家，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风险三，中国“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要尽力避免它们联手排挤中国，不能以争霸、争权、争利的面目出现，动辄做出“突破美国围堵”之类的姿态，视正常竞争为零和格局，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风险四，容易被戴上“攫取资源”、“新殖民主义”的帽子。须关注投资所在地的环保、民生和就业。应抓紧完善领事法规，对当地华人华侨既要关心保护，又要管理教育。
同对美欧、东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相比，中国对西部各国的了解更浅。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哈萨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等语种的人才缺乏，研究西部地区的国内智库和大学系科寥寥无几。需要组织更多官方、半官方智库和民间学术机构的双边或多边国际研讨会，促进对西部各国的研究，培养相关人才及西部各国的“知华”人士。需制定长远规划并给予相当大的财政支持，以整合国内各部门的外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资源，增强“西进”的协同力。
本文并不主张“西进”成为一项明确成文的国家对外战略，而是强调，在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板块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