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起飞”的进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1978到2012年，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到606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由220国际元[①]上升到9100国际元；由一个低收入国家跨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不足1%到成为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GDP总量达到8.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看，这都是一串耀眼的数据，堪当“中国奇迹”。然而，常识告诉我们，高速增长终究还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受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逐步下降，同时经济运行的脆弱性有所增加。如果能够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型，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速度虽然有所降低
，但依然充满机遇，更具活力、创造力和可持续性，更加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增长阶段。
一、追赶型经济体经历高速增长期后，增速会呈现出两类不同性质的回落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体）增长史，经济有起飞，就有降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续保持高速增长。增长的速度分布和路径形态大致分为如下几类（刘世锦等
,2011）。
第一类，增长的先行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它们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全球技术前沿开拓者的地位，是技术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它们的增长往往靠供给（技术）突破带动需求升级增长和新产业的形成，增长形态的典型特点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个较低的且较稳定的速度（图1-1中虚线）。
第二类，增长无法起飞的国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国家，这些国家长期没有摆脱“马尔萨斯循环”，没有启动现代意义的工业化进程，经济总体保持一个低水平、低增长状态。
第三类，追赶-挤压式增长国家。这类国家往往以先行国家为标杆，利用技术、管理、市场和制度等方面的已有经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和自身资源禀赋优势追赶先行国家，但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所用的时间却明显缩短。例如人均GDP从1800国际元到11000国际元，先行经济体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英国是141年，美国是109年。而后发经济体用时明显缩短，如日本是54年，新加坡是37年，中国香港是3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仅用了27年。这些经济体起飞时人均GDP水平越低，随后其追赶进程中经济增速就越高；起飞的时间越靠后，达到特定发展水平所用时间就越短。二战以后实现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大多数都属于此类。中国也属于其中一员。
图1-1：经济增长的路径类型
以上三类划分，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起飞”和“增长速度”两个特征，但没有关注起飞后的降落问题。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认为经济增长一旦起飞，经济增长将会自我实现。但历史经验表明，不是每个曾经起飞的经济体，都能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全部进程，并实现平稳降落。1960年以来，全球有101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到2008年，其中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完成了基本追赶任务，且在高收入水平上实现成功降落（其经济增速型态如图1-1中黑色实线右端部分所示），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而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完成这一个过程，在追赶的中途就因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②]”（其经济增速型态如图1-1中红色部分所示），典型的如拉美国家和前苏东国家。
可见，经济追赶进程中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情况。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基础设施、住宅、钢铁、水泥等工业化时期代表性产品产量（或增速）的历史峰值也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属于自然回落。回落一般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点上。例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上都符合这一规律[③]。另一种则是追赶任务并没有完成，却因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社会分化或其他原因，追赶进程中断，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或倒退，属于非自然回落。回落往往发生在人均GDP4000--6500国际元区间，工业化尚未完成，且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0%[④]，经济发展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一些新特点，使人们越来越关心中国经济追赶过程的回落状态，是自然回落，还是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当前中国经济回落具有混合特征，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启
如图1-2所示，从2010年2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总体呈现出回调态势， 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下降10个季度；即便考虑2011年一季度的小幅反弹，当季GDP增速回调也持续了6个季度。虽然2012年三季度以来，短期内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四季度增长止跌且小幅回升，但缺乏支撑回升的强劲动力，未来经济走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为什么回调期如此之长，增长如此乏力，这轮经济回调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都是判断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必须思考并给出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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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1年季度平均增速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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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国本轮经济增速回调的性质
从国内短期需求看，当前中国正处在商业去库存周期和危机刺激政策效应减退期；从国际需求看，国际经济进入了危机后的低增长周期，中国已不具备过去那种有利的外部环境，出口导向作用下降。但这些仍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本轮中国经济回调。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可能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两年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2011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速下降时的人均GDP11000国际元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规律的。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四是总体资产回报率有所下降，产能过剩问题相当突出。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自2008年后持续快速上升，2011年达到4.6，为1992年以来最高记录。五是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没有明显恶化,劳动力供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另外，虽然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这些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可能已经开始，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
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似乎与国际历史经验并不完全吻合。首先，中国2012年人均GDP为9100国际元，与11000-12000国际元仍有一定距离；其次，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推算，中国的钢铁、水泥的峰值产量估计应该在2014年后才会出现，汽车峰值则更会往后。另外，即便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未来三至五年总劳动力依然成正增长态势，储蓄率也不会很快下降；而且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不包含土地）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供给侧并不支持潜在增长率快速下降。至少不应该在2011年和2012年就表现出来。所以，中国当前经济回调不属于典型意义的“自然回落”。
那么中国目前的增速回调会是“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回调吗？发展战略或体制长期僵化，适应能力下降；没有使更多人参与到现代产业的发展；收入分配恶化且缺乏有效调节机制；社会分化使达成社会共识难度增加等，是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性原因。我国目前也存在这方面的风险因素。首先，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利益结构对改革产生了多方面的复杂的影响，部分体制僵化问题依然突出。虽然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与拉美和前苏东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的情形差别较大，但也不能不引起高度警觉。其次，中国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有所恶化，基尼系数持续高位（2012年为0.474）,社会纵向流动性有所下降，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再次，虽然中国没有形成拉美、南非式的贫民窟，但城市新二元问题日渐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且城市原居民收入水平也有所分化。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再与经济持续下行叠加，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同时也应看到，从发展阶段看，当前人均GDP水平已经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4000至6500国际元）；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战略总体仍保持灵活，并具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虽然存在不满情绪，但对国民整体福利得到明显改善的事实有广泛认同，深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仍在，改革的总体方向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社会主流期盼改革、支持改革，拥护全球化、支持深化开放。这就决定了改革有条件达成共识，而且新一届领导也展现了改革的更大勇气和决心。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总体依然比较小，至少具备迈过这一关口的基础条件。所以，当前的回落也很难定性为掉入陷阱式的回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很多成功追赶国家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同样有待继续深化，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却严重缺电；有的行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土地价格偏离均衡水平，城市商业性地价被一再推高，成为部分地区房价暴涨的主因，同时优惠地价甚至实质上的零地价，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争夺投资项目的重要手段。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上涨等现象，严重抑制了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从而使中国经济显示出增长提前下台阶的一些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历史上“自然回落”的经济体，作为拐点的11000国际元只是一个平均值，不同国家存在一定的波动区间。即使按照相对较低的增长和汇率升值速度，今后两三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进入这一区间。近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表明导致经济增长“自然回落”的中长期因素已经开始起作用，，同时也有需求周期波动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的共同影响，具有某种混合特征。。
这种混合特征也意味着我国有更多的潜力和可能性，只要应对得当，这个转换的过程就会渐进推进、比较平稳，有条件建立新动力和新优势，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一是“改革红利”空间依然较大。市场、政府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任务繁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只要能有效凝聚共识、加快推进改革，就能释放出新的活力和动力，资本存量仍有上升空间，TFP有望在相对高速延续更长时间。二是城镇化潜力依然不小。我国城市化率偏低，特别是质量偏低，大量已经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市民化，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仍蕴藏着巨大需求潜力。而且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结合，还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三是新竞争优势可能形成。低成本本非中国竞争优势的全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高素质人才队伍、内部市场规模等优势仍在，我国人力资本优势正在由低技能工人，向大学生和工程师转变，高复杂度的人力资本密集行业可能孕育着我国新的优势。四是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伴随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信息、金融、教育、健康、培训等服务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五是全球化的新机遇。与那些已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不同，我国处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明显深化，而且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全球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分工的密切程度都大为提升，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机会。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那么中国经济真正“上台阶”，着力提升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正在开启。
三、未来10年展望：转向中速增长阶段
（一）研究的框架及模型
目前广泛采用的长期经济增长预测分析模型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模型。这些模型基本都是从供给面出发构建总量生产函数，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一部分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框架，通过外生设定技术进步（TFP）的速度来预测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率，如Conference Board、CEPII、World Bank等；还有一部分是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综合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OECD的NIGEM Global Model、IMF的GEM模型等；另外还有部分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内生确定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如UNFAO、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等。
本研究采用的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简单的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模型不同，本研究采用的模型可以更好地模拟结构变化。同时与其它模型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考虑供给面因素外，还着重考虑需求面因素，并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图1-3从三个层面展示了本研究所考虑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首先可以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两大类，即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各种生产投入要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具体来讲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需求方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内需求，也包括国际需求，具体来讲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而从更加具体或者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影响需求和供给因素变化的原因很多，包括人口总量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率的变化、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房地产需求、汽车需求以及基础设施需求的变化等。
图 2-3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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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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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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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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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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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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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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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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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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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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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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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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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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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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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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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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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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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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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十年经济展望的主要参数设定
下面将分别从供给和需求角度介绍模型重要参数的设定。需要指出的是，若干关键参数的设定主要依据来源本研究的其它分报告的详细分析，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1．需求侧的影响因素
从需求侧来讲，影响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1）消费需求变化的相关假设和设定
首先从消费需求的变化来看，不仅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影响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化更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渠道。收入的增长是决定消费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收入的增长直接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消费需求的增长还与居民储蓄倾向的变化[⑤]、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变化直接相关。
收入增长、城市化速度、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直接影响未来十年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模型中收入增长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直接通过不同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弹性的差异及其变化影响着消费结构的变化[⑥]。图1-4给出了目前不同种类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弹性。从图中可以看出食品和衣着的支出弹性都小于1，说明食品和衣着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要慢于收入增长速度，这正是恩格尔定律的反映。同时可以看出医疗保健等服务支出弹性非常高，说明随着收入增长，这些服务的需求将增长得更快。同时模型中还根据收入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对支出弹性影响的实证研究[⑦]的结果对模型中支出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了修正。
图1-4
不同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弹性
另外城市化的发展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图1-5给出目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从图中可以看出对农产品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要城市居民高10个百分点以上；而对于服务消费而言，城市居民要比农村居民高近10个百分点。因此随着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生活在城市，其消费结构会随之改变。根据城市化分报告（本书第十五章）的研究，国际比较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率越来越接近饱和值，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将不断放缓，同时结合中国城市化历史发展趋势，假设未来十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8-0.9个百分点，2020年达到60%左右。
数据来源：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图1-5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
另外，本研究关于汽车消费的分报告（本书第四章）还根据各国汽车消费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对未来十年中国汽车消费需求的变化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未来十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将逐渐由过去十年年均20%的增长率过渡到10%左右的增长率。模型根据这一推算的结果对模型中居民汽车相关消费的参数进行了修正。
（2）出口需求变化的相关假设和设定
从出口需求的变化来看，一方面，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经济体却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目前在若干领域新技术革命已现端倪，但是在5-10年内，能否形成带动全球经济重回快速增长通道的重大技术突破并大范围普及应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些意味着慢增长将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经济的常态。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预示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国内要素成本将不断上升（包括汇率的升值），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也将不断下降。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未来十年中国出口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所下滑。这一点从图1-6中可以得到印证。图中的数据显示，不论是更早崛起的日本，还是后来追赶的韩国，在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都经历了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下滑。日本由上个世纪60年代年均15%的增长速度下降到过去二十年5%以下；而韩国更是从30%下滑到10%以下。综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历史经验，我们预期未来十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将比过去十年下滑5-10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左图：许宪春（2002）；右图：World Bank：WDI
图1-6亚洲新兴经济体实际汇率及出口增长率的变化
（3）投资需求变化的相关假设和设定
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而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高投资需求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以及扩大再生产而带来设备投资需求。根据经验研究，上述三项可以解释全部投资需求的80-85%。其中房地产投资需求主要取决于居民住房需求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城市发展与跨区域的交通设施；而设备投资需求则更多地取决于耐用消费品、出口等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些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与投资增长率之间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规律。为了更好地分析未来十年中国投资的变化趋势，这里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人口总量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等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以发现相应的变化规律。具体的方程如下：
-13.05 0.24 3.06
0.25 0.27 0.0005
（-2.38）（5.35）（3.32）（3.32）（3.09）（1.94）
图1-7给出日本和韩国的拟和图，可以看出回归结果显示了较好地拟合结果。从拟合参数可以看出当城市人口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基础设施等投资需求将增长3百分点；而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的投资需求将增长0.25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World
Bank：WDI，作者模拟
图1-7日本和韩国投资增长率拟合图
图1-8给出了影响投资需求增长的四个主要因素的变化趋势。根据城市化分报告（本书第十五章）的研究，假设未来十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8-0.9个百分点。随着城市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未来十年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将不断放缓，由当前的3.5%左右下降至1.5-2.5%。由此将导致投资需求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
数据来源：其他章节，作者模拟
图1-8影响投资增长速度的各因素的变化趋势
另外，如同消费需求部分所介绍的那样，未来十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将逐渐由过去十年年均20%的增长率过渡到10%左右的增长率。根据前面的计量方程可以推算由于汽车保有量增速下滑将导致投资增长下滑1-2个百分点。
与汽车保有量变化不同的是，居民新建住房需求的增长率仍将在3年左右时间内保持7%上下的高水平，而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城市化率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下降至2-3%左右的较低水平。根据前面的计量方程可以推算未来十年由于居民新建住房需求增速的下降将导致投资需求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前面对于出口需求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国际经济可能长期保持慢增长状态以及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带来出口竞争力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十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将由过去十年15-20%的水平下滑到10%左右的水平，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也将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
图1-9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拟合与预测
综合前面城市化、居民住房需求和汽车消费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可以推断未来十年投资需求将会由过去十年13%左右的增长速度下降6个百分点左右（参见图1-9）。为了进一步进行对比，图1-10给出了日本和韩国历史上处于同一发展时期前后十年投资增长速度的变化。图中数据显示日本投资增长速度在上个世纪60年代高达15%，而经济增速下台阶后的十年内投资增速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韩国出现了类似的下滑趋势，经济下台阶前后十年投资增速变化了近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前面综合不同因素推算的中国未来十年投资增速的变化与日韩这些成功追赶的国家在同一时期表现出来的规律比较吻合。
注：日本选取的基准年为1970年，韩国为1990年，中国为2012年；t+10和t-10分别表示基准年的前十年和后十年
数据来源：
World Bank：WDI
图1-10中日韩经济下台阶前后十年投资增长情况
2．供给面的影响因素
从供给面来看影响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速度。
（1）人口总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化。这里采用国家人口信息中心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所作的预测。按照这一预测，未来10年中国人口总量仍将不断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14亿，到2027年达到峰值14.15亿；与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不同是，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⑧]，到2020年基本持平，稍有下降；另外，老龄人口将快速增长，人口总抚养比将一改过去不断下降的趋势而逐步上升，预计到2022年老龄人口抚养比和总人口抚养比将分别从2010年11.8%和36.9%上升到19.3%和43.6%。模型中未来10年劳动力供给量依据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推算，也就说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将较快达到峰值，然后稍有下降。
数据来源：人口信息中心（2011）
图
2-11中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2）技术进步的速度
从美国追赶英国，到德国、日本追赶美国，再到“亚洲四小龙”追赶欧美国家，后发国家在不断地利用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加快自身经济发展；中国同样利用这种技术的快速追赶实现了经济的挤压式增长。然而从后发追赶国家技术进步的历史经验来看，随着追赶型国家技术水平距离前沿国家越来越近，这种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图1-12给出了部分追赶型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图1-12（A）可见这些国家技术进步速度都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时，TFP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图1-12（B）显示美国和日本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⑨]。1960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经过十年快速追赶增长，到197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快速上升到美国的70%左右。这段时期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达到了年均3.5%左右，是19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此后日本的TFP增长率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与之不同的是作为全球技术领先者的美国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TFP平均增长速度都比较低，始终保持在0.5-1%。这些国际经验预示着作为后发追赶国家，中国同样将面临着技术进步速度不断放慢的趋势。
（A）
（B）
数据来源：左图：EU-KLEM；右图：Jorgenson,
Nomura（2007）
图1-12部分国家TFP增速及日美之间TFP差距变化
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TFP的变化来看，对TFP增长贡献较大两个国内因素是要素的重新配置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而从未来十年看，随着市场化体制不断完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等，要素重新配置带来效率改进和改革带来制度红利将越来越弱。这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未来十年中国的TFP增长速度将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另外，长期来看仍然存在促进中国TFP增长的因素，如随着教育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累积效应将越来越大；仍然存在着许多可以通过改革来激发活力和提高效率的领域（如能源和环境领域、服务业等）等。综合这些因素，我们推测未来十年中国TFP增长率将由过去3%左右下滑至2%左右。
（3）资本的积累
资本的积累取决于投资增长的速度和设备折旧的速度。模型假设折旧率保持不变。因此投资增长的速度直接决定着资本积累的快慢。从前面需求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十年投资的增长速度将不断下滑，加之资本存量不断提高的基数效应，未来十年资本积累速度也将会不断下降。
（三）未来十年经济的展望
为了综合考虑这些影响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侧因素，本研究采用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将这些供给和需求面的因素一同进行模拟。下面将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两方面对模型模拟的结果予以分析。
1．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中速增长阶段
图1-13给出了模型模拟的GDP、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速度。从中可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过去十年明显放缓。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将由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而进入平均6-8%的中速增长阶段。从具体的时间分布来看，未来将维持3年左右8%上下的增长速度，然后过渡到6-7%的增长速度。这一增速要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下降2-3个百分点。
图1-13同时还给出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从模拟结果看，未来十年消费需求增长因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致的收入增长放慢而下降，其中前五年消费需求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仍将继续保持8%左右的较高增长速度；后五年消费需求增速将随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下降至7%左右。不过与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相比，而且无论是从历史数据，还是从未来十年模拟结果来看，消费需求变化要明显平稳得多。
图1-13 GDP、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速度
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那样，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慢增长将可能成为常态，同时考虑国内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入世”红利的消减以及发展阶段转化带来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未来十年出口需求将回落到年均10%左右的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随着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将日趋变窄；随着过去十来年居民住房投资快速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城镇居民新建住房投资需求增长也将有所放缓；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新增汽车需求的增速将逐步放缓；另外考虑出口需求增速的回落，未来十年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对比三大需求增长速度的变化，不难发现从需求角度来看，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趋势性下滑是导致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也在一定程度说明过去几十年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正在经济增长速度转换过程中不断地改变。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图1-14给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过去十年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力量，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而未来十年由于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下降，投资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对GDP的拉动作用由5个百分点左右逐渐下降至3个百分点以下。与投资不同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稳定，而且在未来十年中将超过投资成为GDP增长的最主要的拉动力。尽管其每年拉动GDP增长将由5个百分点左右下降至4个百分点左右，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由目前的50%左右不断上升至2020年的60%以上。从净出口角度来看，模型假设随着国内市场要素市场扭曲的逐步消除以及汇率制度的改革等，对外贸易将不断趋于平衡。
图1-14不同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除了需求角度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将发生变化外，未来十年供给角度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在发生变化。从表1-1给出的模拟结果看，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将在未来十年内出现转折性变化，即在2015年左右劳动力供给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稍有下降。因此劳动力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逐渐减弱，进而转变为负的贡献。对资本来说，资本积累仍将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不过随着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资本积累速度也将逐步回落，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下降。而对技术进步（TFP增长）而言，尽管随着挤压式增长空间的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将有所下降，但由于其他要素增速下降幅度更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将不断上升（如图1-15所示）。对比实现成功追赶的后发国家以及处于发展前沿的发达国家可见，长期保持较高的技术进步速度，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
表1-1 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动力及其预测（%）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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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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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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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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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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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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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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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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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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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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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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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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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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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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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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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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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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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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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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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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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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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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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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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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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中国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重大结构转折
从成功追赶的后发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国经济增长台阶的转换通常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那么中国经济结构是否也会出现较大转折性变化呢？下面将根据模拟的结果从不同角度分析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1）投资率将触顶回落，消费率不断攀升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未来十年尽管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速度都有会所下滑，但是两者下滑的态势不同。其中消费需求变化相对更加平衡平稳，下降幅度明显低于投资需求，未来十年其增长速度将超过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因此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未来十年总需求结构会出现转折性变化。图1-16给出了支出法GDP的构成。从图中显示的模拟结果来看，未来十年投资率将一改过去三十年不断上升的趋势，转而开始不断下降。近两年投资率将稳定在接近50%的峰值水平，然后开始不断下降，到2022年投资率将下降至40%左右，比2011年的48%下降7个百分点左右。与之相对的是消费率也将改变过去不断下降的趋势，由2011年的低于50%不断上升到55%以上。
数据来源：历史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课题组数据库；预测数据来自DRCCGE模型模拟结果
图1-16支出法GDP的结构（%）
具体来讲消费率和投资率这种趋势性变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前面介绍的多种因素促使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降；其二，从供给和收入角度来看，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很快达到峰值并转为不断下降、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过渡到上升趋势以及农业可转移劳动力逐渐减少，也就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劳动力工资将较快上升，因此与资本回报相比，劳动者报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将快于资本回报，从模型模拟的结果来看劳动者报酬上涨的速度要比资本回报年均高1个百分点以上；其三，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增长速度也在加快，根据模拟的结果，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有所提升；其四，随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⑩]，服务价格上涨要明显快于资本品和一般消费品，这使得消费价格上涨要明显快于投资价格[11]。
另外，从图1-16给出的日本和韩国投资率的历史变化趋势来看，其投资率都在人均GDP接近10,000国际元时达到峰值，而后不断下降。对比模型模拟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模拟的结果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2）农业比重继续下降，服务业比重将逐步超过第二产业
从供给侧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图1-17给出了模型模拟得到的未来十年三次产业构成的变化趋势。模拟结果显示，未来十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农业比重将延续过去三十多年不断下降的趋势，由2012年的10%左右不断下降至2022年的5%以下；第二产业比重将在近年来的高位水平上继续维持2-3年，然后不断下滑，由2012年的45%左右下降至2022年的40%上下；服务业比重与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未来十年继续过去三十多年不断上升的趋势，由2012年的45%左右不断上升至2022年的55%左右，而且未来十年服务业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将占据中国经济半壁以上江山。
图1-17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农业比重下降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恩格尔定律[12]的作用。图1-18给出了模型模拟的未来十年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未来十年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下降8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图1-18还给出日本韩国历史上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可以发现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类似的变化特征。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了对食品需求的增长要明显慢于其他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慢于其他产品和服务。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导致农业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即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13]，国内农产品生产的竞争力将有所下降，进而会加大农产品的进口，这也是国内农产品生产增长相对较慢的一个原因。
数据来源：历史数据来自中日韩的投入产出表
对于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由于其影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这里一并予以分析。以下三方面因素是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变化“此消彼长”的主要原因。
其一，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下滑导致了投资品和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增速放缓，出口需求持续低迷将抑制贸易部门[15]的持续高速增长。图1-19给出了投资品的构成，从图中可见投资品的主要来源各种建筑以及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因此当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下滑时，这些投资品生产部门以及相应建材等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必将首当其冲成为波及的对象。根据模型的测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下滑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将下降0.3～0.4个百分点。由于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相互的联系，投资需求的下降也对农业和服务业造成影响，但测算结果显示这两个部门所受影响要明显小于第二产业。根据前面的分析未来十年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将比过去十年下降7百分点左右，由此带来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将下滑2-3个百分点。从需求角度来看导致第二产业增速下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口需求增长速度将可能长期低迷。根据模型的测算，出口需求增长速度下滑一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将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与投资有所不同，出口需求下降对不同部门之间的影响差异更小，但是贸易部门仍然是受影响最大的部门。综合不同需求之间的交互作用，根据模型的模拟，未来十年尽管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都有所下降，但受投资和出口需求下降的影响，第二产业增速下滑得更多。
图1-19投资品的构成
其二，消费结构升级将促使服务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正如前面在模型设定部分介绍的，未来收入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将共同推动消费结构变化，尤其是服务需求将增长得更快。图1-20给出了中国未来十年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图中来看，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未来十年居民消费中农产品和工业品消费比重都将下降。具体来讲，农产品和工业品消费的比重将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左右。与之相对，服务消费比重增长较快，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左右。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城镇人口增多、人口老龄化加剧，居民消费中服务需求比重将越来越高，将拉动服务业的较快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投资和出口需求下滑对服务业的不利影响。另外图1-20给出的日韩历史数据，从另一侧面印证中国未来消费结构的变化的规律性。
数据来源：历史数据来自中日韩的投入产出表
图1-20中日韩消费结构的变化（%）
其三，内部实际汇率[16]升值将推动服务业价格快速上涨。过去十年中，对比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价格变化，即内部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发现明显的Balassa-Samuelson效应。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的更快增长带动内部实际汇率不断升值。图1-21给出本世纪以来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价格指数[17]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本世纪以来贸易部门的价格累计上涨了46%，而同期非贸易部门的价格累计上涨了67%。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年均上涨幅度要比贸易部门高1.3个百分点。同时还可以发现2006之前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价格上涨的幅度差异不大，而之后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幅度明显要快于贸易部门。未来十年尽管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技术进步的速度都有所下降，但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仍将快与非贸易部门，也将进一步推动非贸易部门即服务业部门价格相对其他部门更快的上涨。根据模型的模拟未来十年内部实际汇率年均升值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DRCCGE模型模拟结果
（3）农业劳动力将继续向非农业产业转移，一半左右的劳动力将从事服务业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就业结构也相应出现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未来十年农业劳动力将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服务业。具体从模型模拟的结果来看，未来十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35%左右下降至十年后的20%左右；由于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资本的深化，同时由于增长速度放缓，第二产业吸纳新增就业的能力将十分有限，未来十年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将保持相对稳定；受需求的拉动，服务业仍将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加之许多服务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如生活服务业等，未来十年新增就业岗位绝大多数将来自服务业，十年后接近50%的劳动力将从事服务业。
（四）主要结论
本研究从需求和供给侧分析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一些关键因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了模拟。根据前面对于模拟的结果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如下的主要结论。
1.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由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而进入年均6-8%的中速增长阶段。全球经济的常态慢增长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减弱将导致未来十年出口需求回落到年均10%左右的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新建住房投资需求、新增汽车需求和出口需求等增长速度的回落，未来十年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趋势性下滑将导致中国经济将迎来中速增长阶段。过去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高速增长模式将在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
2.投资率将触顶回落，消费率逐步上升并超过投资率。随着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未来十年投资率将由接近50%的峰值水平很快下降至40%左右;随着劳动者报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公共服务支出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价格的快速上升，消费比重将快速上升并超过投资率，逐步达到55%以上。
3.中国经济将过渡到以服务经济为主的阶段。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促使农业比重继续下降；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的下滑将导致未来十年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第二产业下降幅度更大；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服务业较快发展，也削弱了投资和出口需求增速下滑对服务业发展的不利影响；随着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日趋减少，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将促使内部实际汇率的升值，服务业价格将以更快速的速度上涨。未来十年服务业比重将不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逐步达到56%左右。
4.服务业吸纳了绝大部分新增农业转移劳动力，一半左右的劳动力将从事服务业。未来十年农业劳动力将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服务业，服务业就业比重将接近50%。
四、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展望：短期经济出现弱复苏
2013年，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呈现企稳回升态势，需求增长动力并不强劲，新的短周期已开启但仍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
（一）全球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调整期，较2012年略有好转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3D打印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美国QE3、QE4推出，跌入“财政悬崖”的避免，欧盟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欧洲银行联盟协议达成，短期内对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另外，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可能形成负面冲击。
首先，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美国中位数房价同比持续上涨，新开工房屋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升。商业零售保持平稳增长，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危机后的较高水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平均超过78%，接近危机前水平。8月份后失业率下降到8%以下，为危机后的较低水平。现阶段美国潜在增长率仍保持为2.5%左右，创新活力使其保持了较强的弹性和竞争力。桑迪飓风对短期需求和产出会有负面影响，但灾后重建对2013年整体增长有拉动作用。2012年底以来最大的悬念“财政悬崖”问题，在最后期限达成妥协协议，美国两党的政策行动能力经受住了考验。两党都不愿承担因政策协调不力、引发经济衰退的责任，预计债务上限也应会如期再次突破。美国政策上的最大不确定性已经基本消除，为美国保持经济温和增长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创造了积极条件。
其次，欧盟状况略有改善，能争取零增长状况。因利益冲突和决策机制的问题，欧债危机处置进程缓慢，但总体仍沿着预期方向发展。随着欧洲稳定机制（ESM）和OMT的实际运转，特别是近期欧盟银行业联盟协议的达成，使问题的缓解又迈出关键一步。下一步财政一体化问题也有望渐进推进，欧洲金融市场有进一步趋稳的可能。但如何摆脱高失业率、高通胀与零甚至负增长状态，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金融市场稳定只是第一步，会使流动性风险问题有所缓解，但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信用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足、劳动市场缺乏灵活性、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调整，短期内难见明显成效。
再次，日本经济将有所放缓。2013年，灾后重建和电力供应恢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提高消费税的政策预期，可能在短期刺激一些居民消费，但从中长期看不利于国内消费增长。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贸易和全球分工链的冲击，将持续一段时间。针对经济下行态势，再次上台的安倍政府释放出了进一步放松政策的信号，短期对市场预期有积极影响。但受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持续攀升制约，日本财政政策操作空间已经不大。为刺激经济、促进出口，阻止日元升值并试图走出通缩，安倍政府有望采取积极措施（包括非常规措施），向市场投放巨量货币，并力促日本银行干预汇率市场等措施，力争将日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在85以上，并上调CPI调控目标。这些举措对实体经济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从以往经验看对此不宜高估，预计日本GDP增速将比2012年下降0.5至1个百分点。
最后，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不足。通过贸易和资金流动渠道，发达经济体的低增长和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本具有内在脆弱性的新兴市场将产生明显冲击和影响。随着新一轮货币宽松，及潜在的汇率贬值竞争，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步走高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将有利于资源出口国投资和消费的恢复。在金砖国家增速放缓的同时，随着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回流并寻找新机会，土耳其、印尼、尼日利亚等国可能会有一些新亮点。但持续的通胀压力会限制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政策空间，而且由于对外部市场依赖性高和内部结构性问题，新兴市场并不能与发达经济体真正实现“脱钩”，回升动力仍显不足。
（二）中国总需求增长将基本稳定
1、出口略好于2012年，预计增长10%左右。近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1.7%，比同期全球贸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2年的11%。但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结合2013年总体国际形势和以往经验推算，并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以及结构调整升级等因素，预计2013年出口增长为10%左右，虽略好于2012年，但不可能回到2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
2、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为消费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房地产销量持续回暖，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有所回升；信息和数字产品消费升级，对家电更新换代会有一定带动作用。根据汽车购置周期和原油价格走势，汽车及石油制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受通胀预期影响，珠宝和贵金属消费因保值需求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3年消费名义增长15%左右，实际增幅略高于2012年。
3、投资增长缺乏足够力量支撑。首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2012年相比，2013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其次，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中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2013年出口增长仍然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虽然目前企业盈利已经开始好转，但由于2012年整体盈利水平偏低，不少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2013年投资扩张动力不会太强。再次，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保持基本稳定，回升动力不足。
4、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受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相对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2013年的CPI。但考虑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美元可能因避险因素出现一定升值，加上全球需求并不旺盛，预计大宗商品不会出现明显高涨。国内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国际、国内供给冲击都容易引发物价波动，随着PPI逐步回升，将部分传导到CPI，2013年物价综合压力将略有上升。
综合判断，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但总体将略好于2012年；国内需求稳定有余、回升动力不足，综合物价水平上涨压力有所上升。我们预计2013年GDP增长8.1%，CPI涨幅为3.4%，M2增速为14%，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空间在2%以下。
表1-2 2013年中国核心指标展望
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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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C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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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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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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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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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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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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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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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信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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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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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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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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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规模
|
1.2万亿
|
出口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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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人民币汇率（兑美元中间价）
|
6.19
|
城镇新增就业
|
1000万
|
数据来源:根据
DRC_QM模型计算。
2013年的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正在开启，同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都在发生一些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经济趋势增长率正在逐步下移，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也在静悄悄地开始。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是企业、政府和居民重新调整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转换就会有“阵痛”，经济运行总体会比较脆弱，不少风险点容易被激发。
未来一段时间，7%左右的增长将是一个新的常态。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同时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长速度过快下滑。防止上述两种可能性，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不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没有处理好稳定与转换之间的关系。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是保障每年800万以上的新增就业。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保八”不再是硬的就业约束。
但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下滑，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通过积极需求管理，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为微观主体进行调整并适应新增长阶段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并积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②]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确切和公认的界定。它描述的大致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一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之后，以工业化为特征，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经济增长。一段时期内人均收入水平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并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但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由于受特定内外原因的影响或冲击，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长时期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③]德国1947-1969年，GDP年均增速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元后，GDP增速开始明显下降，1970-1979年均增长3.1%。日本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速为9.4%，在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后，经济增速逐步下降，1973-1983年期间，GDP年均增速降至3.2%。韩国1953-1995年GDP增长速度年均为7.9%，在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元后，经济增速也明显下降，1996-2008年经济增长率年均为4.6%。
[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在1981-2000年间经济长期陷入相对停滞期，比其高速增长期（1950-1980年），GDP年均增速分别降低了为67.6%、50%和58.5%。又如，前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在1950～1975年期间，GDP年均增速分别为4.8%、4.1%、6.5%和4.6%，而1976-2000年期间，上述国家的年均增速分别降至-0.6%（前苏联解体后的数据为各成员国加总数）、0.7%、-0.6%和1.5%。
[⑥]具体来讲模型采用的是AIDADS支出系统，该系统在线性支出系统（LES）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改进之处在于将线性支出系统中固定不变的边际消费倾向修改为随着收入变化而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收入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14]这里的含义是投入产出表中的食品（含餐饮）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因而要比统计年鉴公布的恩格尔系数低一些，这是因为投入产出表中食品支出不含相应的流通费用，而统计年鉴中居民收支调查中的食品支出是包含流通费用的食品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