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否会在未来主导全球经济与金融？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更可能是个错误的问题。
亚洲不是一个声音，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地区，而是一个由多种语言和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复合体。地理上，亚洲大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到白令海峡，不过，在2012年11月东亚峰会探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不仅有“东盟+3”峰会成员和印度，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从人口结构上看，亚洲当前的人口主要由三大浪潮组成：13亿中国人口崛起迈进中产阶级；12亿印度人和11亿穆斯林居住于资源丰富的土耳其、中东、中南亚以及南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地区；日本、韩国等更富裕的经济体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0年亚洲（不包括中东和中亚，包括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15％，金融资产（银行、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市值，不包括衍生品）占全球21.2％；而欧盟和北美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1.3％，金融资产占全球的62％；而且，这些欧美发达市场占金融衍生品市场的90％以上（在名义价值上）。然而，占全球金融资产大量份额的表象掩盖了它们是通过杠杆进行融资的事实，三大储备货币国（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净外债达6.4万亿美元，占其2010年GDP的20.8％。
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报告中预测，基于当前增长趋势，2050年亚洲经济总量将达到全球GDP的一半，拥有大约全球半数的金融资产。报告警示我们，亚洲的繁荣既不必然发生也非事先注定，因为这一路上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自然灾害、战争和政策失误。
亚洲崛起的影响
如果这一乐观的展望成为现实，对全球金融架构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世界将出现一个多极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到2050年，如果不发生重大危机的话，人民币和印度卢比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的一员。
第二，特别提款权（SDR）逻辑上是一个理想的国际储备货币，因为根据定义，此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出现特里芬两难问题（即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必须有经常账户赤字，但长期无法持续）。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在短期内，IMF的大股东们忙于处理内部问题，无暇推动全球架构改革，除非他们可以从盈余国获得足够多的让步，这同样不可能。全球金融架构改革的唯一动力是再发生一场严重的危机或当期危机进一步恶化，这两者并非不可能发生。
第三，正如经济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Eichengreen）的分析，美元用了近70年的时间才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全球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函数，也是军事、金融和制度弹性的函数。美元地位超过英镑的转折点，是在纽约发展了以美元交易的高流动性市场的时候。
目前，人民币和卢比都存在外汇管制，本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仍十分有限，因此，它们距挑战美元和欧元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不培育具备深度和流动性的本国金融市场，亚洲的经济体将继续依赖西方金融中心作为储蓄的主要渠道，这正是当前战略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矛盾的全球金融
当前的欧债危机已揭示出稳定的全球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前提条件。
首先，如果系统整体上杠杆过高且大部分融资依赖国内银行体系，那么危机早晚要发生。亚洲从1997年－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吸取的教训是应当避免期限错配和外汇错配，这一教训又在欧洲重演。
第二，看上去很小的净风险敞口掩盖了总敞口的巨大失衡，杠杆过高的欧元区经济体和银行体系只有在盈余经济体愿意援助且保持低利率的情况下才可持续。
第三，市场对风险的定价可能会过低，尤其是我们无法监测在表外和离岸创造的“影子”信贷，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过于宽松和期限过长。用明斯基（Minsky）的话说，稳定创造自身的不稳定。
第四，金融结构及其与实体部门结构的相互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美联储主席丹尼尔·塔鲁洛（DanielKTarullo）最近强调：“当研究产业结构对设计一个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体系的重要性时，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出奇地少，甚至在危机之后仍是如此。”
“影子”银行体系实际上是个误称。这些机构并非藏在影子里，而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不断增长的巨人，是相互独立（silo-based）的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了这些机构与银行体系之间系统性的相互联系。
不幸的是，在危机发生五年后，我们才着手解决“影子”银行体系的问题。在此期间，大缓和（GreatModeration）时期乐观的货币政策和监管不足被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对银行体系的过度监管取代。除了巴塞尔协议III、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Solvency2）、沃克尔规则、威克斯提案、利卡宁（Liikanen）和国家监管法规外，还有针对洗钱、逃税的一大批监管措施，它们同时降低了银行的资本，但又在新规定下要求银行筹集资金。
全球银行业在同一时间面对着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补贴每个借款人而惩罚储蓄者（包括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增加借贷成本并可能减缓增长的通缩性监管措施。这就好比医生同时开出兴奋剂和镇静剂。不幸的是，受害的是实体经济。
亚洲的金融共识
美国推迟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规则，欧洲也在制订自己的版本，这意味着亚洲的经济体正走在执行巴塞尔协议III资本要求的最前线。复杂的流动性要求，在2012年年关尚未定稿。
英国银行已公开质疑巴塞尔协议III过于复杂。因此，亚洲的银行家自然会质疑，为什么他们要在没病的时候提前服一副复杂且匆忙开出的药方，而药方的副作用尚未完全知晓。
我们需要问的是，面对监管与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怎么能设计出金融体系的结构呢？
亚洲的观点各不相同，但金融应该为实体部门服务是已经达成的共识。现在，亚洲正致力于“多边化”的清迈互换安排以改善地区安全网络并提高地区流动性。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应更多注重扶持中小企业、提升贸易金融业和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这要求我们深化发展长期养老金和保险金以吸纳长期风险，并采取与西方主流相反的举措——引进资产证券化以减少期限错配。
新工具的崛起，如伊斯兰金融已达1.2万亿美元的规模，展现出亚洲发展金融中介新渠道的多样化尝试。亚洲正有意识地摆脱短期主义，致力于重建金融界与实体经济间的信心，不是靠更多的监管，而是靠更多的交流。亚洲内部将存在多种达成更高增长、稳定与平等目标的方式。这将产生更高的风险，但没有风险就没有增长。
亚洲多元化的视角与发展路径可能有别于传统观点，但正是它们的出现，将使世界变得更有趣、更稳固。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