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公寓见到吴建民先生时，他已经接受了数家媒体的采访，但丝毫看不出疲态，我们的话题围绕十八大与公共外交展开，这对于吴建民而言似乎是一种享受而非工作——就像他做了一辈子国家外交，退休之后依然活跃在“第二轨道外交”的一线。而在另外一个房间，满满当当摆着一堆他上个月刚刚问世的新书——《公共外交札记》，巧合的是，这本着重讨论公共外交的书出版之时，恰逢公共外交一词出现在十八大的报告中，这也是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写进大会报告中。
寻找我们与世界的利益汇合点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公共外交札记》一书中反复提到，今天的世界有两股潮流，和平发展合作与冷战对抗冲突。在这两股潮流中，中国应该如何抉择？尤其是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有没有给出一些答案？
吴建民：毫无疑问，中国是得益于和平发展合作这股潮流的。同时，我们力量的壮大也会壮大这股潮流。这两种潮流的出现，是因为时代变化造成的，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这两股潮流的较量会决定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十八大报告中通篇都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点非常正确。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互利共赢，要把中国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结合起来。
Q：在处理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国际争端的时候，外界有时会指责我们是在破坏“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这个问题怎么看？
A：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当然也会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斗争思路，你得听我的，服从我，你不听我揍你。西方国家，比如美国，长期是这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是扩大利益汇合点，这是一种新的思路。我们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利益有交汇的地方，我们把交汇的利益进一步扩大，使双方的利益都发展，大家都从对方身上收益，关系基础就更加牢固。回过头再看分歧，就不会再这么狭隘，在处理时就会比较冷静、理智，会顾及关系发展的大局。
谁都不会拿自己的利益做牺牲品。这就是斗与合的思路。中国三十年的大发展就是共赢，世界也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当然，我们的利益上，领土问题相当复杂，富有争议。怎么办？谈。邓小平给了大的思路，我们先不吵这个问题，有资源先共同开发，商量分成比例。中国的资源可以让外国人进入开发，外国的资源中国人也可以去开发。有争议，先搁置讨论，如果共同开发，大家得到好处，矛盾争端的温度就会降低，可以化解。
这个思路的提出，一是考虑到时代的变化，另外一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世界战争解决不了问题。美国打两个小国都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中国要蹈覆辙？不行的。所以，和平发展的道路太好了。我们三十年这么走过来，以后还要走过去。谁要违背这个道理，偏离了这个道路，谁倒霉。有时候说中国人太软，软和硬都是手段。软容易还是硬容易？软难。硬，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连三岁小孩都会这么做。但是软，找到双方的利益汇合点，化解问题，让双方的关系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很难。所以中国人应该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不能与世界为敌。世界已经变了，看不到这种变化是不行的。
“举拳头”无法让别人信服
Q：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对比了一下，这个表述比十七大报告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表述多了两处，一是“坚决”；一是“外来压力”。这个“外来压力”来自哪里？“坚决”意味着什么？
A：为什么会出现外来压力，是两股潮流的明显交融。中国人支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但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还在。在冷战冲突对抗的背后是两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能从冷战对抗冲突当中发大财的人，他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世界乱。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有很多是这些人。还有一股力量，就是思想落后于世界的人。他们的惯性还存在。冷战对抗冲突的惯性随着中国崛起有所上升，他们的鼓噪就更加厉害，形成对中国的压力。当然，在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上我们是不变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如此。之所以要“坚决”，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上升，这股压力也在增长。
Q：我们又该怎么在这种“外来压力”下，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呢？
A：一个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个是争取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理解，那就要向世界说明，不仅需要言论，而且要有行动，“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对你们也有好处”，那就能够逐渐减少这样的压力。
Q：在发生争端时，一些网友认为坚持和平发展显得中国太软弱，姿态不够强硬。
A：网上的言论只是一部分人，不是全体，其实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这种论断。出现这样一种问题之后，当然从公共表述上要向老百姓介绍一些情况，同时，不要出现极端的言论。特别要警惕一种倾向，就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这是非常危险的。民族主义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爱自己的国家，这没有错。另一个层次是排斥其他国家。这次钓鱼岛争端中出现了“宁可神舟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样的口号，非常糟糕。民粹主义，就是什么样的说法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多就说什么。这会导致搞政治的人成为民粹主义的人质，被民粹主义劫持。这二者结合非常糟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二者的结合，把世界引向了灾难。今天的世界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二者的结合仍然会给世界造成巨大的损害。这一点要小心。
Q：十八大以来，外界在猜测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有人担心，中国的外交会越来越“硬”。据您的观察，是这样吗？
A：随着你的力量增强本身会引起世界的害怕，我们必须要考虑。但是如何让别人信服，天天举拳头有用吗？人家更怕你。所以要高举互利共赢的旗帜。十八大之后，我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发扬过去我们一直高举的共赢的旗帜，要真正做到，杜绝捞一把、损人利己的做法，这不是爱国，是误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别人听到也不愿意和你合作，实际上给国家造成损害。但是这种思想好像很漂亮，很好听，但你仔细分析它有问题。
要耐心地向世界说明中国
Q：十八大第一次把“公共外交”写进报告里，说明了什么？
A：说明随着中国的崛起，公共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共外交最早是美国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美国当时在全世界发展它的力量，觉得光有政府外交不行，还需要通过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美国。因为我们已经走在世界舞台中心了，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在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来。
Q：您在《公共外交札记》一书中也提到，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一个长远的战略。
A：战略是一个长远的打算，首先要考虑到，当今的世界基本是西方文化、西方媒体主导的世界。在崛起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力量慢慢增长，但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远远不如人家。我们的电影和书都没有风靡世界，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人家开始看，但是也没有到风靡的程度。这种现象的改变是长期的。第二，我们自己是什么，它需要一个认识、构建主流文化的过程。第三，我们这些东西怎么样讲起来让人家喜欢。将来我希望看到有一天中国的电影风靡全球。这个时候，你的软实力就有了。而且，你的软实力不是为了征服人家。我们的软实力和约瑟夫·奈讲的不一样，他说软实力是要改变人家，我们不要改变。我就告诉别人我是这么做的，你如果能从中吸取一点营养，改善生存状态那很好。我并不要征服你，这就和他不一样了。如果真的做好了，会有很大的威力。要有大战略，要很耐心，长久、持之以恒地去走。
Q：讲故事，讲梦想，这些好讲。那我们怎么把矢志不渝的坚持跟互利共赢的原则，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更高的层面上讲清楚呢？
A：这就要有具体的行动。我们1970年开始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花了近十亿人民币，一千八百多公里。这件事情做得很漂亮，这做得使非洲人叫好。1971年非洲人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毛主席说的，为什么抬进去呢？坦赞铁路一修，人家说，哎呀中国人真是帮助我们。这就是互利共赢的结果，这是老一辈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今天有没有这个气魄，让世界眼睛一亮？中国需要世界，用这种精神来教育中国人民爱祖国，爱人类，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你才能越走越宽广。
“价值观不同”不足以成为障碍
Q：现在我们看到，中西方的价值观不同已经成为消除世界对中国的疑虑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怎么样才能克服和超越这个障碍？
A：价值观不一样，不容易消除，它是多少年形成的，历史形成的。怎么办？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有相通的地方。正义、爱国、关怀，这些不都是共通的吗？民主，我们也要求民主，实现民主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为什么我们自己说这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不要自己把它说成这样子，你自己做一个框，把自己头套进来干嘛？世界这么开放，因特网上你看到好多东西，把自己封闭起来干嘛？
Q：但障碍总是在的，如果价值观不一样不是障碍的话，那在您看来什么才是障碍呢？
A：旧思想是障碍。世界变了，旧的思想是障碍，旧习惯是障碍，旧的东西，它才是障碍。冷战对抗冲突潮流这些反应就是障碍，我们要克服这些东西。价值观不同会永远存在。我觉得我们不要自己说有价值观障碍就不可逾越，要不然就不能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