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峰连绵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麓，是巍巍中华的西部屏障。那雪线之上的冻土荒原虽距内地有万里之遥，却也一直牵系着国人的注意。1962年10月至11月，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地区向入侵的印度军队实施了反击作战，成为新中国建立后进行的第一次边界反击战。几十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同陆地邻国相继以和平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了边界问题，惟有同印度的边界至今还未划定。近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虽然有了改善，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对外贸易国，然而印度国内一些军政要人在战略上仍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不时在边界采取一些刺激性措施并煽动反华情绪。印度方面的这些不友好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愤慨。我们向国人说明中印边界争端的由来，回顾当年反击作战的历史经验，并阐明解决这一争端的前景，更显得十分重要。
英印的扩张政策和旧中国“有边无防”，造成中印边界的领土争端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两国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中印两个民族在分别取得民族独立后，双方的边界问题却长期未能解决，并在后来引发了武装冲突。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实质上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所遗留的问题，中印两国的武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侵略所造成的“后遗症”。当年中国军民捍卫自己边疆的那场作战，实际上也成为近代历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种继续。
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划定过边界线，只是两国人民在长期相处中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形成了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自公元13世纪起，西藏纳入作为统一的元帝国的一部分列入中国版图后，对印度基本是以当时人们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作为习惯的边界。由于这两个山脉地区人烟稀少，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在荒凉地区未设行政管理机构和驻军，加之没有近代测绘技术，对边界线具体位置一直没有标定。
19世纪50年代，英国镇压了印度士兵的大起义，并使印度各土邦全部屈服，最后完成了对整个印度大陆的殖民统治。此后英国的亚洲战略，是以印度为最主要的基地，向周边扩张领土，同时建立屏护英属印度的“防御圈”。随后，英属印度政府的测绘局派出了一批批探险和测绘人员，进入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测绘，并侦察当地情况。进入20世纪后，英印殖民军也向北逐步推进，使英国的殖民势力不断向中国的西部和西南边境扩张，中印边界问题就日益变得复杂起来。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向中国西南边境扩张和渗透，中国的清政府却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日益削弱。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也乘机干涉西藏并策动十三世纪达赖制造所谓“独立”。1912年初，新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坚持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宣布中国为汉、满、蒙、藏、回（指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五大民族为主组成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北洋军阀政府却因忙于内争而无力顾及平定西藏的叛乱。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国家统一后，也在法理上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不过国民党政府因忙于内战外战，在其当政期间也未派过一兵一卒入藏，因而西藏噶厦政府一再发出不承认中国主权和要求“独立”的狂言。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边疆诸多地段长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海疆及多数岛屿也处于“有海无防”，对不少边远地区不仅无力控制，甚至不了解外来入侵的状况，这又为外国入侵者蚕食中国领土提供了方便之门。
民国年间，分裂主义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为了获得英印当局对其搞“独立”的支持，在所谓“印藏边界”问题上一再屈从其要求，甚至在1914年在印度的西姆拉会议上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英印当局以私下换文方式承认了英国人标出的“麦克马洪线”。对于此事，中华民国政府长年都不知晓，而从国际法角度看，一国的地方当局同外国达成的所谓边界协定也是完全非法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其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未采取军事行动占领该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西藏地方政府仍在这一地区内的德让宗、达旺等地派驻官员，实施管辖和收税。西藏错那宗（西藏的“宗”相当于内地的县）的宗政府夏季设在错那，冬季就搬到门隅地区的中心达旺办公，当地居民也主要是藏族及与藏族血缘关系很近的门巴人。1937年，英属印度的测量局出版的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麦克马洪线”的画法，却仍然标明这条界线是“未定标界”。直至1940年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袖珍地图集上，才首次正式标明“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东部的边界。在这一时期，英印当局开始派兵逐步控制其在东段边界想占领的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英印当局出版的一些地图中划出了所谓“约翰逊线”，提出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由于那里属于自然条件恶劣，基本属无固定居民的地区，仅有一些藏族和新疆牧民在夏季到达放牧，英国及其下属的印度殖民政府的势力一直未进入这一地区。
1938年4月，英属印度陆军的一个小队进入达旺地区进行侦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印军队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同日军作战时，于1943年至1944年间又派阿萨姆步枪队（类似于边防守备队）在多处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德让宗、瓦弄地区，实行了军事占领。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与传统习惯线之间的原属西藏的土地，已大部被英印军队占领。英国的这一侵略成果，后来又被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所继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向人民解放军提出了“进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解放军西藏军区也开始了进藏行动，并在昌都战役中歼灭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藏军主力。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与中央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协议，正式承认西藏回归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随后，解放军以和平方式行军入藏，于1951年10月间正式进驻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却仍继续行使行政权力。
1951年2月，在人民解放军还未进驻西藏腹地时，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由德让宗方向继续向北推进，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重镇达旺，驱逐了当地的西藏地方行政机构。西藏地方政府当时对此提出抗议，印度政府却完全置之不理，并于1953年内将其边境控制线全面推进到“麦线”，从而完全占领了“麦线”南面原属于西藏的9万平方领土。此时人民解放军只有1万多部队刚刚进入西藏，公路未修通，粮食还需通过印度转运，因而无法推进到多数边境地段，对那里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1954年这7年间，印度出版的官方地图还都标明中印边界各段均为未定界。例如在1950年印度出版的地图上，在中印边界东段虽然按照“麦克马洪线”画界，却注明“边界未划定”，而在中印边界的中段和西段则未画出边界，并且注明“边界未经规定”。1954年中印两国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印度在西藏所继承的英国留下的特权，印度政府被迫同意从西藏撤军（根据过去英国同西藏达成的条约，英印部队在西藏要地驻有军队）后, 印度官方于同年7月下令，要求印度测量局在出版的新地图中却把未定的中印边界线全部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线，并根据印度单方面的要求标界。这一新标定的边界线不仅把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已经占领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划归印度，还向中国索要在中印边界西段阿克赛钦地区3万平方公里领土。此时，解放军新疆军区部队在入藏途中已进驻了阿克赛钦，而印度方面则从来未进入过那里，印方对当地提出领土要求更是荒谬无理的。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了北京，中印双方达成了和平友好的共识。此时印度却向中国提出全面的领土要求，恰恰反映出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前的1944年，就在纲领性的著作《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中公开声称：“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一直到中东，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出于这种将本国变为亚洲“中心”的思想，尼赫鲁视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对新中国采取了两面政策，即一面表示对华友好，一面又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并反对解放军入藏，还公开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样，长达2000公里的中印边界上出现了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印度对华的两面政策，从尼赫鲁政府一直延续至今，导致了其国内反华浪潮不时泛起，中印边界问题也长期不能解决。
中国政府努力维持边界现状，制止印军的蚕食入侵
1954年印度政府在地图上对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时，人民解放军还未推进到西藏的多数边境地段，中央政府也不清楚过去的“麦克马洪线”。看到印度新出版的地图上有边界划定由旧中国申报地图上的画法有12万平方公里的差异，中央政府马上要求驻西藏代表向拉萨的噶厦政府查问。据当地担任中央政府驻藏外交代表杨公素在回忆录中说，他找到主管西藏事务的噶厦政府几位要员询问，这些人才交出了1914年非法签订的“麦克马洪线”的附图，并狡辩说当年签约是出于无奈，希望中央政府帮他们收复失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西藏方面要制止印度进一步扩张的势头，并开始就边界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当时，除了解放军已经进驻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武装部队驻地同中印边界尚相距甚远。这时印军也未从其所占的克什米尔地区向东北部高寒山区推进，距离阿克赛钦地区也很远。因此，这时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还未发生接触，边界的争端并非两国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中印关系的争端重点还是西藏问题。
解放军进藏时，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已造成了控制地区以“麦线”为分界的既成事实，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50年代后期就中印边界问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同时承认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单方面划出边界线并强加于中国的做法虽然不能同意，但是从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中国方面仍主张，对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应以双方友好的根本利益为重，应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地加以解决。以此之前，作为临时措施，双方应维护边界现状，不在边界上采取片面行动，更不应以武力改变边界状况。
进入5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两面政策显得更为突出，即一方面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方面却又暗中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1958年，印度政府又以外交方式在中印边界西段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因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从未被印度管辖过，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这一地区后，印方在六年间都不知道。后来印度政府承认，直至1958年7月号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新藏公路通车的消息，印方才知道中国军队进驻了这一地区。同年8月21日，印度政府就中国出版的《人民画报》刊登新藏公路通车消息一事向中国驻印大使馆提出抗议。同年10月，印度军队的一支15人的巡逻队在驮运给养的骡马伴随下，通过克什米尔东北部荒无人迹的高山地区，第一次进入阿克赛钦地区进行侦察，当即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随后又被解送出境。同年10月印度政府又就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通过了印度国土”和巡逻队被扣的问题，无理地向中国提出抗议，当即被中国政府拒绝。中印边界西段的领土争执，就此成为两国领土争端的一个焦点。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印度领导人当即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同情”叛乱分子。印度国内也掀起一股反华逆流。4月间达赖出逃印度，印度官方竟以高规格接纳，尼赫鲁并接见了达赖，后来甚至允许其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此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反应。从1959年4月起，《人民日报》上曾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对印度的反华言论进行了批驳。但是从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战略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对印方的不友好行为仍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当时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对手，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形成“三管齐下”的战略威胁。中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东部，并不想在西部分散注意力。
解放军平息西藏叛乱并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开始接近“麦克马洪线”。为了避免中印军队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曾要求部队不得越过也不要太靠近“麦线”。 当印度利用西藏问题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后，毛泽东于同年５月间亲自修改了以中国驻印大使的名义向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开诚布公地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当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国家战略重点在东方，对中印边界问题准备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或以维持现状的方式先行搁置。印度政府却派军队在边界线上向北推进，接应叛乱分子外逃并控制边境的要点。8月25日印军在麦克马洪线北的朗久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印军１死１伤后撤逃。同年10月21日，一支印度巡逻队又在新疆西部空喀山口侵入中国境内，并打死中方哨兵１名，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击毙入侵印度武装人员17名，俘虏印方7人。随后，印度政府在国内加紧鼓动反华，并以中国为假设敌进行备战。
为了避免边界冲突，1959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时提出了在中印边界建立隔离带的设想。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两国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并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却拒绝接受后撤建议，还以不能接受整个边界未划定的说法为借口，认为中印两国之间“不可能举行任何谈判”。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采取单方面的隔离措施，中国军队单方面不进入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使这两国军队在边界上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为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尼赫鲁任总理时只访问过中国一次），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提议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对此，尼赫鲁却表示：“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他将边界东段已占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视为既得利益，对西段印军从未进入过的3万平方地区还继续索要，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
尼赫鲁拒绝和平解决边界问题，重要原因是其内政外交的需要。印度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美国改变了过去“重巴轻印”的态度。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12月访问印度，许诺增加援助。此前的12年间，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只有17亿美元，可是1959年至1963年这４年间对印的经济援助竟达40亿美元，反华竟成为印度政府争取外援的主要手段。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苏联在印度反华后也增加对印的经济援助并提供军事援助。
1961年中国经济困难进一步加重后，同年11月印度政府下令在中印边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由于当地中国边防部队于两年前已在边界本侧20公里内已经停止了巡逻，印军利用这一空隙深入该地建立据点。1962年春季中国军队发现这一情况后，在边界西段恢复了巡逻并设立了一些哨所与印军对峙。当时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7页。）这一决定，还是准备以武装对峙的方式阻止印军入侵，尽可能不采取军事打击。西段的印军却继续深入，在新疆加勒万河谷等地竟绕到中国哨所后面建立据点。至9月间，印军已在边境西段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军事据点，与中国哨所犬牙交错。印度当局想利用这种以武力蚕食，强行改变边界现状，造成它占领西段争议地区的既成事实。
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军也于1962年6月4日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并建立据点，表明印度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已经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被迫考虑对印反击的问题。6月间中央军委命令西藏军区，为配合边境西段反入侵、反蚕食斗争，并阻止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入侵，要拟定作战方案，并集结了一个师的兵力。进入8月间，印度国内对华开战的叫嚣更为强烈，中国方面决定在中印边界东段恢复巡逻，并以步兵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克节朗地区，在印军据点对面建立哨所。当天，印度官方进行了战争动员，并将印军精锐的步兵第７旅紧急调往克节朗地区，表明了其决心在边界开战。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归纳出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除了想转移国内矛盾、想争取外援及在第三世界打击中国威望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为中国不敢反击，就此初步提出了准备反击，并将主战场选择在东段。
9月20日夜间, 印军在克节朗河向中国哨所偷袭摸哨，中国军队被迫进行有限还击。中国政府为尽量争取事态不扩大，于10月3日再一次照会印度政府，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当时尼赫鲁政府判断中国面临内外困难，对印度的进犯行动只能提出抗议而不会进行反击。印军参谋局局长考尔曾向印度政府报告说：“我确信中国不会向我们的任何阵地发起进攻。”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中印边界东段成立新的作战军团——第４军，次日印度政府最后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两国讨论边界问题的建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才最后确定了采取自卫反击的决心。10月8日中央军委向驻四川的第54军下达了动员命令，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也改变原定下山过冬的计划转入临战准备。
印军步兵第7旅完成在克节朗河地区的集结后，于10月10日以百余人向中国军队发进试探性攻击，当即被击退。10月12日尼赫鲁在启程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问前又宣布：他“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的指示是，要把中国入侵者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仍在进一步考虑反击的时机，曾考虑让印军再深入一步，以此可以显示中国更有理的地位，在军事上也便于对深入之敌包围聚歼。由于印军已经开始了攻击，加上大雪封山即将到来，10月中旬美苏两国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导弹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争取也取得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理解。经过综合研究国际国内各种因素，10月17日中央军委向西藏、新疆军区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命令”。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会议，最后确定了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
历史证明，中国方面采取对印反击作战，是在印军破坏边界现状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被迫之举，作战的目的不是想改变边界现状，而是要教训入侵者，赢得一个长久的安定局面。后来在反击获胜后即主动后撤，正是根据这一既定方针采取的行动。
实行反击作战并速打速撤，赢得长期的边境安定
中印边界的东、中、西三段均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东段因自然条件略好能展开几个建制师，西段属高寒地带一般只能以小分队行动，中段的喜马拉雅山口在秋末和冬季因大雪封山不能通行而无法作战。因此，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军区部队分别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入侵印军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作战的最大困难，在于只能以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为后方，两国间又横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战场自然条件之恶劣为世界少见。以两军的供应情况对比，印方的处境要有利得多，其作战前沿距印度北部铁路网终端不过一百至几百公里，距中国当时的铁路终端却有两三千公里，有光荣战斗传统且数量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就此遇到了一个有劲也难用得上的“瓶颈”。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解放军以当时后勤供应能保障的最大限度，投入了藏字419部队（后恢复第52师番号）和第11、第55、第130师（属第54军建制），以及西藏、新疆军区的边防分队，共歼灭、击溃了印军六个旅。参战的印军三个师，其最精锐的第4师被歼大部，另两个师也遭重创，中国军队以较小代价打出了国威军力。
中印双方参战部队总数都在3万多人（不包括后勤支援人员），由于中国军队在重点攻击地段集中了兵力，因而形成了局部优势。当时两国军队的装备对比各有长短，印军轻重武器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军装备，还有部分美国、加拿大武器。中国军队的步兵武器为50年代进口的苏式装备或国内对其仿制品，较印军要先进一代。印军在前沿虽有直升机、运输机和进口的山地汽车保障，东西两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却因工程保障能力差，虽距后方基地较近而难以将重装备运到前沿。解放军的工兵、步兵却能发扬修筑康藏线的光荣传统，以爆破和突击施工将急造军路修到前沿，保证了汽车牵引的榴弹炮和运输车辆能够进入作战第一线。
初战克节朗河时，解放军藏字419部队集中十几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和几十门轻便的无后坐力炮、82毫米迫击炮掩护步兵成功实施了正面突破。当面印军第7旅因公路未修通，只有空投下4门英制75毫米山炮（其中2门还因损坏不能使用），4门106毫米迫击炮和队属的81毫米和51毫米的迫击炮实施火力支援，每门炮只有二十至三十发炮弹，在中国军队火力准备开始时就遭压制。攻击西山口前，解放军的三个炮兵团通过突击打通的简易公路进抵前沿，用122毫米榴弹炮的火力压制了印军的24门88毫米榴弹炮，形成了战场的火力优势，有力掩护了步兵攻击。
中印边界作战期间，印军有作战飞机800架，主力为英国堪培拉式战斗机，同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米格-17性能基本相等。中国军机总数虽多，在西藏可用的机场却很少，印度却有靠近边境的完善机场群。印军自认为空军能在战区形成优势，其政府却考虑到其首都等大城市在中国轰炸机飞行半径之内，担心遭受报复性空袭而未敢实施空中攻击。中国方面为避免扩大冲突，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未出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在双方互不空袭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后方的漫长运输线不受威胁，更能充分发挥步兵武器的优势。
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反击。在克节朗河附近，西藏军区集中了４个步兵团、１个炮兵团共１万余人的兵力；当面印军第7旅约3000余人，其后方第４师师部及下属部队还有4000余人。解放军首战集中兵力歼击印军第７旅，兵力、火力均形成绝对优势。对印军第７旅的正面攻击开始后，印军在既设阵地组织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解放军攻击部队以啃骨头的方式逐堡争夺，终于消灭了印军的多数地堡。当天中午，解放军迂回部队到达印军后方并向其第７旅旅部发起突袭，印军全旅失去指挥，分散窜逃。由于当地为深山狭谷地带，难以形成绵密包围，有部分印军零星脱逃。
中国军队一天内便将印军最精锐的１个旅基本消灭，使印度国内大受震动，第二线印军惊恐万分地向纵深逃窜。中国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于10月25日占领达旺后便停止前进。
10月20日，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也开始了反击。因当地印军系分散守点，解放军主要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拔点。西段印军在中国军队攻击震撼下，多数逃向其境内，被歼仅300余人，不过其在边界西段的多数据点被扫除。
第一阶段反击战结束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的建议。尼赫鲁政府认为自己还有力量继续较量，又拒绝中国的建议，并在边界集中了3个师近3万人的兵力准备再战。中国领导人就此决定再采取第二阶段的反击，并向中印边界东段增派了3个师的预备队。至11月中旬，中国方面在西山口主方向集中了近3个师，在瓦弄方向集中了1个师近万人的兵力。这时当面印军不足2个师，且惊恐不安。西藏军区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制定了分多路向印军侧后穿插迂回的计划，最后确定了“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方案。争取将印军第４师分割成数段加以歼灭。
11月10日，西藏军区向西山口方向迂回的第11师的两个团全部轻装，自携粮食弹药，由千余名藏族民工支援，沿小路向印军深远后方进行距离达160公里的大迂回，其他迂回部队也分头出发。11月14日，印军为庆祝尼赫鲁的生日，首先向瓦弄方向的中国军队发起小规模攻击，解放军第130师打退印军攻击后，于16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因地形所限，战斗基本沿察隅河谷形成一线平推。中国军队于一天内即将印军第11旅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当面印军虽有半数逃脱，却已全部溃散。
11月17日，中国迂回部队从小路到达印军第４师纵深地带时，印军第４师主力发现后方的公路已被切断，战役布势陷入紊乱。次日解放军第55师在西山口正面发起强攻，山南分区部队经迂回从中央切断了西山口与邦迪拉的联系。被切断在邦迪拉以北的印军失去统一指挥，丢弃了全部车辆和重装备各自分散向深山中奔逃，中国军队随即转入搜剿。印军精锐第4师一部被歼，所余人员大都通过不丹境内窜回后方。
11月18日至20日，新疆军区部队也以１个多团的兵力扫除了西段残存的6个印军据点。至此，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越境设置的据点全部被扫除。
印度在边境作战中出现出乎意料的惨败，国内舆论出现了一片惊慌，国际舆论大都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停火，并下令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的诚意，赢得世界舆论的称赞。
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反击战中，中国参战部队总计不足4个师，战斗中伤亡2400余人，击毙印军4900余人，俘虏印军3900余人。印军参战的３万部队中，近万人被击毙、俘虏和击伤，其余多数溃散。中国军队战斗伤亡共2400余人，没有人被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边界作战，在惩罚性打击的目的达到后便主动停火后撤。这场反击战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作战行动紧密地服务于外交斗争的需要。毛泽东称中印边界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央一直坚持中印边界问题应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只是因印度政府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才不得不以军事打击予以教训。中国在获得胜利后主动撤军，也正表明了以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一贯立场。
长期以来，国内有许多人对当年的撤军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那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战区的地理和后勤供应的难度，确属“不当家不知财米贵”。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夏季又有泥石流等灾害，这些困难和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和改造。部队在西藏战区作战，又难以就此补给，后方靠两条长达数千里的砂土路面的高原公路保障供应，一辆运油车驶到前线往往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车油，想保障大军长时间对一个大国作战是不可能的。
从军事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国的西南屏障，从地理上看又成为解放军后勤保障体系的极大障碍。在中印边界地区，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克服的“瓶颈”。印度的总体军事实力上虽然不如中国，在边境地带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中印边境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和铁路网。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印度是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有美国等大国支持，在边界作战中只损失了一个师的兵力，完全有能力在较快时间内进行反扑。因此，在边境地区速打速撤，获得胜利后凯旋而归，我国不仅能很好地显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之极”，在军事上也能居于主动而避免陷入被动。
毛泽东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最大的意义正在于赢得了中国西南边界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正如《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象》中所评述的，经过中国的反击，印度当局“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缓和下来。”
边界形势逐渐趋于稳定，谈判解决争端仍存在很大困难
1962年解放军在中印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显示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印度当局经过这次教训，其对外战略从此也有了根本变化，由向北实行“前进政策”改为“北守西攻”，即对华取守势，对巴基斯坦采取攻势。自1963年开始，巴基斯坦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965年对印战争之后又主要从中国获得军事援助，南亚的战略格局也有了重大变化。
1963年以后，由于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后撤，再度实行了脱离接触的隔离政策，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地段只限于中国和锡金边界。当时印军在锡金保持着2至3个旅的兵力，中锡边界上的印军一再向中国军队挑衅。1965年9月以前，在锡金同中国西藏边界上的乃堆拉山口等地，印军还占据了几个骑线制高点，所修筑的阵地有些延伸到中国一侧，对此中国方面一再提出抗议，印军却不肯撤回，并依托这些阵地经常向中国方向鸣枪或派出小分队骚扰。中国边防部队在不越过边界、不前推阵地的原则下了有限的回击。当时，印度政府将这些极为有限的接火大肆渲染，继续向美苏两国要求援助，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成为其争取外援的一种手段，边境局势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1967年夏季，中国国内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军方为对中国进行战略侦察，出动了2个旅的兵力（山地步兵第112旅和炮兵第17旅），于同年9月11日至14日在中锡边界的乃堆拉山口向中国方面发起攻击。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内外受到严重压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对印军的进攻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印军的攻击被粉碎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惯例，中国边防部队又通知印军派人前来中国境内，取回了遗弃的武器和几十具尸体。此后，印军未再向中国阵地发起攻击。
1968年，印度表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此后中印双方军队在中锡边界（锡金当时还是印度的保护国，1975年被印度将其并吞为自己的一个“邦”）的武装冲突也随之停止。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互派大使，随后两国的直接贸易和人员往来也逐步恢复。
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依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针对中印边界争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确定的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向瓦杰帕依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邓小平同时还表示说，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协议，让下一代人解决。
邓小平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这一表态，集中体现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解决这一复杂历史问题的远见。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情况，以及中国的战略全局和国家建设的长远需要，中国希望能以互谅互让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也可以采取维持现状、拖下去的方针。中印之间维持一个长期的和平局面，有利于国家的安宁和建设，符合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
进入80年代后，印度的对外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也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1981年，中国外长黄华应邀访问了印度，并就解决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印度政府改变了过去对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顽固态度，不再坚持自己索要的领土都是“无可争议的印度领土”的立场，承认中印两国有争议地区，可以用“互谅互让”方式解决，并同中国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边界谈判。不过印度在谈判中的基本立场是，东段争议区因属其既得利益而不愿讨论，只想同中国在西段讨论“互谅互让”，这实质上是要中国单方面再做些让步。这一要求，显然不能为中方所接受。中印两国官员虽然不断进行商谈，却一直未能在边界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双方进行边界谈判的本身，就是对稳定边界局势和改善两国起到了有益作用。
印度在改善对华关系后，仍长期采取两面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把巴基斯坦视为直接对手，将中国当作潜在对手。印军在中印边界长期保持9个山地师，形成对当面中国军队较大的数量优势，以构成所谓“优势防御”，印度一些反华势力也一再掀起对中国挑衅的浪潮。1987年，印度政府宣布在非法的“麦线”以南争议地区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引发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当中方多次严正声明并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之后，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此后，中印双方在边界上都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避免了出现冲突。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1993年9月，印度的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包括《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了核试验，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中印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中国方面对印度的污蔑和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印方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修复两国关系。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印度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国际问题达成了共识。
进入21世纪后，中印两国领导人继续频繁互访，如印度总理在2008年便两次来华访问，双方贸易也有了大幅增长。2003年11月，负责中印边界东段防务的印度第四军军长马亨德拉·辛格并率代表团访问了拉萨，这也是中国首次允许印度军方代表团访问西藏，表明双方的信任增强。2007年和2008年，中印两国军队还在双方领土上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显示了两军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近些年来，中印两国关系虽然有了改善和发展，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尚难完全解决，印度一些人在战略上仍把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对手，在北部边境地区一直部署重兵。为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为维护中印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也不得不长期进行军事上的一些必要准备。对印度国内一些势力仍抱有的地区扩张主义念头，中方也一直认真对待。
印度国内始终存在一些势力在煽动反华浪潮，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从1947年独立开始，印度的一些政治家出于充当“亚洲中心”的梦想，便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独立之初的印度虽然同样是个穷国，在经济水平方面还略高于中国。以1950年的统计数据而论，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5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00亿美元，而在钢产量、发电量等主要工业指标上要高于中国近一倍。到了50年代后期，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就已经高于印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更是日益拉大。以去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国民产值已达4.3万亿美元，而印度的国民产值只有1.1万亿美元，中国的钢产量是印度的十几倍，发电量是印度的四倍半，中国的军费开支也是印度的两倍半。近年来印度一些势力故意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主要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索要援助，二是向国会索要更多的军费以增强军事实力。
当然，目前印度多数军政要人的内心非常清楚，如果再向中国采取军事挑衅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今年8月11日，《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在当天发表的演讲，其中承认本国“在经济和国防等多个方面都比不上中国，也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差距”，一旦中印开战印度“注定失败”。印度多家媒体马上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名军官最坦白的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还是会长期奉行两面政策，在强调发展中印关系的同时，仍会以中国为潜在对手并采取一些增强边境军事实力的措施。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目前综合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西南方向的国防建设也随着国家财力投入增加有了很大加强。不过，我国追求的目标的是和平崛起，一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以利建设，从来不打算诉诸武力来改变边界现状。国内在教育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待对外关系问题时，既要提倡爱国主义，也要反对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实力是处理对外问题的基本保证。今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越增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便会具备更有利的地位，“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本原理应该为人们所始终遵循。
作者為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