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召集搞比较研究的同事商讨。
这个材料既好写又不好写。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西方或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已经争论了不知多少回合，有关的争论材料可说是卷帙浩繁、不可胜数。如果随手摘几条不同观点的语录是很容易的，可以很快交差。但如果学究式地把各种争论的观点和论据整理归纳起来，就需要长时间埋首在资料堆里。问题主要在于，当时我不大清楚撰写这份材料是什么目的，领导的意图和思想倾向是什么，他们希望这份材料能解决什么症结问题。所以，从接受任务那一刻起，我就深深思索着，写这份材料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和如何掌握好它的分寸。
二
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之后，尽管邓小平在6月9日的讲话中再次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但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依然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持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又一阵。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社组织了五次专家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主旋律是“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就会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把主张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唱这个主旋律的人，或者本来就没有突破陈旧观念，对市场化改革想不通；或者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水岭，不能违背这个“原则”。也有些人在这种气氛下不敢敞开思想，只好讲违心的话。据说该报社还准备请中央领导同志按这样的主旋律对这五次座谈会讨论的观点做一个总结。如果这样做了，错误的传统观念就会大回潮并占据上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所决定的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就会被否定，正在兴起的改革热潮就会夭折或倒退。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危急。我考虑，应当尽快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一些理论信息，使他们了解，计划与市场问题已经争论了100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经有了许多深刻的教训，不能再用错误的传统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和武断地下结论，更不能在政治上上纲上线。
在当时的氛围和压力下，当我找有关同事商量时，大家对此任务表现冷漠，还劝我不要在材料中表露什么观点，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就算了。但我觉得，这样应付差事不妥，要我们撰写材料，我们就应当抓住这个机会，针对误解，摆出史料，讲清道理，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后，有的同事就立即提醒我说：“你说人们有误解，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还有的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么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那你可就要大祸临头了。”……经过一番讨论，认识还是统一不起来。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反正洪虎是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个人的，没有要求集体讨论，我只好自己写了。我下定决心要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写。散会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正在构思怎么写，有位同事又好心地推开门来，轻声地对我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上去就行了。”我理解，当时的政治压力很大，同事们是担心我如果材料写得不合领导的“胃口”，也许政治上会遭殃，他们的规劝是善意的。我说：“谢谢你。怎么写，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三
经过考虑，我认为在此紧要时刻，写一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材料，事关重大。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写，不能敷衍了事，而且要努力达到积极推动改革前进的效果。但是，我又考虑，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突破传统观念过程中，认识出现反反复复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而要用提供事实和信息的方法来写。于是，我决定用最精炼的篇幅，用摆事实的方法，客观地描绘一幅纵观一百年、横观全世界的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以及当代实践的图景。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用有根有据的资料表明：用中央计划机关取代市场作为未来社会（即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最初见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902年出版的著作，1908年他的学生巴罗内有所发展，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也积极捍卫这一主张。而反对他们观点的如米塞斯、哈耶克、罗宾逊等人，则深入揭示了用中央计划机关配置资源的不可行和低效。后来，美籍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又提出了捍卫计划配置的新观点与论据。这两派的大论战曾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而且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在实践中，争论起始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其间，“新经济政策”起了临时的缓冲作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高层领导对待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争论激烈，主流的观点是把市场看成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把主张市场配置资源的人视为异己分子，高层领导人中凡主张市场取向者都丢掉了官衔、牺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都是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在实践中的反映。到80年代末，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放弃了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我在这份研究报告中，还列出资料说明：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理论上的凯思斯主义和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把“计划”用作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从那时候起，“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
四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我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个人观点，但是我通过列举的资料向领导反映了如下思想和信息：
第一，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的，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都是西方的学者，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能以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意识形态上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起始于20世纪初，那时世界上还没有诞生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提出是设想未来社会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可见，计划与市场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不应把它视为某种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更不能作为两条道路斗争的分界线。
第三，计划与市场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践问题，但却在世界范围的学术界知名学者之间争论了近100年，说明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现在，某报社在不能敞开思想和畅所欲言的背景下，有倾向性地请一些人座谈几次，就想通过由领导人做总结发言的方式来下结论，是不妥当的。我的研究报告试图向领导说明，事情绝不像报社座谈会谈的那么简单，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四，米塞斯、哈耶克等学者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主要是计划经济的“信息不全、不真、滞后”，错误地配置资源导致“浪费”、“低效”，等等。不能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就不重视他们提出的可供思考的有益论据。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来此起彼伏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正是计划经济在实践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弊端的反映。我们可否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可以运用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呢？我们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拒绝运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与调节经济的手段呢？
第五，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种种宏观调节经济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甚至国际协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已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宏观调节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可见，“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资本主义可以用“计划”，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用“市场”呢？
五
这份研究报告，是用手写的初稿形式交给了洪虎。我准备着至少要多次“返工”，因为领导可能会提出修改或重写的意见。根据经验，完成领导交办的撰稿任务，一般是不会一次通过的。但这次却完全出乎意料，陈锦华主任看了这份研究报告，仅仅半天之后，就印了30份，报送了中央领导。这表明陈锦华对这份报告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件起草组的负责人给国家体改委办公厅来电话索取这份报告。这引起了委内一些人的议论。有人说：“吉凶未卜。”有人说：“可能还是起了好作用。”也有人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国家体改委可能又要倒霉了。”我当时心里倒很平静，感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第一，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又不是我主动上书的；第二，写的都是事实，是有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为依据的，并非我的随意杜撰；第三，这是供领导参阅的，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宣传。我执行“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的原则，只要说的是实话，言之有据，内部反映情况应当是允许的。
不久，陈锦华在委内干部会上和部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上口头传达了中央主要领导对这份上报材料的反应。他说：“总书记看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说‘很好，我看了两遍，到辽宁出差也带着’。”几天以后，李鹏总理接见中国企协邀请的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我作为体改委外事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李鹏向外国专家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情况后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他讲话的内容引用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后来还听说，由于李鹏总理阅此材料后曾批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可吸收其中一些内容（大意如此）。所以，中办和中央文件起草组才向体改委索取这份报告。
过了两年，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才将此文以《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为题，发表在《改革》杂志上。
六
1990年12月3日，国家体改委又向中央上报了一份研讨会纪要。在前一份上报材料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后，针对着社会上对当时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的形势有误解，以为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了。这样的误解不利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为了澄清这一误解，我提出以国家体改委国外司的名义召集一个国际比较研讨会，并建议请一些长期工作与生活在苏联东欧国家、掌握第一手实况的驻外记者、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专家学者参加。这个想法得到了陈锦华主任的支持。1990年11月5日至7日，我们在北京郊区燕山石化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与会者30余人，其中有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安全部的相关司局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有长期驻苏联、东欧的记者。比如，有一位驻阿尔巴尼亚的记者，从1950年就在那里工作，一直驻到“剧变”之后，他说：“近半个世纪期间，阿尔巴尼亚是直线向‘左’，从来没有改革过。可是，当其他东欧国家剧变后，美国老布什总统去走了一趟，街头群众自发齐呼：‘布什爸爸，我们等了你40年了！’”我们也邀请了在苏联、东欧领域长期研究并造诣较深的学者，如辽宁大学经济系冯舜华教授，东欧剧变时她正在波兰做访问学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剧变。她在发言时，先问陈锦华：“有些情况我不知能不能讲？”陈答：“你说吧！”冯说：“当时，我在当地问了很多居民如何看待他们国家的政局，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共产党的好话。我心里很难过。”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陆南泉、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金存、复旦大学的徐桂华、南开大学的张仁德等等。我也邀请了一些国内从事改革工作的干部，如广东体改委易振球、海南体改办迟福林等等。与会者都采取摆亲自经历的第一手事实或自己掌握的系统资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经两天热烈讨论之后，11月7日清晨，陈锦华主任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所有在京的副主任驱车亲临燕化招待所，直接听取研讨会最后一次带总结性的研讨。会上发言踊跃不断，讲事实，摆观点，内容丰富、具体、多角度，从早晨8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讨论热烈有序，使听者耳目一新。
研讨会与会者名单是我确定的，因为我也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调研工作，对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同行比较熟悉。这些与会成员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的”、“没有自由化嫌疑的”，这是为了使研讨成果更具有说服力。研讨会纪要的标题是“比较·选择·前景”，副标题是“苏东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不同做法、不同后果”。这是经陈锦华主任亲自修改后上报的，标题也是他定的。这份上报材料的中心思想是说明东欧剧变、苏联危机的原因不是经济市场化了，相反，这些国家的现实是市场极度不发育。
有意思的是，那次研讨会散会的当天下午，我赶到城内京西宾馆，参加委里召开的省市体改委主任会议。我一到会场，就有本委一位司长问我：“听说你们开了个很活跃的会，发言都很敏感，很尖锐，不知体改委是否将由此遭殃？”我说，这是内部讨论，领导允许畅所欲言嘛！但是，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有些嘀咕，不知后果是吉是凶。
会间，陈锦华当时的秘书刘琦来通知我说：“锦华同志希望你把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总书记很关心这个会。”我心里揣测，总书记是从什么角度“关心”这个会，是希望了解会上反映的真实信息呢，还是听到关于会上有什么不合适的观点的传闻呢？这涉及纪要从哪个角度整理。于是，我就反问刘琦：“锦华同志对这个会怎样看呢？有人说，会上有些意见太敏感、太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刘琦没有回答。大概他把我的意见向陈主任反映了。下午散会时，陈锦华在步出会场途中主动对我说：“这个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问我的印象嘛，第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第二，由于市场不发育，客观规律无从表现，所以，这些国家的计划体制对客观规律无从遵循，计划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术操作；第三，它们由此而为转轨与开放付出的代价巨大。”陈锦华这个明确表态，使我心中有数了。陈锦华还说：“至于个别同志有什么观点，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如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负责。”
于是，我就遵照陈锦华指示的精神整理了研讨会纪要。由体改委上报中央。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
后来，国家体改委前副主任、党组书记，时任中顾委委员安志文告诉我：“总书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
这两份研究报告都是在1990年写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以后，在传统观念实现了几次突破，但此时又遭遇曲折反复之际写的。这两篇报告的撰写过程说明，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国家干部，必须具有历史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报告使中央领导决策层进一步对改革方向取得共识，适时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以后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提供了一些理论与实际材料的准备。
七
2005年7月，陈锦华同志出版了他的《国事忆述》一书，书中第五章忆述了15年前的这个故事。他写道：“1990年9月30日，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同志（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根据我布置的任务，送来一篇题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材料，扼要地介绍了从190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开始，西方学术界对是以中央计划机关还是以市场作为未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情况。材料还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开始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我看了江春泽写的这个材料，觉得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针对性强，就立即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江泽民看了以后特地给我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还指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依据这份报告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陈锦华在书中继续评述：“赞成帕累托观点的人和反对帕累托观点的人，各有阐述又各不相让，但争论的各方都是理论界的专家、学者，都是为了从理论上探索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并没有联系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把这个理论和设想付诸实践，并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形成计划经济模式的是苏联政府，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以后，以1929年的‘大转变的一年’为标志，重视市场作用的新经济政策在苏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高度集中的、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在斯大林的亲自指导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机关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列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从1930年到1991年，苏联实施了长达60多年的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对待自身矛盾的态度相反，苏联则思维僵化，迷恋新制度的优越性，不去正视计划经济开始显露的缺陷，继续视市场为异端，看不到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带来的生产变化和市场变化，继续坚持20世纪30年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到1958年，苏联全民所有制的20万个国营工业企业、6000个国营农场、5000个技术修配站和机器拖拉机站、10万个国营工厂和机关所属的农业副业企业，都要按照中央计划机关层层下达的计划执行。在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中，企业只对上级负责，没有市场信息，没有对市场需求的压力和追求。直到1965年，苏联按照利别尔曼的利润原则实行经济改革方案以前，由上级下达给企业的计划多达30种。改革方案实施以后，仍保留了9种。1971年，苏共召开第21次代表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会上作报告，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的各种错误观点。’在苏共领导人的这种严重背离经济规律的教条主义态度下，思维更加僵化，计划经济继续抱残守缺，生产脱离市场，企业失去活力，产业技术停滞不前，效率低下，最终导致整个经济逐年下降。”
陈锦华在列举了苏联从1951年到1985年经济年均增长率每况愈下的数据之后，还引证了可靠资料，说明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一面提出“加速战略”，高喊“新思维”，一面又坚持说“计划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杠杆”，提起“市场”这个词就“谈虎色变”，徘徊犹豫，丧失了改革的有利时机。书中还引了俄罗斯总统普京1999年12月30日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陈锦华最后概括说：“当然，导致苏联经济长期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直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落后，计划经济模式的日益僵化，直至丧失活力，使资源配置错位，最终导致生产力不断下降，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为陈锦华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已经有了这样明确的认识， 1992年4月1日深夜，当江总书记电话向他征询改革“下一步该怎么办”之后，他就召集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规定讨论时都不带助手，不作记录，讨论情况不得外传。会上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有所突破，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后，他亲自动手写了报告，“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4月21日直接送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