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数航母舰队、战斗机以及巡航导弹的数量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突显了强大军力的局限性。当今的大角力发生在另一个层面。地缘政治正让位于地缘经济。
目前有三套大型国际谈判正在进行中。他们承诺勾勒出后西方世界的轮廓,确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平衡点,并界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将决定从当前的多边体系能够拯救什么。在开放的全球安排和围绕竞争集团的经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
眼下的焦点是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谈判若成功完成,将夯实美国与东亚大片地区的经济融合。与之平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协议将为美欧关系再次注入凝聚力。除了这些地区协议之外,欧盟(EU)也在与印度和日本谈判双边协定。拼图的最后一部分是,美国和欧盟正在领导20多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商,旨在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梳理这些线条,就能看出它们传递的信号:西方已经放弃界定战后时期的大多边主义。更引人注目的是,每一项拟议中的新协定都把中国撇在一边。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排除在外显然不是巧合。
中国是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大赢家。美国在问,它为什么要进一步扩大那些加强对手实力的安排。长期以来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就是接触和对冲:一方面将中国纳入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另一方面重修与旧盟友的关系,作为一份保险。现在的重点是对冲。
新的“少边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将加强西方对全球标准和规则制定的支配。欧洲人本能地比美国人更加包容,很多人提出,地区协议为更为包容的协定开辟了道路。但美国并不是唯一急切希望保住经济实力的国家。一位法国外交官友人告诉我,法国之所以参加TTIP的谈判,是因为该国“惧怕中国超过憎恨美国”。我看不出华盛顿急于邀请中国加入TPP协议。
当然,这些协定未必一定能够达成。美国情报机构大范围和大规模的窃听,已经影响了跨大西洋关系。日本要满足TPP提出的要求会有难度。上周访问印度的时候,我没有察觉印度方面迫切希望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
一个问题是,这些下一代的协议不会停留在关税层面,而是将涉及监管、公共采购和标准。这将挑战强大的既得利益,并再度触动有关国家主权的政治神经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的组织形式不利于让其领悟经济协议的战略意义。总统和总理们喜欢谈论战争与和平,而把贸易事务交给专业人员去处理。无人关注地缘经济的大格局。
我的感觉是,西方各国政府将竭力避免上述谈判破裂。它们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有望带来的增长。谈判破裂将带来沉重代价。西方宁可悄悄淡化某些最初的雄心壮志,这是它保持经济实力的最后机会。
中国正意识到自己被甩在了后面。因此中国政府要求加入服务贸易谈判,并暗示在与欧盟谈判达成有关投资规则的协定后,可能还将开启贸易协定谈判。但美国和欧盟对此明显不热心。中国被视为搭了多边体系的“便车”。美国和欧洲希望中国政府拿出证据,证明它已经准备好开放中国经济。
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的风险显而易见。“正和游戏”(positive sum game)可能很快转变成“零和博弈”(zero sum game),带有西方和世界其余地方较劲的不幸意味。将中国晾在一旁,会威胁到全球体系的现有结构。而且,贸易纠纷成为更严重冲突的导火索,在历史上也不乏恶劣的先例。
另外两项谈判可能考验各国对多边主义的忠诚,谈判结果将影响到许多方面。一项谈判将决定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定能否达成,另一项将决定富国是否准备好履行期限将至的千年发展目标,向穷国提供帮助。
两项谈判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在权利和责任上。如何分担削减碳排放的责任,西方应该为发展拿出多少资金?受援国是否应当承担更大的、与西方慷慨相称的责任?
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隐藏着最根本的问题。南北(或是东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否拥有在新的多边协议中承认各方共同利益的政治意志和能量?目前的迹象不太让人乐观。
比起多边主义,美国更喜欢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盟。其他国家的政府嘴上承认互相依存的事实,但又心胸狭窄地捍卫过时的国家主权概念。当今这一代的世界领导人失去了“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精神。没有全球性规则的全球化或许管用一时,但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