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3月算起，李克强任总理的新一届中央政府依法履职已满一年。
这一年间，李克强总理召开了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议题百余个；赴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研考察，足迹遍布国内1/3的省份，分4轮主持召集过由23个省份负责人参加的区域经济发展座谈会；前往9个国家出访……
《南风窗》记者梳理了总理一年的“足迹”和行程后发现，这个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具有经济学博士背景的总理在施政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以改革为手段，以扩大就业为施政导向，以惠民为政策制定的落脚点，以“着眼于当下、布局于未来”为工作方法，更新宏观调控手段，推动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调研路线图”里的“李氏思考”
观察和分析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施政思路和政策取向，大致有两个切入口：观察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设置，或者研究国务院领导的调研、考察的活动。
前者关注的都是一些重大决策和部署，但更多的是日常化、程序化、事务化的事情，属于高层决策中的“规定动作”，而后者则更为个性化、灵活化，更像是领导精心选择的“点题”之作。因此，透过总理的调研行程和议题安排，能更多地反映出领导人个人的风格、偏好以及其在当时思考和关心的重点所在。
比如，2013年6月7~8日，李克强在河北调研考察，其行程就包括视察光伏企业和环境监测站。一周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的两大议题均与此有关：部署大气污染防治10条措施，研究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在冀考察期间，正值大学毕业季，李克强还来到河北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了解毕业生找工作的情况，并发表谈话称，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会让你们成为断线的‘风筝’”。这也是总理对外释放他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关注的信号，既给青年学生“打气”，也向地方政府和高校发出帮扶大学生的直接“指令”。
区域发展大格局显现
新任领导人首次离京调研的地点，多是精心选择的。2013年6月7日，就任总理两个多月后，李克强南下江苏、上海调研考察。其行程主要有3部分、4个点组成：考察无锡江阴新桥镇的小城镇建设；苏州常熟的田娘农庄；上海浦东的国际集装箱码头以及一家生物制药公司。
上述行程安排，与李克强就任总理后关注和推动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呈现对应关系一与调研考察对象相对应的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新模式、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也是在这次考察期间，上海市向总理汇报了关于成立自贸区的设想，这为日后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获批奠定了基础。
中国疆土广袤，传统上被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层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区域经济带构想，比如，现在力推的北部湾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带、东北-内蒙古东部一体化发展等，都打破了上述简单的区域分割，进一步综合考虑区域的自然禀赋、经济条件、人文基础等实际条件而构建的更为精细的跨区域经济带。
实际上，李克强每次赴地方调研，都会尽量选择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区域。比如，中共十八大之后的首次离京调研，他选择的是江西九江和湖北恩施，这两者都属于长江流域经济带。2013年7月上旬的广西调研考察之行，李克强重点考察了北部湾经济区。广西地处西南，是传统意义上的边陲地区，但近年来，通过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广西经济风生水起，一跃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
也是在广西考察期间，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西部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的观点。仅以外贸为例，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时有波折，但对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却如火如荼。
与广西相似，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我国又接连提出了两个跨国的区域大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如进展顺利，我国的西南、西北等传统的偏远地区都有望变成对外开放的另一个“前沿”。届时，沿江沿海沿边众多的“改革实验田”和“对外开放带”，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2.0版的有力支撑和今后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助推器。
李克强总理在作首份《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内陆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这正是其对中国区域发展大格局的一贯思路。
厘清政府责任
2013年11月初，在寒冬来临之前，李克强总理前往黑龙江视察调研。当年夏天，黑龙江局部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总理前往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受灾群众，了解灾民安置及过冬的情况。
在李克强担任总理后的2013年，中国发生了多起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但中央政府的应对机制与以前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明显的是，2013年4月四川芦山地震发生，李克强在震后4个小时就赶赴灾区，指挥部署救灾工作，但他在四川地震一线坐镇指挥24小时后就飞回北京，把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交由四川省全面负责，国务院有关部门则根据灾区需要提供后方支持。
让地方政府站到救灾的前沿，中央政府在后方给予全力支持，这减少了指挥救灾的层级，大大提高了救灾效率。这一新机制体现了“分级负责、就近管理”的新理念。
李克强在后来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解释了上述改变的原因。他进而举一反三说，像抗震救灾这样的大事急事经部署后都能交给地方为主去办去管，因此，“我们要相信地方也能办好管好其他很多事。反过来讲，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了，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各级政府要按照各自的事权分级管理，尤其是涉及改善民生的具体事项，要尽可能实行就近管理”。
这反映了新任总理李克强在对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上作出的重新定位和思考。众所周知，减少行政审批、简政放权是李克强就任总理后推行的第一大改革，“把不该管的放下去，腾出精力把该管的更好地管起来”。他认为，政府就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秩序的维持者，应是裁判员、“警察”，而不是亲自上场的“运动员”、“司机”。
在行政审批上，政府的手缩回去，但在民生投入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上，政府又及时出手、托底。2013年2月3~5日，农历春节前夕，李克强来到了内蒙古调研视察。在包头市最大的城市棚户区，他亲自召开现场会，听取政府负责人、居民代表的汇报和建议。他说，对棚户区的百姓来讲，“棚改是天大的事，政府就要顺民意，办实办好这件事”。他还告诫各位官员，棚改它不仅是民生工程，还是发展工程，可以带来很大内需，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重效应。
这也反映出“博士总理”及新一届中央政府在看待民生问题时的新思维：民生项目不仅是“负担”和“责任”，也是“扩大内需”和“生产力”。有针对性地选择社会领域的薄弱环节，加大投资力度，既能改善民生，又能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宏观决策时的“两难”变成多赢，收到“一石多鸟”、“一举多得”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强担任总理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已开始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型住房等方面接连发力。李克强不止一次提及对构筑基本民生安全网的重大意义。他说，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确保网底不破，可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避免陷入生存窘境，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也能让人民群众消除后顾之忧、安心创业就业。
“政府的责任主要还是保住基本、补上短板、兜好底线，促进社会公正。”李克强常常在开会时对各级官员说。另一句常挂在他嘴边的“口头禅”也阐明了他对政府角色的深层理解：“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而市场化改革终归是法治化改革。要达成这一目标，政府必须创造条件，实现社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发展要让民众受惠
2013年12月27日，李克强来到天津调研考察。在滨海新区一家金融租赁公司听取情况汇报时，李克强三次打断企业负责人。他说：“不要光表扬政府，要承认，我们的行政审批和发达国家比做得不够好。”总理更关心的是，政府“有哪些政策可以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这个细节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李克强务实的施政风格。李克强在江苏上海调研时，跟随采访的人民网记者杨佳注意到，“收入”是李克强每到一处都会仔细询问的问题。无论是镇上的保洁大妈、服装车间里的缝纫女工，还是农业科技公司里请到的技术员、制药企业里刚聘的应届毕业生，总理都要打听一下“一个月挣多少工资”，还关心是否有年终奖励、养老保险。
在有关改革的多次座谈会或公开讲话中，李克强反复说，要通过改革让百姓受益。他说：“如果我们的GDP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并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稳定。”
外界公认，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上，均有创新之举。比如，明确经济运行的 “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就是其中最大亮点。李克强在多个场合解释，为何在中央淡化GDP的大背景下，仍要制定GDP的增速目标。他说， “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他进一步解释说：“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就需要7.2%的经济增长。”
在中央政府的多项政策指标中，李克强最为看重的经济指标就是就业。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他的调研视察和日常政务工作中。过去一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涉及小微企业的议题多次出现。而李克强总理到地方调研考察最多的企业就是小微企业。这同样是出于他对小微企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价值的考量。在地方考察时，李克强多次讲到，国家要优化环境，研究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而总理之所以看重民众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两项是民生之源。
对贫困地区的特殊关怀，也是李克强一贯的情怀。最近3年，每年农历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外出调研，李克强选择的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已先后3次前往中西部“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考察调研。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李克强更是向全社会承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我们要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可以说，当今的中国很像一列呼啸而过、飞速向前的高速动车，而总理所要传达的信号是，绝不让一个人因贫穷而“掉队”。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回顾这一年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工作，不难发现，李克强总理和他的团队，正在持续兑现他在履新时向社会承诺的本届政府的三项任务：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
11/02/2014｜李克诚|南风窗
2013年1月23日，当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外界对这位中纪委“掌门人”最大的印象和评价恐怕还是“务实且清醒”。时隔一年多之后，当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整个官场风气悄然生变时，恐怕再也没人会怀疑这位素来有着“复杂问题解决高手”美誉的领导人的反腐铁腕了。
《南风窗》记者根据最高检、中纪委等公开数据统计发现，过去十余年，平均每年有6名左右的省部级高官落马。而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大致相当于过去3年查处的高级干部的总和。从时间分布上看，自2013年下半年起，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先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4人落马，此后，高官落马消息接连不断，到了年底，“打虎”行动进入一个小高潮：仅2013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6名省部级干部被查。
各地方也逐渐在“打虎”上发力：2014年1月平均每天查处一名地厅级官员。其中，1月22日这天，中纪委网站通报了7名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落马的案情，可谓创下了近些年中国官员落马的纪录。据统计，过去10年全国31个省份每年落马的厅官人数多在200人以下，但《南风窗》记者统计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2013年15个省份纪委“反腐成绩单”便发现，仅这15个省落马的厅级干部已远超200人。
观察过去一年多中纪委查办腐败官员的动向，中央高层在反腐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见，其中释放的新信号更是耐人寻味。而这，或许又昭示了未来数年中国式反腐可能采取的路径。
“老老虎”也被追责
那么，哪些高官会因贪腐率先“出局”呢？通过梳理2013年18名落马省部级高官样本，可发现一些更为隐蔽的共性特征。
贪功冒进、专断霸道的官员更易发生贪腐，成为新一轮反腐的鲜明特点。最为代表的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这3人在省内重点城市主政时，在官场都被公认为“有魄力”、“敢闯能干”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的还在某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声誉。如：李春城在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推行的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季建业在任扬州市委书记时的城市建设及古城保护等。然而，在民间，他们的施政风格又招致极大非议，这从民众送给他们的那些充满嘲讽的绰号—“李挖城”、“季拆拆”、“扒市长”也能窥斑知豹。
在过去，此类干部多被视为开拓进取型官员的样板，他们作风强悍、铁腕施政，“亲商爱商富商”，说一不二。尽管毁誉参半，但这类官员在过去多被视为“能干事”的人物，因而在仕途前景上也较同僚更为顺遂。殊不知，这种干部往往专断独行，贪腐起来胆子也大。
这从另一名落马的官员、被称为“最狠拆迁女市长”的吉林省舒兰市副市长韩迎新的仕途轨迹上也能看出端倪。2011年，舒兰市辖区内不少被拆迁民众进京上访，有代表还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接见。面对拆迁群众，这位副市长口出狂言：“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令外界大跌眼镜的是，蛮横霸道的韩迎新在被“告御状”之后，竟从副市长升为常务副市长。2013年年底，在全国高压反腐的新形势下，韩迎新终因涉贪被吉林省纪委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
在2013年“打虎”行动中，先后有陈柏槐、郭永祥、倪发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这是新一轮反腐有别以往的另一特点。63岁的陈柏槐被抓时，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但从媒体对其参加活动的密集报道可知，陈柏槐仍在当地政坛保持着能量；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这一“虚衔”；而59岁的倪发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仅保留副省级干部待遇。
检索中央反腐的公开记录可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非常之罕见。一些退居人大、政协机构的高级干部虽仍会被立案调查，但他们仍是“在职官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官员”。换言之，在过去，一名高级干部一旦实现了“裸退”，几乎就意味着“平安着陆”，而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但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对“老老虎”追责“无例外”，使贪腐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陡增，当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慑力。
“老老虎”不再享有法外豁免的“保护符”和特权，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央已开始着手清理“存量腐败”。实际上，中纪委早已展开行动，对全国的“存量腐败”进行摸底。一个被不少人忽视的细节是，2013年11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透露，中央纪委对反映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统一管理，并制定了立案、初核、暂存、留存、了结的具体标准。按照新标准，对已有的问题线索进行重新审核分类，提出处置意见，初步做到“情况明了、底数清楚、标准统一”。换言之，哪些高官因可能存在的贪腐行为被投诉举报过，中纪委一清二楚，只待伺机而动，搜集、坐实证据。
地方“窝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窝案”开始陆续被挖出。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因为，通常“窝案”牵涉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关系异常复杂，一旦曝光，便会引发区域性官场地震甚至社会震荡。此外，由于封闭“小集团”内部利益的相互镶嵌、抱团和包庇，这类案件更为隐秘，查处难度也最大。
地方上的标志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阳贿选案。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纪委在经过大半年低调调查之后，于这一天向社会公开揭开了震惊国人的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及其处理结果。这起发生在一年多前、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几乎使衡阳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全军覆没”。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也被“双开”。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而“中石油系”窝案，则是发生在垄断国企内部的群体性腐败。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因涉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纪委调查。几乎与之同时，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也先后被调查、免职。其中，秘书出身的李华林刚被提拔到中石油集团的副总经理不到一个月，便火速落马。不久，中石油前“掌门人”、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被立案调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窝案则与四川的前高官群体有关。中共十八大后，四川有3名省部级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后落马，且3人仕途上颇有交集。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已64岁，是目前被调查的“老虎”中年龄最大的一个。郭永祥秘书出身，履职经历主要集中在三块：在石油系统26年，在国土资源部做了一年半办公厅主任后，2000年转四川任职，这一呆就是13年。
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后的直接上级领导—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在郭永祥升为秘书长后，李崇禧则升任省委副书记。再后来，李崇禧从省委副书记退任（转省人大任职）后，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纪委查案颇有讲究，特别是在调查窝案时，更是讲究策略，可谓是步步深入、环环相扣。通常而言，在“瞄准”某高官之前，先在其外围布局，从其“身边人”或“朋友圈”入手调查。最典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女人，另一种是商人。
从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线，找到贪官们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并弄清贪腐财物之去处；从商人入手，则利于锁定官员贪腐的证据，并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关联的官员。
以李春城落马为例：在调查李春城之前，纪委先是控制住了李的老部下—曾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委书记、市经委主任，时任成都市最重要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成都工业投资集团董事长的戴晓明，接着又控制了李春城的东北老乡、哈工大校友、在重庆有重要地产项目的商人史振华以及李春城的秘书陈斌。而李崇禧落马之前，纪委部门也是把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女官员、时任四川省蓬安县县委书记的袁菱带走调查。
换言之，中纪委“打虎”的节奏和次序有着精密的考量。只有在外围深挖，从多个“阵线”搞清楚了低阶官员的关联案件，获得相对确凿的证据和关联案情后，才会慢慢合拢、收网，对准“大老虎”。
中纪委的这种步步为营的“打虎”策略，从另一细节上也能看出端倪。据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披露，2013年中央纪委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的有31人。但是，在中纪委多个公开口径中，仅有22名高级别落马官员的名字被公布。换言之，应该还有多名中管干部虽已遭到立案调查，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办案保密的需要，没有对外披露。
与之相对照的是，据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向《南风窗》记者透露，中纪委在查办案件上确立了“快查快结”的新思路。在上述被查的18名省部级高官中，有多人在短期内迅速结案，被移交司法机关。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落马后3个多月就被移送至司法机关，而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更是在落马半个月内便被移交检方。在李春城之后落马的倪发科、刘铁男、李达球、王素毅等人也早已移送司法机关。
这一方面反映了纪委办案更加注重办案期限的法治新思维，也是“案多人少”、“降低办案成本”等现实形势所逼。2013年以来全国纪检系统的办案量猛增，原本就人手紧张的一线办案人员（根据中纪委网站，目前全国纪委系统的办案人员占纪委总人数的22%），还要抽调出专门队伍用来对付已立案的“老虎”及相关线索的查处。因此，在调查中，一旦查清被调查人存在主要违法事实，就立马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而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还宣读了8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高官和14名列出具体姓名的“正在立案调查”高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3人并未结案（未移交司法机关），仍处于“立案调查”环节。此时，李春城落马已一年有余，郭永祥被调查也已超过半年时间，两人接受调查早已超过了6个月的常规调查时间仍未结案，这说明，此系列案件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涉及其他“老虎”。
因此，有分析称，“中石油系”窝案被查，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等多名四川前高官密集落马且仍未移交司法机关，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等政法系统高官落马，多条线索显示，中纪委可能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有预计认为，接下来数月内，或还将有别的“老虎”被伏。除了上文所分析的中纪委正在立案调查的9名中管干部尚未公布具体姓名，仍可“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其他“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依据是，2013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10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第二轮巡视。目前，该轮巡视已进入收尾阶段。按照第一轮巡视“揪出”6个省部级高官的战果和节奏来看，这一轮巡视的成果同样也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