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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15/04/2013| 黄靖 | 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来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如何诠释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呢?
  近两年来,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寻求战略“再平衡”,南中国海、东海风波骤起,“阻遏中国”老调重弹。但局势的发展却耐人寻味。一方面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保持强硬,步步为营,寸步不让;另一方面美国却坚持在领土争议中不持立场,要求和平解决争端。中美之间唇枪舌剑,但交流频繁,斗而不破;亚太各国则普遍拒绝“选边站”结果,南中国海、东海虽有风云,但无雷雨。
  这样的局面,揭示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长期以来,由于中美之间实力悬殊,中国主要是通过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来维系双边关系。即便是在发生重大危机之时,中方也竭力避免同美国硬碰,而是在最大限度保护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化解危机,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但是,由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美国则在债务危机和“反恐”陷阱中难以自拔,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也随之改观。在双方实力日趋均衡的形势下,中美两国在不损害对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对等的利益交换,已经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方式其目的在于维护基于战略平衡之上的和平与稳定。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最近以来中美在朝鲜核武问题上相互磋商配合,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
  显而易见,中美之间有着种种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但如果中美两国一定要搞一场“零和游戏”,必然两败俱伤,并危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绝非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美在涉及对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充分了解并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不伤害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略内容
  习近平执政以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平的外部环境,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
  作为民主制度下的超级大国,美国各派力量利益不同,斗争激烈。美国国内政治错综复杂的局面,使得其根本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诠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要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了解并尊重美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诉求与关切。
世界进入新不确定期
  目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不确定期。首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而美国、西欧、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下,实力大损,国内各利益集团激烈冲突,也进入重新整合的转型期。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各主要大国的主要关注点都在国内。国内政治复杂多变,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前后不一,从而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其次,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美国在安全格局中强势依然;另一方面亚太各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亚太各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双轨导向:在安全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发展上以中国为政策标杆。各国普遍“两面下注”,增加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再次,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一方面中印等新兴大国为确保其安全利益,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是美国及其安全同盟竭力保持军事优势,视新兴大国的军事发展为潜在威胁。其结果,是国际安全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
  这样的局面显然有悖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克服战略格局的不确定性,维护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要求。
  当前,中美以及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三大根本挑战。其一,如何确保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化是全人类共有的权利。迄今为止,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普遍的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但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无法承受让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因此,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
  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两股力量推动的:华尔街主导的金融快速扩张,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际化。前者导致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后者使各种制成品和服务产业,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穷国”有钱、“富国”有债的世界金融格局。以金砖五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却不同程度上被美元绑架;而发达国家则债台高筑,危若累卵。难以为继的债务危机,使美元信用岌岌可危,成为美国经济以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心脏病。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
  第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然而,这些建立于冷战期间的安全同盟,在本质上是封闭排他的。中印俄等新兴大国,一方面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责任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却被排除在以美国为首的安全体系之外。这一矛盾,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安全的共同隐患。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制度建设作为战略保障
  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安排之下的一系列对话机制,使得双方能够保持交流沟通,妥善处理冲突和争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由于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双方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性意义。反之,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然而,中美两国在应对各种国际事务中,必然有相互冲突的利益考量。在各领域、各层级上确立制度性的对话机制,是有效处理利益冲突、预防危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其次,必须在制度上保证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并都处于高危转型期。追求所谓的“战略互信/承诺”,不仅难有所获,而且由于两国内政错综复杂,各派力量的互动瞬息万变,一时间的互信/承诺很难有实际约束力,反而易于成为国内政治中的包袱、双边关系中的把柄,从而带来负面影响。
  再次,在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均衡是维护和平的基础,也是中美双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通过制度安排确保中美之间的战略均衡,是中美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战略保障
  2009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间“战略再保障”的建议,认为必须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来维系中美的共同利益,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在此基础上,美国欢迎中国成长为繁荣稳定的大国;中国也承诺在“崛起”过程中不损害他国的根本利益。现在看来,着重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建设,正是“战略再保障”的关键所在。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黄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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