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来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如何诠释和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呢？
近两年来，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寻求战略“再平衡”，南中国海、东海风波骤起，“阻遏中国”老调重弹。但局势的发展却耐人寻味。一方面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保持强硬，步步为营，寸步不让；另一方面美国却坚持在领土争议中不持立场，要求和平解决争端。中美之间唇枪舌剑，但交流频繁，斗而不破；亚太各国则普遍拒绝“选边站”。结果，南中国海、东海虽有风云，但无雷雨。
这样的局面，揭示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长期以来，由于中美之间实力悬殊，中国主要是通过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来维系双边关系。即便是在发生重大危机之时，中方也竭力避免同美国硬碰，而是在最大限度保护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化解危机，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但是，由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美国则在债务危机和“反恐”陷阱中难以自拔，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也随之改观。在双方实力日趋均衡的形势下，中美两国在不损害对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对等的利益交换，已经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方式。其目的在于维护基于战略平衡之上的和平与稳定。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最近以来中美在朝鲜核武问题上相互磋商配合，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
显而易见，中美之间有着种种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但如果中美两国一定要搞一场“零和游戏”，必然两败俱伤，并危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绝非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美在涉及对方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充分了解并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不伤害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略内容。
习近平执政以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平的外部环境，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
作为民主制度下的超级大国，美国各派力量利益不同，斗争激烈。美国国内政治错综复杂的局面，使得其根本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诠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要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了解并尊重美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诉求与关切。
世界进入新不确定期
目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不确定期。首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而美国、西欧、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下，实力大损，国内各利益集团激烈冲突，也进入重新整合的转型期。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各主要大国的主要关注点都在国内。国内政治复杂多变，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前后不一，从而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其次，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美国在安全格局中强势依然；另一方面亚太各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亚太各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双轨导向：在安全问题上以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发展上以中国为政策标杆。各国普遍“两面下注”，增加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再次，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一方面中印等新兴大国为确保其安全利益，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是美国及其安全同盟竭力保持军事优势，视新兴大国的军事发展为潜在威胁。其结果，是国际安全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
这样的局面显然有悖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克服战略格局的不确定性，维护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要求。
当前，中美以及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三大根本挑战。其一，如何确保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化是全人类共有的权利。迄今为止，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普遍的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但这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无法承受让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因此，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
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两股力量推动的：华尔街主导的金融快速扩张，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际化。前者导致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后者使各种制成品和服务产业，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穷国”有钱、“富国”有债的世界金融格局。以金砖五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却不同程度上被美元绑架；而发达国家则债台高筑，危若累卵。难以为继的债务危机，使美元信用岌岌可危，成为美国经济以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心脏病。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
第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然而，这些建立于冷战期间的安全同盟，在本质上是封闭排他的。中印俄等新兴大国，一方面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责任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却被排除在以美国为首的安全体系之外。这一矛盾，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安全的共同隐患。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制度建设作为战略保障
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安排之下的一系列对话机制，使得双方能够保持交流沟通，妥善处理冲突和争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由于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双方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性意义。反之，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然而，中美两国在应对各种国际事务中，必然有相互冲突的利益考量。在各领域、各层级上确立制度性的对话机制，是有效处理利益冲突、预防危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其次，必须在制度上保证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并都处于高危转型期。追求所谓的“战略互信／承诺”，不仅难有所获，而且由于两国内政错综复杂，各派力量的互动瞬息万变，一时间的互信／承诺很难有实际约束力，反而易于成为国内政治中的包袱、双边关系中的把柄，从而带来负面影响。
再次，在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均衡是维护和平的基础，也是中美双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通过制度安排确保中美之间的战略均衡，是中美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战略保障。
2009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间“战略再保障”的建议，认为必须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来维系中美的共同利益，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在此基础上，美国欢迎中国成长为繁荣稳定的大国；中国也承诺在“崛起”过程中不损害他国的根本利益。现在看来，着重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建设，正是“战略再保障”的关键所在。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黄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