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0年美国提出了回归亚太战略,这是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全球战略调整之一,也是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个政策。虽然美国方面用“战略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新说法取代了有争议的“回归亚太”一说,但其针对中国的实质不变。迄今为止,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早,也是完整的论述是2011年11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她正式高调宣称美国重返亚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含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政治上开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军事上“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经济上欲主导《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激化“南海问题”,使得东亚地区出现离心化趋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对此战略进行了微调。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应继续加大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共识,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关 键 词: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美关系;外交;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金灿荣(1962- ),男,浙江诸暨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宣佑(1985- ),女,山东烟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黄达(1988- ),男,河北沧州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13)05-0003-(10)
2012年11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中获得连任,并于2013年1月20日正式开启了其第二任期的工作。过去4年,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因此,中美关系未来四年的可能演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毋庸置疑,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对华政策的制定将首先以过去四年两国关系已经发生的新变化为基础。
2009年,奥巴马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入主白宫。这场危机对美国产生了物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的消极影响。首先,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并使其社会矛盾加剧、国际影响力降低;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继续保持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其次,这场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使之自信心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应对危机的事实使国际社会进一步热议“中国模式”的优势及其巨大潜力。上述两个层面的一“降”一“升”,使美国对加速崛起的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便成为奥巴马上任时最为关键的外交问题。
回顾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对上述问题的应对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先拉后打”两个阶段全然相反的策略。奥巴马先是在上任之初肯定了中国的重要性,并提出“两国集团”(G2)的概念,试图以此拉拢中国,以抬高中国地位的方式使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和影响力为美国所用。然而,美方的提议受到了中方的断然拒绝,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用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的话说,即中国不搞所谓的“中美主宰世界”。因此,奥巴马政府随后采取了第二招,即用军事、经济、外交三管齐下的方式高调“回归亚洲”,用以防范中国。可以说,这一战略成为奥巴马第一任期外交方向的主基调,也是美国在其力量下降、被迫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一种战略选择。
2011年11月,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的作者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而文章的名字说明了其引起关注的原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此文发表之后,中国媒体和学界,纷纷将此命名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高调宣示。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并不是由希拉里首次提出。2010年,奥巴马就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增加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希拉里的表态是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具体化和最完整的表述。
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概述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整体战略有机的组成部分。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在未来的十年中,战略重点将是东亚地区,而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要维持其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通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希拉里阐明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三大方面,即可理解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括“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主要措施。
第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的重要作用。所谓“前沿部署性外交”,即将政府高级官员、学者专家、跨国组织工作人员派往东亚各个地区,从而实现美国对于东亚整个地区沟通交流的全覆盖,从而将其影响力无缝式地部署在东亚地区。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就是这一“前沿部署性外交”的具体体现。此次访问是美国国务卿50年来首次访问缅甸。而希拉里此行并不是空手而来,在结束对缅甸的访问之际,她表示将对缅甸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逐步减少或取消对缅经济封锁、旅游限制和进出口限制,并将恢复美缅正常外交关系和考虑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等。[1]而在此前不久,希拉里还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会面,许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新的援助措施,同时商讨南海争议。同时她和奥巴马还分别访问了泰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
第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的重要作用。美国此次对于“多边外交”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参与并主导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要参与并主导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以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从近期美国的行动分析,其“多边外交”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化由其主导的传统东亚多边外交机制。美国提倡积极发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重要作用。在2011年的APEC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演讲中高调表态,其内容涉及人民币汇率、中小企业融资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等问题。[2]问题涉及领域之广证明美国欲将APEC变成东亚各国商讨东亚事务的重要平台并且发挥其作为创始国的议程设置的权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倡导的TPP其实就是其所主导的多边机制之一。美国通过在TPP创设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将美国模式融入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之中,进而为未来稳固和维持其在东亚的地位打好基础。
二是争取在非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外交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积极参加东亚地区国家多边会议,并努力增进与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2011年11月,美国参加了第六届东亚峰会,这也是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此次奥巴马和希拉里同时出席,并且二人在此之前刚刚分别结束了对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和泰国的访问。而此次美国参加东亚峰会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安全领域,尤其是南海问题。由此可见,美国希望通过东盟的多边外交渠道,参与东亚事务,尤其是参与安全事务。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高度重视“前沿部署性外交”与“多边外交”的重要作用,并欲将“多边外交”作为主要的手段,通过整合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机制和非美国主导的东亚多边外交机制,增进东亚国家就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共识,同时,主导东亚国家经济和安全事务的发展。
第三,“美国重返严太”战略高度重视“价值观外交”的作用。希拉里认为,对于美国来说,“价值观外交”具有非凡的意义。希拉里认为美国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宣扬是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战略的基础,同样也是重返东亚战略的根基。因此美国将矢志不渝地推动东亚地区国家政府改革,增加保护人权的力度,提倡东亚地区国家增加政治透明度。希拉里还特别提出,美国将把与越南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与越南人权状况相联系,从而推动越南的人权状况改善。希拉里认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将有助于从内部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同样尊重各国的选择。
其次,就军事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强调进一步加固和维持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同时,寻求新的盟友,即“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
第一,就美国进一步加强和维持与传统盟国的关系来看,希拉里强调强化同盟建立的双边共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共识,保证并强化对于同盟国的安全承诺。同时,加大对于东亚地区的军事投入,巩固与盟国的军事关系。另外就是增加与同盟国家在地区问题上的对话沟通。希拉里明确指出,美国必须保证美国与东亚盟国之间的防御能力以及协调机制,使其能够从物质上和操作上遏制东亚任何国家的战争企图。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对美国实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4月份的美菲军演由原有的双边模式转变为多边模式,日本、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均派人参与了演习。由此可见,美国正在加强其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并趋于整合东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实力。
第二,就美国寻求新的盟友的行动来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重点关注了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美国实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从2012年起,美国将派遣250名陆军士兵在澳大利亚北部驻扎,每半年轮换一次,6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而在新加坡,美国则派遣其新型沿海作战舰,以增加其在南海周边的作战能力。
再次,就经济方面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欲主导TPP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
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开放的亚洲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资、贸易以及获取前沿科技的机遇(Open markets in Asia provide the United States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investment,trade,and access to cutting-edge technology)。希拉里还强调,美国公司对于东亚市场的运用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
因此,在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建立。美国将在原有的由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文莱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与签约国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不久前,尽管日本国内农民反对声重重,日本政府还是表示愿意加入TPP。但是美国此次并没有邀请东亚地区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加入TPP,这说明了美国欲排除中国在东亚的势力,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整合了东盟和APEC资源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目标。
综上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一个集合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多层次的综合战略,因此,美国此次重返亚太可以被理解为是“全方位的回归”。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表明美国此次要“全方位回归”。而美国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现有东亚地区的格局,而这必将影响到作为东亚区域内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而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
(一)“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贸易和经济上的依存度已日趋加深,另外,在反恐、全球公共治理、核不扩散、维持地区和平等政治层面,美国也需要获得中国的大力支持。然而,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例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升值以及中美贸易等。因此,在定位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时,笔者沿用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的“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3]的说法。
总的来说,中美两国政府都认为,中美关系以相互依存为主,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中美的相互依存不断加强。在双边贸易领域,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商务部贸易统计显示,2010年美对华出口额为918.8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2%,占美对外出口总额的12.9%。2010年是5年来美国对华出口额增长最快的一年。①显然,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在增加;在金融领域,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继续增长,已超过9000亿美元,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在投资领域,中国对于美国企业仍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4]。第二,在安全领域内,尤其是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于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依存度逐渐增高。这种依存,不仅体现在美国需要中国对于其反恐战略的支持,还体现在中美就维持朝鲜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半岛地区无核化的合作,尤其体现在支持中美共同推动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的顺利进行。
虽然,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但是,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却存在着竞争。
近年来,美国经济受到战争的拖累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了相当长时间的低迷状态。高额的财政赤字甚至险些在2013年夏天导致了白宫又一次“关门”,由经济低迷所引发的高达9%~10%的失业率甚至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于其自身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在全世界不遗余力推广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质疑。2011年9月以来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这一质疑推向了高潮。虽然从现在来看,在短时间内,美国的霸权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但是,美国正在逐渐失去维持其霸权的经济支柱,这终将导致其霸权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根基——以国家制度和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模式的吸引力遭受质疑。这正在并将持续地撼动美国的地位。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的GDP正在以超过8%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增长。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11年第三季度的GDP增幅达到了9.1%。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后,已位居世界第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制度成功抗击了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的浪潮,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平稳发展。中国的科技和军事也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神州系列飞船和天宫一号的成功“上天”以及歼十战机的横空出世都向世界宣示着中华民族卓越的创新能力。中国模式即“政治集中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多样化,科技创新化”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关注。
由此可见,中美相对实力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相对实力的变化必然带来两国相对位置的变化,尤其是在东亚位置的变化。因此,中美传统模式的竞争转变成为中美对东亚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但是,由于两国拥有着深入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两国都不愿将这种竞争转化为对抗。[3]因此,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就是一种竞争与相互依存之间的平衡。自冷战以后,中美关系“冷热”交替但并没有出现实质性冲突的状态,正是中美维持这种平衡的具体表现。而这种平衡得以维持,主要取决于双方不去触及彼此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底线是东亚的和平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土主权,最主要的是台湾和南海的领土主权;其根本是中国在东亚的发展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发展的根基,而和平则是中国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中的任何过激行为,都将直接威胁中美关系平衡的维持。
对于美国来说,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表述了美国在东亚的三大核心利益,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价值观利益,但这三大利益其实都在指向一个方向——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即不容许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可以对美国在东亚霸权构成威胁的大国。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双方的东亚战略均显示出双方保证了对于对方底线最大的尊重。就美国维护其在东亚的绝对霸权来看,中国东亚战略的根本基调是后发制人,防御为主,维持东亚和平,为中国的发展谋求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明确表明中国无意“威胁”美国在东亚势力。而就中国维护自身在东亚的领土和主权方面,虽然美国对台军售并没有根本停止,但美国对于其最终地位并没有表态,并且也不希望台湾当局有过激行为,即美国既不希望台湾统一,也不希望台湾“独立”。
需要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就像一个连体婴儿,由于两者之间关系过于紧密,两者之间拳脚碰撞的机会也会增多。但拳脚碰撞并不会对彼此的生存造成危机,因为双方都明白,两者相互依存如此之深以至于存在着“两败”则“俱伤”的可能。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继续实施,将有可能导致中美由“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走向对抗。具体来说,“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美平衡关系主要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东海、南海问题”。
在东海钓鱼岛争端中,日本单方面改变法理状态,打破中日默契,这是钓鱼岛问题恶化的原因。而日本敢这么做,一个背景就是美国回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偏袒日本的立场。
就南海争端中各方的行动来看,中国一贯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强调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并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宣言》。而对于美国来说,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维护航行自由被看作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内容。[5]美国在2000年初声称,其在维护南海海上航道安全方面有重大战略利益,因此,出于美国大战略以及与中国的竞争关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明确显示美国欲在保持该海域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作用。从其具体行动来看,美国明显偏袒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6]
自2011年5月南海争端再次爆发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和越南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2011年11月,依据“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对南海问题的存在针对性的军事行动。
其一,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正如前文所述,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宣布了美国将增加在澳大利亚北部驻军的计划。这一行动是美军历史上首次长驻南太平洋地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有的对于澳大利亚驻军包括“空军500人左右、陆军500人左右,海军有1500多人……这些都属于保障兵力,都不是作战兵力,而这次突然进了作战兵力”。[7]
其二,加强与新加坡的军事合作。如前文所述,美国和新加坡正在协商在樟宜海军基地驻扎美国海军的新型沿海作战舰。美国将部署在新加坡的沿海作战舰属于海军舰队中最现代的舰只,适于执行大量任务,它们的设计目的是在近海浅水中执行任务并以每小时40多海里的最高速度行驶。[8]
其三,整合现有的军事资源。这一点主要体现在2012年4月16日举行的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事演习中。此次军事演习,共有4500名美军士兵和2300名菲律宾士兵参加军演,而此次与往年所不同的是,它由往年的美菲“双边”演习变成由多个东盟国家派观察员共同参与的演习,同时2012年的部分演习内容也将首次安排在靠近南海附近的巴拉望海域进行。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首先,美国欲整合其在东亚现有的军事资源,使其具有联动能力。其次,这种整合对南海问题具有针对性。
美国以上三方面的行动不仅无益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反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使得南海问题有走向战争的危险。美国明显偏袒菲律宾一方的有失公平的行为大大增强了菲律宾在解决南海问题过程中运用武力的信心,从而增加南海地区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在近期发生的黄岩岛事件中,菲律宾官方的强硬态度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菲律宾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值得注意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一,也是中美平衡得以维持的重要底线,美国的行为必将触及底线而其结果必将是与中国由竞争关系走向对抗。
第二,美国欲构建排除中国的TPP,同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使得东亚地区离心化明显。
其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次倡导建立的TPP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中国被排除在其创始成员国之外。这体现出美国欲在东亚建立一种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霸权。根据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在组织早期制定游戏规则过程中,如果制定者使规则有利于自身,则当规则制定者在后期参与游戏时,将最大程度地节约其制度成本。而后期单纯参与游戏的个体,由于其对于现有的游戏规则只具有服从权,因此其会承担高额的制度成本。因此,在东亚地区,一旦TPP成型,大部分东亚国家就会选择尽早加入TPP。这在某种层面上,孤立了中国,使得一个东亚区域外大国成为东亚事务的领导者,造成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离心化。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前沿部署性外交”。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在2011年年底高调访问东亚国家,其目的是巩固与传统的同盟伙伴的关系,同时寻找“新朋友”,总的来说,就是要增进其与东亚国家间的互信,把东亚国家拉拢在自己周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拉里在2011年对缅甸的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对缅甸进行访问。其在为缅甸带来丰富的“礼物”的同时,还提出了希望缅甸进行民主政体改革等政治要求。这足以见得美国希望将缅甸纳入美国模式之下。而中缅关系的稳固友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美国拆解传统的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东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使它自己成为东亚事务的主导。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南海问题,造成了东亚的离心化,在更深的程度上是对维持中美平衡关系的两大底线形成挑战。美国在南海周边的行动挑战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而美国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TPP,则又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平衡关系得以维持的经济合作基础进行破坏,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将有可能破坏中美平衡关系。
三、“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局限性与中国的应对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一旦进一步实施,将会对中美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如果美国坚持其在南海问题上明显有失公正的立场和态度,中美之间有可能由竞争走向对抗。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了诸多的局限,这为该战略的成功实施带来了不确定性,这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应对空间。
(一)“美国重返亚太”的局限性
第一,美国军费削减将极大地影响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
美国于2012年年初公布了新的军事战略计划。根据计划,美国未来10年军费开支将减少4870亿美元。而在2011年8月,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中,美国就表示要在今后10年内削减防务开支3500~4500亿美元[9]。而如果国会2012年不就第二阶段减赤方案采取行动,自动减赤机制可能在2013年启动,国防等安全开支将被削减6000亿美元。[10]
由此可见,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复苏中的美国已经无力再拿出如先前一样的资金作为军费。从2011年年底开始的削减军费的情况来看,美军削减军费的数字呈现上升趋势,这预示着美国军事战略将在未来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美国重返亚太”中的军事部署的进一步实施。
第二,美国政府换届将有可能干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持续性。
美国在2013年1月完成政府的换届。而由于奥巴马在第一届任期内,不仅没有按时兑现其竞选时宣布的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同时,国内经济的低迷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这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来说,可谓“雪上加霜”。由此可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将在持续性上面临很大的局限。[11]
第三,美国在其他地区的牵制将分散其施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力量。
近期以来,中东局势逐步趋紧。埃及出事,土耳其内部不稳定,叙利亚国内的动荡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大都源于宗教冲突,[12]而宗教冲突大都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这也就表明中东局势将很难持续保持稳定。而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带来的是国际油价的波动,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近期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与美国正面的对抗,为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增加了难度。同时,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影响。
目前位于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仍高达8~9万,按照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时间表,到2014年,美国才会撤出全部驻阿美军。而近期曝出的驻阿美军的各种劣行使得美国在中东国家的形象再次大幅降低。
综上所述,近期以来,动荡的中东局势、伊朗核问题以及驻阿美军的情况在资源和外交上严重牵扯着美国的精力,分散了美国实施其重返亚太战略的力量。
第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依靠的东亚国家与美国存在战略目标和策略的分歧。
如前文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向东亚全方位的回归。值得注意的是,其外交、军事以及经济战略能否成功实施都强烈地倚仗东亚国家对于美国的支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亚国家无论是在战略目标上还是在具体的策略上都与美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其一,东亚国家奉行的是“经济上依靠中国,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这与美国欲拉拢东亚国家,孤立中国,使美国成为东亚国家主导的目标不符。冷战之后,东亚国家由于担心东亚地区仍然存在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以及领土争端在内的安全问题影响自身发展,由于担心中国崛起后会填补伴随苏联的解体而来的东亚地区的权力真空,因此,大部分东亚国家选择了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加深,相互依赖迅速提高。2010年,中韩贸易超过了2000亿美元,达到2017亿美元。[13]现在,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国。就日本情况来看,在2006年中国占日本的进口份额首次超过美国位居第一以后,截至2009年,中日已互为第一、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则体现得更加明显。2000年到2007年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以26.7%的年增长率增长,2007年达到171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日益成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东亚国家这种“两面下注”的行为使得其不可能坚决支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其在战略上与美国的分歧,必将严重制约“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其二,美国与东亚国家在策略层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主要体现在TPP的构建和运转上。美国经济低迷的现状使得TPP内在动力不足。另外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一致的刚性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导致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受损,因而TPP无法得到全部东亚国家的支持。
(二)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
如前文所述,如果“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获得进一步实施,中国的国家利益将可能受到威胁,中美平衡关系也将遭到破坏,因此,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国应保持高度的关注。但同样如上文所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制约,这也就大大削减了其效力。因此,对于这一战略,中国不必要过度紧张。
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四年”开始启动。在重组了外交新班子(由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由雅各布·卢取代盖特纳成为财政部长、由查克·哈格尔继任帕内塔的国防部长职位)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包括亚洲政策)风格也为之一变。笔者看来,这种外交风格的新特点主要有三个:其一,美国外交在近期开始趋于柔性化,这与前任国务卿个性鲜明的对外姿态形成了强烈对比;其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开始回复平衡,改变了近三年来突出亚太的倾向,这一点体现在克里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欧洲中东九国、并于此后3个月内两度再访中东的一系列动作之中;其三,美国的亚洲政策开始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调整趋势。鉴于第三点与其对华政策紧密相关,笔者将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可以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初始阶段的亚洲政策依然大体延续了2010年以来“回归亚洲”的主基调,但其正在着力修正这一战略在第一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因而,近几个月来美国“回归亚洲”的战略在具体政策调整上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首先,为避免国内歧异、减轻本地区国家(主要是中国)误解以及安抚其他地区盟友,奥巴马当局对亚洲政策的定位不再是“回归”、“转向”(pivot)等容易引起争议的描述,而是采用“再平衡”(rebalance)这一较为周全的表达。其次,美国开始注重与中国加强沟通,以减轻过去三年来形成的“互信赤字”。例如,从3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伯恩斯和多尼龙等美国政府高官“排队”访华,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对于加深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了解并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愿望。更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打破既定日程安排提前3个月进行中美首脑会晤、决定邀请习近平主席于6月7日访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美方急欲加强两国沟通,以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7月10~11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五届战略与经济对话,非常有成效。再次,美国开始对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借美国进行“再平衡”之际趁机渔利、进而引发地区动荡保持警惕,特别是美国近期对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警告的做法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目标。此外,美国在亚太地区由此前过分强调军事合作逐渐转为强调经济合作(如TPP的规范作用)、白宫开始在外交上重掌主导权等新变化也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
在分析了近期美国亚洲政策所呈现出的三方面新特点之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上述所有调整背后的深层决定因素是美国对华态度的进一步转变。2012年中共十八大完成中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显示出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这是中国在过去10年间国力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尊敬。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更具进取心的趋势,美国抱持着既欢迎又怀疑的心态:一方面,美国希望在解决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主动加强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广大非洲国家的合作心存担忧。在以上几种复杂心态共同作用下,当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审慎性,它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符合美国“规范”的合作伙伴。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期待”有四点:其一,希望中国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制内而非另起炉灶(例如,美国对中国关于“欢迎美国回到亚洲并成为亚洲发展的积极力量”、“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等表态持积极态度);其二,希望中国能在诸如反恐合作、人道主义救灾、粮食安全、环境问题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问题上作更多贡献;其三,希望中国能在解决阿富汗、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作用;其四,希望中国表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朝着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方向努力,以寻求战略双赢。
在美国对华态度出现新变化以及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之际,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正当其时。此次“习奥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将会为未来4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7月10~11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落实了元首共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总之,在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是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应当努力探求的目标。[14]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美大司三处,商业部网站数据库,2011年2月21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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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又想在新加坡派驻作战舰[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11/20/c_122307678.htm.
[9]盛情.美国防部长:削减军费不能以削弱军力为代价[EB/OL].央视驻外记者网站,http://bureau.cctv.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4781,2011-10-14.
[10]美防长称美国即使削减军费仍具世界最强军力[EB/OL].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1/2337454.html,2012-01-09.
[11]希拉里重申无意连任,从未关注共和党竞选辩论[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1-28/3624580.shtml.2012-01-28.
[12]吴晓芳,李绍先,殷罡.叙利亚,我怎么对待你[J].世界知识,2012(5).
[13]中国商品网援引商务部驻韩国经商参处数据,http://ccn.mofcom.gov.cn/spbg/show.php?id=11703.
[14]王逸舟.创造性介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