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往30多年超常規高速增長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
有人認為是由於長期犧牲消費。不錯。過往三十四年，中國GDP中的消費占比約59%，投資占比約38%，相比常規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消費占比確實低了，投資占比確實高了。然而，消費規模或消費水平的增長也是令人驚異的。同一時期中，中國社會消費總額從1979年的2千多億元，上升到2011年約23萬億元。以1990年不變價計，則年均增長率高達9.0%；按人均消費計算，年均增長率約7.9%，這一水平在世界各國中應該是名列前茅的。
也有人認為是因為過度投資、浪費資源。不錯。如上所說，中國的投資率平均高達38%，不但顯著高於西方發達國家，也超出東亞儲蓄率較高的經濟體。但是，高投資帶來的是高增長，而不是高浪費。衡量投資回報效率最簡單的綜合指標是資本產出比，即每新增一元GDP所需要的投資，按此指標來看，中國的表現並不差。改革後頭十年，資本產出比為3.38，近十年資本產出比為4.10；橫向比較，這一數據並不高於一些發達國家，美國自1965年至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更是達到22.64。日本從1980到2010年的此本產出比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達37.16。縱向來看，中國資本產出比雖然在提高，但並非過度投資所致，而是國家重型工業化和大規模城市化這一歷史進程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律的反映。隨著這一階段的深入和第三產業的成長，資本產出比例將趨於穩定或微降。
還有人將中國快速增長歸因於人口紅利。的確，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所包含的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但更為重要的是幾十年來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提高。而造成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原因，主要來自技術創新，尤其是產業裝備水平的提高。那麽，有多少新的產品和部門是改革開放以後的產物？有哪個國家以這樣的規模和速度建成如此完整的現代產業體系？就工藝而言，中國製造的水平和製造效率的提高世所公認。從單位發電的煤耗、單位鋼鐵的電耗、單位水泥的能耗、主要工業產品的消耗，乃至單位發酵產品的酒精消耗等等，都在持續顯著下降。時至今日，中國即使在全球科技的前沿領域，也正銳意進取，穩健攀登。
顯然，中國發展奇跡既非依靠壓低消費，也非粗放低效。那麽它的原因何在？
中國特色體制的四大支柱
筆者認為，中國發展奇跡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體制，一個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與企業的創新活力三者有機結合的新型經濟制度。
具體而言，它有以下四大支柱：一是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形成了三大市場主體；二是國有企業的資產資本化，形成了國有經濟的戰略制高點；三是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分級資產負債管理體系，形成了超越西方公共財政的復合型國家理財；四是通過把國家頂層發展戰略、中期發展規劃與產業政策和短期宏觀調控相結合，形成了分層整合的國家發展管理體系，從而超越西方常規市場經濟中的被動式宏觀干預。這些特徵性制度安排的形成與演進，標志著中國已初步形成一種與西方常規市場經濟有著系統性差異的、新的經濟制度類型。而上述四大支出共同發揮作用，為中國經濟的超常規高速發展提供了戰略方向與體制基礎。
競爭性地方政府與企業投資水平
競爭性地方政府的發展管理有效地提升企業的市場行動能力。由於分稅制與地方分權，地方政府成了轄區經濟發展的直接組織者與受益者；由於地方間橫向競爭，地方政府又必須在實踐中學習管理發展。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既是國家政治科層中的一個層級，又是具有投資與發展功能的市場競爭主體，從而成了維護市場（Market-preserving）的學習型組織。
其積極作用包括：1、通過地價/稅收優惠及投資引導與補貼等招商、助商方式，構建了某種“投資激勵體系”，直接降低企業資本形成所必需的創業投資規模，進而引致企業邊際投資效率提高。而企業投產後形成的增值稅、所得稅、個稅等直接財政收入，加上就業增加和商務關聯活動的擴展及其對地方商業、服務、房地產的推動等間接效果，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超越傳統意義上的財政補貼，成為對企業未來收益分享權的某種投資；就是說，這部分財政收入不再是簡單的稅或費，而是投資帶來的收益。這樣，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通過創造未來收益，具備了可持續性。
2、通過提供類似西方企業“總部服務”的助商活動，幫助企業顯著降低市場交易費用。科斯所說的交易費用主要指企業與企業之間打交道所涉及的成本，比如信息、研究、合約的談判、簽訂和執行過程中的各種費用。而實際生活中，企業與非企業主體（如居民、NGO組織、媒體、政府部門等）打交道所牽涉的困難更多，達成協商解決的難度更大，這也造成了西方國家許多基礎項目往往拖延十幾年乃至幾十年才能上馬建設的局面。但在中國，由於地方政府的介入，對項目立項、審批、徵地、融資、基礎設施配套乃至人力資源安排等方面起牽頭推動之職責，從而能更有效地解決企業-非企業之間的交易協調問題，大大提高效能、降低交易費用。
總之，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中，不僅有競爭中的企業著力創新、謀求發展，構成資源配置的微觀主體；還有競爭中的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多種方法，構造了可持續的“投資激勵體系”，降低企業投資創業的投資成本，從而提高企業均衡投資水平；並通過提供類似“總部服務”的職能，幫助企業降低廣義交易費用，突破部門官僚主義的障礙，造就了中國經濟中企業界的超強投資驅動力。可見，地方政府的發展謀劃協調不僅沒有抑制市場活力，而是提升了企業的市場行動能力，體現了政府與市場共生互補的良性互動。
3、通過推動協調行政審批幫助企業解決“部門官僚主義”的困擾。針對市場正常運行要求，安全、環保、公平秩序等各類監管性行政部門應運而生。因而“部門官僚主義”也就成了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西方發達國家近幾十年推動公共部門改革旨在緩解這一問題，但收效有限；而發展中國家則普遍表現為行政低效與貪腐並駕齊驅。中國由於地方分權，將地方領導人轉變為自主發展的主體，地方政府成了企業家突破部門官僚主義的夥伴。而地方領導與中央部門官員之間具有經歷、經驗、話語諸方面的共同性與職位可互換性，使得其可以比企業家更有效的化解部門官僚主義。這是中國項目投資的審批效率大大高於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原因所在。
但是，企業超常投資在提高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也必然帶來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在正常市場環境下，必然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要避免生產過剩，必然需要創造額外的宏觀需求，而這就涉及中國中央政府的戰略拓展功能了。
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為國民經濟成長打造了支撐性環境
西方政府除了法制與產權保護等公共服務及物品的提供，主要職能就是通過財政與貨幣政策實施宏觀經濟干預。但中國面對的是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國家領導層必須為長期經濟發展負責；而在現代世界各國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條件下，意味著必須有國家參與世界經濟體系的戰略決策；又因為國家面對體制改革與工業化發展的全面變革，意味著必須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尋求必要的平衡。
為此，中國逐漸建立了長期戰略與短期政策相結合的國家發展管理職能，比如打造長期發展戰略願景，制定中期發展規劃與產業政策，實施短期宏觀調控、市場干預與漸進改革等等。這標志著中國的國家經濟職能大大超越了西方過去的“守夜人”和被動式宏觀調控者的角色定位。毋須諱言，在產業政策、短期宏觀調控及市場乾預等具體操作層面，存在著諸多失誤與需要解決的機制與流程問題；但是也應看到，中國過去30多年的國家戰略目標，從翻兩番、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其明確性、堅定性與連續性有目共睹，這些戰略目標的落實與實現程度更令世人震驚，可以說已經超越世界上任何政體形式的任何國家！
就上述解決過剩產能的大問題而言，正是由於中央政府審時度勢，及時抓住全球化契機，剋服重重障礙果斷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才能有效吸納了美國消費赤字、財政赤字、貿易赤字所提供的“國際超級購買力”，從而為中國經濟的超常投資與增長創造了額外市場，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得以避免常規市場經濟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在1994年後的近二十年中持續高位運行，締造出超常規增長與超低經濟波動並存的奇跡。
本人研究揭示，中國經濟三十四年高達9.8%左右的年均增長中， 大約7%來自市場經濟常規經濟增長，其餘2.5%則源自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所引發的超常增長。這2.5%左右的超常增長意味著什麽？它意味著，假如在過去三十四年中，中國像印度那樣選擇常規市場的均衡經濟增長路徑，那麽，就會失去每年2.5%的超額增長， 2012年的中國GDP總量就不會是51.9萬億人民幣，而會是低於25萬億。
但是，在各級政府參與推動的高速增長中，不也積累了巨大的地方政府債務嗎？這些債務是不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面臨的巨大風險？這涉及到對中國財政結構與功能的定位。
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管理實踐
現代西方公共財政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收入與支出管理。但中國還存在國家的資產與負債管理。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政府必然需要介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投資引領；上述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體系形式上是財政優惠補貼，但卻產生出未來收入流或生產性資產；而國企與國資的存在也是中國財政體系必須包括的內涵；更為要者，未來城鎮化中數千萬畝土地從農用轉為城市工商用地，期間蘊含著天量的“土地價值原始增值”的合理分配，肯定也與中國財政結構息息相關。上述各種生產性、基金型資產的存在，必然會有對應的負債，及相應產生的收入與支出。簡言之，除了公共服務型的收支，中國又有建設發展方面的資產-負債和收入-支出。因此，中國財政必須是同時囊括收支損益核算、資產負債平衡與現金流量管理的復合型體系。
目前，普查地方政府負債規模非常必要。雖然有資產就必然會有負債，但資產負債率的控制必須到位。從全國而言，目前的負債率肯定還在合理範圍內；但問題核心不是負債數量，而是風險管理機制。這方面既要改革，更多是要建構，急需研究變動中的現實，提煉理論與政策，引導中國新型國家財政體系的形成與完善。
如何改革現行三維市場體制問題？
現行三維市場體制的問題何在？如何改革？
目前有關這方面議論很多，擇其要者，分析如下：
其一，國企“所有者缺位”和壟斷經營。確實，大型國企沒有明確的真實所有者，所在行業也不存在經濟學意義上的充分競爭。但是，二者皆非國企之過。就所有者而言，今日美國財富五百強企業的主要股東基本都已變成由共同基金、養老保險基金、社會公益基金等機構投資人形成的“替身所有者”。因此，中國央企與美國大型企業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所有者缺位”，而在於替身所有者的不同：美國為各類投資機構，中國則是國務院國資委。故效率比較的關鍵在於，國資委與市場性機構投資者之間，作為替身所有者，誰更有效？顯然，在實踐檢驗之前，簡單地用“所有者缺位”否定國有企業，是沒有根據的。
就壟斷經營而言，同樣是經濟規律使然。現在央企所處的主要行業，舉凡能源、航空、鐵道、電信等等，國際上也都是少數巨型企業之間的寡頭競爭。既然是寡頭競爭，行業利潤自然高於自然競爭的部門，區別只是在於這種較高的“壟斷”利潤歸誰所有？如果通過健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與國有資本的預算制度，那麽資本化的國有企業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權依托。
故國企改革的出路不在私有化或完全競爭，而在於實事求是基礎上的自主制度創新，比如國有企業的資產資本化，國有資本管理方式的社會化、權益化及年金化；再比如選擇性開放行業準入、增加不同所有制企業加入競爭形成壓力；還有重構公司治理機制，實施總裁團隊的職業化與市場化等等。
其二，政府過大。其實，如果和現實中西方大國的政府比較，中國政府規模是否過大？雖然媒體言論對此不容置疑，但是實證研究表明，現實正好相反，中國公務員相對規模顯著小於國際平均水平，尤其低於發達國家水平。
而且，在全球化的現代產業體系下，古典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小政府也根本無法存在。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要求國家級的戰略領導和管理部門；現代市場秩序的維護，需要環保、安全、質量、資源、城管、網管乃至新聞等諸多方面的規制與監管機構；現代城市化基礎上的公民社會的運行，又需要民政、教育培訓、醫療衛生等社會公共服務；而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必然要求專門的收入再分配及其配套的社會福利部門。
總之，現代政府必然是相當規模的正規組織。中國政府的問題與其說是規模過大，不如說是效能與廉政水平亟待提高。
其三，官員腐敗。在用公共收益權設租尋租、用合法傷害權攫取私利、用助商的管理服務換取灰色收入和官員家庭直接經商等多種形式的腐敗行為中，危害最大者當是官員家庭直接經商。一旦處理不當，將導致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泛濫。因此，解決腐敗問題實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否最終走向成功的關鍵所在。
但是，考慮到中國兩千多年官本位的傳統及人情社會的歷史背景，腐敗問題很難通過一兩次大規模的運動被解決。寄希望於西方式“憲政改革”無助於事，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巨型國家中，西式憲政的黨派競爭極易釀成狹隘利益集團的泛濫和僵持；不但解決不了腐敗問題，而且可能導致政府體系的運轉失靈。相反，廉政程度較高的新加坡則是依靠自主的制度創新，建設起適合本國國情的反腐體制。故中國廉政建設的出路在於政府再造，通過實事求是的持續自主創新，逐步打造切實有效的中國式廉政管理制度。
其四，環境污染。解決環境問題確實已迫在眉睫。但應看到，污染是現代產業經濟體系的內生問題，污染的程度取決於環保標準及執行力度。而標準的背後則是企業裝備的投資和運行成本問題，故發達國家也都經歷過先環境污染、而後加以治理的歷史過程。
以中國今日的發展水平，提高環保標準，降低污染程度，盡快恢復生態環境的質量，確實已是當務之急。目前的問題主要是環保標準的殘缺、偏低、滯後，執行過程不力，罰款代替治理。因此，環境保護靠不了自發的市場力量，還得通過政府改革，實施環保部門的組織和業務流程的改造。
其五，市場失序。誠然，從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市場詐騙、到徵地糾紛、群體上訪等等，確實表明中國目前的市場秩序令人擔憂。但是，問題在於，哪一個國家在快速工業化的經濟轉型階段沒有經歷過此類困擾？進一步市場化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顯然，這些由市場經濟產生的問題，無法依靠市場本身解決；出路只能在於法治與市場規管。而目前這些問題持續存在，根源不在市場規管本身，而在於市場規管失靈；解決市場規管失靈，只能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六，收入差距過大與收入分配不公。從衡量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來看，由改革初期的0.317升高到目前的0.474，雖然並不高於美國、巴西、俄羅斯等大國，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應該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比如將基尼系數降低到發達的中等規模經濟體的水平。
不過，自2007年由勞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實已經在改善當中，說明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推動下，市場機制的自發調整能力。其實，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更大力量，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其來源一是財產占有的不平等，二是權力介入收入分配。因此，收入分配的改善不可能完全依靠常規的市場經濟的力量。應對之道，除了大力抑制權力性收入，也必須矯正財產權過於集中所導致的分配不平等。而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國有資本和國家理財的存在，為抵消財產權對收入分配的負面作用提供了獨特的優勢。
綜上所述，目前存在的各種弊端與問題，或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伴生現象，或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內生結果。故這些弊端的剋服和解決不可能完全通過進一步市場化；解決目前弊端、釋放新的制度紅利，也不需要改變業已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真正需要的是，實事求是地總結過去，理性地認識現行體制和常規市場經濟兩者各自的利弊，持續進行自主的體制創新。我認為，如果說前三十多年改革的主題是解構計劃、創造市場的話，那麽，下一輪改革的主題就是政府再造，通過政府部門的組織優化和政府業務流程的變革，建構市場與政府共生互補的新型市場經濟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