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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中国道路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

18/10/2013|厉以宁 | 中国企业家网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分四个问题讲: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成绩和局限性。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兴起,当时研究的主要是亚洲、非洲,后来包括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摆脱过去殖民地或附属国地位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张培刚先生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被公认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发展经济学当时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如何解决资本、技术、人才、就业、农村等难点问题,这里涉及到制度的调整,但主要是从传统体制过渡到资本体制,他们主要是研究农业在工业社会的过渡,也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了几个问题,都是从摆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体制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因为他们不曾涉及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正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后面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二大问题,中国的双重转型,就是发展转型体制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是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单独谈发展转型,那是困难重重。因为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是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容易摆脱传统体制转向资本主义体制。计划体制就不行了,既要体制转型,又要保持资本主义,全世界没有先例体制转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发展转型有极大的制约,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农业社会难以真正走向工业社会,在农业基地化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农民依然贫困。摆脱传统体制相对说来要容易一些,摆脱计划体制束缚要困难得多。所以中国的双重转型叠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双重升级,体制转型也要升级,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再就是作为中国的转型,前提就是思想解放、理论解放。这就使人回想起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怎么转型?没有先例,根据中国的经验,计划经济链条是对薄弱环节突破的。什么是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农村、农业、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的承包制就开始了。农村承包制开始是一个突破,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权,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劳动力多余,于是第二个改革跟着就出现了,也是在农村,乡镇企业兴起,利用农村多余劳动力,自己去寻找工厂下脚料,特别是自己打开销路。这就是当时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在农村,所以80年代前期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一些穿着西装的农民,打着领带,拎着大包小包,坐长途汽车,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都是乡镇企业推销员,带着自己的产品,带着样品去推销。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新市场——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当时的计划体制就这样开始动摇了。
1980年,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就出现了经济特区,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和内地不一样。内地还是计划经济,内地只有个体工商户。深圳开始雇工超过七八个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始产生。农村承包制的推动,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国体制转型最早的试验,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头。从此中国的经济就不能再平静下来了,改革就是这么突破的,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开始。所以中国发展经济实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全世界是创造性的,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和西方发展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研究的是从传统经济体制走向资本主义体制,我们研究的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制度是不变的,制度可以调整,但是不变的。
可以看到,没有先例就需要探索,既然探索,用当时的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和后来提出来的顶层设计是不矛盾的,因为它们更有实用范围。任何改革初期都要试点,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是试点成功之后开始推广时需要中央做主决策,这样才能全面推广。
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介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经济学家是积极介入中国双重转型的研究,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么多经济学家,都在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发展转型,争论体制转型、二元结构的转型。这打破了过去长期的经济学界争论的为中国经济增添活力,每个人都在各抒己见,都在探索之中,没有先知先觉者,大家都在探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使中国经济学发展起来。
当时的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都投身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因为中国的发展是特殊的,双重转型的发展,双重转型的叠加。但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是成功的,作为双重转型问题成为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改革使大家生活上起了变化,所以不可能倒退。传统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传统体制的摆脱,因为资本主义比它优越,前资本主义没有发生过倒退的现象,但在中国如果不是经济学家来积极建议,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的改革可能是停顿的,过一段就停下来,所以倒退是不可能的。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经济学家纷纷去世,直到最近于光远先生去世,但中年经济学家已经步入老年阶段,当年的年轻经济学家也进入中年,但更多的青年经济学家加入研究队伍,所以经济学的讨论、探索还在继续,因为中国双重转型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中国道路的成就并不在于在国外发表多少篇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中国大量的发展问题是国内来看的,中国经济学的积极贡献反映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成就。
第四个问题讲中国经济学积极的贡献时,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够研究这么透彻的中国问题,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但中国的经验未必都是成绩,中国人的道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发现问题也蕴藏着积极性,这是自发的。人都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的愿望,中国经济学家写了多少没有发布的内部报告,正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贡献,国外发表文献不解决中国问题。民间积极性的发挥是靠改革的转型发展起来的,因为改革与体制转型不一样。中国仍然在走自己的道路,国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
三个层次产生了红利,一个是原有的资源红利,包括廉价劳动力,包括丰富的土地,或者是比较丰富的矿产,这都是原有资源的红利。这在改革初期有,但以后这些红利就逐渐消失了。第二个红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模式,体制要跟着改,要释放出新的红利。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个成立。再一个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这个红利真正是体制代表的,这是最大的红利国外唱衰中国,之所以不符合实际,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他们的偏见早就有,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最近我由文化部派到德国、西班牙两个国家去讲解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都不了解,所以他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走自己的路,靠自己来建,自己来创造。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因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升级版光有发展转型不够,光有体制转型也不够,二者重叠才是中国改革的希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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