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洲将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权力从西向东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未来亚洲将成为世界的领袖。美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基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认为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大国都未能获得在本地区成为领导者的足够合法性，它们的大国雄心与参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冲突。他建议，亚洲各大国可以通过更多参与地区论坛做好准备，以便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包括气候变化、能源、流行病、非法移民在内的诸多全球问题都根源于亚洲。通过在地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联合治理，亚洲大国可以制约其竞争对手，得到邻国的支持并获得相应技能。这种技能可以使亚洲大国以领袖的地位和实力，在全球治理中做出重要贡献。本文发表于英刊《国际事务》2011年第4期，原题为《亚洲能领导世界吗？21世纪的大国雄心和全球治理》（Can Asia Lead--power ambi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关键词：
2007年，印度籍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暴力及全球分配不公等等——带来的挑战，在如何治理、尤其是避免不当治理方面，亚洲是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来充当全球意见领袖？”
关于亚洲崛起的著述已经非常丰富，但亚洲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却鲜被提及。确实，随着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的提升，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为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许多亚洲国家都日益要求在更多国际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但这些现代亚洲国家在建立之初，其开国领袖却都只关注推翻殖民统治、摆脱西方控制、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平等问题，他们中许多人也寻求从西方获得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当时，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性看法应该属于所谓的“防御性主权”观念。
然而，如果说世界权力中心向亚洲转移是铁定的事实，该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亚洲国家就理应适时转变其处理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方法。譬如，有些人就会提出亚洲国家应该利用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争取分享领导权，而不应继续奉行“防御性主权”的外交政策。可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亚洲大国——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竞逐全球性领导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更关心自身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合法化（利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而非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亚洲大国渴望被当作全球性大国并获得相应对待，但它们对参与全球治理却又犹豫不决，贡献有限——这两者构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这是当今全球治理面对的主要挑战。这一问题因下列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政治实用主义”思想日益影响中国、日本和印度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都面临资源约束，其中中国面临的约束在程度上稍弱；印度和中国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拥有相同的历史遗产，二者同属所谓的“第三世界”；日本参与国际事务时则面临政治上的限制；在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上，三国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赤字”。
亚洲地区极为多元化，关于其界线并无共识。并不存在关于亚洲的唯一定义，亚洲也不拥有统一的声音或者身份认同。如果要说存在亚洲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某种定义或者贡献，则可能是以偏概全。亚洲各国元首所表达的其实都只是各自国家的观点。此外，对于亚洲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亚洲各国也还缺乏理论思考，虽然亚洲国家有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提高亚洲的领导力，但对于全球治理问题，它们缺乏一致的、连贯的亚洲式思考。欧洲的知识界和决策层在津津乐道于欧洲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全球规范制定者”角色，可是关于全球秩序，亚洲连集体和地区性的想法都尚未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国际秩序以及自身国际地位的想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该国或该地区内外的形势发展不断成型或被重塑。要对任何地区的这类想法的转变作出预测和解释都不容易，特别是在亚洲这样急剧转型的地区，其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巨变，这种预测、解释就更为困难。举例来说，冷战刚刚结束，中国、印度和日本各自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既折射出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实力和政策的变化，也折射出国际时局变化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印度抛弃了传统的不结盟政策，有些人甚至认为印度完全偏离了尼赫鲁的战略。中国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信条，转而采取一种可被称为“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观。日本对国际秩序及自身国际地位的看法也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对其外交政策和安全框架具有重大影响。
一、历史背景：“因循守旧”的日本、“修正主义”的中国以及“权变”的印度
要研究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理想的起点是从亚洲三个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正在发生转变的自我形象与“国家角色构想”着手。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包含自由主义要素）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各国及其领袖的世界观。现实主义派学者将国际关系视为国家间的利益角逐游戏，认为永远存在战争的可能，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想/自由主义派学者则乐观地认为，通过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共享的民主治理，国际冲突可以得到化解。可这两个概念都源自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不能真实反映亚洲领导人（或“自行其是”或兼收并蓄）的观点和战略。比如，印度的尼赫鲁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但他的世界秩序观与威尔逊创立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很大的相容性。缅甸领导人昂山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但却致力于捍卫亚洲的经济依存和地区一体化。虽然一些分析家提出，现实主义极可能是亚洲领导人作出决策时的主导性思维模式，但这并不阻碍亚洲国家在全球层面——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面——参与多边合作，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亚洲最为杰出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战后的国际秩序其实是“欧洲国际社会”的延伸，由西方以绝对优势所主导。因此，要研究针对国际关系问题的“亚洲式思维”，对战后亚洲各国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进行评估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虽然前人对亚洲国家间的同质性多有描述，但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亚洲各国的立场其实存在明显差异，可将它们分别概括为：融入式（Conformist）、修正主义式(Revisionist)以及适应式(Adaptive)。
战后的日本体现了典型的融入式态度，也是第一个通过模仿西方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凭借其经济成就和军事实力，在明治时期就被欧洲有限度地接纳为“文明国家”，后来因其意图称霸亚洲才转而发生对抗。战后的日本尽管保有鲜明的文化及政治风格，学术界百花齐放，但其对国际制度体系仍采取一种融入的姿态，吸收西方的观念、规则和法律，并成为西方金融体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日本也许算不上是一个“好好先生”，但它绝不是、也从来不是那个“可以说不”的日本。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共产主义中国是引领亚洲的修正主义类型的国家，在立场上处于另一极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也曾是一个融入者，但到了共产主义中国，情形发生了转变。中国史专家陈兼认为：“从建立伊始，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就通过质疑、否认‘国际关系标准’的合法性，对西方霸权——特别是美国——提出挑战。”
印度的立场则处于中、日之间，可称之为适应式态度。尼赫鲁排斥欧洲式的国家政治学，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协会”，要承认各国的实质平等。但尼赫鲁对西方霸权的批判以及在亚洲建立反西方阵营的尝试，都未得到实质发展。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尼赫鲁为主要组织者）和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尼赫鲁为联合承办人）上，尼赫鲁的立场都相当中庸。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亚非地区联盟，虽然此前尼赫鲁一直倡导亚洲统一并维护共产主义中国，但还是对周提出反对意见，他坚持捍卫联合国的地位。尼赫鲁的“不参与”理念（这一理念日后被发展为“不结盟”原则）本质上是西方的“不干预原则”的变通和延伸。
相比中国和日本，东南亚国家当时的窘境和地位与印度更为相似，它们总体上接受当时能保障其国家独立的国际秩序，特别是那些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外交相互依存、维护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规则，但也有两个例外：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哈诺执政时期的印尼曾经退出联合国，走过一段很短的修正主义道路；二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越南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缅甸的昂山和吴努总理是接受西式国际规则的早期典型，晚近的东盟以这些规则为基础建立了地区性国际联盟。
亚洲主要国家针对当时国际秩序的立场差异，表明亚洲内部对如何治理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存在较大分歧。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文化和政治优越感，这使其迫切寻求建立“东亚共荣圈”。虽然当时日本对西方取得的军事胜利鼓舞了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但日本试图建立一个排外性的政治经济区域联盟的提议，却没有引发类似影响。昂山因此认为：“新的亚洲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军国主义的日本所寻求的共同繁荣圈，不应该是新的亚洲门罗主义，也不会是帝国主义或者货币联盟。”
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秉持的信条有很大差异，其中尤以中日之间的分歧最为突出。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道路竟与社会主义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却与同为民主政体的日本大相径庭。亚洲三个大国的分歧导致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该区域的领导者。二战的结束宣告了日本建立“东亚共荣圈”这一企图的破灭。从1947年到1955年，亚洲的主角是民族主义下的中国与尼赫鲁思想下的印度（属于竞争关系）或说印度与共产主义中国（更像合作关系），虽然二者都推动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多边联盟，但谁也没有成功。最终，一小群东南亚国家因惧怕亚洲大国主导地区事务，而在1967年组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该组织能幸存下来，恰恰因为它不为亚洲三个大国中的任一国家所领导。亚洲三个大国未能有效领导亚洲建立切实可行的区域性制度，导致东盟成员国整体获取了区域主义的领导权，这种情形从此成为亚洲区域治理的一个典型特征。
这种情况如今是否改变了？冷战结束，亚洲各国普遍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诸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这样的多边地区组织不断涌现，这两个事实已经有效消除了“融入—修正主义—适应”之间的分裂。如今，日本、中国、印度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对如何发展经济，不存在根本分歧。印度（通过摒弃尼赫鲁式的不结盟政策）和中国（通过摒弃毛泽东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也向日本式的融入立场靠拢。从这一角度讲，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三个强国都可被称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持力量（“维持现状”国家）。亚洲各国普遍接受了东盟倡导的地区多边主义。
虽然亚洲各国针对全球秩序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但它们在全球治理、全球性机构改革方面还缺乏共识。有些人认为，印度和中国同时崛起，各自又分别摆脱了不结盟政策和社会主义思想，两国可能因此面临更多竞争而非合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印度如今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的确类似：二者都是踌躇满志的超级大国，都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都意图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并且都可能在处理国际纠纷中诉诸武力。现实主义者认为，21世纪的亚洲显然陷入了日趋紧张的地区安全困境，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所经历的情况不无相似。
此外，对于民主制度、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亚洲国家至今仍存在不同见解。虽然亚洲各国领导人都开明地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国际性（包括区域性）组织是区域治理的有用工具，但对于民主制度的作用，它们却存在深刻的认识上的分歧，民主制度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使其停滞不前？民主制度对亚洲国家是否适用？民主制度能否成为增进国家及地区稳定的力量？民主制度是否是解决暴力、动乱的良方？对于这些问题，见解不一。
二、大国雄心与全球治理
在中国，政界和学术界正兴起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论思考。中国研究国际关系，主要是想把中国塑造为推动国际秩序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努力使中国的崛起合法化。这并不奇怪，面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上取得的惊人增长，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充满忧虑，但其对日本和印度在这方面的忧虑却相对较少。
中国最初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表述为“多极化”。但到了1991年，美国对伊战争取得胜利和所谓的“单极时刻”的出现，使“多极化”理论的热度消退，一些中国学者旋即认为世界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国的政界和学术界（两者通常密切相关）同时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否认中国崛起将激发权力转换的动荡，否认中国崛起会引发中国与美国及其他“维持现状”国家的战争。在中国学术界，有人开始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说”，其理论根据部分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附属国制度和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这一理论框架。“天下”这一概念强调“和谐”，胡锦涛主席将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定义为“共同创造和谐世界”。
中国虽然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但却无意扮演领导者角色。这是邓小平时期中国“韬光养晦”政策的延续，部分原因还在于中国尚缺乏领导经验，害怕激起其他国家的敏感反应。
当中国纠结于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力时，日本的国家角色定位、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在“正常国家”概念下得到重新定义。日本民主党领袖小泽一郎1993年在《新日本蓝图》一书中，借助“正常国家”这一概念宣称日本有权利恢复使用武力，尽管他表示日本依然支持联合国的制裁措施。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年至2006年），日本为“国家正常化”所制定的目标赤裸裸地暴露出其战略野心：应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缩减军力造成的风险，对抗中国崛起及朝鲜日益增长的威胁，提高日本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中的参与度。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意图成为“正常国家”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如果日本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使用武力，有助于维和、反恐及打击海盗，为解决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问题做出贡献。日本学者猪口孝认为，治理的全球化要求“敏锐、灵活的领导人必须能时刻关注国内时势，同时能从全球视角作出当机立断的决策”，因此，日本必须打破战后宪法的限制。
2005年，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宣称日本是亚洲的“思想领导国”。日本是促进亚太地区合作的先驱。早在1993年，日本就建议将东盟部长级会议发展为实现多边安全合作的平台，也即后来的东盟地区论坛。日本对区域经济治理的贡献更为显著。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置身太平洋共同体运动的前沿阵地，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正是由于日本的投资、援助，太平洋沿岸的部分地区实现了“经济奇迹”，实际上也促进了区域统一。1997年，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有人将其视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挑战），虽然因美国强烈反对，日本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却表明日本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拥有兴趣。
猪口孝称，日本“在诸多全球治理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规则制定者，不再是规则接受者”，他指出的这些领域包括协调人权争议、建立跨国商业交易的规则和标准、和平利用核能等。但日本在这些领域不太可能为全球治理结构提供根本性的见解，它仍是一个融入式的维持现状国家。
印度总理辛格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虽然辛格并未将印度鼓吹成新兴的世界超级大国，但在2010年11月的一次德里之行中，同其前任小布什一样，奥巴马更加明确地表示美国要为印度实现其目标提供支持。
冷战后的历届印度政府都从未正式采纳过不结盟政策和尼赫鲁主义。印度分析家C.拉佳·默汗（C.Raja
Mohan）2003年在其《渡过卢比孔河》一书中提出，印度正在践行20世纪初英国驻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的策略，而不是流传百年的甘地主义和在20世纪指引印度外交政策的尼赫鲁主义。根据寇松主义的观点，印度处于亚洲心脏部位，它在稳定整个亚洲局势中具有先发制人的作用，必要时应采取军事行动。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其执政末期减缓了——即便没有完全结束——这种思维上的转变，但印度在东、西印度洋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这更多体现了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权理论而非尼赫鲁主义。受到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鼓励，印度渴望担当起能与中国抗衡的“地区平衡者”的角色，但印度同时避免对中国的全面遏制，至于美国制定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框架，印度则选择不提供任何无条件的帮助。
印度因为专注于增强自身实力、稳固其国际地位、保持其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先进的IT技术、提升核武器制造能力和努力实现航空梦，因此对全球治理兴趣有限。资深记者芭芭拉·克罗赛特（Barbara
Crosette）认为，印度是让“全球治理最为头疼”的国家。同日本一样，印度也期盼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一个常任席位，这一梦想似乎短期内注定无法实现。虽然印度在G20论坛上表现出色，但也还看不到印度对全球多边秩序的改革和重组有何明确想法或蓝图。在亚洲内部，印度又回到亚洲区域主义，但与尼赫鲁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这次印度是追随者，而非领导者。印度虽然更多是从经济角度、而非政治和安全角度参与亚洲事务，但印度至今却仍置身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之外。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谁领导亚洲”这一问题息息相关。从历史角度看，除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竞争这一因素，还有三个因素在影响亚洲领导权这一问题：政治意愿、资源总量和区域合法性。在二战刚结束后的那些年，印度在亚洲拥有高度的合法性，渴望能领导亚洲，但却由于缺乏资源而功亏一篑。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拥有足够的资源（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但却缺乏合法性——由于存有对军国主义的眷恋，邻国认为日本对其军国主义并没有进行充分道歉。日本对于亚洲领导权的参与刻意保持低调、谨慎，最多只是提供援助，或者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政治和安全问题则保持回避。至于中国，当时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合法性，同时也缺乏成为亚洲领导者的政治意愿。
在今天的亚洲，虽然日本、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领导者的资源，但都由于各自的历史原因（日本的战时角色、中国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印度自万隆会议后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傲慢）缺乏相应的合法性。此外，亚洲强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也阻碍了某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单独成为区域领导者的进程。结果，亚洲的领导权其实掌握在一小群实力较弱的亚洲国家手中。虽然东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点或建树，而且也在地区事务中起着作用、发挥着影响力，但仍有人质疑其领导亚洲的能力——毕竟，亚洲拥有4个世界最强经济体中的3个，8个核武国家中的4个（不包括俄罗斯），同时有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
三、亚洲与G20：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组织
自2008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给亚洲带来全新机遇，尤其是借助G20，亚洲得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虽然创立G20并非亚洲的提议，但G20的确有亚洲血统，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中有4个亚洲国家日后成为G20的成员，如果再算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就是6个。
但万隆会议和G20有明显不同。万隆会议只涉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G20则是南北合作。万隆会议的焦点在政治领域，G20则将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即使那些曾作为万隆会议主要参会国的G20成员，也今非昔比。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是其在二战失败后初次涉足国际外交事务，自此日本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参与者。万隆会议是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作为一个贫穷、缺乏经验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很容易招来不信任；但如今，中国是新兴的超级大国，也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关键成员。印度已经抛弃了尼赫鲁的不结盟主义，亦不再是亚洲统一体的领导者。印度尼西亚在万隆会议上差点滑入独裁主义的深渊；如今作为G20的一员，印尼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民主制度的范例。此外，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再由诸如尼赫鲁、纳赛尔或恩克鲁玛之类的政治家来领导，而是由技术专家担任国家元首；毛泽东和苏加诺那样激情燃烧的思想家已成为历史，现在的领导人则是内敛持稳的辛格和苏西洛。但是，尽管有这些变化，印度、中国和印尼仍然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继续遵守第三世界同盟那些由来已久的规则。
现在还无法确定G20是否能在制度能力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能否发展成重要的、永久性的全球机构，从而与七国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共同制定决策，安排全球议事日程。G20成员国所持思想各不相同，这个组织更注重新兴国家之间“基于争议并以利益为导向”的互相合作，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利益更多地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这将妨碍它们之间的协同合作。此外，G20是一个类似于高级俱乐部的组织，受到有关代表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困扰，用两位印尼观察家的话来说，“从全球治理和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角度来看”，G20“作为一个寻求国际合作的部长级会议”的出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也有很多挑战需要优先处理：亚洲国家需要证明自身有能力保持高经济增长率，维持政治局面的稳定，并且致力于促进地区融合。对于像亚洲这样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并受市场驱动的地区，采取建立在政治化的正式结构之上的道路并不适合。
在G20内，亚洲国家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发声。在全球金融规则改革的问题上，G20内“由于缺乏统一的亚洲声音”，美国和欧洲得以更加从容地制定规则，致使有时候损害了亚洲利益。
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所有国家都没幻想过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G20内的亚洲成员国都渴望能成为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领导国，实际上，它们可以凭借G20来领导亚洲。
针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治理的又一重要议题，亚洲也没有显示出全球性的领导力。中国和印度联起手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为理由，成为抵制西方国家要求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倡议。它们都拒绝了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的要求。它们都要求通过自己的国内政策进程来实施减排，而与国际性的减排行动脱钩。它们这种防御性的立场不符合前述阿玛蒂亚·森的设想，即“在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尤其是避免错误地治理这些全球挑战的问题上，要领导世界”。
G20中的亚洲成员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印度和日本都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席位，对此中国并不支持，有分析家据此批评中国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多极化，但在地区内寻求单极化。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印之间的竞争已现苗头，时至今日，两国间的角力仍被津津乐道。中、日之间的竞争在万隆会议时还未出现，现今则受到广泛关注。这种局势隐含的危险在于，G20中亚洲成员国间的竞争——如中、印之间为争夺非洲资源和市场所进行的竞争，俄罗斯、中国和巴西针对非洲的武器销售展开的竞争——可能波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他亚洲地区。与此同时，非G20成员国（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那些沾沾自喜于自己在全球事务中取得新位置的国家（比如印尼）也抱有不满。
四、结论
“中国和日本可以通过自助来帮助世界”，这是记者弗兰克·秦（Frank
Ching）为《日本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的标题。它非常具有启示性，表明“自助”很大程度上就是亚洲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亚洲国家如今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不再有针对西方主导地位而产生的防御或对抗，但从传统国际关系的权力指数来看，崛起的亚洲与全球治理的需求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距离。亚洲国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崛起，渴望在国际秩序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但西方国家对此的抵制引起亚洲国家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裂痕产生的原因。然而，即使亚洲国家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影响力，亚洲似乎也难以打破“自助即是助人”的思维模式。此外，亚洲国家内部的分歧和竞争也是亚洲取得更多全球治理领导力的绊脚石。
本文开篇提到，亚洲大国努力提升本国实力的愿望和它们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之间存在“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实，这两个目标并非必然对立。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些国家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转变，如中国的“多极化”和“和平崛起”观念、日本对于“正常国家”的追求以及印度追随寇松和马汉的思想，这些努力并不能被解读为是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对于文章开篇阿玛蒂亚·森所提的问题，最明了的答案就是：亚洲所做的探索固然比以前好得多，但仍然远远不够。
若要探讨亚洲国家如何思考和解决多边主义和全球或区域治理问题，也许只有在区域层次才能有所发现，而且功劳属于那些实力较弱的东盟成员国，而非亚洲大国。亚洲衍生出有别于欧洲的、独特的区域主义形式。亚洲的区域主义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亚洲的区域主义无需支配性领导力，无论这种领导力是强硬的还是温和的；第二，不必建立在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或者政治上具有统一性的平台上，经济上的区域主义更为关键；第三，无论从经济战略还是政治战略角度来讲，亚洲的区域主义都应是开放的、包容性强的。事实上，类似东盟这样的组织的经验可能更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欧洲经验固有成功之处，但因过分追求思想体系统一（如今也面临严重压力）而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
亚洲的区域主义至今也不完美。亚洲的区域机构是否有能力处理好本地区（朝鲜半岛、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可能爆发的严重冲突，值得怀疑；如果不改变该地区盛行的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思维模式，亚洲能否应对各种跨国挑战，也值得怀疑。在改善人权、增进民主、建立新的国际标准等方面，亚洲也落后于其他地区。然而，通过亚洲爆发的一连串危机——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和2002年的巴厘岛恐怖袭击、2003年爆发的“非典”、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以及2008年的缅甸热带风暴，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兴起了“非漠视”思维方式与“援助义务”原则。亚洲国家从防御性主权转向责任性主权，这是一个关键且温和的转变。与此同时，亚洲的区域联盟在与世界大国接触的过程中，也为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尤其在与中国接触的问题上，如果比照欧盟和北约同俄罗斯打交道的过程，它们做得更为出色。
虽然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有时看似对立，亚洲国家的大国雄心也可能导致对区域合作的忽视，但亚洲的区域主义仍有潜力为发展出协同一致的、意义非凡的、亚洲式的全球主义和全球治理铺平道路。这两个方向可以同步发展。亚洲的区域性机构可能无法根治本地区所有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它们有助于亚洲各国在全球决策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亚洲国家可先从处理国内的国际问题入手，跻身国际事务。一如世界的其他地区，像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爆发、非法移民这些重大的全球问题，在亚洲其实也有其根源。亚洲的区域性机构，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已经着手应对气候变化（东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融动荡（《清迈倡议》）和恐怖主义（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一个双边的、区域交叉的协议网站）这些全球性问题，但其应对能力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机构是否有稳定的财政支持、是否具备稳固的冲突管理机制、在应对跨国挑战时是否能灵活看待国家主权等等。事实上，通过在区域层面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能帮助亚洲国家缓解彼此间的矛盾。亚洲各国理应通过应对复杂的跨国问题积累经验，通过与邻邦的和平互动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在安全和经济冲突管理方面与实力较弱的国家共享领导力。惟其如此，亚洲的新兴大国才能从区域互动中获得有用的经验和能力，增进自身的领导力和实力，从而为全球治理做出实质性贡献。对它们来说，启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侯佳儒：中国政法大学）
Can Asia Lead ?--power ambi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mitav Acharya*
2011｜Amitav Acharya｜International Affair, vol.87, no.4
Can Asia Lead ?--power ambi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mitav Acharya*
2011｜Amitav Acharya｜International Affair, vol.87, no.4
‘Has
Asia been doing enough in leading world opinion on how to manage, and in
particular not to mismanage,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including that
of terrorism, violence, and global injustice?’ asked Indian Nobel laureate Amartya
Sen at a forum in Bangkok in 2007.1 Much has been said and written about the ‘rise’
of Asia; very little about Asia’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2 To be sure, many Asian nations, not just the
major Asian powers of China, Japan and India, but also South Korea, Indonesi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re demanding a greater voi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both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 region. Asian view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changing in keeping with the regio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cendancy.
The founding leaders of modern Asian states were preoccupied with bringing down
colonial rule, protesting against western dominance, asserting their
sovereignty and equality, and in many cases demanding concessions and economic
aid from the West. Hence their ideas about international order were imbued with
what might be called ‘defensive sovereignty’（防御性主权）.
But if one takes the shift in world power to Asia as an incontrovertible fact
or an irreversible trend,3 should one not expect Asian ideas about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change as well? One might hope, for
example, that instead of pursuing defensive sovereignty, Asia would harness its
substantial economic achievements over recent decades to seeking out a share of
global leadership in addressing the world’s problems. Yet, as this article
finds, the leading Asian powers—China, India and Japan—while
seeking global leadership, seem to be more concerned with developing and
legiti-mizing their national power aspirations (using the traditional notions
and mea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n with contributing to global
governance.4
*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as prepared for the S. T. Lee Project on Global Governance at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Ann Florini
and Kishore Mahbubani for comments on an earlier draft.
1 ‘Eastern influence badly needed’,
Bangkok Post, 1 April 2007, p. 3.
2 Kishore Mahbubani, in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and in his other writings, addre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Asia’s
rise for global governance.
3 For a sceptical note on Asia’s
rise, see Minxin Pei, ‘Bamboozled: don’t
believe the Asia hype’, Foreign Policy,
July–Aug. 2009, pp. 32–36.
4 I use the term ‘global
governance’
to refer to ‘collective
efforts to identify, understand or address worldwide problems that respect
no national or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go beyond the capacity of individual
States to solve’
(emphasis added). This builds upon a definition offered by Thomas Weiss and
Ramesh Thakur and found in Definition of basic concepts and terminologies 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2006), p. 4.
A central challenge facing global order today is the seem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sire of Asia’s leading states to be recognized and treated as global pow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ir limited and hesitant contrib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on the other. The problem is compounded by an emerging element of realpolitik in the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of China, Japan and India; resource constraints on the part of India and, to a lesser extent, China; the legacies of India’s and China’s historical self-identification and involvement with the so-called ‘Third World’;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Japan’s international role; and a certain legitimacy deficit（合法性赤字）attaching to each of these powers in its own regional neighbourhood.
Asia is hugely diverse and there is no consensus over where its boundaries lie. There is really no single conception, voice or identity of Asia.5 To speak of an Asian conception of, or Asian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would be a gross overgeneralization. What one tends to find instead are national concep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ruling elites in various Asian states. Moreover, conceptual thinking within Asia about its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hardly plentiful. A desire to increase Asian leadership of global institutions is growing within these countries; but there is no coherent Asian thinking on global governance. While Europe’s intelligentsia and policy community speak of its role as a ‘global normative power’, in Asia a collective regional idea about world order is yet to develop.
National or regional ideas or role conceptions about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not given or constant. They are shaped and reshaped continually by domestic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s,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and crisis, war and peace. While this holds true anywhere, in a rapidly transforming region like Asia, where the most dramatic shifts i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re taking place, change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predict and account for. For example, Chinese, Indian and even Japanese role 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order have changed in significant ways since the early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reflecting changes in their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 their economic capacity and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external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dia has abandoned it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on-alignment, and further, some would argue, has moved significantly away from the entire Nehruvian approach. China has moved well beyond the tenets of Maoist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to embrace a world-view best described as neo-Westphalian. An equally significant shift is occurring in Japan as it pursues the idea of a ‘normal state’,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it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frame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