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先介绍了1979年至1982年间美国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变的起源和目标。在强调新自由主义转变对南北关系产生的直接影响之后，文章集中关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把它视为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中，包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传统。最后，文章的结论指出了中国崛起对南北关系的影响，并特别提及可能出现新的南方联盟，这一联盟将比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中缔结的联盟具有更牢固的基础。本文的结论还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分析了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的“离奇死亡”，特别提及了中国的经济振兴以及全球南北关系的根本变化。之所以说华盛顿共识的死亡是“离奇的”，在于其发生在该共识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似乎正产生着毋庸置疑的影响之时。然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华盛顿共识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华盛顿共识死亡的起因和结果仍旧让人疑惑不解。
---------------------------------------------------------------------------------------------------
造成这种疑惑的部分原因是已经死去的华盛顿共识的各个方面依然对世界政治产生着持续影响。正如沃尔登•贝罗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仍是）很多对其失去信心的经济学家和技术统治论者默认的模式……，虽然这仅仅是出于惯性而已。”此外，新的学说不断涌现，绝大部分出现在北方国家，这些学说试图以更合乎人心意的、更实际的方式来复兴旧共识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分析既没有排除对新自由主义的默认带来的残余影响，也没有排除其以新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分析仅仅指出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华盛顿共识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经开始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为南北权力关系的逆转创造了条件，这一逆转完全有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政治以及国家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反革命
新自由主义转变开始于卡特在任的最后一年，当时美元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迫使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将20世纪70年代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高度紧缩的政策。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一直等到里根政府才得到全面实施，当时里根政府从撒切尔提出的“别无选择”的口号中得到意识形态上的灵感后，宣布所有版本的社会凯恩斯主义都已过时，并通过重新相信声称能够自我监管的市场的“魔力”继续对它们进行清算。这种清算是通过如下形式出现的：急剧紧缩货币供应，急剧提高利率，大幅减少企业税收，消除对资本的控制，突然转变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从推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发起的“发展项目”转向推崇后来被人们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无论是直接采取行动还是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大多数国家发展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所倡导的“政府统制经济的”和“内向型的”战略（如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开始推崇有利于资本的“休克疗法”，目的是以低价把资产从公有转为私有，并实现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是经济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反革命”。对于劳动者和第三世界来说，新自由主义转变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撒切尔的顾问艾伦•巴德回忆往事时曾公开承认：“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我们策划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它重新创造了劳动力储备大军，使资本家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高利润。”然而，就美国政府而言，剥夺劳动者的权力与其说是目的本身，不如说是为实现扭转美国财富和权力相对下降这一目的的手段。美国的财富和权力的下降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愈演愈烈，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元抽逃时达到顶峰。
尽管华盛顿共识首先是一种重新建立美国力量的战略，但它却是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被提出来的。仅从表面来理解这一观点的话，关于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影响的讨论通常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综合指标来衡量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尽管大家相当普遍地一致认为各国的国内不平等在增加，但是，对于国家间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仍旧存在争议。不过，即便就这个方面而言，不管变化趋势是什么，人们一致认为：
（自1980年以来）世界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状态的改善，其基础并不广泛，而是和世界收入的整体增长一样，高度依赖于中国引人瞩目的增长表现和印度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不把中国计算在内，那么按大多数标准来看，不平等都在增加。如果把印度和中国都不计算在内，那么不仅世界收入的分配会出现更明显的恶化，而且贫困的发生率会维持不变。
阿尔伯特•贝瑞总结称，简言之，中国和印度“可被视为将世界从（过去）20年的总体表现低迷中拯救了出来”。贝瑞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他从1980年至2000年观察到的基尼系数的小幅下滑并没有对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10％造成消极影响（相反，却进一步提升了这一人群的相对地位），它是收入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重新分配所导致的。
正如相关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就南北总体收入差距而言，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几乎没有造成影响，它首先导致了第三世界人均收入相对于第一世界人均收入的略微下降，然后又使其略微上升。然而，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确实对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中的个别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本文目的而言，我们只要关注三个主要趋势就足够了。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确实成功地扭转了其在20世纪60、70年代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扭转完全是以西欧、南欧和日本地位的相对恶化为代价的；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都经历了较大程度的相对衰退，并且以后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随之而来的是90年代前苏联国家遭遇了同样的大幅衰退；第三．1990年前，获得最大收益的是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80、90年代获得最大收益的是印度和中国，而中国的发展程度要远远超过印度。
这些趋势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进一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例如，理查德•弗里曼认为，这种进一步的一体化在没有增加资本的有效供给的情况下却有效地使全球市场的生产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资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却有比原先多一倍的工人来竞争工作机会，这不仅导致权力的平衡从劳动力转向资本，而且导致原本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开始恶化：
希望从低工资商品的出口获得增长的国家必须寻找新的增长部门－－如果它们想在全球经济中达到预期目标的话……在制造业方面，墨西哥、哥伦比亚或南非不能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劳动力的工资仅仅是这些国家的1／4左右－－此外，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却几乎和这些国家的一样高。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一论点就极其简单地解释了上述收入双重再分配的原因：收入在国家内部从较低收入群体向较高收入群体的再分配以及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再分配。然而，这一论点经不住经验性的检验，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接受TINA主义前后，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剩余劳动力的无限制供给以及同样大规模的、不断扩大的过剩资本的供给（甚至过剩资本的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多）。20世纪70年代，不断扩大的过剩资本供给主要从高收入国家流入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流入中等收入国家，它所挤压的是利润，而不是工资。但新自由主义转变将下行压力从利润转移到了工资上，最重要的是，它导致资本改变流动方向而大规模地流向了美国。这种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使得TINA主义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全球最大的和最富有的经济体领导世界沿着向资本作出更大让步的道路前进，那么，不管1980年前存在过何种方案来取代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激烈竞争，这一方案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由于美国政策的转变，这些国家经历了如下情况，一是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的需求急剧下降，二是它们以优惠条件获得信贷和投资的机会大幅减少。
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的程度可以通过美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的变化来衡量。就美国而言，在所谓的全球廉价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同时，相伴随的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上无限量的资本供给。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无限量的资本供给主要来自以前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不管美国的权力平衡从劳动力转向资本是出于何种原因（在美国，这种权力平衡的转变比其他富裕国家发生得更早，也更明显），但是，就像弗里曼以及其他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能将其归因于与全球资本供给的增加不成比例的全球廉价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中低收入国家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全球资本流向美国导致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的资本“洪灾”转变成20世纪80年代突如其来的资本“干旱”。最初的信号是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此次资本“干旱”可能是推动国家间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南方地区出现重大分歧的唯一最重要的原因。部分地区（主要是东亚地区）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赤字升级后对廉价工业品需求的增长。这些地区往往受益于资本向美国的重新流动，因为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的改善减缓了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与美国竞争的需要，事实上还让其中的部分国家成为了美国的主要债主。相比之下，其他地区（主要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未能成功地竞争到北美需求市场的份额。这些地区往往陷入国际收支困境，这使它们处于必须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直接竞争的无望境地。美国的商业和政府机构能够对南方国家所面临的这两种结果加以利用：它们能够调动南方“胜利国家”热情提供的廉价商品和信贷，同时还能利用南方“失败国家”不得不以低价处理的资产。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美国成功地扭转了它的经济下滑；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相对于北方国家的收益和损失大体上相互抵消了。
总之，导致劳动力和南方国家的竞争压力加剧的主要推动因素并非人们声称的世界市场一体化中中国和印度无限量的劳动力供给，而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弗里曼强调了廉价劳动力的无限量供给，这的确突出了如下事实：那些在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挑起的竞争中表现最佳的南方国家拥有大量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劳动力储备，他们可以转而从事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事实上，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主张，一个大规模的农业部门的存在是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于俄罗斯能获得更大成功的关键因素。
不过，这样的论点受到了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托马斯•罗斯基特意针对萨克斯和胡永泰对于中国成就的理解提出质疑：“如果数百万受教育程度低、被过度监管、未充分就业的农民代表着‘后发优势’，为何我们在埃及、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其他长期拥有这种‘优势’的国家却没有看到较大的增长？”其次，大量生产率低的农业劳动力储备并非是唯一可利用的劳动力来源。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于创造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储备，这可以阻止实际工资以像劳动力生产率一样快的速度增长，他们同时认为，拥有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的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并不是优势，而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量仅部分与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相分离的农民（就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与城市以及郊区的失业人员和未充分就业人员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拥有的这方面的人员要多于中国），是否在吸引资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更大的竞争优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是否应该修改或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大军储备以及剥削式积累的理论？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相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来说，哪些情况能够解释中国为何能成功地将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转变为它的优势？
二、中国的改革和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倡导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英国财政部－－吹嘘说，自198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全球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减少源自中国遵从了它们开出的政策处方。就像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所强调的，这一说法与那些真正遵从了这些政策处方的措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灾难是相矛盾的，同时它与中国和印度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矛盾的。首先，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脱离了西方银行，使它们躲过了债务危机”；其次，“时至今日仍旧掌握着对主要资本的控制，这使得热钱无法自由出入”；第三，“在重工业领域继续拥有大规模的国有部门”。整体上说，中国和印度确实做得很好。“但这是因为它们进行的改革，还是因为它们继续施加的监管？正确的答案无疑是：两者皆有。”
就中国而言，加尔布雷斯的看法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如下论点是一致的：相对于前苏联国家的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可归因于它没有为了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休克疗法”而放弃渐进主义；还在于中国认识到，只有在改组的同时创造就业才能保障社会稳定；中国还努力通过加大竞争来确保被置换的资源得到有效调配。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改革确实迫使国有企业之间展开竞争，并与外资企业，尤其是大量新成立的私人企业、半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竞争。虽然竞争的加剧导致国有企业在就业和生产中所占有的份额比1949年至1979年期间大幅下降，但中国政府在推动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减弱。相反，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新产业，建立新的加工出口区，扩大和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力度在人均收入同等水平的国家中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这些政策使中国政府能够将主要由外资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优势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它受到了外来者只有通过本土的中间媒介才能接触到的语言、风俗、体制和关系网络的保护）的优势结合起来。中国政府从零开始建设的大型出口加工区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结合，现在，这些加工区容纳的工人占到全球出口加工区工人总人数的2／3。广阔的地域使中国能够建设三个基础制造业产业群，而每个产业群都具有各自的专业特性：珠江三角洲的特点在于其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专门从事备件生产及其组装；长江三角洲专门从事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汽车、半导体、手机和计算机的生产；在中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政府直接参与推动大学、企业以及国有银行在信息技术发展方面的合作。
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分工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不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策略。在实施这一策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以甚至在东亚国家中都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动了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和发展。基于毛泽东时代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增长了两倍，达到300万。因此，中国的公立大学所输出的毕业生在绝对数量上可以与富有得多的国家相比。尽管人数大幅增长无疑会引起教育质量的下降，但是到2002年底，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扩大到90％的人口居住地，这绝对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此外，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在美国居首位，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一方面，中国政府出台各种激励措施来吸引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归国，另一方面，很多中国留学生，包括已经获得职位的科学家和企业高管，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大量机会所吸引而纷纷回国。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所奉行的渐进主义、中国政府为促进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与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协同作用而采取的补偿行为，都与新自由主义教条对休克疗法、实行最低限度干预的政府以及自我监管的市场的优点所持有的乌托邦式的信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推动出口以及引进技术知识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向外国的以及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寻求帮助。在这些关系中，中国政府占据了上风，成为全球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主要债主之一，并且以平等的地位接受援助，其接受的条件也必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而无论如何，这也无法被视作是在为外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服务。一种流行的普遍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由外国资本控制，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本土企业和合资企业大规模参与了手机、笔记本电脑、“黑色”家电（指电视机等）和“白色”家电（指空调、冰箱等）等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并且这种参与在扩大。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无疑会对城市工人在毛泽东时代享有的就业保障造成极大破坏，并造成了“超级剥削”的现象，特别是对农民工。然而，这些问题必须放在政府政策的背景下来看待。在这方面，中国的国家政策也并没有采纳新自由主义开出的以牺牲工人福利换取利润的处方。就像大卫•施韦卡特指出的：
中国是在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开始改革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当时中国不仅（没有）阻碍任何重大结构变化的有产阶级，而且被允许、实际上是被鼓励出现的资产阶级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相比，其具有的企业家色彩要强烈得多，因此总的来说对社会也更有益。
此外，中国20世纪的历史已经让其领导人明白，工人或农民爆发大规模的不满情绪将严重破坏革命的果实以及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而仅仅采取镇压措施是行不通的。“这种大规模的破坏以及可能发生的混乱造成切实威胁的情况在西方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很多南方国家，然而，这些国家中各阶级力量的结构和平衡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不仅导致相对于其他人均收入相等或更高的国家而言，中国正规部门中的合资企业提供给员工的医疗、养老金和其他“强制性福利”要好得多，而且这些企业解雇员工也更难。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扩大、新产业中可以选择的就业机会的快速增加、农业税的减免以及其他鼓励农民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村经济中的改革措施共同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一问题正在削弱对农民工进行“超级剥削”的基础。“我们看到中国劳动力极其廉价的黄金时代正在终结，”一位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近期表示：“虽然现在仍然有很多工人，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量正在减少……中国的工人……正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
旨在扩大和升级社会劳动分工的渐进主义改革和政府行为、教育的大规模扩大、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的要求的服从以及对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积极鼓励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正在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可能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改革带来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提高。其中主要的改革是1978年至1983年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把对农业盈余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从公社手中交还给农民。1979年到1983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升，这与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共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收益大幅增加，从而增强了公社和大队企业生产非农产品的早期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设置各种空间流动障碍来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但在1983年，中国政府还是允许农村居民参与长距离运输和营销，以便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出路。1984年，中国政府再次放松管制，允许农民到附近城镇新兴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工作。
乡镇企业的崛起主要受到另外两项改革的推动：财政分权体制赋予了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增长和使用财政盈余分红的自主权；在当地经济绩效的基础上考核干部业绩的新干部考核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作用。由此一来，乡镇企业成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为实现发展目标而根据创业能力进行自我重新定位的核心所在。这些企业通常自负盈亏，也成为将剩余农产品再分配给能够有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机构。结果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队伍呈爆炸式增长，从1978年的2800万人增至2003年的1.76亿人。大部分增长出现在乡镇企业。1980年至2004年间，乡镇企业增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几乎是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工人数量的4倍。到2004年底，乡镇企业雇用的员工数量是外资的、私营的、合资的城市企业的员工总数的两倍多。
正如邓小平本人在1993年所言，乡镇企业的爆炸式发展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到了1990年政府才介入，使乡镇企业合法化并对其进行管理；除了授权地方政府任命与解聘管理者或者把这项权力委托给政府机构之外，还把所有权集体性地授予乡镇的所有居民。乡镇企业的利润分配也要接受监管，政府要求把半数以上的利润在企业内部进行再投资，用于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和扩大生产规模并增加福利和奖励资金；余下的部分大多数被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服务项目、公共福利、新企业投资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尝试，想将界定不清的产权转变成某种形式的股份制或完全私人所有制。但由于规章制度难以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制度安排太多，以致无法对乡镇企业进行归类，这也逐渐变成了乡镇企业的特征。
然而，尽管乡镇企业在结构上存在多样性，或者，恰恰因为它们的这种结构上的多样性，这些企业为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关键贡献。首先，这些企业的劳动密集型定位使得它们能够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同时却不需要大规模增加人口向城市地区的流动。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农民放弃务农，前往农村集体企业就业。其次，相对来说，乡镇企业受到的监管不多，它们进入各种市场，加剧了竞争，不仅迫使国有企业，而且还有所有的城市企业都必须提高绩效。第三，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税收的主要来源，它们减少了农民的财政负担，因此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第四，非常关键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把收益和租金所得在当地进行再投资，公有制的乡镇企业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为新一轮的投资、创造就业和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正如蔡晓莉在对中国农村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所观察到的那样，拥有祠堂的世袭家族或氏族在促使地方政府官员遵循非正式的规则和惯例方面有效地取代了那些正规的民主的官僚机构的责任，这些非正式的规则和惯例会迫使地方政府官员提供维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因此，乡镇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的独特地位是后毛泽东改革时期中国的“黄金时代”（1978－1996年）的最主要特征。巴里•诺顿称：“在其他任何转型国家，公有制企业都没有发挥过乡镇企业在中国所发挥的这种关键作用。”
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整个乡镇企业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面对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包括政府转变国家政策、成立监管机构、市场一体化和竞争加剧等），乡镇企业的整体增长率急剧下滑。许多乡镇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转变成主要为私人所有的企业。但是还有一些公有制乡镇企业转变成了工人所有的联合股份制企业。2003年，共计有370万工人在联合股份制企业工作。在很多地方，当地政府仍旧在企业中保留有股份，并尝试与私人管理者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事实上，很难判定如今中国乡镇企业中的私有企业的构成成分，因为地方政府在其中仍然持有从20％到50％不等的股份。
1996年后，乡镇企业继续发展，但与过去相比，增长率更加接近GDP的整体增长率。乡镇企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26％增至1999年的30％，并在2004年呈稳定发展态势。更重要的是，即便在重组后，乡镇企业的根基仍然是农村共同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并在对地方共同体进行再投资方面做出了贡献。我们于2005年在山东省进行的调查便支持了这一论点。
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在那里，农民被长期剥夺了生产资料，却没有人为他们创造被吸纳进有酬就业所需的条件）而言所具有的发展优势时，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将利润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土地在家庭之间相对平均的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将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和其他形式的非农劳动结合起来，以谋得生计。实际上，“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城市中的企业不一样，乡镇企业不用为员工提供住房、医疗、退休保障及其他福利。实际上，大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都没有让企业来承担”。哈特进一步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在台湾地区也能看到：
大陆和台湾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南非的明显不同－－在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它有效地打破了地主阶级的权力。推动大陆与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种政治力量是紧密相连但又截然相反的。不过，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以及“资本主义的”台湾，导致了农业变革的再分配改革的特征是，在不剥夺土地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去集中化的工业积累……20世纪后半叶，一些工业生产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例就是在不剥夺农业工人的土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事例不仅体现了作为全球竞争基础的典型的“非西方的”积累模式，……（而且还强迫我们）修改自己所做的有关“原始累积”的目的论假设，根据原来的假设，剥夺土地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伴随物。
哈特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可能依靠的是一种没有剥夺的积累模式，这使得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所提的问题上：大量仅部分与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相分离的农民（就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与城市以及郊区的失业人员和未充分就业人员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拥有的这方面的人员要多于中国），是否在吸引资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更大的竞争优势？从现有分析得出的答案是：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只是成功地将农民作为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来源调动起来，而且将其视为创业能力和管理技能（这些是以扩大国内市场和新劳动分工机会的方式吸收这些劳动力供给所需要的）的来源调动起来，那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邓小平的改革在这个方面非常成功，但这一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传统：中国18世纪“勤勉革命”的传统，以及近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它们先于改革并决定了改革。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两个传统。
三、中国勤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
杉原熏表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勤勉革命”，这场革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技术和制度发展道路，并塑造了东亚应对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的形式。在这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以家庭为中心（在较小区域内，是以村庄共同体为中心）的吸收劳动力的制度框架的发展。与那种认为小型生产无法支撑经济发展的普遍观点相反，这一制度框架相对于那种当时在英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以阶级为基础的大型生产来说具有重要的优势。在英国，工人们被剥夺了共同参与管理事务以及发展灵活的专业化分工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机会，而在东亚，当时人们青睐的是完成多个任务的能力，而不是专门从事某项具体任务的能力；当时鼓励的是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合作的意愿，而不是推动个人才能的施展。总之，对于每个家庭成员来说，重要的是要努力适应农业劳动模式，灵活应对额外的或突发的需要，理解与生产管理相关的问题，对潜在问题作出预判并防止其发生。家庭所积极探寻的能力是以专门技术为大背景的管理技能。
此外，当时贸易交易成本很低，技术创新的风险也相对较低。尽管东亚的制度框架为大规模创新以及固定资本投资或远距离贸易留下的空间很小，但这一框架为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虽然这些技术无法增加每天或每小时的产量，但却有助于增加人均年收入。东亚的这种发展方式与西方发展道路的区别在于它极其偏好于使用人力资源而不是非人力资源。
哈特认为，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小块土地的密集耕种是与工业劳动和其他形式的非农业劳动相结合的，也是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投资相结合的。哈特的论点支持了杉原熏提出的中国“勤勉革命”遗产的影响持续存在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同样重要的还有如下趋势，即家庭会尽可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并且培养这些人力资源具备管理技能和一般的专业技能。我们甚至在城市产业中也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它是与当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革命传统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结合在一起的。城市产业的竞争优势可以归因于用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替代了昂贵的机器和管理人员。
如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没有对其“勤勉革命”进行复兴和变革，那么，“勤勉革命”的遗产可能无法留存下来，更不用说带来这种发展成效了。
尽管在毛泽东年代，中国出现了各种错误、混乱和人间苦难，但是，中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期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49年，与32年前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时的俄国相比，中国是一个穷得多的国家，并且工业化程度也低得多。到了1979年，中国拥有了一个雇用了5000万工人并且产值占GDP一半以上的工业基础。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90倍。中国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现代远洋船只、核武器、弹道导弹。在农村，人们建造了巨大的灌溉工程和水利控制工程。原本主要由文盲构成的人口已经改变，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识字。在以前没有医疗的地方建立起了公共医疗系统。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了65岁。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在没有任何外债的情况下进入了改革期。
事实上，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出现最大增幅是从1980年开始的，但是，成人预期寿命以及涉及范围更小的成人文化程度（也就是基本的福利）的最大增长出现在1980年前。这一情况强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如果没有毛泽东政权取得的成就，1979年及之后的市场改革根本无法产生后来实际取得的巨大成果。”
从这一点来看，值得强调的是，与前苏联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应该只是或者主要归因于存在一个大规模的农业部门（就像萨克斯和胡永泰所坚持认为的），或者归因于改革的渐进主义和对福利的关注（就像斯蒂格利茨以及其他人所坚持认为的）。中国的成功还应该特别归因于中国革命传统与俄罗斯革命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些区别源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红军成立时最初形成，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得到充分发展。正如梅格纳德•德赛所指出的，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政权之前，不得不经过15年的斗争来赢得农民的支持。在斗争期间，他们“形成了在单独的一个政党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作出响应的思想”。这一思想创新有两项主要内容。首先，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替代了列宁关于先锋党的理论中“造反”的方面，根据群众路线，共产党既是人民群众的老师，也是人民群众的学生。费正清表示：“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在这种传统中，只有上层官员将当地群众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上并代表群众来执政的时候，才能实现善治。”另一项创新内容是将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用它替代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革命阶级－－城市工人阶级。由于被经过西方训练并装备西方武器的国民党军队从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盘驱赶出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民中深深扎下根基。用马克•赛尔登的描述来说，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双向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将中国农村的农民阶级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农民阶层的愿望和价值观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
这两个特征再加上马列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了中国革命传统的基础，它有助于解释中国在改革前后所采取的发展道路的关键方面。首先，它解释了为何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中国不是通过破坏、而是通过改善农民阶级的经济和教育状况来寻求实现现代化。其次，它解释了为何在改革之前及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不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内在化，而是复兴中国本土的以农村为基础的勤勉革命的特征。再次，这一点解释了为何在毛泽东时期是通过对党和国家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进行“再教育”的方式来对抗那种在他们中间产生城市资产阶级的趋势的。最后，它还解释了为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而这10年被证明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充满活力的时期，90年代江泽民执政后，政策发生了变化，相对于农村来说，改革偏向了城市，这种不平衡发展对实际福利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胡锦涛上台后对政策进行调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号下将重点放在了扩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
这一复杂传统背后的关键问题是：如伺治理和发展一个农业人口比非洲或拉美或欧洲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国家。除印度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不管当时城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有多么痛苦，文化大革命仍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基础，并为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对此，提到如下一点就足够了：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城市工业遭到了破坏，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对农村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这导致了公社和生产大队企业的大规模发展，之后出现的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从这些公社和生产大队企业发展而来的。然而，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不仅是党和国家干部的权力以及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革命传统中的现代主义成分。因此，为了支持经济改革而否定“文革”，被认为对于复兴革命传统中的现代主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复兴这些现代主义成分取得的巨大成功却开始破坏革命传统。其中有两项发展尤其体现了这一趋势：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的不满加剧。
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增加，这已成为既定的事实。例如，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非常低的0.28飙升至2001年非常高的0.45和2007年的0.47。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一趋势绝对可被看作是虽然为大多数人创造了发展机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首先，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减少贫困的努力在这一期间仍然取得了巨大成果，日平均生活开支少于l美元的人口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超过60％减少至1997年的少于20％。因此，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体现了相对剥夺的加剧，与此相伴随的是绝对剥夺在减少。此外，根据基尼系数这样的综合指数所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级群体地位的提高（而不是下降）。同样重要的是，与收入不平等加剧相伴随的是代际间的（父母的职业／孩子的职业）以及代际内的（最初的职业／现在的职业）流动性的增加。因此，与改革前相比，从事较低收入职业的人拥有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成为从事较高收入职业的人，将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变成个人收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抵抗是有限的，并能够轻易地被压制。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革命传统相冲突，并且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尽管“群众线路”以及“双向社会化过程”的传统在改革中明显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越多的地方和省级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创业能力重新投入到经济领域并参与到“剥削式积累”的行为中，“群众路线”的传统就会变得越发形同虚设，党和国家与中国社会下层阶级之间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就越会被党和国家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类似过程所替代。此外，革命传统赋予了中国下层阶级以自信和斗志，而在其他南方国家很少看到类似的情况。同时，该政党国家继续履行对革命传统的公开承诺也使得这种自信和斗志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这种自信和斗志的近期表现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均出现的社会斗争的升级。官方报道的“破坏公共秩序”的案例（指的是抗议、动乱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动荡）的数量从1993年的l万件上升至2002年的5万件，2003年为5.8万件，2004年为7.4万件，2005年为8.7万件。2000年前，促发农村地区出现大规模抗议的主要不满与税收、课税、费用以及其他各种“负担”有关。近期，土地用途从农业向工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开发的转变以及环境恶化、当地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最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以2005年东阳一家杀虫剂工厂带来的污染导致的抗议为例，该抗议事件导致该工厂最终被迫停产，这一事件被中国民间当作证据证明，群众的坚决行动能够迫使政府扭转发展道路，并解决群众的需要。
在城市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有企业的“老”工人阶级以抗议风潮来反抗大规模裁员，这些抗议通常诉诸社会主义传统的公正标准以及工人与国家之间签订的“铁饭碗”性质的社会合约，而这种合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40年里是普遍存在的。起初，针对抗议风潮所采取的压制与让步相结合的措施取得了一点成功，但近期，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罢工预示着抗议已经蔓延至主要由年轻农民工构成的“新”工人阶级，这一群体构成了中国出口产业的基础。与服务产业中城市工人不断加剧的动荡一起，这两波抗议风潮使得西方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劳工运动”的陈旧看法失去了意义。罗宾•玛诺指出：“现在你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看到在同时发生数起集体工人抗议。”这是一种自发的、相对初期的劳工运动，但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黄金时期的劳工运动也是如此。
这些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涌现的社会动荡已经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寻求一种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经济和社会之间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并推出了旨在扩大工人权利的新的劳动立法。胡温政府想努力解决农村问题，并重新将农村发展设定为政策议程的重中之重。此外，中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减少或免除农村地区的教育收费，并试验性地实施了到2010年覆盖所有农村人口的基础医疗保险计划。
为应对过去10年改革过程中弱势群体中不断出现的社会动荡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已经号召党员干部重新回归党的“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倾听普通民众的要求和不满，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市、县、区政府的一把手们开始定期亲自与普通民众进行接触，倾听他们的要求和不满。他们还增加了到访基层的次数，以缓解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中国已经在超过66万个乡村开展基层选举，尽管有些选举仍旧存在着舞弊现象。目前已经出现了微小的变化迹象，例如，南京和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已经将更多的重要职位用来进行公开竞选。
这些改变是否能够拯救社会主义传统、赋予人们权力、使发展重新沿着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方向进行，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但这些改变至少暗示着过去那种对“为增长而增长”的关注将转变为对生活品质、个人安全和消费的更加广泛的关注。此外，中国的崛起也对逐渐丧失声誉的华盛顿共识构成了严重挑战。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一挑战的性质和前景。
四、形成新的万隆联盟？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英国外交政策中心成员乔舒亚•库珀•雷默将新兴的中国带来的挑战描述为是北京共识将替代华盛顿共识，即在中国的领导下，出现了一条“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将促进发展，而且还将“以一种允许它们真正独立并保护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方式来适应国际秩序”。
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留下的是一连串遭到破坏的经济体和反感情绪。中国的新发展途径……非常灵活，仅用一种学说难以对它进行分类。它不相信那种能应对所有局面的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案。它的定义是……积极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起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一方面美国正在追求的是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却正在聚集各种力量来削弱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的重要领域的影响，并营造一种让美国实施霸权行为更加困难的环境……当然，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能力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照搬的。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了各种矛盾、紧张和陷阱。但是，中国崛起的很多因素已经吸引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因素当中，雷默提到了一种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使得“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第一考虑要素”，他还提到“一种自主理论……强调使用杠杆力量来摆脱可能想要激怒你的霸权大国”。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理念被批评假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识的存在，或者构建了一个一些观察家认为太过夸张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物。在我们看来，这些批评并不恰当，因为雷默本人强调了北京共识暗含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这与华盛顿共识包含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但雷默并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是否会真正推动向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赋权，而不是仅仅向某个或数个国家赋权。在这一点上的关键问题是：在哪种情况下，北京共识能够形成更加有效的新的万隆联盟，例如20世纪50、60年代那种第三世界联盟的全新版本？在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期，这个全新的联盟将比旧联盟更有效地应对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从属于北方国家的问题。
我们不应忽视中国面临的可能满足于在美国或北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进行合作的诱惑，也不应忽视其他南方国家面临的出于互相嫉妒而寻求或接受北方国家的支持的诱惑。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高估美国的力量，即便美国与欧洲勾结，也不能成功地压制南方的发展，就像美国20年来通过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所做的那样。首先，伊拉克战争的混乱已经证实了强制手段在不顾南方的反抗而强行推动北方意志中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和北方国家的主导地位的金融基础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这方面的重要转折点就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罗伯特•韦德和弗兰克•韦内罗索认为，这场危机证实了“经济萧条时资产将归还合法所有者”这句格言是正确的。
货币的大幅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成的复苏，这些加在一起，加速了整个世界范围内过去50年中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的资产转移，资产从国内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了国外所有者的手中，这次的资产转移使得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资产从国内向美国的转移或者1994年后墨西哥发生的资产转移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这一论点强调了危机造成的直接影响，但却忽略了这场危机对南北关系造成的更长期的影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北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各自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前者存在赤字，后者存在盈余。盈余中很大一部分仍旧流向美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一方面为美国提供资金来填补不断增长的赤字，另一方面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被用来在全球（其中包括南方国家）进行再投资。但这一差异背后的基本事实是，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能以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成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南方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盈余（且这一份额在不断增加）并没有流向美国，而是被用来建立货币储备或直接流向其他南方国家，从而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北方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对南方国家的控制。南方国家拥有大量现金并且渴望重新掌控自己的经济政策，因此，它们“用实际行动作出选择，还清了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并拒绝采纳该组织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也因此“变得很孤单”。金融媒体的社评问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还有其他使命存在？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央银行开始将银行进行国有化，“捍卫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遭到了那些抵抗住了全球化主义者对于终结政府这一主张的狂热吹捧的国家的大量嘲笑。全球化远没有能够埋葬国家，它现在反而依赖各个国家以获得援救”。
尽管中国大量购入美国国债，但是，在改变南方国家盈余的流动方向使其以南方国家为目的地方面以及在为邻近的和遥远的南方国家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方案以替代北方国家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贸易、投资以及援助方面，中国起了主导作用。亚洲发展银行（ADB）驻菲律宾的负责人2006年时曾表示：“游戏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新玩家，它有潜力来改变海外发展援助的状况。”就在他发表此番言论不久前，中国刚刚宣布，将连续三年每年向菲律宾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这使得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提供的2000万美元的贷款看起来相形见绌，而且也超过了日本有条件提供的10亿美元贷款。不仅如此，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不顾美国的反对从伊拉克撤军，因此，中国此举这时还为菲律宾提供了庇护。这仅仅是中国通过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在竞争中击败北方国家以便获得这些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案例之一，此外，中国还向南方国家提供附带极少政治条件以及不收取昂贵咨询费用的大额贷款，并以北方竞争者一半的价格在南方国家的边远地区投资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石油国家也已经开始将它们的盈余重新投资到南方国家，这与中国的举动形成了互补。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案例就是，委内瑞拉利用通过高油价获取的暴利收入来充当拉美国家新的“最终贷款人”，从而削弱了美国对该地区经济政策巨大的长期影响。同样重要而且可能对北方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造成更大破坏的是，西亚国家近期将它们的部分盈余从美国和欧洲投向了东亚和南亚，其部分原因在于伊拉克战争受到了广泛批评，以及此前英国港口运营商P＆O被迪拜的港口公司收购后，美国迫使迪拜的港口公司出售美国的股份。但最具有说服力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中国和其他所有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想获得西亚的石油，而西亚国家出售石油所获得的资本和流动资金正在寻找回报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投资机会。
当2006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在亚洲发展银行年会中呼吁亚洲国家将亚洲的贸易盈余投向亚洲的发展项目时，一位美国观察家称，辛格的言论“令人震惊”，这是“美元和美国霸权终结的前兆”。事实上，亚洲和其他南方国家是否继续使用美元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像英国霸权结束后的三四十年里，英镑仍旧被当作国际货币使用一样，美元可能也将如此。对于南北关系的未来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南方国家是继续把国际收支中的盈余交给由美元控制的机构来处理，将它们变为北方国家寻求主导地位的工具，还是把它们当成解放南方的工具来使用。从这一点来看，辛格的言论并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的言论仅仅是在支持一种现在已经存在的做法。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都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所导致的适得其反的结果的程度，而这正好为新的、更强大的万隆联盟的崛起创造了强有力的条件。
旧万隆联盟的基础是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很轻易地被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所摧毁。然而，可能崛起的新万隆联盟的基础不仅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成分，而且更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因此这个新联盟要牢固得多。2003年，就像前印度外交部长辛哈在演讲时所讲的，“过去，印度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来往是建立在亚洲兄弟的理想化概念之上的，来往的基础是共同的殖民主义经历和文化联系”，而如今恰恰相反，亚洲国家之间的动态发展“不仅由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来决定，也同样由贸易、投资、生产来决定”。辛哈的这番言论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适用于整个南方国家。在旧万隆联盟下，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所推动的第三世界的团结缺少经济基础。事实上，第三世界当时还不得不应对全球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冲击，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控制权。如今则恰恰相反，在日益多样化的领域（包括地区经济一体化、国家安全、医疗和环境等）快速发展的南南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合作，主要依赖南方国家在全球生产中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尽管关于“第三世界的团结”的各种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仍旧发挥着作用，但它们已经很少是南南合作的唯一甚至主要决定因素了。
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正在引领着这一方向的发展。这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除此之外，这些国家正在共同崛起，成为资本、技术的来源地以及周边地区和整个南方国家产品的有效需求的来源地。尽管这些国家在促使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向有利于南方国家的方向转移方面起着引领作用，但是它们却遭到批评说，它们与其他南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在动机和结果方面与传统的南北关系是类似的。中国尤其受到批评，被指责与那些以牺牲制造业和其他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为代价而专门从事初级生产的贸易伙伴建立关系。
就这些批评认为南方国家合作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第三世界的团结这一点而言，这些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却忽略了新万隆联盟相比于旧万隆模式所具有的优势。首先，它们忽视了上述四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后与北方国家在世界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成了竞争者，这将颠覆全球财富和权力等级的结构基础。这些国家不仅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了优于北方国家的贸易、援助和投资条件，包括免除大量债务，而且它们这样做也加剧了北方国家的竞争压力，迫使北方国家不得不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好的条件。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联的是，那种强调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伙伴只专门从事初级生产的批评，忽视了南北之间的产业趋同导致制造业和初级生产之间的贸易条件正在发生逆转这一点。和“工业化”已不再是“发展”的相关物一样，专门从事初级生产也不再与“不发达”联系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提到了上述四个国家在它们国内从事着社会剥削行为，或者通过它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在国外鼓励进行这样的社会剥削行为，就此而言，它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被贸易和生产排除在外，而不是剥削，通常是造成南方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这些批评也忽视了权力关系在制定全球政治经济的道德标准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如今，这些标准大部分是由处在全球财富等级上游的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制定的。然而，上述四个国家的崛起将可能形成一个使得处在全球财富等级中下游的国家的政府和机构最终获得发言权的环境。关键是占全球人口1／3还多的中国和印度将选择怎样做。正如傅好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针对中国和印度互相进行大规模投资所发表的评论那样，如果这两个国家选择了合作，那么“由美国、西欧最强大的几个经济体以及日本组成的富国俱乐部对全球其他地区指手划脚、品头论足的时代（即将）很快画上句号”。
2008年华尔街的股市暴跌加速了华盛顿共识的崩溃。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包括有限的政府、最低限度的监管、自由市场的信贷配置）逐渐丧失公信力，许多评论家想知道，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否是一种替代方案。正如黄亚生所注意到的那样：
在考虑衰落的美国模式的替代方案时，一些人转向了中国，在那里，市场受到严格监管，金融机构也由国家控制。华尔街股票暴跌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到来而欢呼，他想起了理查德•尼克松改变立场投向凯恩斯的情景，伊格内修斯说：“现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了。”
同时，中国经济并没有能够幸免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它的出口骤减和经济增长放缓，这一事实促使我们重新评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低水平的国内消费对增长的限制作用。当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可能正是促使中国官员转向选择更加平衡的国内消费推动型发展道路的原因。这样的转变无疑将导致经济不景气问题，但这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步骤。正如诺顿在2006年所预测的那样：“成百上千的公司将破产，随着即将破产的公司寻求在世界市场倾销其产品，贸易紧张局面将进一步升级，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将从肯定变为否定。”但本文清楚地指出，我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预测，2008年的经济危机可能最终会使中国在更加可持续的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恢复增长，并为新的万隆联盟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新自由主义转变开始于卡特在任的最后一年，当时美元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迫使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将20世纪70年代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高度紧缩的政策。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一直等到里根政府才得到全面实施，当时里根政府从撒切尔提出的“别无选择”的口号中得到意识形态上的灵感后，宣布所有版本的社会凯恩斯主义都已过时，并通过重新相信声称能够自我监管的市场的“魔力”继续对它们进行清算。这种清算是通过如下形式出现的：急剧紧缩货币供应，急剧提高利率，大幅减少企业税收，消除对资本的控制，突然转变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从推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发起的“发展项目”转向推崇后来被人们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无论是直接采取行动还是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大多数国家发展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所倡导的“政府统制经济的”和“内向型的”战略（如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开始推崇有利于资本的“休克疗法”，目的是以低价把资产从公有转为私有，并实现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
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是经济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反革命”。对于劳动者和第三世界来说，新自由主义转变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撒切尔的顾问艾伦•巴德回忆往事时曾公开承认：“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我们策划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它重新创造了劳动力储备大军，使资本家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高利润。”然而，就美国政府而言，剥夺劳动者的权力与其说是目的本身，不如说是为实现扭转美国财富和权力相对下降这一目的的手段。美国的财富和权力的下降在越南战争失败后愈演愈烈，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前面提到的美元抽逃时达到顶峰。
尽管华盛顿共识首先是一种重新建立美国力量的战略，但它却是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被提出来的。仅从表面来理解这一观点的话，关于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影响的讨论通常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综合指标来衡量的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尽管大家相当普遍地一致认为各国的国内不平等在增加，但是，对于国家间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仍旧存在争议。不过，即便就这个方面而言，不管变化趋势是什么，人们一致认为：
（自1980年以来）世界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状态的改善，其基础并不广泛，而是和世界收入的整体增长一样，高度依赖于中国引人瞩目的增长表现和印度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不把中国计算在内，那么按大多数标准来看，不平等都在增加。如果把印度和中国都不计算在内，那么不仅世界收入的分配会出现更明显的恶化，而且贫困的发生率会维持不变。
阿尔伯特•贝瑞总结称，简言之，中国和印度“可被视为将世界从（过去）20年的总体表现低迷中拯救了出来”。贝瑞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他从1980年至2000年观察到的基尼系数的小幅下滑并没有对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10％造成消极影响（相反，却进一步提升了这一人群的相对地位），它是收入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重新分配所导致的。
正如相关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就南北总体收入差距而言，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几乎没有造成影响，它首先导致了第三世界人均收入相对于第一世界人均收入的略微下降，然后又使其略微上升。然而，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确实对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中的个别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本文目的而言，我们只要关注三个主要趋势就足够了。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确实成功地扭转了其在20世纪60、70年代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扭转完全是以西欧、南欧和日本地位的相对恶化为代价的；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都经历了较大程度的相对衰退，并且以后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随之而来的是90年代前苏联国家遭遇了同样的大幅衰退；第三．1990年前，获得最大收益的是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80、90年代获得最大收益的是印度和中国，而中国的发展程度要远远超过印度。
这些趋势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进一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例如，理查德•弗里曼认为，这种进一步的一体化在没有增加资本的有效供给的情况下却有效地使全球市场的生产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资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却有比原先多一倍的工人来竞争工作机会，这不仅导致权力的平衡从劳动力转向资本，而且导致原本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开始恶化：
希望从低工资商品的出口获得增长的国家必须寻找新的增长部门－－如果它们想在全球经济中达到预期目标的话……在制造业方面，墨西哥、哥伦比亚或南非不能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劳动力的工资仅仅是这些国家的1／4左右－－此外，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却几乎和这些国家的一样高。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一论点就极其简单地解释了上述收入双重再分配的原因：收入在国家内部从较低收入群体向较高收入群体的再分配以及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再分配。然而，这一论点经不住经验性的检验，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接受TINA主义前后，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剩余劳动力的无限制供给以及同样大规模的、不断扩大的过剩资本的供给（甚至过剩资本的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多）。20世纪70年代，不断扩大的过剩资本供给主要从高收入国家流入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流入中等收入国家，它所挤压的是利润，而不是工资。但新自由主义转变将下行压力从利润转移到了工资上，最重要的是，它导致资本改变流动方向而大规模地流向了美国。这种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使得TINA主义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全球最大的和最富有的经济体领导世界沿着向资本作出更大让步的道路前进，那么，不管1980年前存在过何种方案来取代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资本的激烈竞争，这一方案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由于美国政策的转变，这些国家经历了如下情况，一是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的需求急剧下降，二是它们以优惠条件获得信贷和投资的机会大幅减少。
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的程度可以通过美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的变化来衡量。就美国而言，在所谓的全球廉价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同时，相伴随的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上无限量的资本供给。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无限量的资本供给主要来自以前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不管美国的权力平衡从劳动力转向资本是出于何种原因（在美国，这种权力平衡的转变比其他富裕国家发生得更早，也更明显），但是，就像弗里曼以及其他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能将其归因于与全球资本供给的增加不成比例的全球廉价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中低收入国家则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况。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全球资本流向美国导致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的资本“洪灾”转变成20世纪80年代突如其来的资本“干旱”。最初的信号是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此次资本“干旱”可能是推动国家间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南方地区出现重大分歧的唯一最重要的原因。部分地区（主要是东亚地区）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在贸易自由化和贸易赤字升级后对廉价工业品需求的增长。这些地区往往受益于资本向美国的重新流动，因为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的改善减缓了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与美国竞争的需要，事实上还让其中的部分国家成为了美国的主要债主。相比之下，其他地区（主要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未能成功地竞争到北美需求市场的份额。这些地区往往陷入国际收支困境，这使它们处于必须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直接竞争的无望境地。美国的商业和政府机构能够对南方国家所面临的这两种结果加以利用：它们能够调动南方“胜利国家”热情提供的廉价商品和信贷，同时还能利用南方“失败国家”不得不以低价处理的资产。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美国成功地扭转了它的经济下滑；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相对于北方国家的收益和损失大体上相互抵消了。
总之，导致劳动力和南方国家的竞争压力加剧的主要推动因素并非人们声称的世界市场一体化中中国和印度无限量的劳动力供给，而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弗里曼强调了廉价劳动力的无限量供给，这的确突出了如下事实：那些在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挑起的竞争中表现最佳的南方国家拥有大量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劳动力储备，他们可以转而从事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作。事实上，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主张，一个大规模的农业部门的存在是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于俄罗斯能获得更大成功的关键因素。
不过，这样的论点受到了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托马斯•罗斯基特意针对萨克斯和胡永泰对于中国成就的理解提出质疑：“如果数百万受教育程度低、被过度监管、未充分就业的农民代表着‘后发优势’，为何我们在埃及、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其他长期拥有这种‘优势’的国家却没有看到较大的增长？”其次，大量生产率低的农业劳动力储备并非是唯一可利用的劳动力来源。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于创造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储备，这可以阻止实际工资以像劳动力生产率一样快的速度增长，他们同时认为，拥有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的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并不是优势，而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量仅部分与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相分离的农民（就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与城市以及郊区的失业人员和未充分就业人员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拥有的这方面的人员要多于中国），是否在吸引资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更大的竞争优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是否应该修改或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大军储备以及剥削式积累的理论？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相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来说，哪些情况能够解释中国为何能成功地将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转变为它的优势？
二、中国的改革和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倡导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英国财政部－－吹嘘说，自198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全球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减少源自中国遵从了它们开出的政策处方。就像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所强调的，这一说法与那些真正遵从了这些政策处方的措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灾难是相矛盾的，同时它与中国和印度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矛盾的。首先，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脱离了西方银行，使它们躲过了债务危机”；其次，“时至今日仍旧掌握着对主要资本的控制，这使得热钱无法自由出入”；第三，“在重工业领域继续拥有大规模的国有部门”。整体上说，中国和印度确实做得很好。“但这是因为它们进行的改革，还是因为它们继续施加的监管？正确的答案无疑是：两者皆有。”
就中国而言，加尔布雷斯的看法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如下论点是一致的：相对于前苏联国家的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可归因于它没有为了华盛顿共识所推崇的“休克疗法”而放弃渐进主义；还在于中国认识到，只有在改组的同时创造就业才能保障社会稳定；中国还努力通过加大竞争来确保被置换的资源得到有效调配。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改革确实迫使国有企业之间展开竞争，并与外资企业，尤其是大量新成立的私人企业、半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竞争。虽然竞争的加剧导致国有企业在就业和生产中所占有的份额比1949年至1979年期间大幅下降，但中国政府在推动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减弱。相反，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新产业，建立新的加工出口区，扩大和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力度在人均收入同等水平的国家中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这些政策使中国政府能够将主要由外资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优势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它受到了外来者只有通过本土的中间媒介才能接触到的语言、风俗、体制和关系网络的保护）的优势结合起来。中国政府从零开始建设的大型出口加工区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结合，现在，这些加工区容纳的工人占到全球出口加工区工人总人数的2／3。广阔的地域使中国能够建设三个基础制造业产业群，而每个产业群都具有各自的专业特性：珠江三角洲的特点在于其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专门从事备件生产及其组装；长江三角洲专门从事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汽车、半导体、手机和计算机的生产；在中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政府直接参与推动大学、企业以及国有银行在信息技术发展方面的合作。
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分工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不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推动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策略。在实施这一策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以甚至在东亚国家中都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推动了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和发展。基于毛泽东时代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增长了两倍，达到300万。因此，中国的公立大学所输出的毕业生在绝对数量上可以与富有得多的国家相比。尽管人数大幅增长无疑会引起教育质量的下降，但是到2002年底，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扩大到90％的人口居住地，这绝对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此外，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在美国居首位，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一方面，中国政府出台各种激励措施来吸引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归国，另一方面，很多中国留学生，包括已经获得职位的科学家和企业高管，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大量机会所吸引而纷纷回国。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所奉行的渐进主义、中国政府为促进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与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协同作用而采取的补偿行为，都与新自由主义教条对休克疗法、实行最低限度干预的政府以及自我监管的市场的优点所持有的乌托邦式的信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推动出口以及引进技术知识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向外国的以及海外华人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寻求帮助。在这些关系中，中国政府占据了上风，成为全球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主要债主之一，并且以平等的地位接受援助，其接受的条件也必须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而无论如何，这也无法被视作是在为外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服务。一种流行的普遍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所有的高科技产业都由外国资本控制，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本土企业和合资企业大规模参与了手机、笔记本电脑、“黑色”家电（指电视机等）和“白色”家电（指空调、冰箱等）等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并且这种参与在扩大。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无疑会对城市工人在毛泽东时代享有的就业保障造成极大破坏，并造成了“超级剥削”的现象，特别是对农民工。然而，这些问题必须放在政府政策的背景下来看待。在这方面，中国的国家政策也并没有采纳新自由主义开出的以牺牲工人福利换取利润的处方。就像大卫•施韦卡特指出的：
中国是在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开始改革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当时中国不仅（没有）阻碍任何重大结构变化的有产阶级，而且被允许、实际上是被鼓励出现的资产阶级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相比，其具有的企业家色彩要强烈得多，因此总的来说对社会也更有益。
此外，中国20世纪的历史已经让其领导人明白，工人或农民爆发大规模的不满情绪将严重破坏革命的果实以及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而仅仅采取镇压措施是行不通的。“这种大规模的破坏以及可能发生的混乱造成切实威胁的情况在西方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很多南方国家，然而，这些国家中各阶级力量的结构和平衡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不仅导致相对于其他人均收入相等或更高的国家而言，中国正规部门中的合资企业提供给员工的医疗、养老金和其他“强制性福利”要好得多，而且这些企业解雇员工也更难。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扩大、新产业中可以选择的就业机会的快速增加、农业税的减免以及其他鼓励农民将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村经济中的改革措施共同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一问题正在削弱对农民工进行“超级剥削”的基础。“我们看到中国劳动力极其廉价的黄金时代正在终结，”一位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近期表示：“虽然现在仍然有很多工人，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量正在减少……中国的工人……正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
旨在扩大和升级社会劳动分工的渐进主义改革和政府行为、教育的大规模扩大、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的要求的服从以及对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积极鼓励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正在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可能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以及改革带来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提高。其中主要的改革是1978年至1983年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把对农业盈余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从公社手中交还给农民。1979年到1983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升，这与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共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收益大幅增加，从而增强了公社和大队企业生产非农产品的早期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设置各种空间流动障碍来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但在1983年，中国政府还是允许农村居民参与长距离运输和营销，以便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出路。1984年，中国政府再次放松管制，允许农民到附近城镇新兴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工作。
乡镇企业的崛起主要受到另外两项改革的推动：财政分权体制赋予了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增长和使用财政盈余分红的自主权；在当地经济绩效的基础上考核干部业绩的新干部考核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作用。由此一来，乡镇企业成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为实现发展目标而根据创业能力进行自我重新定位的核心所在。这些企业通常自负盈亏，也成为将剩余农产品再分配给能够有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机构。结果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队伍呈爆炸式增长，从1978年的2800万人增至2003年的1.76亿人。大部分增长出现在乡镇企业。1980年至2004年间，乡镇企业增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几乎是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工人数量的4倍。到2004年底，乡镇企业雇用的员工数量是外资的、私营的、合资的城市企业的员工总数的两倍多。
正如邓小平本人在1993年所言，乡镇企业的爆炸式发展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到了1990年政府才介入，使乡镇企业合法化并对其进行管理；除了授权地方政府任命与解聘管理者或者把这项权力委托给政府机构之外，还把所有权集体性地授予乡镇的所有居民。乡镇企业的利润分配也要接受监管，政府要求把半数以上的利润在企业内部进行再投资，用于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和扩大生产规模并增加福利和奖励资金；余下的部分大多数被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服务项目、公共福利、新企业投资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尝试，想将界定不清的产权转变成某种形式的股份制或完全私人所有制。但由于规章制度难以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制度安排太多，以致无法对乡镇企业进行归类，这也逐渐变成了乡镇企业的特征。
然而，尽管乡镇企业在结构上存在多样性，或者，恰恰因为它们的这种结构上的多样性，这些企业为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关键贡献。首先，这些企业的劳动密集型定位使得它们能够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同时却不需要大规模增加人口向城市地区的流动。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农民放弃务农，前往农村集体企业就业。其次，相对来说，乡镇企业受到的监管不多，它们进入各种市场，加剧了竞争，不仅迫使国有企业，而且还有所有的城市企业都必须提高绩效。第三，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税收的主要来源，它们减少了农民的财政负担，因此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第四，非常关键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把收益和租金所得在当地进行再投资，公有制的乡镇企业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为新一轮的投资、创造就业和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正如蔡晓莉在对中国农村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所观察到的那样，拥有祠堂的世袭家族或氏族在促使地方政府官员遵循非正式的规则和惯例方面有效地取代了那些正规的民主的官僚机构的责任，这些非正式的规则和惯例会迫使地方政府官员提供维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因此，乡镇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的独特地位是后毛泽东改革时期中国的“黄金时代”（1978－1996年）的最主要特征。巴里•诺顿称：“在其他任何转型国家，公有制企业都没有发挥过乡镇企业在中国所发挥的这种关键作用。”
当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整个乡镇企业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面对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包括政府转变国家政策、成立监管机构、市场一体化和竞争加剧等），乡镇企业的整体增长率急剧下滑。许多乡镇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转变成主要为私人所有的企业。但是还有一些公有制乡镇企业转变成了工人所有的联合股份制企业。2003年，共计有370万工人在联合股份制企业工作。在很多地方，当地政府仍旧在企业中保留有股份，并尝试与私人管理者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事实上，很难判定如今中国乡镇企业中的私有企业的构成成分，因为地方政府在其中仍然持有从20％到50％不等的股份。
1996年后，乡镇企业继续发展，但与过去相比，增长率更加接近GDP的整体增长率。乡镇企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26％增至1999年的30％，并在2004年呈稳定发展态势。更重要的是，即便在重组后，乡镇企业的根基仍然是农村共同体成员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并在对地方共同体进行再投资方面做出了贡献。我们于2005年在山东省进行的调查便支持了这一论点。
在总结中国相对于南非（在那里，农民被长期剥夺了生产资料，却没有人为他们创造被吸纳进有酬就业所需的条件）而言所具有的发展优势时，吉利恩•哈特同样强调了乡镇企业在将利润在当地范围内进行再投资和再分配以及将之用于学校、诊所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消费等方面的贡献。此外，土地在家庭之间相对平均的分配，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当地员工能够将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和其他形式的非农劳动结合起来，以谋得生计。实际上，“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城市中的企业不一样，乡镇企业不用为员工提供住房、医疗、退休保障及其他福利。实际上，大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都没有让企业来承担”。哈特进一步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在台湾地区也能看到：
大陆和台湾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南非的明显不同－－在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它有效地打破了地主阶级的权力。推动大陆与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种政治力量是紧密相连但又截然相反的。不过，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以及“资本主义的”台湾，导致了农业变革的再分配改革的特征是，在不剥夺土地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去集中化的工业积累……20世纪后半叶，一些工业生产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例就是在不剥夺农业工人的土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事例不仅体现了作为全球竞争基础的典型的“非西方的”积累模式，……（而且还强迫我们）修改自己所做的有关“原始累积”的目的论假设，根据原来的假设，剥夺土地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伴随物。
哈特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可能依靠的是一种没有剥夺的积累模式，这使得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所提的问题上：大量仅部分与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相分离的农民（就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与城市以及郊区的失业人员和未充分就业人员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拥有的这方面的人员要多于中国），是否在吸引资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有着更大的竞争优势？从现有分析得出的答案是：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只是成功地将农民作为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供给的来源调动起来，而且将其视为创业能力和管理技能（这些是以扩大国内市场和新劳动分工机会的方式吸收这些劳动力供给所需要的）的来源调动起来，那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邓小平的改革在这个方面非常成功，但这一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传统：中国18世纪“勤勉革命”的传统，以及近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它们先于改革并决定了改革。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两个传统。
三、中国勤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
杉原熏表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勤勉革命”，这场革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技术和制度发展道路，并塑造了东亚应对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的形式。在这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以家庭为中心（在较小区域内，是以村庄共同体为中心）的吸收劳动力的制度框架的发展。与那种认为小型生产无法支撑经济发展的普遍观点相反，这一制度框架相对于那种当时在英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以阶级为基础的大型生产来说具有重要的优势。在英国，工人们被剥夺了共同参与管理事务以及发展灵活的专业化分工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机会，而在东亚，当时人们青睐的是完成多个任务的能力，而不是专门从事某项具体任务的能力；当时鼓励的是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合作的意愿，而不是推动个人才能的施展。总之，对于每个家庭成员来说，重要的是要努力适应农业劳动模式，灵活应对额外的或突发的需要，理解与生产管理相关的问题，对潜在问题作出预判并防止其发生。家庭所积极探寻的能力是以专门技术为大背景的管理技能。
此外，当时贸易交易成本很低，技术创新的风险也相对较低。尽管东亚的制度框架为大规模创新以及固定资本投资或远距离贸易留下的空间很小，但这一框架为发展劳动密集型技术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虽然这些技术无法增加每天或每小时的产量，但却有助于增加人均年收入。东亚的这种发展方式与西方发展道路的区别在于它极其偏好于使用人力资源而不是非人力资源。
哈特认为，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小块土地的密集耕种是与工业劳动和其他形式的非农业劳动相结合的，也是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投资相结合的。哈特的论点支持了杉原熏提出的中国“勤勉革命”遗产的影响持续存在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同样重要的还有如下趋势，即家庭会尽可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并且培养这些人力资源具备管理技能和一般的专业技能。我们甚至在城市产业中也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它是与当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革命传统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结合在一起的。城市产业的竞争优势可以归因于用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替代了昂贵的机器和管理人员。
如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没有对其“勤勉革命”进行复兴和变革，那么，“勤勉革命”的遗产可能无法留存下来，更不用说带来这种发展成效了。
尽管在毛泽东年代，中国出现了各种错误、混乱和人间苦难，但是，中国在建国后的前30年期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49年，与32年前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时的俄国相比，中国是一个穷得多的国家，并且工业化程度也低得多。到了1979年，中国拥有了一个雇用了5000万工人并且产值占GDP一半以上的工业基础。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90倍。中国能够制造喷气式飞机、现代远洋船只、核武器、弹道导弹。在农村，人们建造了巨大的灌溉工程和水利控制工程。原本主要由文盲构成的人口已经改变，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识字。在以前没有医疗的地方建立起了公共医疗系统。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了65岁。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在没有任何外债的情况下进入了改革期。
事实上，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出现最大增幅是从1980年开始的，但是，成人预期寿命以及涉及范围更小的成人文化程度（也就是基本的福利）的最大增长出现在1980年前。这一情况强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如果没有毛泽东政权取得的成就，1979年及之后的市场改革根本无法产生后来实际取得的巨大成果。”
从这一点来看，值得强调的是，与前苏联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应该只是或者主要归因于存在一个大规模的农业部门（就像萨克斯和胡永泰所坚持认为的），或者归因于改革的渐进主义和对福利的关注（就像斯蒂格利茨以及其他人所坚持认为的）。中国的成功还应该特别归因于中国革命传统与俄罗斯革命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些区别源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红军成立时最初形成，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得到充分发展。正如梅格纳德•德赛所指出的，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政权之前，不得不经过15年的斗争来赢得农民的支持。在斗争期间，他们“形成了在单独的一个政党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作出响应的思想”。这一思想创新有两项主要内容。首先，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替代了列宁关于先锋党的理论中“造反”的方面，根据群众路线，共产党既是人民群众的老师，也是人民群众的学生。费正清表示：“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在这种传统中，只有上层官员将当地群众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上并代表群众来执政的时候，才能实现善治。”另一项创新内容是将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用它替代了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革命阶级－－城市工人阶级。由于被经过西方训练并装备西方武器的国民党军队从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盘驱赶出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民中深深扎下根基。用马克•赛尔登的描述来说，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双向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将中国农村的农民阶级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农民阶层的愿望和价值观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
这两个特征再加上马列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了中国革命传统的基础，它有助于解释中国在改革前后所采取的发展道路的关键方面。首先，它解释了为何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中国不是通过破坏、而是通过改善农民阶级的经济和教育状况来寻求实现现代化。其次，它解释了为何在改革之前及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不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内在化，而是复兴中国本土的以农村为基础的勤勉革命的特征。再次，这一点解释了为何在毛泽东时期是通过对党和国家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进行“再教育”的方式来对抗那种在他们中间产生城市资产阶级的趋势的。最后，它还解释了为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而这10年被证明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充满活力的时期，90年代江泽民执政后，政策发生了变化，相对于农村来说，改革偏向了城市，这种不平衡发展对实际福利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胡锦涛上台后对政策进行调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号下将重点放在了扩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
这一复杂传统背后的关键问题是：如伺治理和发展一个农业人口比非洲或拉美或欧洲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国家。除印度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不管当时城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有多么痛苦，文化大革命仍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基础，并为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对此，提到如下一点就足够了：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城市工业遭到了破坏，但却极大地增加了对农村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这导致了公社和生产大队企业的大规模发展，之后出现的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从这些公社和生产大队企业发展而来的。然而，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不仅是党和国家干部的权力以及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革命传统中的现代主义成分。因此，为了支持经济改革而否定“文革”，被认为对于复兴革命传统中的现代主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复兴这些现代主义成分取得的巨大成功却开始破坏革命传统。其中有两项发展尤其体现了这一趋势：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的不满加剧。
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大幅增加，这已成为既定的事实。例如，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3年非常低的0.28飙升至2001年非常高的0.45和2007年的0.47。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一趋势绝对可被看作是虽然为大多数人创造了发展机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首先，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减少贫困的努力在这一期间仍然取得了巨大成果，日平均生活开支少于l美元的人口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超过60％减少至1997年的少于20％。因此，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体现了相对剥夺的加剧，与此相伴随的是绝对剥夺在减少。此外，根据基尼系数这样的综合指数所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级群体地位的提高（而不是下降）。同样重要的是，与收入不平等加剧相伴随的是代际间的（父母的职业／孩子的职业）以及代际内的（最初的职业／现在的职业）流动性的增加。因此，与改革前相比，从事较低收入职业的人拥有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成为从事较高收入职业的人，将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变成个人收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抵抗是有限的，并能够轻易地被压制。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与革命传统相冲突，并且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尽管“群众线路”以及“双向社会化过程”的传统在改革中明显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越多的地方和省级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创业能力重新投入到经济领域并参与到“剥削式积累”的行为中，“群众路线”的传统就会变得越发形同虚设，党和国家与中国社会下层阶级之间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就越会被党和国家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类似过程所替代。此外，革命传统赋予了中国下层阶级以自信和斗志，而在其他南方国家很少看到类似的情况。同时，该政党国家继续履行对革命传统的公开承诺也使得这种自信和斗志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这种自信和斗志的近期表现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均出现的社会斗争的升级。官方报道的“破坏公共秩序”的案例（指的是抗议、动乱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动荡）的数量从1993年的l万件上升至2002年的5万件，2003年为5.8万件，2004年为7.4万件，2005年为8.7万件。2000年前，促发农村地区出现大规模抗议的主要不满与税收、课税、费用以及其他各种“负担”有关。近期，土地用途从农业向工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开发的转变以及环境恶化、当地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最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以2005年东阳一家杀虫剂工厂带来的污染导致的抗议为例，该抗议事件导致该工厂最终被迫停产，这一事件被中国民间当作证据证明，群众的坚决行动能够迫使政府扭转发展道路，并解决群众的需要。
在城市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有企业的“老”工人阶级以抗议风潮来反抗大规模裁员，这些抗议通常诉诸社会主义传统的公正标准以及工人与国家之间签订的“铁饭碗”性质的社会合约，而这种合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40年里是普遍存在的。起初，针对抗议风潮所采取的压制与让步相结合的措施取得了一点成功，但近期，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罢工预示着抗议已经蔓延至主要由年轻农民工构成的“新”工人阶级，这一群体构成了中国出口产业的基础。与服务产业中城市工人不断加剧的动荡一起，这两波抗议风潮使得西方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劳工运动”的陈旧看法失去了意义。罗宾•玛诺指出：“现在你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看到在同时发生数起集体工人抗议。”这是一种自发的、相对初期的劳工运动，但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黄金时期的劳工运动也是如此。
这些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涌现的社会动荡已经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寻求一种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经济和社会之间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并推出了旨在扩大工人权利的新的劳动立法。胡温政府想努力解决农村问题，并重新将农村发展设定为政策议程的重中之重。此外，中国政府已经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减少或免除农村地区的教育收费，并试验性地实施了到2010年覆盖所有农村人口的基础医疗保险计划。
为应对过去10年改革过程中弱势群体中不断出现的社会动荡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已经号召党员干部重新回归党的“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倾听普通民众的要求和不满，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市、县、区政府的一把手们开始定期亲自与普通民众进行接触，倾听他们的要求和不满。他们还增加了到访基层的次数，以缓解危害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中国已经在超过66万个乡村开展基层选举，尽管有些选举仍旧存在着舞弊现象。目前已经出现了微小的变化迹象，例如，南京和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已经将更多的重要职位用来进行公开竞选。
这些改变是否能够拯救社会主义传统、赋予人们权力、使发展重新沿着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方向进行，这一点还有待观察。但这些改变至少暗示着过去那种对“为增长而增长”的关注将转变为对生活品质、个人安全和消费的更加广泛的关注。此外，中国的崛起也对逐渐丧失声誉的华盛顿共识构成了严重挑战。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一挑战的性质和前景。
四、形成新的万隆联盟？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英国外交政策中心成员乔舒亚•库珀•雷默将新兴的中国带来的挑战描述为是北京共识将替代华盛顿共识，即在中国的领导下，出现了一条“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将促进发展，而且还将“以一种允许它们真正独立并保护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方式来适应国际秩序”。
华盛顿共识……在全球留下的是一连串遭到破坏的经济体和反感情绪。中国的新发展途径……非常灵活，仅用一种学说难以对它进行分类。它不相信那种能应对所有局面的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案。它的定义是……积极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起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一方面美国正在追求的是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却正在聚集各种力量来削弱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的重要领域的影响，并营造一种让美国实施霸权行为更加困难的环境……当然，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能力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照搬的。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了各种矛盾、紧张和陷阱。但是，中国崛起的很多因素已经吸引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这些因素当中，雷默提到了一种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使得“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第一考虑要素”，他还提到“一种自主理论……强调使用杠杆力量来摆脱可能想要激怒你的霸权大国”。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理念被批评假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共识的存在，或者构建了一个一些观察家认为太过夸张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物。在我们看来，这些批评并不恰当，因为雷默本人强调了北京共识暗含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这与华盛顿共识包含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但雷默并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是否会真正推动向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赋权，而不是仅仅向某个或数个国家赋权。在这一点上的关键问题是：在哪种情况下，北京共识能够形成更加有效的新的万隆联盟，例如20世纪50、60年代那种第三世界联盟的全新版本？在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期，这个全新的联盟将比旧联盟更有效地应对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从属于北方国家的问题。
我们不应忽视中国面临的可能满足于在美国或北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进行合作的诱惑，也不应忽视其他南方国家面临的出于互相嫉妒而寻求或接受北方国家的支持的诱惑。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高估美国的力量，即便美国与欧洲勾结，也不能成功地压制南方的发展，就像美国20年来通过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所做的那样。首先，伊拉克战争的混乱已经证实了强制手段在不顾南方的反抗而强行推动北方意志中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和北方国家的主导地位的金融基础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这方面的重要转折点就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罗伯特•韦德和弗兰克•韦内罗索认为，这场危机证实了“经济萧条时资产将归还合法所有者”这句格言是正确的。
货币的大幅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成的复苏，这些加在一起，加速了整个世界范围内过去50年中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的资产转移，资产从国内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了国外所有者的手中，这次的资产转移使得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资产从国内向美国的转移或者1994年后墨西哥发生的资产转移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这一论点强调了危机造成的直接影响，但却忽略了这场危机对南北关系造成的更长期的影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北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各自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前者存在赤字，后者存在盈余。盈余中很大一部分仍旧流向美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一方面为美国提供资金来填补不断增长的赤字，另一方面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被用来在全球（其中包括南方国家）进行再投资。但这一差异背后的基本事实是，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能以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成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南方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盈余（且这一份额在不断增加）并没有流向美国，而是被用来建立货币储备或直接流向其他南方国家，从而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北方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对南方国家的控制。南方国家拥有大量现金并且渴望重新掌控自己的经济政策，因此，它们“用实际行动作出选择，还清了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并拒绝采纳该组织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也因此“变得很孤单”。金融媒体的社评问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还有其他使命存在？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央银行开始将银行进行国有化，“捍卫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遭到了那些抵抗住了全球化主义者对于终结政府这一主张的狂热吹捧的国家的大量嘲笑。全球化远没有能够埋葬国家，它现在反而依赖各个国家以获得援救”。
尽管中国大量购入美国国债，但是，在改变南方国家盈余的流动方向使其以南方国家为目的地方面以及在为邻近的和遥远的南方国家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方案以替代北方国家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贸易、投资以及援助方面，中国起了主导作用。亚洲发展银行（ADB）驻菲律宾的负责人2006年时曾表示：“游戏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新玩家，它有潜力来改变海外发展援助的状况。”就在他发表此番言论不久前，中国刚刚宣布，将连续三年每年向菲律宾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这使得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提供的2000万美元的贷款看起来相形见绌，而且也超过了日本有条件提供的10亿美元贷款。不仅如此，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不顾美国的反对从伊拉克撤军，因此，中国此举这时还为菲律宾提供了庇护。这仅仅是中国通过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在竞争中击败北方国家以便获得这些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案例之一，此外，中国还向南方国家提供附带极少政治条件以及不收取昂贵咨询费用的大额贷款，并以北方竞争者一半的价格在南方国家的边远地区投资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石油国家也已经开始将它们的盈余重新投资到南方国家，这与中国的举动形成了互补。其中最具有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案例就是，委内瑞拉利用通过高油价获取的暴利收入来充当拉美国家新的“最终贷款人”，从而削弱了美国对该地区经济政策巨大的长期影响。同样重要而且可能对北方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造成更大破坏的是，西亚国家近期将它们的部分盈余从美国和欧洲投向了东亚和南亚，其部分原因在于伊拉克战争受到了广泛批评，以及此前英国港口运营商P＆O被迪拜的港口公司收购后，美国迫使迪拜的港口公司出售美国的股份。但最具有说服力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中国和其他所有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想获得西亚的石油，而西亚国家出售石油所获得的资本和流动资金正在寻找回报比美国国债更高的投资机会。
当2006年5月，印度总理辛格在亚洲发展银行年会中呼吁亚洲国家将亚洲的贸易盈余投向亚洲的发展项目时，一位美国观察家称，辛格的言论“令人震惊”，这是“美元和美国霸权终结的前兆”。事实上，亚洲和其他南方国家是否继续使用美元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像英国霸权结束后的三四十年里，英镑仍旧被当作国际货币使用一样，美元可能也将如此。对于南北关系的未来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南方国家是继续把国际收支中的盈余交给由美元控制的机构来处理，将它们变为北方国家寻求主导地位的工具，还是把它们当成解放南方的工具来使用。从这一点来看，辛格的言论并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的言论仅仅是在支持一种现在已经存在的做法。真正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都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所导致的适得其反的结果的程度，而这正好为新的、更强大的万隆联盟的崛起创造了强有力的条件。
旧万隆联盟的基础是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很轻易地被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所摧毁。然而，可能崛起的新万隆联盟的基础不仅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成分，而且更主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因此这个新联盟要牢固得多。2003年，就像前印度外交部长辛哈在演讲时所讲的，“过去，印度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来往是建立在亚洲兄弟的理想化概念之上的，来往的基础是共同的殖民主义经历和文化联系”，而如今恰恰相反，亚洲国家之间的动态发展“不仅由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来决定，也同样由贸易、投资、生产来决定”。辛哈的这番言论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适用于整个南方国家。在旧万隆联盟下，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所推动的第三世界的团结缺少经济基础。事实上，第三世界当时还不得不应对全球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冲击，而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控制权。如今则恰恰相反，在日益多样化的领域（包括地区经济一体化、国家安全、医疗和环境等）快速发展的南南之间的贸易、投资和合作，主要依赖南方国家在全球生产中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尽管关于“第三世界的团结”的各种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仍旧发挥着作用，但它们已经很少是南南合作的唯一甚至主要决定因素了。
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正在引领着这一方向的发展。这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0％，除此之外，这些国家正在共同崛起，成为资本、技术的来源地以及周边地区和整个南方国家产品的有效需求的来源地。尽管这些国家在促使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向有利于南方国家的方向转移方面起着引领作用，但是它们却遭到批评说，它们与其他南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在动机和结果方面与传统的南北关系是类似的。中国尤其受到批评，被指责与那些以牺牲制造业和其他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为代价而专门从事初级生产的贸易伙伴建立关系。
就这些批评认为南方国家合作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第三世界的团结这一点而言，这些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却忽略了新万隆联盟相比于旧万隆模式所具有的优势。首先，它们忽视了上述四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后与北方国家在世界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成了竞争者，这将颠覆全球财富和权力等级的结构基础。这些国家不仅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了优于北方国家的贸易、援助和投资条件，包括免除大量债务，而且它们这样做也加剧了北方国家的竞争压力，迫使北方国家不得不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好的条件。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联的是，那种强调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伙伴只专门从事初级生产的批评，忽视了南北之间的产业趋同导致制造业和初级生产之间的贸易条件正在发生逆转这一点。和“工业化”已不再是“发展”的相关物一样，专门从事初级生产也不再与“不发达”联系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提到了上述四个国家在它们国内从事着社会剥削行为，或者通过它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在国外鼓励进行这样的社会剥削行为，就此而言，它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被贸易和生产排除在外，而不是剥削，通常是造成南方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这些批评也忽视了权力关系在制定全球政治经济的道德标准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如今，这些标准大部分是由处在全球财富等级上游的国家的政府和机构制定的。然而，上述四个国家的崛起将可能形成一个使得处在全球财富等级中下游的国家的政府和机构最终获得发言权的环境。关键是占全球人口1／3还多的中国和印度将选择怎样做。正如傅好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针对中国和印度互相进行大规模投资所发表的评论那样，如果这两个国家选择了合作，那么“由美国、西欧最强大的几个经济体以及日本组成的富国俱乐部对全球其他地区指手划脚、品头论足的时代（即将）很快画上句号”。
2008年华尔街的股市暴跌加速了华盛顿共识的崩溃。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包括有限的政府、最低限度的监管、自由市场的信贷配置）逐渐丧失公信力，许多评论家想知道，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否是一种替代方案。正如黄亚生所注意到的那样：
在考虑衰落的美国模式的替代方案时，一些人转向了中国，在那里，市场受到严格监管，金融机构也由国家控制。华尔街股票暴跌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到来而欢呼，他想起了理查德•尼克松改变立场投向凯恩斯的情景，伊格内修斯说：“现在我们都是中国人了。”
同时，中国经济并没有能够幸免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危机，特别是它的出口骤减和经济增长放缓，这一事实促使我们重新评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采取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低水平的国内消费对增长的限制作用。当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可能正是促使中国官员转向选择更加平衡的国内消费推动型发展道路的原因。这样的转变无疑将导致经济不景气问题，但这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步骤。正如诺顿在2006年所预测的那样：“成百上千的公司将破产，随着即将破产的公司寻求在世界市场倾销其产品，贸易紧张局面将进一步升级，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将从肯定变为否定。”但本文清楚地指出，我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预测，2008年的经济危机可能最终会使中国在更加可持续的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恢复增长，并为新的万隆联盟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