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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中国行为的根源

212/03/2011|阎学通|联合早报
六十年前,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表了一篇激起美国及世界舆论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并很快地促成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强硬姿态。如今,有鉴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和其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与日俱增,怎样理解中国行为的思想根源,也就成了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更好的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动机,有助于防止中美两国关系出现僵硬和对抗的姿态。

自2008年以来,中国学者及战略研究员对中国外交政策性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中国的国际吸引力和地位——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中国学派”与传统主义学派 

主流派被称为“中国学派”它与政府观点一致,坚持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少数派则认为中国应以其传统政治思想为基础,并强调传统中国哲学中的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虽然不断发文抨击这个立场,党却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人物孔子恢复了名誉,甚至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孔子的塑像。
中国学派坚持在国际外交中遵守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传统主义学派却呼吁中国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主流学派坚持将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理由是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仍仅排在世界第104位。传统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传统思想开始影响决策思维 

目前,中国学派的影响力似乎局限在官方的声明层面,而传统主义者则逐渐对政策发挥了影响。例如,中国政府在利比亚危机中一如既往地重申了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外交原则,但却接受了联合国对卡达菲政府的制裁决议。
此外,中国还派出了一艘军舰和4架军用飞机赴地中海,协助3万5860名中国公民,和2100名其他国家的人民撤离利比亚。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其海军实力投射到如此远的地方这与儒家的理念是一致的,即将道义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标准,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将经济利益视为外交政策的唯一动力
早期的儒家思想家著述时,身处的是诸多小国残酷地争夺领土的政治环境。对他们来说,政治实力是国际实力的关键,而政治实力的核心则是有道义的政治领导。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尽可能依据道义规范行事。任何王者都应从整个世界的角度考虑政策,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民。
因此,孔子思想的最大继承者孟子认为,王者应当惩罚那些在本国施行暴政的统治者。他认为,不顾道义而主要仰仗军事或经济实力来维持统治的君主,是不可能长期屹立于国际舞台上的。
    中国虽然正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决策中,却并不时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这次对利比亚的政策,同以往的政策大有不同,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排除传统思想在可见的未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圈的主流思想。基辛格曾对笔者说,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将比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例如马克思主义或者自由主义),都更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  内政是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最近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政策讨论中听到最多的词,是突然间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官方教条的“幸福”。这个变化也可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在未来可能进行调整,因为“幸福”一词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出现的次数,要远高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统治者的核心任务是提高民众福祉,其本质是基于生活的道义。由于贫穷阻碍了道义的行为,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应致力于消除贫困。但是,孔子及其追随者是唾弃为求经济发展,而罔顾道义的治国理念的。
春节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重要节日。在2010年2月的春节,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他说政府的工作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在今年3月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腐败
这些说法对中国人来说相当新鲜,因为它们都是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而非党以往经常强调的经济决定论
目前,要判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注重道义责任、幸福和尊严的传统——对中国外交政策有什么冲击和多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确知,传统理念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在未来数年里,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扭转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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