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功能和活动方式必然要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政治体系所能够调动和分配的资源。基本目标是：一方面要建立起合理的新体制结构，把逐渐转移到社会和市场的资源置于国家总的调控之下，另一方面要寻找政治资源的新的生长点，增加来自新生源的政治资源。从物质性资源的角度说，税制、国有企业、海外资产、涉外经济、现有资源等是主要的着眼点。从非物质资源来说，要注意加强政治体系的推动性资源、保障性资源和体制性资源。从功能资源来说，要注意强化安全提供、生产推进和科技开发等方面的资源。应该保护和开发尽可能大的政治资源来推动总目标的实现。政治资源的积聚和运用是现代化能否成功关键之所在。对政治体系的资源配置能力，不仅要有认识，而且要有恰当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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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功能方式必然要发生变革，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适应整个社会深刻的变革。政治体系的完善和变革，根本上说，也是为了更有效，更有力地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调控，推进社会发展，促进既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着政治体系能够建立新权力结构和实施新政治功能。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新权力结构》和《新政治功能：体制供给和秩序供给》两篇文章中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①。配合着新权力结构的建立和新政治功能的实现，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政治体系所能够调动和分配的资源。1992，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
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蓝图，规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②。实际的推进过程也正在大幅度地展开。新的体制模式正在形成。
必然要发生的根本变化是：从原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治体系通过对经济体系全面控制来施行功能，通过对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直接管理和分配来实行社会调控，转向市场经济的模式下社会物质资源大部分将不再由政治体系直接管理，而由市场分配，政治体系逐步转向主要对非物质资源的管理，如权力配置、规范制定、制度安排、秩序保障等。从对物质资源的直接管理到非直接管理，从以管理物质资源为主到管理非物质资源为主，是政治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重要变革。
在社会资源大幅度转向社会和市场的同时，政治体系不可能放弃资源分配权。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就是能够对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权威性的分配③。政治体系总要对社会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进行分配，但是分配的方法和方式在不同的体制模式下有所不同。不进行资源分配，政治体系就不能有效地调控社会，同时政治权力也就失去运作的基础。
政治体系在退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直接管理之后，需要实现新的政治供给。政治体系的产出，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政治供给能量的大小取决于政治资源的规模。在一个超大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所能够掌握和分配的资源。而在一个小型国家中，政治体系掌握和分配资源的要求不高，不那么政治性，技术性的因素高于政治性的因素。政治体系掌握一定量或者说相当量的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分配，是大国发展的必然，也是大国保持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量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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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政治体系从要素管理转向程序管理，从内在管理转向外在管理，从保险管理转向保证管理。这种管理方式的变革，必然影响政治体系原先掌握的资源的量。对于原有形态的资源，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减量的过程。因为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来结构的社会资源逐渐地转向由社会和市场来分配（在新的结构没有形成之前，转移是必然的。新结构的目标应该是用新的体制来调控转换到社会和市场中分配的资源。但是新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不会立即形成和完善）；另一方面，新政治资源没有成批量的增加，有利于新政治资源增加的体制结构和规范也没有形成。所以，结论是：在转型社会中，在一段时间内，政治资源的总量会下降，尽管社会资源总量会上升。
政治体系的权力资源的结构大体可以分为： (1)宪法性权力，即基本法所规定和赋予的权力；(2)物理性的权力，即国家的强制机关对权力行使的保障；(3)操作性权力，包括体制、规范、人事和财货四个主要的方面。政治体系对社会调控的实现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的权力的结构安排和相互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见图1），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起来之后，上述图形逐渐演变到下述图形（见图2）：
图1 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运作的基础
图2 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权力运作之基础
根据国家计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的统计，199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如下，全社会投资合计527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其中全民所有制占3558.15亿元，增长21.9%，集体所有制单位占688.59亿元，增长18%，个人投资占1091.76亿元，增长9%。可以看出，集体所有制和个人的投资额量比例很大。再仔细分析，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074.7亿元，中央项目是1025.3亿元，增加10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5%，而地方项目是1049.4亿元，增加 264亿元，增长33.7%。中央所占的比重从53.9%下降到49.4%，地方从46.1%上升到50.6%④。从资金来源上也可以看到变化，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的投资来源，国家预算内投资为358.02亿元，国内贷款是557.67亿元，外资是235.9亿元。更新改造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是 16.28亿元，国内贷款是411.81亿元，利用外资是38.98亿元，自筹投资489.18亿元，其他投资是40.36亿元⑤。
从国家财政支出的情况来看，1991年预算外资金总额为3243.3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国内部分）的94.5%。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为 68.72亿元，事业和行政单位为697.00亿元，国营企业及其主管部门为2477.53亿元⑥。1991年，财政总收入占国民收入为 22.4%，1978年为37.2%，此后连年下降⑦。中央财政收入，1991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4.3%。
到1994年6月，私营企业达到328000家，比去年同期增长37%，1993年私营企业增长78%，投资总数增加128%⑧。根据国家公布的数字，1994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00%，达641亿元，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月底达到1.6万亿元，有3183万人的私营企业就业，私营企业注册资金达到1032亿元，增长52%⑨。1993年末，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8784个，比1991年增长近5倍（实际数字还要大）⑩。
面对这一总的态势，政治体系的基本目标是：一方面要建立起合理的新的体制结构，把逐渐转移到社会和市场的资源置于国家总的调控之下，当然是宏观和间接的调控；另一方面要寻找政治资源的新的生长点，增加来自新生源的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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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资源分配将主要通过市场直接进行，国家对资源配置将主要是宏观协调。但是，政治体系也必须扩大自己能够配置的资源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拥有一定量甚至比较大的量的资源总量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保障，这已经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从这个角度讲，政治体系在保护和开发自己的非物质资源的同时，必须扩大自己的物质性资源。没有一定量的物质性资源，非物质资源最终也不能有效地发生作用。
第一，要通过严格的税制扩大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来源。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政府资源的基本来源是税收，因此建立起完善的税收制度对政治资源的积累是根本性的措施。税制的完善基本点在于扩大物质性资源的总量。然而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完善的适应社会发展状况的税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1994年我国实行财税新机制，实行分税制改革，建立分税制和分级财政，最终目标是使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中占到60%左右，而支出占40%左右。 20%左右作为中央宏观调控的财力基础，用于地方税收返还、进行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后进地区必要的支持等(11)。这个总体思路正确。要扩大新的税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为税基的扩大提供条件，如股票交易市场、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等等，都以前所未有速度发展。为资源增长创造了源泉。1992年，上海土地批租、国有企业发行股票可能获得200多亿资金。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1993年交易总额已超过万亿元，对GNP的贡献超过 100亿元。
在实现新体制的过程中，要防止税制税法不健全或者故意逃税造成的资源流失。根据统计，1994年9月份开始的全国税收财务大检查，到10月底统计，全国共查出违纪金额49.47亿元，其中应交财政金额36.61亿元，已缴财政18.29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42.3%、
76.9%、63.4%。在查出的金额中，属于偷税漏税的有26.56亿元，占违纪金额的53.7%；属于截留国家收入和利润的7.44亿元，占15%；属于违反物价法规及其它方面的有15.4亿元，占31.3%(12)。再如私营企业部分的问题：统计数字不实，“六假”企业（假国营、假集体、假外资、假校办、假残疾、假知青）不断增加，不能统计出私营企业的准确数据。根据抽样统计，“六假”企业比实际注册的私营企业要多3-10倍。另据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是私营企业。混合经济的增加，参资、入股、合营、兼并等各种所有制混合一体，难以分辩。管理上带来很大的问题。再加上管理不严格，制度规章混乱，财务造假帐或者不建帐，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据有关方面统计，私营企业的偷漏税面达90%(13)。另一方面对个体户和个人所得税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在这一领域中偷税漏税的现象亦相当严重。个人所得税在发达国家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我国的国情不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这一块会急剧扩大。
国家财政是政治体系权力运用的重要保证，也是政治体系对社会调控得以实现的杠杆之一，经济手段、政策手段和行政手段与国家财政的规模有密切的关系。国家预算和公共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但是这些手段的完成没有一定的财政基础不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依赖于财政。如日本中央政府的税收总额为全国税收总额的70%，地方为30%，但是通过“下拨地方税”、“让与地方税”和“国库支出款”制度，财政支出中地方为 70%，中央为30%(14)。政府财政通过大规模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国家直接投资。各种形式的直接拨款可以成为企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可以调节国内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如美国就有“一般岁入分享”和“专用岁入分享”两种手段，而“专门入分享”曾经多达数百种(15)。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资源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第二，国有企业是政治体系拥有的重要的政治资源，一定要盘活存量，扩大增量。这不仅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政治体系的产出对国有企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国有企业的地位如何，与政治体系密切关联。“国家－－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是一社会中每个产业潜在的资源或潜在的威胁。国家可以通过而且确实通过禁止或强制、取走或给予资金等方式有选择地帮助或损害了许多产业。”经济管制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谁从管制得益、谁因管制受损，管制会采取什么形式，以及管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16)。不论如何管理，国有企业应该能够得到利益并且得到发展。国有企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创造的资源，也在于它们在国民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国有企业也具有这样的地位，一般交通运输、电讯、邮政、能源等部门中占主导地位，有的甚至在重工业等其他部门中也占有主要的地位，如法国。法国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企业规模大、实力强，经营范围大，掌握高新技术，国际化程度高(17)。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部门，且作为国家对社会有效的调控手段，自然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其他一些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广泛分布的国有企业，也是重要的资源源泉。关键是要搞活搞好。
这里问题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确实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不断扩大这一块资源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国有资产是历史遗留的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导致其它部分的资产大大增加，这一块如不增加，就会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从整个社会资源的结构来说，这样的趋势对政治体系的社会调控不利。二是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目前国有资产的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注意。根据有的学者研究，由于产权没有理顺，管理不力，金融、财经秩序混乱，近13年来，我国的国有资产每天大约流失1亿，国家至少有5000亿国有资产通过各种渠道流失，进入个人和小团体的腰包。国家国有资产局、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进行的全国性国有资产情况全体调查揭示，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渠道有：(1)中外合资、合作中中方资产未评估，大约占总数的90%。中外双方资产作价不公，国有资产被低估，外方作价过高。外商通过“转移定价”侵吞中方财产，逃避中国税收。(2)企业股份制或者公司化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低估或者低价折股，不给国家股送股、配股，不分红或者少分红给国家股，或者将国家股转变为法人股、个人股等行为，致使国有资产权益受损。(3)企业经营管理不善。(4)集体企业无偿占有国有资产，有的甚至将国有资产擅自变卖。(5)行政单位无偿占有国有资产搞“创收”，进入“小金库”，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等。(6)资产处置中低价出售土地和公房等(18)。(7)比较严重的形式是，一些单位利用手中掌握的管理权力和分配权力，寻求各种商品的价差、国家银行贷款的利差、进口专用外汇牌价的汇差。尤其是有些政府管理部门，通过平转议、低转高、无偿分配等手段，以自己管辖的物资分配权来获得超额利益。这种“寻租”行为相当严重，获得的非法收益数量特别巨大。从政治资源的角度来看，这一部分是政治体系能够分配的基本部分，不少国有经济部门也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这一部分的资源不仅不能缩小，而且要逐步地扩大，并且使资源充分激活。目前产权交易的问题讨论热烈，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19)。建立科学合理的产权交易体制和规范，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源。有了这套完善的体制，国有资产就可以盘活，就可以增值，就不会流失。关键是要向体制要资源。
第三，对海外国有资产要加强管理，并尽量使之扩大。这几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在海外投资总额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元，在海外投资企业达万余家，分布在世界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资产总额近2万亿人民币(20)。在未来的发展中，海外发展应该是一个方向，也是比较能够生长新资源的领域。因此对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管理要加强，以便促使现有资产增值，扩大资源产生的基础。
第四，加强涉外经济的资源增生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开放度的加大，中国的涉外经济发展迅速。而涉外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体系的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需要政治体系的推动或者保障。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政治体系不仅可以培育非物质性的资源，也可以培育物质性的资源。1993年，中国对外贸易达到1975亿美元，比92年增长了18.2%。1993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批准外资项目62789个，协议金额830多亿美元，实际使用150多亿美元(21)。这里面政府的推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外借贷和筹措资金是积累资源的重要方式。1991年，中国对外借贷新签协议金额63.7亿美元，实际使用资金70.2亿美元，其中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新签协议金额 13.4亿美元，实际使用15亿美元。借用国际金融组织新签协议金额21.4亿美元，实际使用14.9亿美元(22)。这一笔资源控制在政治体系手中，如何来分配，对政治体系的权威运作是有价值的。问题要有这种明确的意识。
第五，防止现有资源的流失。由于腐败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导致的流失。1993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贪污收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22亿元(23)。中国目前阶段的各类腐败活动，五花八门，各式各样。腐败活动大面积发生，涉及面广，牵涉领域多；大量腐败活动在原始水平上发生，还没有被局限到一定的范围之中；体制转换过程中许多基本的活动没有形成必要的秩序和体制，各个领域尚处在形成新体制的转换过程之中，腐败活动进入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都比较大。这是因为，在体制不完善的时期，各种各样的腐败活动没有被有力制约，腐败与非腐败的界线也不清楚。目前腐败活动发生的一个新趋势是：从低量腐败到高量腐败。腐败活动涉及的钱款数量越来越大，有的达到惊人的地步。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与他人合伙将452万元人民币汇到香港，存入个人帐户；原广东珠海某公司经理朱小明在葡京赌场前后输掉公款460多万元；原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分行东风办事处会计员薛根和伙同他人，内外勾结，贪污3344万元；原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矿产化机部科长张建平借用张某某伪造外商佣金凭证、出口货物单据，截流本部门货款等手段，共侵吞公款274万多美元，人民币64万元，挪用公款17万多美元。这些案例涉及的是超大数额的腐败活动，这几年有上升的趋势。
同时也要注意一个新的趋向，就是海外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境外腐败活动的比例上升，为了逃避国内的反腐败斗争和纪律监察司法机构的监督和控制，一些人逐渐把腐败活动转向国外，不仅把金钱转移到国外，而且把腐败活动的基地搞到国外，一些派驻国外的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在国外用公款购买房屋，将国家资财存在自己的帐户下；或者与外商勾结，把高质量的出口一等品硬说成是三等品或次品，大量向企业索赔，然后将索赔、降价等资金转存国外，进行私分；或者挥霍滥用，游夜总会，包妓女；或者伪造凭证，编制虚假业务合同以及收据票据，将外汇从我国公司的帐上汇到自己手下；或者汇款给自己亲属的公司和自己注册公司等，挪用贪污公款。动辄几百万元。
另外一种国有资产流失是由集团性的非法活动造成的。对集团性的侵占政治体系应有资源的活动要严密监督和防范。基本形式有：(1)有组织骗税。有组织骗税是目前发案率比较高的一种活动。如江西瑞昌市、武宁县、宜黄县、东乡县、横峰县、遂川县有关领导干部违反国家有关活动，支持骗税活动，共为骗税分子开出假税证明70份，假销售发票304份，金额高达2亿 3千万元，骗走国家税收1549万余元。这类活动使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大大受到损害。(2)有组织走私。这也是近年来发案率比较高、实际活动比较频繁的一种腐败活动。有组织走私和一般走私的根本不同是它们有政府或者一定权力机关的参与。如原山东乳山市商业局局长刘起山，在威海公安局边防保卫分局政委范占武、业务处副处长刘宁的支持下，武装走私香烟9900多箱。原广东珠海市公安局边防分局三灶大队原副队长与走私分子勾结，走私香烟2300箱，价值517万元。原辽宁省丹东市市长常义到市政府少数领导干部同意一些单位进口大量的走私汽车，并以政府名义指使和组织协调，一个月共走私汽车277辆；原山东烟台兴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董岁勤与美国豪城贸易有限公司经理郝强合伙走私韩国汽车150辆，付款225万美元。这些均是典型的有组织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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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物质性的资源之外，非物质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设定的逻辑。从非物质性资源的角度看，政治体系的重要的资源是其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扩大的历史变革中，政治体系调配的资源结构必然要从物质资源为主逐步过渡到以非物质资源为主。非物质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有时比物质资源要重要得多。而政治体系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有力量和能力产生非物质资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需要非物质资源的扩大，在物质资源扩大的同时，没有非物质资源的扩大，社会就不能协调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我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快速的发展中，战略任务之一就是相应地甚至超前地扩大政治体系的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比较敏感的个人和比较团结的群体可能导致组织的改进，也可能不导致这种改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群体之间的关系，冲突确是在组织中各群体之间发生着，从全面的观点来看，这种结果可能是职能失调。”(24)在社会经济和活力充分发动期间，这种个人的敏感和团体利益的明晰化都显而易见，关键就是要有确定的体制和严格的规范来确定各自的位置，以达到社会在良性互动中的动态均衡。
从保护和开发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的角度看，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
第一，集中开发推动性资源。社会发展的政治性资源主要地来自于政治体系的积累。社会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社会关系的大幅度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更新，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失控、失序、失衡和失范的趋向，要求社会聚集起足够的政治资源，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化解各种冲突和矛盾。从这方面来说，体制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体制可以使执政党、国家、社会、民众、市场等之间呈现一种新的体制关系，对集中政治资源可能有重大意义。在整体体制之外，政策是政治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财政、货币、税收、股票、土地、债券等方面的政策，构成重要的政治资源的源泉。确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是快速、持续、健康构成重要资源。由体制和政策的两面配合，开发大量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政治资源。正确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也构成高能量的政治资源。
第二，重点开发保障性资源。政治资源不仅是一种可以推动的因素，即在原有的政治资源的总量上增加新的部分，加大推动能量。开发资源的努力，基本上是增加新的量。政治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在减少损耗中得以保持的资源。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和腐败活动，经济领域中的违法活动等等，以及其他非规范的政治行为导致了政治资源的大量流失，不仅减少了对社会发展的政治推动的力量，也增加了由这种非规范政治行为导致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的高涨。所以在体制和政治运作上如何来防止这些现象，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保障。在分析到发展中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时，约瑟夫·纳伊说：“腐败浪费了一个新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25)其实不仅新国家，就是一般的国家来说，腐败也是这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三，确定保护和开发体制性资源。体制资源就是要确定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体制资源的模式和构想。从体制资源的开发来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就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全面设计的图纸，力图通过整体设计、配套改革来构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资源。这就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富裕的体制资源。在开发体制性资源方面，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的转变不能忽视。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功能的转变，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确定，等等。在这些方面建立起合理、科学、制度化的体制，可以构成社会现代化最主要的资源成份。这些基本的体制性政治资源的设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必不可少了。
当然，体制资源和规范资源的保护、开发和扩大，要适应整个社会发展的总方向，适应经济生活的要求，尤其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任何设计、构造和改革制度的努力在这种严格解释的逻辑内必定导向无效率。因此要慎重地避免对“自然”过程进行任何“结构上的理性”干预(26)。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在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可取，但是从体制和规范的逻辑设计上来说，尊重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必要的，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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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系源出的另一方面重要的资源，是它的功能资源。政治体系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为其他任何体系均不能比拟。政治体系有宪法性权力和物理性权力做为支撑，在执行功能方面具有独占性。这样，政治体系就可以在运用自己的功能的过程中，产生重要的资源。这些功能是社会在发展中所不能缺少的。著名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在谈到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时，指出：“不仅权威对市场的直接权力至关重要，而且权威对市场运转的环境和周围条件的间接影响也至关重要。”她把在政治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权力分为“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两个方面。“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等都不得不在这样的结构中活动，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包括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的相互作用(27)。
政治体系的功能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源，这是一个需要明确的基本认识。这种资源原则上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物质性资源由政治体系来独占性分配的时候，功能性资源并不突显，而在社会资源不由政治体系独占性分配的时候，功能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就极其重要了。
从一般国家政治体系功能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来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主要可以有：
第一，安全提供。政治体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的环境和保障。安全提供的功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国内部分，即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运用政治的、法律的、政策的甚至强制的力量来保证。在现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安全提供的范围和概念也大大扩展。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和国际市场的扩大，随着中国经济关系的向外延伸和拓展，对国际安全的需要会大大上升。这就是政治体系扩大自己资源的契机。发达国家的政府一般均努力为对外经济活动尽量营造安全的国际环境，保证自己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六大特征：低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高人口增长率和高抚养负担、越来越多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劣势、依赖和脆弱性，更需要有安全的保障。
安全提供包括很多方面，但司法保障构成重要方面。在市场经济快速成长起来的时候，司法保障的地位日益突出。司法保障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权、契约、利益、市场秩序等是关键的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市场经济不能健康地发展。这方面的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功能。
第二，生产推进。现代政治体系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生产推进过程中去。太森和尤菲说，政策选择对生产和贸易优势有着重大的影响，“半指导性产业”(Semiconductor
Industry)从来没有摆脱政府干预的看得见的手(29)。这里说的生产推进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宏观结构。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政治体系的推进作用十分关键。战后西方各国也普遍建立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计划管理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德国式的，政府对市场只进行纯粹的宏观管理，二是日本和法国式的。政府对经济和市场进行比较深入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克服市场机制信息不充分和决策分散，协调重要的投资决策以实现结构调整，通过经济手段来促使企业按照政府计划行为，如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30)。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推进生产也是政治体系可以使用的方法，通过产业政策来更有效地干预产业部门之间和产业内部的资源分配过程，以实现高效益的产业结构(31)。当然，这就要求政府有较高的功能资源，主要表现形态是政府要有合理决策来促使市场行为主体与政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市场必须有较高的组织性，政府本身必须具有较大能量的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32)。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不断完善，1993年以来推出的财税、外汇、金融、投资、外贸、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4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了 100多亿元，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197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6%(33)。这就是重要的功能资源。
生产推进的另一方面是外向的。政治体系的生产推进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推进本国的经济向世界发展，二是保护本国的利益不受损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政府在推进对本国有利的贸易环境方面各有千秋。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结构。一些国家政府首脑出访往往带着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从美国总统对日本的访问到德国总理对中国的访问，从加拿大总理对中国的访问到中国领导人对国外的访问，这已经是一种通用的推进方式。而这种方式的优势是一般企业界和其他机构所不能达成的。另一方面就是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如美国政府就贸易赤字和开放市场与日本政府进行的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欧共体内部就农产品问题进行的艰苦谈判，以及关贸总协定谈判中各国政府之间细致而寸步不让的态度。这些都使政治体系获得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功能资源。
第三，科技开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具有首要的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便是这种认识的最透彻的揭示。科技开发，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持久的推动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一般的单位和机构所不能胜任。由政府来推进科技开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取向，也构成政治体系的主要资源之一。美国政府对科技开发就高度注意，从对私人企业的单位提供资助到政府出面主持庞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和决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发展战略。国家成为科技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重点支持工业企业的科学研究，支持大学的研究，实行科学技术转让，促进人力开发等(34)。六十年代国家宇航局主持的“阿波罗”计划，不仅促进了高科技的发展，而且带动了经济的和产业的发展。大规模的科技开发计划，是政治体系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源泉，开发的结果是可以为国民所分享，形成调节的杠杆。
功能性资源的实现，依赖于政治体系所有用的独占的手段。政治体系一方面拥有一个国家的最后权力－－主权，另一方面也有其独占性的手段，这就是政府对宏观政策制定的垄断权，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市场管制和价格管制等(35)。关键是如何灵活和艺术地运用这些政策手段，达到最佳效应。
从政治的角度积累权威运作要求的资源，目的在于集中起必要的资源，推动目标的实现。要从物质性资源和非物质性资源着手，双管齐下。这也需要人们对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重新认识。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政策选择、政治体制、政治秩序和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因素。一旦社会确定了发展的目标之后，应该保护和开发尽可能大的政治资源来推动总目标的实现。在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中，政治资源的积聚和运用是现代化能否成功关键之所在。对政治体系的资源配置能力，不仅要有认识，而且要有恰当的战略。
注释：
①《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2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7日。
③［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
④⑤⑥⑦ (22)《中国经济年鉴1992》，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第69页；第70页；第321页；第805页。
⑧⑨《南华早报》，1994年9月26日；9月8日。
⑩(13)李欣欣：《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第42页；第44页。
(11)杨庆兵：《财税制度将按新机制运行》，《半月谈》，1994年第1期，第23页。
(12)(20)《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9日；11月2日。
(14)毛永林主编：《当代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比较分析》，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第65页。
(15)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人民出版社，1986，第63页。
(16)［美］乔治·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策管理》，上海三联书店，1989，上海，第210页。
(17)黄文杰：《法国宏观经济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第178-180页。
(18)王保喜：《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年1月5日。
(19)朱志刚、倪吉祥：《国有企业产权交易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21)复旦发展研究院：《重新认识中国》复旦发展研究院，1993，第109页。
(23)《半月谈》，1994年，第7期。
(24)［美］弗里蒙特·E·卡斯特、詹姆斯·E·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和权变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52页。
(25)［美］约瑟夫·纳伊：《腐败与政治发展：成本－效益分析》，《腐败与反腐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51页。
(26)［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第110页。
(27)［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1-30。
(28)［美］迈克尔·P·托罗达：《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北京，第30页。
(29)David B.Yoffic.Editor，：Bcyong free trade：Firms，Governments，and
Global compctition，Ha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pp29-78.
(30)王沪宁：《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和经济发展》，《特区经济》1993年10期。
(31)金善明：《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企业宏观经营环境》，见《日本企业的活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133页。
(32)刘东：《计划与市场：日、法两国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1992年，第8期。
(33)《人民日报》1994年9月17日。
(34)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人民出版社，1986，第104页。
(35)丁一凡：《法国混合经济的几个特点》，《欧洲》，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