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 quest ,  welcome  |  

郑永年: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

06/06/2006|郑永年联合早报
这两年来,随着左派思潮的崛起和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力的上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便在经济政策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政策话语遽然失声,在左派思想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在今年3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期间,当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政策争论与较量公开化的时候,自由主义不堪一击

  因此,很多人对中国改革的进程是否会进行下去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尽管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两会结束时,分别表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但可以确定地说,现存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议程,必须得到修正和纠正

  经济自由主义的退缩和萎缩,表明自由主义既不能回答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更无能解决这些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改革政策话语的主体。从1980年代经济分权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随后的全球化,都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大背景。

经济自由主义无力解决问题

  产权改革、抓大放小式的私有化、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具体政策产物。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不仅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也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和文化体制等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化、商品化、货币化,可以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

  经济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最终变成为既得利益说话和论证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这是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现状,也是其最大的不幸

  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提供生产积极性,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等。但是,当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某些利益的工具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往往是一个社会多数人民信仰的经济意识形态,但在中国,自由主义则表现在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它越来越呈现出反多数人利益的倾向。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是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本身所期望的。很显然,当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的同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痛心。

  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变质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缺失如果说经济自由追求的是经济效率,那么政治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则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分配的公正性。一个社会要处于均衡状态,这两种自由主义缺一不可。

  在西方社会或者任何自由市场社会发展的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出现极端化的倾向。如果没有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制约,经济自由主义就会迫使一个社会走向弱肉强食。在西方,纠正和制约经济自由主义的就是政治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同政权对立

  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建设,强调通过人民的政治参与来达到社会公正。实际上,纠正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和追求社会公正,是近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也是民主政治的动力。政治自由主义也因此和社会主义紧密相关

  但在中国,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没有发展出来。中国本来就没有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自近代政治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现存政权的对立面。在孙中山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和清皇朝相对立。在蒋介石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自由主义的这种性质同样没有任何改变。正因为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只呈现出其教科书式的政治口号,表现为启蒙式的理想主义。因为从基本上说,政治自由主义是和社会脱节的,它既不能和现存政权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也不能真正深入社会。

  在产生政治自由主义的欧洲情况就不一样。欧洲有两种传统,即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或者说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

  卢梭(以其《社会契约论》为代表)是革命的传统,革命就是把自身置于现存政权的对立面。这一传统从卢梭到马克思到列宁成为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传统。

  洛克传统(以其《政府论》为代表)也就是渐进的英国模式。但说洛克的传统不能不提霍布斯的《利维坦》,而《利维坦》的本质就是为当时英国的专制制度作理论辩护的英国的专制政府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它是近代国家的雏形没有专制政府摧毁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就不能形成。有了近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去讲如何实现制度的民主化和实现社会公正。而后者就是洛克和英国许多政治自由主义者的使命。

中国秉承卢梭的革命传统

  卢梭和洛克传统的不同,在于前者用理想去革命,去建立一个合乎理想的社会,而后者则是通过发现存在于现存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加以发展和制度化,通过改造现存制度,努力使之合乎理想

  很显然,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直到今天秉承的是卢梭传统。一方面是因为卢梭传统的根深蒂固。不管以何种方式出现,政治自由主义者总也摆脱不了卢梭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时代的变迁。历史不能重复。在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再也不可能回头重拾洛克传统了。

  这就把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置于一种困境之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变迁,在很多领域已经孕育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因素,同时政权的政策也正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情况,但政治自由主义并不能把这些纳入自己的话语之中,因而和现实的发展并不相关,也很难有牢靠的社会基础。

  一种能够与现实相关的政治自由主义很难发展出来,而经济自由主义却缺乏自我纠正的机制,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病态。这种病态如果摆脱不了,要建立自由公正的民主政治秩序,可能纯属空谈。

·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06/02/2007|郑永年联合早报

最近一段时间里,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趋于销声匿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个现状并不难理解。笔者曾经于去年6月6日在本栏论述自由主义衰落的几个主要根源。

  其中包括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经济自由主义因为种种原因沦落为权贵资本代言人等等。

  自由主义的失声只能表明其误入歧途,不再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恰恰相反,要回答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法还是要回到自由主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如果想要得到重生,就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重新建构自身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光扮演一个反对角色,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不错,自由主义的确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有效制度。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自由主义非常强调用制度来制约权力

  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度建设都涉及到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制度建设。并且,所有国家制度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

  自由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但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多自由主义理论家都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精英统治

  经济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几个概念不放,如“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这些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部分。但在现实经济生话中,并不存在着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描述的经济体
  
  现实不可改,理论应修正
  
  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同政治自由主义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民主政体一样,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市场经济体系

  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制于本国的具体情况,例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很不相同,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在各国也不一样。

  自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之后,所有资本主义市场国家都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是说,从经济实践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部分。

  欧洲各国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相当高,一些国家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国高。即使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尽管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社会主义,但在实践层面也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处于一个对立状态。中国本来实行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端经济改革的定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起就是和社会主义对立的。

  在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去社会主义化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今天服务于权贵资本而失信于多数人民的根本原

  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能力来解释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坚持说,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很自然,对他们来说,解决现存问题的药方当然就是自由主义。但是,当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时候,要修正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任何一种主义如果不能解释现实,很难让人们接受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太过于现实,成为权威资本的工具

  要重新建构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把自由主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或者从中国去过将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必须既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又能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投入实践才能得到重生
  
  人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实践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状况。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产物。

  (应当再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而非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

  如果人们能够认真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如何去重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但从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邓小平所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很好的一个表述。

  尽管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体,但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视而不见。

  在政治上,中国也有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实践。应当指出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容远比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丰富选举只是自由主义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全部。
  自由主义最强调的是法治建设制度性参与,利益妥协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妥协的基础是法治和制度性的参与。除了分权和自治,中国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传统。但社会经济的客观转型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政治实践符合自由主义原则
  
  各种政治参与实践如协商民主、基层选举公民社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政治自由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但它更是一种开放的政治实践和一种渐进的政治实践

  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向任何有助于个人自由的方法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很多政治实践也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

  强调应当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并不否认中国的各种实践和制度建设还远离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事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或者那些要求中国发展出自由主义的人们,直面中国的实践。

  中国自由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改唯一选择

03/04/2007|郑永年联合早报

《物权法》历经多年的争论,在各方的努力下,在不久前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获得几乎是一致的通过。从长远来看,这个法律的通过不仅是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史上的大事,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法律的酝酿和通过经过了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说明了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变化。这一点,很多观察家已经作了解读,这里不再重复。笔者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各方面的人士对《物权法》具有那样强烈的争论;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争论折射出中国经济改革路线中存在着的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对《物权法》有这么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实际利益的原因。从意识形态来说,就是人们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而在利益层面则是强势社会群体与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较量。

“左派”用宪法来反新规  

从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这两个层面来看,对《物权法》的争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现在的实际经济形态很难说和官方仍然坚持着的意识形态有任何关系。但至少在宪法层面,原来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对宪法进行了修正,但其总体结构没有变化。这样,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制定的任何法律或者法规都很容易和宪法发生抵触。

信仰和固守传统意识形态的“左派人士”自然会使用宪法的武器来反对新的法律和法规。这也表现在这些年来对《物权法》的争论上。

在意识形态的另一端则是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其和传统意识形态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在操作层面,新自由主义很多年来是各级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从实际利益层面看,对《物权法》的争论也反映出强势社会利益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  

不能简单地把《物权法》看成是为了维护强势社会利益的。作为一项法律,《物权法》不仅要保护强者的利益,也要保护弱者的利益,不仅要保护私人财产,而且也保护公有财产。因为从理论上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在哪里,法律是弱者的武器。把此用之于《物权法》,就是说,穷人比富人更需要《物权法》。实际上,一些人已经指出了中国近年来普通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争端,和商人之间的争端,大多是因为没有法律来保护百姓的利益所引起。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社会弱势群体要对可以保护自己利益的《物权法》持异见呢?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物权法》的“左派”公开宣称自己是代表弱势社会群体利益的,而“右派”也不敢表明自己代表强势社会利益,也是用《物权法》可以保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来论证《物权法》的合理性的。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在抽象层面来讨论《物权法》会不得其解。这里人们必须回到上面提到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就是新自由主义。

通常和芝加哥经济学学派联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科学地设计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并不多,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市场、效率、利润最大化不干预型政府。在上个世纪,这种经济政策先是在皮诺切特政府的智利试验,后在撒切尔政府的英国和里根政府的美国实行。
在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新自由主义一味强调私有化和政府的不干预。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美国和英国,私有化表现最为显著。

对私有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民主制度,尤其在英国。例如,撒切尔并没有能够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

和传统自由主义不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在强调私有财产、经济效益同时也强调民主和社会公平反民主和社会公平的本质,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遇到具有民主和社会公正传统的社会的强烈抵抗

但新自由主义到达中国后就一帆风顺。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穷社会主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如获至宝。经济学家纷纷转向新自由主义,各级政府官员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转向新自由主义。

强制性民营和恶性私有化 

于是乎,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

因为政府的推动和权力的介入,很多地方出现了强制性民营化和恶性私有化资本很快就积累在有能力和有机会参与这些过程的少数一些人手中。

从很多方面看,中国所发生的恶性私有化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即使在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除了上面所说的来自民主制度的抵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企业都有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领导层面临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在中国,除了缺乏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外,也并不存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司治理制度

来自各级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不受任何有效制约。在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或者结合下,恶性私有化变得不可避免。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也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宣称代表他们利益的“左派”不满《物权法》的根本原因。对弱势群体来说,《物权法》不免有为强势社会群体说话,保护他们以不法途径所获得的利益的倾向性

现在,《物权法》是顺利通过了,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理念的争论还会继续。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的改革可以说已经失败,如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部门。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另外很多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领域,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恶性私有化还在继续。  

现在人们是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时候了。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对改革指导思想的反思也显然是必要的。毕竟,从各国经济来看,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唯一的经济改革路线。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28/10/2008|郑永年|联合早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 预主义政策的反动。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 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 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 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 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 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 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 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 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 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 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 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 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 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 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 ,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 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 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 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 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 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 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 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 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 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 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 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 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11/08/2009|郑永年联合早报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  
  
  改革开放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
  
    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各方面的实践包括经济和社会,甚至政治都为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着很多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开放型的,社会发展也是开放型的。尽管政治方面的变化比较慢一些,但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也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首先在西方出现,在西方得到发展。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的专有物。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总会产生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来。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但近代自由主义及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表达则完全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从这一逻辑来看,中国也不会例外,必然会产生自由主义。今天中国的诸多实践例如开放、利益多元、利益竞争和整合、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等等都是所有种类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材料。
  
    客观地说,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自由主义的实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很多“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各种自由主义则更多的是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哪种思想体系发生更大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路线,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其他的革命路线。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就有论述。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因素,改革也在呼唤自由主义的产生。自由主义提倡理性、和平、利益表达和妥协、基本社会正义,这些都是目前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那么,为什么在实践需要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反而变得不相关了呢?  
  
  自由主义站在权威对立面
  
    很多人经常把从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归之于官方的控制。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问题是,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当自由主义和官方政策处于直接对立面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直接冲突中,失败的总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好地处理了与现实权威的关系,但中国的自由主义总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人们不用去谈论久远的过去,就拿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主义来说吧。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主流理论,而且更是主流政策话语。公平地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后来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演变成具有原教旨主义特点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赤裸裸地为各种利益说话而把基本的社会正义排挤出自由主义体系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甚至更坏。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并没有发生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客观地说,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
  
    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生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一直拒绝中国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从西方输入。中国人尽管已经高调谈论自由主义一个多世纪了,但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中国本身的自由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流入中国的诸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到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对这些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纯思想意识而存在。中国社会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缺失中产阶级,就是说,自由主义没有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如上所说,现在的情况则不一样了,存在着很多有利于自由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再拒绝中国化几乎就是选择自我毁灭
  
    很多人盲目崇拜自由主义是因为的确不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教科书仍然对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另外一些人不愿意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则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把西方的自由主义赋予高度的道德色彩,他们似乎要坚守这个道德高地。
  
    拒绝中国化就产生了诸多自由主义难以消化的消极后果。首先是和中国本身的传统意识发生冲突。除了全盘否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外,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革命者并没有任何分别。其次是和官方的话语发生冲突。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不能中国化,自由主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这些因素使得自由主义对社会没有任何吸引力。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证明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建国蓝图要比其他的主义会更好。这样,边缘化就不可避免。
  
    在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开放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与其它体系相比较,自由主义的包容性最强但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主义就变成了最僵硬的教条
  
    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没有他途,只有中国化。中国革命成功靠的是毛泽东一代革命家花了极大的精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一代又一代政治人物开始寻找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孙中山先生先是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来救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和多党政治,但以失败告终直到孙中山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所进行的国民革命才出现了希望。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较之国民革命更为彻底,这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不开。这一过程是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化了数十年的努力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经济进程。尽管中国也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抄,这把中国和前苏联模式区分开来。当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结局也不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
  
    现在时代不同了,是和平建设年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把专注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一种建设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非常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但正如欧洲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和自由主义相结合,那么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的欧盟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判过程所提出的议题,也会走向深刻的危机。这次席卷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如果要产生、生存和发展,要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第一要务就是要中国化。中国的发展需要自由主义,但无论是西方教科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经济新自由主义,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有效武器,那么可以说一种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或者中国自由主义才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效武器。自由主义要作此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改革的中间路线和中间力量

19/10/2010|郑永年|联合早报

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困难重重,除了领导层缺失共识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找到改革的支持力量,即使有改革的理念或者共识,也无法付诸实践;同时,在没有找到支持力量的情况下,改革者也就不知道为谁而改革,为什么而改革,也就很自然失去了改革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社会上对改革的讨论不多,但党内对改革有共识,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量;改革不仅方向明确,而且执行也很得力。但是这些年来,改革沦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无谓的争论。至少从表象来看,中国的改革领域,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际政策,都已经高度分化。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其理念实际上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西方,而非对中国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换句话说,高度分化的争论与中国的实情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也不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力量和解决的办法。

  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也来自西方。中国本身有自由主义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又培养出很多自由主义要素来。但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传统和新的要素,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物。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批评学说,甚至是一种革命学说。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是建设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种建设的学说。尽管人们一直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事实上依然看不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如何有利于建设。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呈现出其传统性,即批评和革命性,也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批评。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非常像马克思当年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当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评现实的方法。这在左派那里表现得很明显。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至多,在这个群体中,有人就怀念起计划经济,甚至毛泽东时代贫穷但平等的社会主义。
  
  左右争论脱离中国现实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来自西方的“主义”,并奉之为理想,并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认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主义”没有被本土化,很显然,这种做法只会把中国引导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国更多的社会力量属于中间派中间派没有像左右两派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光谱,但实际上“中间”便是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国实践

  经济改革方面,中间派的立场主要表现在实现各方面经济发展的平衡,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政府和市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效率和公平等等。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改革早期,自由主义派占据改革的主导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在改革计划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被滥用,并被扩展到社会领域,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这些领域,本来政府应当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义的侵入,造成了这些领域社会政策的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社会政策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很自然就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开始把社会政策滥用到经济政策领域,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所以,经济领域的市场程度在不断减低。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也是其中一个表现。

  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作一个分野,为中间派的立场。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市场化,要鼓励竞争,只有竞争,才能达到效率、创新和进步。再者,对国有企业要设定一个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现实,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国和东欧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国企也不能无限扩张,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要知道,在国有企业里面是出不了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当然,经济领域市场化的深化并不是说政府的监管就不要了;实际上,市场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监管。政府监督和市场化不是一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在社会领域,中间派强调政府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是有共识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西方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出现大量的社会保护机制,引入福利制度。当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过了头,导致政府的过分扩张,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张,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同时,缩减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这个经验表明,社会政策首先必须由政府来主导,但其社会政策运作过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机构来主导,就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既不能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用社会政策来取代经济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观点均是舶来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谈到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流于理论和表象,没有看到实质,过分强调体现形式。形象地说,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国)改造成苹果(西方)。显然,这是他们知识想象中的一种美妙乌托邦而已。

  与之相对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渊源也是西方。中国的左派批评自由派所称道的“普世价值”,但左派(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所坚持的大多数价值观也是从西方进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权有诸多的批评,但是除了短暂且不成功的试验(巴黎公社等)外,人们并不知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重点转向了如何改进和改善现存制度。新马克思主义对改善和改进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较之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更使人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国,左派和自由派都是为了一个并不在中国存在的“稻草人”而战。

  中间派在政治上也是务实派中间派承认现实政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起点。在以下两个方面,中间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区分开来第一,和左派不同,中间派认识到并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来保护经济改革的成果,深化经济改革。同时,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间派反对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改善和改进制度。这就是说,中间派认识到现存体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趋势,但民主化必须在中国的环境里有序展开。

  西方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党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间力量的巨大社会自身的整合力量远远大于政治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际上,政治力量往往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在中间力量很强大的社会,一个政党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个政党可能靠右一些,但极左和极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任何政党都难以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中间派是稳定的基石
  
  中国社会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极左或者极右。但同时,人们也不可忽视迅速成长中的中间阶级。例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成长,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又如中国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发展中国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间力量体现着务实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层的中国民众,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动员的时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时他们表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中性或者中立。实际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希望的是稳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动员起来去建立一个他们并不能认知的理想秩序

  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够超越左右,是否能够动员中间力量,中间力量是否能够走上前台。中间力量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存在着,但是他们都比较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许他们不希望“折腾”,希望社会稳定有序的进步。但问题是,如果中间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台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占领。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不符合中间派的利益。

  要推动中国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来动员中间派。要动员,就要为中间派建立其利益表达机制。建设中间力量的改革话语也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进左派或者自由派话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如果中间派的改革话语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会或左或右。

  中国社会如果继续被左右派操弄着,就不会有出路。现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变,社会很容易会走入对立、不稳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如果要持续生存和发展,也必须摆脱或左或右的立场,而把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间力量之上。失去了中间力量,中国要不就是一个极右政权,要不就是一个革命性左派政权

linkwithin》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