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期2013年3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外交新思维——‘西进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殷罡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林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国富研究员、博联社总裁马晓霖研究员、中国察哈尔学会王南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研究员、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马平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参会并发言。因在国外访问而未能参会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做了书面发言。①学界及其他相关单位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以下刊发的与会专家有关“西进”问题的发言要点，仅代表学者的学术观点。
概念与内涵
杨光：关于“西进”中的“西”的含义，应包括中亚、中东、非洲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在内的这样一个广阔的中国以西地区，这个地区大致上相当于我国古代所说的“西域”和“西洋”。其实，中国“西进”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中国早就在做的事情。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类似的动议，只是当时还没有出现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当中国的能源主要来自于这个地区、与之贸易额高达几千亿美元，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并且在这一地区拥有很大的建筑承包工程市场份额的时候；当这个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激进势力影响到我国西部安全稳定的时候，中国已开始采取回应措施。无论是建立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派遣中国政府的中东、非洲特使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因此，中国的“西进”是早就开始的进程，“西进”是我们国家发展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必然现象。
王逸舟：就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走向看，“西进”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中国内政的大方略。现在，中国走进西域之外的整个中东、中亚、西亚、北非，乃至更往西，包括大西洋，这是一个宏观的思路。对于处于全球大国的中国来说，应该有自己的全球战略。
肖宪：更倾向于用“西向”一词替代“西进”一词，这样不仅更贴切，也可避免引起误会。另外，关于“西进”或“西向”战略涵盖的地理区位，不应局限于从中国经中亚到达中东一线，而应包括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从地区指向来看，西北方向与中亚相接，进而可以抵达西亚；西南方向与南亚相接，通过印度洋同样到达西亚与非洲。由此看来，中国从西南方向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应该是“西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殷罡：“西进”的含义，必定众说纷纭，但其前提是不争的：这是中国千年复兴的征兆，也是对美国“东进”战略的呼应。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西进”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汉唐盛世”的特征之一就是对西域的控制和与西亚两河流域关系的加强；既然美国的“东进”包含了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和介入东亚事务，中国的“西进”就要有分量，就要有实力延伸，不能仅限于当前格局内的扩大通商。
金灿荣：建议在称法上使用“东西平衡”，弃用“西进”，这是因为“西进”提法易给人中国中心主义之感，让国际、国内人士均感到不舒服。
马晓霖：对于“西进”的提法，除了“西向”，还有“西出”、“西扩”，以及应对美国战略东移而派生出来的“西移”。至于上述何种提法更精准，需要进一步思考。就“西进”的地理范围来看，“西进”应包括3个层面的概念：“大西进”指中国面向全球视野；“中西进”指中国面向欧亚腹地，包括中国西北和西南以外的两大地域；“小西进”指应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以中亚、中东为主要方向。
李伟建：把“西进”作为国家对外战略正式提出来，从目前来看需要慎重。这是因为，国内外对中国的“西进”问题已有一定反响，且把它放到美国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去解读，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西进”作为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方法，很容易加重美国的疑虑、戒心和防范，也把我们的“西进”意图狭隘化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即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稳定周边，中亚、中东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是有所提升，但是排序没有超越中美大国关系。目前，国内决策层、外交界，包括学者是否要推行“西进”及对“西进”的内涵、途径、目的，仍存在不同的看法，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情况下，将“西进”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去推进，条件还不成熟。在没有高层和社会的广泛认识、缺少系统的规划设计的情况下，高调推出新战略，恐怕难以真正落实。
王京烈：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友好一直是我们的总体外交战略。近年中国的外交原则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实际上，这不仅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应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今天，我们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具体外交战略或构想都必须符合和平、友好的原则，而不是与其相悖，特别是应在构建和谐世界的框架下，丰富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具体外交政策。就此意义而言，恐怕不宜提出“西进”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
李绍先：建议采用“战略西进”的提法。“西进”的地域范围不止于中东地区，而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即整个发展中世界，未必只是地域上的“西”。中国实施“战略西进”，不是你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西进”，就是把“西进”的过程更多地与国家意志联系起来，更多地同外交全局统筹起来。
李国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东学界就一直在谈中国“西进”，中国实施开发大西北战略、新疆要建立欧亚大陆桥、加强西北地区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等等，都是“西进”。因此，“西进”已被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重视，成为我们国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西进”有不同的历史环境和背景，又增加了新的内涵。我们谈“西进”，首先要划分为“近西”、“中西”和“远西”。“近西”是指中国西部的邻国。“中西”就是伊朗海湾地区，“远西”就是西亚、北非地区。“西进”需要划定一个地理范围，除了考虑政治属性，还应该有一个地理划分的范围，即“西进”应指向哪一些地区。
王林聪：从外交层面提“西进”应相当谨慎。目前，无论是“西进”的目标、支撑平台，还是运作的步骤等，仍然是不清晰的，甚至是模糊的。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作为外交上的选择，这种思考是必要的。“西进”从内涵上来说，最主要的还是指经贸层面，这是它基本的目标。从基础设施到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包括2012年提出的关于构建丝绸铁路、横跨28国欧亚大陆的倡议，都是利好的因素。此外，在构建安全体系方面，这些国家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的诉求，因此在情报交换、安全合作、高层往来、政治合作这些方面具有拓展余地。文化层面上的交流、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会成为中国与西部国家交往的重要内容。
王南：“西进”的内涵包括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经贸合作；通过“西进”来提高中国软实力的影响；通过“西进”来寻求国家安全支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所作为，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安全方面的压力，因此，“西进”一定要在安全方面有所作为。
张宏明：基于可行性考虑，在中国的战略谋划或选择中，单纯的“西进”或“南进”均不足取，而应需要注重全局统筹、整体布局。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排序虽靠后，但其地位和作用较特殊，系中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对非工作要有新思维、大手笔，应跳出非洲或中非关系这一狭隘的小圈子，真正将之纳入中国外交、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大棋局中来考量。中国外交的传统优势在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崛起的一支重要国际力量，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发挥着支撑作用，其“基础地位”不容动摇；非洲(54个国家)也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是值得中国信赖并可以倚重的国际力量，特别是在周边不睦、大国关系出现松动、中国外交战略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的背景下，更凸显了稳固中非关系、以夯实中国外交基础的重要性。
动因与目标
王缉思：我虽提出中国应有“西进”战略，但并不主张“西进”成为一项明确成文的国家对外战略，而是希望借此强调，在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板块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对外战略“再平衡”思考，期待各方面能对该问题作更加深入、审慎和富有远见的探讨。首先，“西进”是以我为主、自主能动的战略谋划。这里的“西进”战略不以应对美国为根本出发点，也不以抗衡美国为最终落脚点。其次，“西进”是中国地缘战略再平衡的必然之举，不等于偏废“东稳”。近年来，西亚北非地区变局以及我国周边的东北、东南方向形势趋紧，很多短期无解的纷争牵扯我国大量外交资源，也有可能造成我们对其他地缘方向的战略风险失之预判和防范。未来数年，应进一步拓展视野，真正从“大周边”角度进行战略筹谋，按照东稳西进、力争外线、力避两线的原则推动我国地缘战略实现“再平衡”。第三，“西进”对我们建立更完整、更平衡、更具时代性的世界观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自身世界观的变化有可能引致外部世界中国观的积极变化。中国需要有一种真正的“全球大国”战略愿景，需要学会从全球角度看自己、看亚太，并制定由若干地区或次地区战略构成的全球战略。第四，“西进”是进一步充实我国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的地缘战略支柱，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可带动沿海开放与向西开放、沿边开放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第五，“西进”有助于建立更平衡的中美关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大国协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从全球层面谋划，必然要在全球舞台展开，但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和准备与美国在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实现平等、有效的对话，凭借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逼着”美国人重新思考其政策，少做损人不利己之事。
金灿荣：“西进”问题的提出，与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调整和创新的背景有关。过去3年，由于美国回归东亚地区，我国周边出现了很多麻烦，中国外交政策已经且还在继续进行一些调整，主要有7点：第一，实行“东西平衡”，其实就是东边没有放弃，但是西边比以前更关注，虽没有称作“西进战略”，但与之有密切关系。第二，走出亚洲。美国现在把中国视做主要对手，进行战略东移，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加大与亚洲以外国家的交往。此外，中国重视与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交往。第三，直面美国。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施压，中国没有逐一回应，而是提出了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其中中方提出的“太平洋两岸足够容纳中美”、“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等想法，即意味深远，又令美国深思。第四，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了奖惩分明的政策，而不是等距离外交。第五，中国借岛屿争端改变了海洋战略，实现了原来想做的一些事，如在海南省设立三沙市。第六，加强公共外交，改善国家形象。第七，加强军事威慑，适度曝光新武器。
李伟建：中国向西部拓展外交空间是必然的。其一，未来十年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形的重要时期，中国在此过程中需实现从地区性大国变成全球性大国的角色转换，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去，推进国际体系的转变，并且要在一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其二，中国将越来越拥有全球利益、经贸等其他方面的利益，因此也有了全球范围的安全需求。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以西的国家对我们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中国向西部地域拓展战略利益势在必然。
马晓霖：首先，“西进”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或者世界发展的需要。其次，在此过程中，我们既是主动推动，也是被动使然。再次，从国家政策、国家发展来讲，既是内需也是外需，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结合的产物。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正在“向东看”，学习中国模式，希望获取中国的资金、经验和技术支持时，历史给予了我们机遇，世界给了我们机遇，我们也应该“向西看”，不能错过历史机遇。另外，尽管中国软实力仍很不足，但中国毕竟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位，业已成为世界大国，而且外部世界要求世界大国承担责任。中国怎样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需要一个跳板，需要一个方向，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西进”。从中国国情看，在发展平衡性方面，西部滞后，东部发达；在资源布局方面，东部匮乏，西部丰富；在人口分布方面，东部密度大，西部宽松；在环境方面，东部污染相对严重，西部相对清洁；在增长势能方面，东部已经乏力，新的经济增长点有限，西部则蓄势待发。同时，向西、乃至向中国西部以外的地域扩展，也是中国在国际地位提升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有效回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当然，中国在中东等西部国家有重要的能源利益，实施“西进”，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能源获取的陆地通道与海洋通道。
马平：中国实施“西进”不仅是外交的需求，同时更是我国国内自身发展的需求，“西进”符合中国当代的战略利益，主要表现在：第一，基于中国保证能源安全的需要。第二，基于扩大中国制造业商品市场及中国企业践行“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海外市场的扩大会减少相关产业的失业率。第三，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积极呼应阿拉伯世界“向东看”的需要，有助于这一地域国家实现平衡外交。第四，基于宏观的战略考量，扩大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文化等综合影响力。第五，基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政策的考虑。第六，基于我国西部地区维稳的需要。中国境内现约有2 300万穆斯林，与阿拉伯国家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共通之处。保持与伊斯兰国家的传统友谊，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的稳定，对西部尤其是像新疆等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
郑羽：“西进”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外交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关，这些挑战实质上是伴随着我国由一个地区大国正在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而产生的：其一，在与邻国的主权之争中如何保持我们一贯倡导的“和平外交”形象，日益加剧的南海问题考验着中国外交智慧；其二，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的发展竞争(特别是资源竞争和市场竞争)中，如何协调和发展与有关国家和经济组织的关系，中美、中欧、中澳之间经济摩擦的加剧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其三，在国力日渐强盛之时，如何处理以本国稳定与发展为中心与承担客观上日益增长的国际义务之间的平衡；其四，在日益凸现的单极与多极世界的博弈中，在如何协调好与俄罗斯(更倾向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以谋求重新崛起)和美国(现存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的三角关系，等等。
李绍先：提出“西进”问题是基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思想上的反应。从历史发展长河来看，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未来十年，对中华民族复兴可能是关键的十年，如果中国把握得好，世界形势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性的变化。接下来的五年到十年，中国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由于中国快速的发展，引起的周边亚太国家对我们的担忧。能否应对这个挑战，关乎中国未来五到十年能不能很好地接续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的势头、完成中华复兴之要义。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有一些大的外交思路，正面应对上述挑战，统筹外交全局，发挥外围优势，向西部地区拓宽外交空间，以缓解正面面临的压力。
王林聪：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提“西进”，不是受到西部的威胁，而是主动寻找“走出去”的路径，拓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进而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应该说，这个时候提“西进”是具有主动性和前瞻性的。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陆权和海权并重符合中国的实际，应面向西北内陆与西南印度洋地区。同时，西亚、非洲和中亚地区充满着不确定性，这些因素跟我国周边安全息息相关，一旦这些地区出现动荡，必然会对我国形成冲击，因此从防患于未然角度，我们必须有适度的防御性介入。特别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需要我们早做谋划。向西不仅是为了制衡美国，更是推动我国西部发展的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所以“西进”是由内而外向西开放的延伸，应该说，顺应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大局的需要。这样，“西进”作为一种战略选择，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王南：“西进”问题的提出有以下背景：第一，“西进”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使然，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已有行动。第二，“西进”是对我国目前外交格局中过分看重美、欧、日、俄等大国的调整或者修正。第三，是出于应对美国战略重点东移的考虑。第四，为了应对与解决目前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国之间发生新问题的反应。
杨光：如果说我们认为今天提“西进”就是要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那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想法。中国“西进”能不能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需要认真分析。中东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曾经为我国外交摆脱困难局面提供过机遇，例如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但必须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与中国无关，既不是中国所制造的，也不是中国能够左右的。奥巴马决心战略重心东移以后，中东地区发生的动乱尽管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很大冲击，但并没有把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东亚和东南亚拉回中东去。所以，中国“西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牵制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恐怕不能作为“西进”的基本出发点。
张宏明：中国应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及战略选择，既要固守周边，也要出击外线。中国应充分把握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国无暇顾及非洲的有利时机，通过超大力度运作中非关系，开辟“新战场”，以发挥其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杠杆”作用。这里需强调的是，外线出击并非脱离主战场，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提升中非关系战略层级，拓展中国战略空间，此举或许能对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局势产生一定的策应效应。高手对弈往往是：你下你的，我走我的；但棋局到了一定的时候，迫使对方不得不应招。这样，看似此漫不经心的一个棋子，在特定的时候，或许就可以发挥影响整个棋局的作用。
路径与手段
金灿荣：在路径方面，中国可分为3条线：一是“巴阿伊”一线，即通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三国，直取波斯湾、阿拉伯海；二是突厥语区，就是通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坦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3个外高加索国家到达土耳其；三是指向阿拉伯世界。这一地域对于中国实施“西进”成败具有关键性影响。
李伟建：既要善于利用中国独特的优势，又要充分考虑国际因素和国际合作，要有重点、有选择、有梯次地稳步推进“西进”。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即在中东、中亚有许多国家正在寻找替代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国的崛起对这些地区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中国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帮助这些国家恢复经济和稳定地区局势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但是，中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来实现这些目标，所以我们要有选择、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同时要充分考虑国际因素，尤其是与大国的合作。就中东地区而言，重点要放在转型国家，这些国家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对中国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要加强与这些国家能源、资源、贸易合作的同时，加大社会力量的投入，分享改革经验，传播发展理念，争取道路认同；要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理论化、系统化，转化为普世的理论和价值观，最终打造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的公共产品；还要通过积极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的和谐外交政策，提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马晓霖：从现在整体区域合作来讲，西部有相对发达的欧盟，东部有东盟，欧亚腹地经济、社会、文化相对发展比较落后，人口众多，这需要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来引领，创造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另外，我们传统的西亚、非洲的政治资产亦需要巩固与发展。从国内政策层面看，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了明确的“西进”国内路线图，即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十二五”规划，以及升级版开放战略态势的调整。中国现已经历半个世纪的沿海向东开放，现在又加上内陆开放、向西开放，实现东西均衡，双向开放，海陆并举，这都是国内明确的路线。当前，在宁夏和新疆自治区已经设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向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欧亚腹地设立了桥头堡。在实施“西进”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在方式上要虚实结合、高调与低调结合。近期，美国实力低落，全球收缩，重点用力亚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下，我国东南方向外部压力持续增加，扩大西部战略空间或许是个历史机遇。中国与“西进”方向国家的政治、人文交流方面可大张旗鼓造势，经贸合作方面则要务实推进。其次，要维护中、俄核心伙伴关系，借力打力，借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力量来牵制压力实施者。此外，印度、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力量亦值得我们关注与充分尊重。
王南：中国“西进”的路径和范围有3条主要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中国(新疆、西藏)——巴基斯坦、阿富汗——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条路线是：中国(新疆、西藏)——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里海——土耳其；第三条路线是：中国(云南、西藏)——缅甸、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印度洋——非洲。在这3条线路中，就现实情况而言，第一条线路即通往巴基斯坦的方向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第二个关注范围是“两区一洋”，“两区”是指阿拉伯或伊朗地区和非洲地区，“一洋”指是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也即中东地区、非洲地区，以及西亚、南亚和部分东南亚地区。中国“西进战略”的推进需要有可依托的伙伴和平台。第一是要有一批友好国家，；第二是重视两大合作论坛，即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是关注两个国际组织，即上海国际组织和亚洲互相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论坛)；第四是充分利用其他平台，包括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都可以成为推助中国“西进”的潜在平台。
张宏明：要发挥非洲这枚棋子在我国战略布局的效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目前，中国与非洲在各领域合作关系的发展并不均衡，甚至缺乏协同性。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化，其“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突出反映在：较之快速发展的经贸合作关系，中非在人文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对滞后，这种失衡引发了中非合作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对非工作要强化人文交流及安全、军事合作“一软一硬”两手；比较而言，后者见效更快，也更容易触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神经。安全合作事关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及利益安全，同时也是中非各领域合作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鉴于利比亚撤侨行动的前车之鉴，我国应尽快与非洲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以备不时之需。
条件与困难
王逸舟：“西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陷阱与危险。第一是美国这些年来正在实施战略再平衡、重返亚洲战略，当然美国随着新一届政府内阁的变化，也会对重返亚洲战略有所调整，最近美国国务卿克里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中东和欧洲国家，这对中国而言，需看到潜在的对手。第二个关注点尤为重要，西部地域不仅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有多元而复杂的宗教、文化、部落，包括一些战略矛盾，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及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争端、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够谨慎，中国有可能被卷入进去难以自拔，甚至会出现孤立中国的不利局面，需得到特别注意。
殷罡：汉唐盛世，中国统治者运筹帷幄于长安，以亚洲腹地为竞技场，通过大手笔的“远交近攻”战胜了萨满草原文明的匈奴、突厥与回纥，联姻吐蕃并将波斯视为盟友。当时的中国，无论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无可匹敌，中国的“西进”理所应当的。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可复制的，当强大的一神教文明于7世纪中期冲击中亚时，中国的西部环境就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唐朝军队在怛罗斯之战败于阿拉伯军队之后，中国就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亚又进入俄罗斯化时期。现在提出“西进”，一定程度上着眼于中国和美国至少在中亚一带不致发生利益冲突，但我们更要充分尊重西部的意识形态，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利益，“西进”的步伐一定要稳重，一定要双赢，不要试图过度开发上合组织的功能；设想中亚自由贸易区，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独联体；应该意识到“西进”实质上是在和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打交道。如有不慎，幸灾乐祸的恰恰是美国人。
马晓霖：目前，我们的国际路线图尚不明确，我们全球的地位或者角色没有明确，利益边界不甚清晰，什么地方有我们的利益？利益多大多小？哪些地方是我们该管的？哪些地方是我们不该管的？对“西进”的路径存在争议，对向西开放的领域和程度存在疑虑。现有一种“恐伊症”，中东地区是埋葬帝国的地方，中国在此地区有较多的人员、资金、技术、设备的输入，而对方对中国经贸关系不甚对等。这些问题需得到重视。
马平：“西进”实施过程中，亦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当前，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尽管现在中资企业很多都“走出去”了，对一些低端产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整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金融方面产生的决定影响还不多。中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中国自身的军事实力是有限的，如果在上述热点地区发生一些冲突或争端，我们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实现快速反应，为动荡发生区提供强大的军事干预。此外，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中东国家尚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国家对中国有一些戒心与疑虑。此外，这一地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英、美等国仍保持长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在东、西两边同时和美国形成对抗，尤其是在东边的亚太地区，提防中国在中东等西部地域卷入太深，从而被拖入中东乱局之中。
王林聪：“西进”过程会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一方面，西亚北非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呈现周期性动荡；另一方面，长期的纷争和历史积怨形成了很多矛盾的死结，这些死结在短期内很难打开。欧亚腹地尽管被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同时也是一个破碎地带，被视为动荡弧。对于这样一个地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甚至俄罗斯人先后称霸，特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有一种帝国的梦想，也导致在这个地区角力不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如果一国在这个地区介入得越深，可能会陷进去难以自拔，这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同时，“西进”尽管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市场扩大、经济上的互补，但是也要看到“西进”到这些辽阔的西域国家，他们在技术领域上还是普遍比较落后，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相当时间内很难成长为全球科技、金融的高地。这样，想当然地提升“西进”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层次，可能无论是从技术或管理角度，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对于“西进”的期望值不能过高，对于它的风险要有充分的估计。
王南：中国“西进”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国家的干扰和阻拦；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三是该区域各种势力的纠葛与争斗；四是有可能出现的不测变局及后果。
张宏明：我国提升中非关系战略层级有诸多有利条件：其一，中国与非洲国家没有历史恩怨，现阶段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二，在新一轮大国对非关系的博弈中，我国抢得先机，握有某种程度的战略主动权，西方大国则多为被动式的反应；其三，中非关系业已超出了非洲大陆的地理范畴，其国际影响和国际反应均在加大，中国或许可以通过运作中非关系来影响大国关系；其四，非洲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相对薄弱的地带，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空间较大。
问题与建议
王逸舟：在“西进”的过程中，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和解决，这是对中国传统外交哲学的挑战和压力。一是要创新我们以往所说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全球第二大经济总量、是全球最大的货运国与石油进口国，应当对原先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容进行丰富与充实。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即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有新的思路。中国的“西进”特别突出地显示出中国在往西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原先一些不介入、不干涉、不参与、不出手、不拿方案的原则做出调整。当然，这不是动摇“不干涉内政”原则，而是创新，这是因为通过发展才能打开思路，才能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柳暗花明、有新的勇气和创造性。二是中国“西进”时需有战略盟友或朋友，即解决“抓手”问题，要选择战略支点，要适当地选择一些盟友，使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介入可以有一些可靠的依赖，维系安全能力，比如把一些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列为选择目标。
肖宪：中国“西进”绕不开印度。目前，我国外交上对印度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存在着小看印度的情况。中国要“西进”，要进入印度洋，没有印度的理解与合作，“西进”将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所以，我们对印度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能居高临下地俯视它，也不能妄自尊大地蔑视它，一定要客观、平等地平视它、正视它。作为邻国，中国和印度都有古老文明，两个民族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冲突，而文化、经济交流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现在，双方缺乏互信，主要是还没有走出62年冲突的阴影，还存在着边界问题。中方应积极主动改善中印关系。此外，云南位居中国西南要地，可作为中国实施“西进”重要的西南基地。云南不像新疆、西藏有民族分裂主义的困扰，现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在实施“西进”当中，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殷罡：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带来责任转移。盛唐之后，中国的权利中心南移，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其特点是，宋、元时期，掌管海上贸易的朝廷命官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中西海上商路和海上交通安全基本不受中国掌控。明朝时，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商船队规模居世界前列，但不注重实际成效，有名无实，不是西进是西游。目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海上防卫的职能，战争时期和冲突年代怎么办呢？中国近年参加了海上联合护航，日益频繁的海上贸易推动我们在海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做更多的事，不仅仅从斯里兰卡到孟加拉乃至巴基斯坦参与建设港口。同时，由于中国、韩国、日本3个主要的贸易大国安全通道是一样的，于是我们在“西进”的过程不可能是独进。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南海状况、台湾因素等。在此过程中，中国应该重视软实力辐射与文化陷阱。中国在扩大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时，需注意不要让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对当地低端产业和劳动就业形成挤压。
金灿荣：要做到“东西平衡”，需处理好与几个对手的关系。一是与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美国实施任何外交举动之后，欧洲国家和日本往往都会跟进；二是与非西方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以俄罗斯最为重要，其次是印度，然后是伊朗；三是在方法选择方面，首先宜施以经济优先，这是因为经济合作是我们的长项，要用好，但要注重不要对当地市场形成破坏性冲击；其次是开展技术合作，尤其在铁路和油气管道建设方面，中国宜发挥合作的主动性作用；最后是做好人员交流、教育等方面的人文交流，促进合作伙伴国的人文发展，而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则要慎重。
李伟建：以我为主做好“西进”的理论和话语准备。中国要推出一个新战略，一定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解读其内涵，否则他者就会随意解释。“西进”实际上是基于近年来全球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当前，我们确实面临很好的“西进”机遇，所以我们要加快步伐，加大投入。但是，在中国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加强前期的理论研究，做好理论和话语准备。我们现在对要不要“西进”进行讨论之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在抢占话语权了，称“西进”是针对美国战略东移的。所以，我们讨论“西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长远，清晰、务实、富有建设性，强调双赢和谐，赋予“西进”更丰富的国际合作内涵。与美国战略东移挂钩的想法，一方面未必能得到西部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就像美国战略东移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那样，认为“西进”就可以牵制美国东移的想法也不现实。因此中国的“西进”也要低调务实，扎实推进，不必跟着美国的战略节奏跳舞，也要以不与美国和西方冲突为底线，更要寻求合作。未来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可能是全球性的、全方位的，但合作的一面也将不断增多。
王京烈：首先，多年前小平同志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今天来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所谓“西进”问题上——具体的事可以做，但没有必要张扬；在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上，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争取更多的朋友。处理好这些关系，实际效果会更好。其次，在“西进”问题上，要防止落入西方国家设置的陷阱。中国学者和智库、特别是制定政策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当然比以前要强大许多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还是存在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都存在许多问题。“西进”应该作为我国开发西部战略的延伸，而就目前来讲，恐怕更应该注重我国西部开发，进而才是“西进”的问题。这个先后、轻重关系不应该搞混。否则，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搞好，反倒陷入了西方设置的陷阱中。再次，鉴于中东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有重要利益，所以中国应该有系统的中东战略。中国的中东战略是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中的一部分，应与中国对大国关系、与东亚、南亚关系等协调、互动，服务于中国的整体外交。实际上，中国的中东战略应该成为中国构建和谐世界总体外交战略中的一个具体部分。
郑羽：“西进”可视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应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政策目标相结合，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破解战略围堵，寻找合作伙伴；寻求国际投资与销售市场；寻求本国发展的战略资源；扩大国际影响，为中国成为政治大国服务。那么，与此对照，“西进”究竟是追求哪些战略目标，这关系到“西进”的方向与定性，需要明晰。故，建议在构建战略文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我们要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的处境进行现实评估。现实的情况下，安全与发展面临哪些最现实的挑战，或者安全与发展有哪些迫切的利益需求？包括安全利益需求和发展利益需求。其中，国家利益又可以划分为4个层次，即生死攸关利益、极为重要利益、一般重要利益与次要利益。根据利益分层判断，我们可以确定拟实施政策目标的先后选择以及取舍顺序，次要利益或者一般重要利益当然要让位于生死攸关利益和极为重要利益。其次，我们还要对可获得利益目标的长处与短处进行分析，比如战略市场、获取战略资源，以及自身的实力等等，通过评估政策目标的重要性，进而确定国家战略目标实施的区域方向选择和手段选择。
王南：提出“西进”问题尤为重要，有利于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建议“西进”要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要与国内穆斯林聚集区的安定和发展联系起来，要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
王缉思：规避“西进”风险的最好方式是“合资”，要真正落实互利共赢理念。“西进”有机遇，也有不少风险。西部各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范围内的民族教派冲突积重难返，而且中国的“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如果中国企业不关注投资兴业所在地的环保、民生和就业，我们就容易被戴上“攫取资源”、“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正因如此，需要加大对西部各国的研究，需要整合国内各部门的外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资源以增强“西进”的协同力，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西进”的中国企业和私营业主给予必要的引导和管理。从经济和商业角度而言，中国的“西进”需要处理好“争势”和“争利”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当地的民生和就业为前提，要认真总结中国企业过去在非洲等地开展经济活动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我们在“西进”过程中吃大亏、走弯路。总之，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资”方式与当地伙伴建立合作关系，要与在该地区有影响的大国建立合作关系，要培养更多的利益攸关方，从而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的。
杨光：“西进”所涉及的广大地区，对于我们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要在战略高度上给予重视。第一是经济安全问题，其中就包括能源供应的安全、市场的安全与投资的安全。目前，100多万中国人在这个地区从事各类经济活动，其安全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第二是我们国家西部维稳问题，这个地区对我们国家西部的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三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上世纪80-90年代，一些非洲国家与“台湾当局”“建交”，曾经给我国的外交造成了被动。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运动发生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一些不理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和这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关系，值得重视。
注释：
①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委托，其科研助理、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赵明昊副研究员参会并代之以书面发言，特此致谢。——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