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6月14日，紐約大學東亞系主任，重慶大學高研院院長張旭東教授作客觀察者網，與在座嘉賓暢談“中國夢”話題。張旭東教授系統比較了“中國夢”與“美國夢”的異同，指出我們對於“中國夢”這個概念出現的歷史性要有一個大體的判斷。中國人150多年來，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機會，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我們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想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生活……討論中國夢，要告別那種非此即彼的精神緊張感。本文部分內容發表于2013年第7期《社會觀察》雜誌。觀察者網現刊發全文，供讀者討論。】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在嚴格意義上大概已經不存在了。大學現在差不多已經失去了一個文明國家應有的教化功能，失去了創造思想、觀念、價值的功能。雖然總體上也有發展，比如基本的訓練、規範化、知識的建立和傳播等方面越來越專業化，但是在社會意義上的思想生産領域，大學似乎基本退出了，它變成了生産論文、學歷、職稱、甚至行政級別的一個加工場。
我覺得，原有的思想空間越來越被媒體所左右。大家都明白，媒體有自身專業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它的影響越來越大，生産的話題越來越多的。通過製造話題、整合立場，媒體反過來對知識界、思想界有一個塑造作用，更不用説它對一般讀者潛移默化的作用。學術界、思想界想談任何一個問題，首先要面對一個被媒體塑造的讀者群，談任何一個問題都是在媒體已經給定的一個前提下討論。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我覺得知識界是處在一個非常盲目的狀態下。民間媒體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就非常關鍵。今天這個平臺我覺得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很好的機會。首先要問：我們能做些什麼？
前幾天央視英語頻道在長沙做了一期關於“中國夢”的對話節目，做得很大，長沙市政府是傾力支援，邀請了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清華大學洋學者貝淡寧教授、一個印度學者和我一起談論“中國夢”。因為節目時間的限制，説不了很多，但我覺得這個話題應該展開來説，因為它確實非常重要。但最大的感覺是這個話題不好談。今天在我主觀上還是一個非正式的、朋友間的交流，而不是做報告。
“中國夢”大家都知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但是按照官方媒體的固有話語體系是沒辦法談好的。總是會表現太僵硬。比如現在各個大學已經佈置下來要怎麼怎麼談“中國夢”，要搞什麼“中國夢”書法展、“中國夢”美術展，據説“中國夢”集體舞都要出來了，就像軍訓走正步一樣做官樣文章，這樣就把“中國夢”談糟了。非常可惜。同時，在微博、海外網站、美國媒體上，“中國夢”也成了一個話題，比如談“中國夢”的時候，美國夢不可避免地也會是一個話題。但更多的是各種段子，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段子是説：“中國夢和美國夢的本質差別是，美國是晚上做夢，我們是白天做夢。”這反映了網路上對“中國夢”的負面評議——是白日夢，無非是大國夢、黨國夢、政府夢、精英夢、資本夢，怎麼講都可以，跟屁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然後白領、中産、小資馬上擺好身段強調自己做的是個人夢、作為個體夢，什麼中國夢I don’t care，因為我這個私人夢和你那個集體夢不是一個夢。
所以，一談到“中國夢”，人們在意識形態立刻會分化為大家都很熟悉的各種立場。“中國夢”這個詞的出現，就像一顆照明彈，把夜幕下的各種碉堡凸顯出來，就像一次火力偵察，把政治社會思想的地形圖暴露出來。
如果“中國夢”僅僅是被當做“照明彈”、“染色劑”、“催化劑”，或者火力偵察來使用，我覺得是非常可惜。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話題，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話題。過去好多年一直在講，當代中國的思想論爭、知識生産的核心關懷是意義生産和話語爭奪，就是你要爭奪一件事情的解釋權，爭奪一件事情在價值層面上的定義權，爭奪一件事情在話語概念的構建上要站在一個什麼樣的高度。這方面中國是非常非常的吃虧，非常非常的笨拙。現在官方媒體還不能指望，一般意義上的媒體或者自媒體也是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民間媒體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就非常關鍵。今天這個平臺我覺得是一個討論問題的很好的機會。首先要問：我們能做些什麼？
一、十八大報告中的“中國夢”修辭
首先我想説一下我對“中國夢”的理解，請大家指正。這可以追溯到2013年3月17號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講話中對“中國夢”的闡釋。我覺得講得非常好，所有媒體的討論都沒有超過甚至接近習近平原話的水準。不只是政治意義上，思想意義、知識水準、概念和語言用法的全面、精確、到位方面都沒有超過。如果這個講話在知識界獲得一個良性的討論、分析、辯論，在一個比較中性的環境裏展開，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東西。今天這個討論在知識界沒有辦法良性展開，恰恰説明中國社會處在一種不太正常的緊張狀態和扭曲狀態裏。
習近平談的“中國夢”，我覺得第一突出的是這個表述，什麼叫中國夢？“‘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句話海外媒體或者別有用心的媒體可以拿去做文章，但是對於一名中國人來説，這句話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of course！我們都知道是什麼意思。然後具體是這樣的：“它深深體現了中國人的理想。”
第二，非常關鍵，這句話一定要堅持，不強調這句話，“中國夢”就是一個非常空的概念。他説““中國夢”反映了我們先人不懈追求進步的光榮傳統”。”中國夢如果只是談今天我們中國人的理想的話，當然有一定的具體性、也有一定的歷史性、政治性，含義大體上也不是不能説明，但是一定要加上歷史的維度，共同的記憶，共同的經歷等等，這個東西才能變得很明確。
然後下面，習近平的原話馬上就講到他作為新國家主席對自己職責的理解，前面“中國夢”作為一個高度象徵、高度抽象的一個未來十年的一個標簽，那麼就接著這麼一句話，他説“我忠實于憲法賦予的職責、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恪盡職守、夙夜在公，為民服務、為國盡力，自覺接受接受人民的監督，絕不辜負代表的重托”等等。這就是説“中國夢”它有個大的環境，就是作為國家新當選的主席總體施政的理念，它是套在憲法的框架下講的，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中國夢”是三位一體的東西，而不是單純只談“中國夢”概念本身，要談“中國夢”、要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沒有中國道路就沒有“中國夢”。“中國夢”是中國道路上一個話語的延伸，或者説一個擴張，一個比較具體的社會領域擴展到符號的表像的意義、價值的領域，它是這麼一個衍射體，下面一個很實的東西就是中國道路。習近平講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三位一體的第三個支點是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個不是武力意義上的力量，而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這個三位一體實際上一種同語反覆，同時加強三個方面，就是説你定義中國道路就必須講“中國夢”，定義“中國夢”就必須講中國道路，要把這兩個講清楚你還是要講到中國的力量，中國力量又是靠“中國夢”、中國道路這樣的東西凝聚起來。這是個闡釋的迴圈，講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要把這三個問題一起講。這個話語上的週密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從這幾個字就可以感受到他用詞的考量。他只是用各族人民來點明國民凝聚力，但我們知道今天談中國的凝聚力，你為什麼不談中國各階級的凝聚力、中國各階層的凝聚力，為什麼不談各種群體，個體集合的凝聚力，這個馬上就會回到剛才開篇提到的中國社會現在面臨的矛盾、對立、衝突、碎片化等等。但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這雖然是一句比較老的話，這在政治修辭上就叫“以偏概全”，以這種修辭來講社會整合的問題。中國夢是這樣一個符號，來凝聚各方面。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習近平“中國夢”的原版和它出現的方式。同時也看了他的原版一齣來，馬上中央電視臺就做了直接的評論。一個是中央電視臺評論員楊禹的評論，他馬上指出兩點，我覺得很好。他説“中國夢”這個詞是在中國人心中孕育很久的一個詞，大家是有共鳴的。這是一句大實話，就是説不把它説出來，大家心裏都有一個東西，可以把他叫做中國夢，你不把他説出來，也是夢。是人就有夢，關鍵是作為人的夢想，是在什麼程度上套在“中國”這個話語場下面的，“中國”一方面是個限定，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可能性；既是一種條件也是一種制約。不管怎麼説，人的夢想在這個時代、這個時空是受中國這個範圍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説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做“中國夢”，這是一個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問題。我今天談的重點在“中國夢”的表述上，讓我們回到新文學的原點魯迅身上，他説：“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中國夢”一講就發現很困難，但不講的時候，則非常具體，對每個人都幾乎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還是回到基本的框架，就是怎麼把當下中國許多不言自明的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情感因素，抽象和具體的因素，融成一種有效的話語？那麼“中國夢”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這個機會也很容易喪失，很容易變成它的反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關於“中國夢”的解釋，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央視評論員楊禹説“中國夢”是情感上的共鳴和思想上的共識。情感上的共鳴我覺得比較好理解，思想上的共識就不一定了。困難恰恰出在共識的確立。
對於沉默的大多數，你問他們有沒有共識，答案大概是有，比如説有70%的中國人大概是有”中國夢”的，當然比例是65%、85%，這個不知道，也可能是95%，但是這個共識大體上應該是在哪。哪怕用羅爾斯意義上的共識的交疊，最後各種各樣不同的聲音的交集大概對”中國夢”是基本肯定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常識的判斷。但是在思想界、知識界、在精英層，在話語生産的機制內部，這個共識我覺得是不存在的，這個共識有待於各種力量逐鹿中原，最後打出來的那個局面是什麼就是什麼。這個我們不能先入為主説有這樣一個共識。
同時央視還有一個評論員叫辛鳴，他説得大體上也不錯。從他們對“中國夢”定的基本調子、大體上規劃的輪廓，我覺得有助於我們注意到習近平講的“中國夢”的第三層含義。第一層是人民的夢，即今天中國人的夢想和我們先人的夢想；第二層是”中國夢”、中國道路、中國力量三位一體。第三層就一點一點地細化。習近平説：“‘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這個是在黨和國家的話語上預先回答了這是個人的夢還是集體的夢，“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地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地為人民造福。習近平在新常委第一次亮相的時候就説這樣一句話，你可以説是老生常談，但是話語味道還是有細微的變化。他説：“什麼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某種意義上你把它解釋為三個代表也可以，你們要什麼，我們就給你什麼，這就是我們的使命。好像是一種空洞化的表述，但是某一方面你也可以説它是回到一種具體的、實在的、黨的一個傳統路線上來。他説：“人民夢是與黨的路線一脈相承的，群眾路線、為民造福、共産黨作為先鋒隊它沒有自身的私利、它是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奮鬥等等。所以他首先講中國夢是人民夢，第二他説實現人民夢就是黨的路線。所以辛鳴的解釋就馬上跟上去，意思是什麼呢？“中國夢”不但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且關鍵是要實現人民的幸福，讓人民當家作主，做主人翁，要能夠自我實現。這個解釋和習近平總書記的原話是扣在一起的。
習近平講話的第三層面我注意到的是：“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注意這個修辭，在以往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中是不太用“出彩”、“機會”這樣的詞彙的，好像和國家話語相比還是有一點太具體。“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dream come true”這是隱隱約約回應或者先發制人應對美國夢話題，我們這裡也是夢想成真，我們這個也是機會實現，同樣有人生出彩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進步的機會。就是説作為中國的國民也是有機會參與分享國家成長、時代發展帶來的實際好處，這也是“中國夢”。你在這裡面實現自己的夢想，買套房子、買輛車、供孩子上大學、創業等等，就是個人的機會、國家的機會是套在一起的，這是“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
這是我對“中國夢”的一個基本把握，這是一個國家意志上的“中國夢”的話語。下面我想談的是用知識話語、民間話語、個人話語、甚至是批判性的話語，怎麼展開這樣一個問題，想要展開這個共同的問題，它的困難在哪？
張旭東教授做客觀察者網
二、“中國夢”的歷史和結構
人活著總有夢想，這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一個東西。但另一方面，高度個人化的夢想，我們怎麼看它的集體性？夢想的集體性前面已經提到一點，一個就是它的集體性歷史條件，這是一種談法。我現在還拿著中國護照，你知道拿中國護照去簽證是很不方便的，這就是一個限制。但這個限制恰恰限定了你的夢想。這個夢想一方面是一種消極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是積極的東西。你要是覺得受到一種歧視、一種不公正的待遇，你覺得不方便，就是你認為與別人的機會是均等的，你反過來就有改變這個格局的衝動，這也是夢想。這種共同客觀條件是一種必然性意義上的限制，我覺得是理解“中國夢”的一個前提。另一方面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強調它的歷史性。先人的奮鬥和夢想多大程度上和我們今天的夢想一脈相承，這個是為“中國夢”提供歷史實質的非常好的途徑，否則的話我們可以説和今天的美國夢是站在一個起跑線上。那“中國夢”的實質、創造性或者價值含義就會丟掉一大半。因為“中國夢”相對於美國夢的未來指向、烏托邦指向、超越性，恰恰在於過去！
“中國夢”的歷史性
最近我聽王曉明教授在喜馬拉雅美術館開館論壇上做了一個報告，講的是中國現代早期思想。他裏面就提到，晚清以來，從1880年前後到1940年前後，這個時候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我覺得講得非常好。比方説，我們要向西方學習，西方是文明世界，但是西方文明它所創造的是一個野蠻的世界。就是説，近代中國人對救亡、對啟蒙的認識有一個大的前提，就是這個世界是野蠻的世界。落後就要挨打，今天是作為一個真理來談的，但是我們想想它的前提是什麼？是強盜邏輯，是叢林法則。我們今天遺忘了現代早期中國思想的出發點，就是説中國人認為新的文明、西方的器物文明所帶來的工具理性，帶來的是野蠻的世界。你不能不承認英國是一個文明國家，但是由英國主宰的殖民體系，或者説自由貿易體系是一個野蠻的世界。那麼今天中國如果不談這個，沒有這個記憶的話，對“中國夢”的定義，什麼是中國人，從哪來、到哪去，是沒辦法回答的，我們就不知道我們想要創造的那個世界，我們想要的生活是個什麼樣的生活，因為你不知道你要過的這個生活和美國、或者説新加坡人已經過上的生活有什麼區別，區別恰恰在於過去。就是中國歷史、歷程讓我們經歷的那種痛苦、那種震驚、那種迷惑，已經從所有近代的集體經驗裏沉澱下來，對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平、什麼是合理的社會、什麼是幸福，它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解。這個是“中國夢”的底色。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個老問題。在理論層面上，在第二國際，馬克思、恩格斯他們談論歐洲無産階級的未來、政治綱領、革命綱領的時候，內部的爭論就非常大，一派就分裂成後來的修正主義，伯恩斯坦什麼的。另一派是比較有馬克思在思想上原發意味的流派，這個流派和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比較接近的。我用的是本雅明對這場爭論的一個總結，他説實際上這個問題就在於馬克思主義要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使他們變成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力量的時候，引領他們的夢想，是説未來的美好生活能夠提供給他們的東西，用這個來組織他們的階級意識、政治意識，還是要用壓迫他們的那個祖先的那種夢想把他們組織起來，讓他們獲得主體觀念、自我意識和政治意識。你是用過去來教育他們還是用未來來教育他們。
本雅明認為，一個真正的革命階級，一個在哲學上、歷史上負責任的階級，避免政治意識庸俗化、市儈化，應該用過去的壓迫和不公正來教育今天的人，使他們獲得關於未來的理想。而不是跟他們説未來你們都會過上資本家的生活，或者跟你説這輩子過不上幸福生活，下輩子或者孫子輩是會過上的。這是問題的關鍵，因為用以往的不公正來界定對未來公正的想像，在當下對這個既有的格局會有一個批判的超越，不然的話你是沒有辦法對當下給你的那些虛幻的許諾劃清界線的。
“中國夢”與“美國夢”的結構不同
這就涉及到“中國夢”和美國夢的關係問題，如果説“中國夢”無非就是哪一天我們能夠實現美國夢，那麼就不要談“中國夢”，那就純粹只有一個夢，就是美國夢。只是中國人什麼時候能做起美國夢、什麼時候中國有實現美國夢的可能。那不就回到比較cynical、比較玩世不恭的時代，不就是魯迅所説的“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還能做回奴隸的時代。因為“中國夢”的實質性恰恰在於它和美國夢有一種結構上的不同，這個是最難講的。在歷史性上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一個貧窮落後、挨打、內部一盤散沙，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有很多很多窮人的國家要實現一個富強、自由、民主、公正這樣的夢想，和在一個自然環境、技術水準、每人平均收入各方面非常優越、非常特權化的的一個集體環境來實現夢想當然是非常不一樣的。不從物質主義的角度來談，我們從歷史哲學的意義來談。青年馬克思寫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論猶太人問題》，他是第一次談到一個被壓迫階級在實現自己夢想的時候怎麼樣來實現一切人的夢想，這個問題講得非常清楚。大家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知道那時猶太人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低的。假設夏洛克覺得自己做猶太人沒地位，他的夢是猶太夢，而太太夢不是去爭取實現猶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政條件，即法國大革命時代提出的公民社會，而只是去爭取猶太人的宗教權利，文化特殊性等方面的族裔性自由的話，那追求猶太夢就不僅僅將自己同其他人的夢對立起來，而且最終也追求不到自己的夢，因為它作為一個弱小、邊緣化的群體必然會被主流社會的“自我肯定”進一步相對化、邊緣化。
所以馬克思就指出一個悖論，你越是要去強調爭取猶太人的解放，你就越是給壓迫猶太人的那些族群在爭取他們自己的自由和空間時壓迫猶太人的合法性藉口。就是説，如果只是在民族、種族、宗教甚至是經濟利益上來爭取本階級、本集團的這種自由的話，那麼帶來的無非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最終你是沒有辦法獲得你自己的解放，猶太人只有爭取去獲得作為公民的解放，甚至還是在變成馬克思之前的那個馬克思，即青年馬克思認為，只有在法、在公民權，在這個普遍意義上的解放，即政治的解放才能帶來猶太人真正的解放。而在爭取自身最下層政治解放的時候，你必須首先要解放所有的人。這和後來我們聽到的“無産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意思相近，就是被壓在最底層的人，如果要翻身，不能僅僅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種特殊意義上的解放，特殊意義上的解放在中國歷史上的表現就是改朝換代。
但是普遍意義上的解放，這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這麼服氣于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因為它找到一種普遍的價值觀、一種普遍的歷史觀、普遍的世界人。那麼在普遍意義上，壓在下層的人解放必須通過解放所有人，最終自己才能得到最後解放，最後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所以這是一個高度理想化、非常有猶太人特色的觀念，它和近代的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理念聯繫在一起到現在還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話語思維邏輯。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中國過去的歷史，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第三世界、是一個落後的、非西方的國家；今天也被看作是一個人口大國、資源小國，環境非常惡劣的國家。所有這樣一個歷史性就造成中國人如果要追求“中國夢”，必須在追求“中國夢”的過程中提出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切實的、具體的方案。我們今天在飯桌都會講的話，説如果每個中國人都過上美國中産階級一樣的生活，這個地球上的資源是養不起的、環境是負擔不起的，需要幾個地球才能養活中國人。這話由中國人自己説沒問題。但在西方，比如美國經常有人説中國人都開車了，地球要完蛋了。這話讓西方人説出來，我們覺得是很刺耳的。但是中國人現在都明白，就像這樣的小問題，思維轉換到一個具體的社會、歷史、政治、制度的維度考慮，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説得清的問題。這就是先人的夢想給“中國夢”提供了歷史實質上而且是文化、政治上的確定性。
下面就一些具體的問題和大家做一下交流，我覺得還想聽聽你們的看法，看還有哪些是比較難處理的問題。
“中國夢”如何超越美國夢
中國道路是現代性意義上的一種歷史經驗，是基於這種歷史經驗上的一個制度的建構、話語的建構。在這個層面上談“中國夢”和美國夢的區別就變得非常容易區別。首先我們應該肯定，有人就有夢，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夢”和美國夢沒有什麼區別。人都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要不要安全，要安全，要不要幸福，要幸福，想不想要房子，想要房子。哪怕私有權也可以談，誰説中國人不愛私有財産，中國人很愛私有財産，房子是自己的和房子是租別人的就不一樣，錢是自己的和錢是公家的就不一樣，都可以談。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夢”和美國夢有巨大的重合，可以説幾乎差不太多。在日常經驗層面上，所有人都要追求幸福，中國人要追求幸福，美國人也要追求幸福。
但是在世界歷史的層面上，我覺得“中國夢”和美國夢有一個結構性差序。這個差序結構，差在哪呢？美國夢是世界歷史中各民族中産階級、市民階級代理人，為他們爭取自由、爭取民主、爭取幸福，在新世界的環境下、具體的可能性下展開的一齣歷史的戲劇。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實驗。美國革命到現在實際上也沒有終結。不要忘記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革命建國的國家，美國人民是有革命精神的。但它這個革命是資産階級革命，而資産階級革命的世界歷史內涵也在不斷的萎縮。這在今天美國，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看得出來，美國夢被從中間撕裂，一邊是權貴階級，一邊是底層階級。底層越來越沒有指望去實現以前標準意義上的那個美國夢。所以説制度出問題了，美國夢又一次遇到了危機。
但我非常反對那種唱衰美國論調。美國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被證明是非常非常強悍、非常非常頑強的一個國家，一次次從困境中掙扎出來，原因是什麼？毛主席説過，“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它是一個革命國家，不信邪，有創業精神，有草根精神。底層人民往上爬的動力十足。它有移民，每天成千上萬的人來到美國，要不惜一切為自己立足腳跟，為他們的子孫創造幸福的生活。這種動力和我們農民工進城，一定要過上好日子，哪怕我這輩子完了，只能打工了，但是我孩子要上大學，要做公務員，要怎麼怎麼樣，這是一樣的。所以不要低估美國，不要過早地把美國夢勾掉，因為美國夢同樣是一個大眾革命制度創新和文化自我表述、自我創造，這是一場持續不斷的實驗。在這個意義上他的革命性和創造性跟“中國夢”在指向意義上是一樣的。但是差序結構差在哪呢？它是一個比較有錢的人的一個競爭平臺，而“中國夢”的歷史主體具體承載者是第四等級而不是第三等級。是整體上和結構上還被關閉在中産階級夢之外的那個世界歷史的下一種人，中國人、印度人、亞非人，是那個文明孤島之外黑壓壓的大眾。他們也要開始做夢了，他們要成為世界歷史的民族，來建構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國夢”一定要確立在這樣一個世界歷史的格局上，不然的話就是一個後發美國夢而已。
第四等級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難闡釋的問題。一方面它是從最近的一次世界歷史革命獲得很多很多的靈感源泉，這在歐洲歷史上看得很清楚，1848年的時候無産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在無産階級專政意義上與資産階級專政決裂。這個歷史脈絡在經典馬克思史學、政治學、國家學、階級學説得非常清楚、非常精闢。1848年是歷史的分水嶺，在此之前資産階級就是世界歷史的普遍民族，他的夢想就是所有人的夢想。1848年以後他的夢想只是他的夢想，因為他要壓住下面的人，不能讓下面的人來造反。他在砍光貴族腦袋的時候，同時轉過身來開始砍工人、賤民的腦袋。我在回國的飛機上看了百老彙音樂劇《悲慘世界》的電影版，覺得很好，前半版部底層人所受的壓迫和虐待、後半部巴黎其以的犧牲場面都激動人心，但那是對當年市民階級革命時代的犧牲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懷舊式的歌頌。市民社會至今仍唸唸不忘自己當年曾經是無私的、激進的、理想主義的，即在爭取自己解放的時候願意並可能解放所有人的。但它後來坐穩了江山後意識和態度就不一樣了。
中國人這次能夠起來，那麼進入世界歷史的這個階層的基數要大得多、窮得多，數量很大。所以它進去以後要改變這個世界歷史的基本語法，不改變的話就不過是一個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非常微弱、蒼白的一個回聲。
再具體講，在中國今天這個具體的經濟環境來講，我覺得“中國夢”必須定義為勞動者的夢，是生産者的夢，而不是消費者的夢，是奴隸的夢，而不是主人的夢，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奴隸制的奴隸，而是黑格爾主奴辯證法意義上的奴隸。在存在的意義上講，假設兩個人，跟兩個狗熊一樣，在叢林裏相遇，一個人是為榮譽而戰，我可以不要命但我一定要當主人，絕不服從。另一個人打到後來説，我還是要留下一條命，我就讓你當主子，我可以給你幹活，但你要保證我的安全，這就是寓言意義上的主奴邏輯，一個變成了主人，一個變成了奴僕。主人因為在生死搏鬥中是獲勝者，他勝利的果實是無償享用他人的勞動，我歇著，你給我幹活去，這是一個很好的買賣。但是時間長就不對了，奴隸每天在接觸生産資料，每天在創造財富，每天在獲得新的經驗、知識、智慧，理解了人和世界的關係，人和人之間通過勞動形成的關係，充分領會到人通過勞動不斷生産出新的價值、新的自我。在勞動和生産的具體性裏他意識到他能夠做什麼。這個轉化非常簡單，有一天他意識到他不再是一個錘子或者砍刀，他是一個大機器，是社會組織、是工會。為了生産而賦予的條件，簡單來講把這些歸結為工具，同時是武器，那個時候他可以改變整個世界。而主人生活在那個頹廢的世界，藝術創造啊、玩電影、玩高爾夫啊之類的生活享受，他就會越來越從實際生活中抽象出來，變成一個簡單意義上的食利者。在這個意義上，“主人的真理在奴隸”，這是黑格爾政治經濟學非常有名的一句話。他的真理性、他的實質性、他所佔有財富不在他這，完全在奴隸那邊。這裡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在今天知識經濟時代，勞動者生産者的定義的確不同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的定義了，它一定包括知識、科學技術、管理、創意和文化生産領域裏的勞動者生産者，即一般意義上的白領工薪階層和創業者階層。所以“中國夢”不僅僅是為近代中國集體性歷史訴求所推動和激勵的夢，也必須是面向當下、立足於勞動者自身素質、技能、經驗範圍和內心豐富性不斷提升的夢。這和毛澤東當年反覆強調：新中國不能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而是一定要建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上是一個道理。
“中國夢”的歷史實質性，必須建立在這個意義上的奴隸方面。因為這個民族從最下層要實現自己的夢想只能通過勞動，不能通過重復殖民戰爭、或帝國主義戰爭、或技術資本壟斷、或不公正國際秩序來獲得，而只能通過自己的勞動、工作來爭取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體系、貿易體系、政治體系。在這之前，必須在一個相對不合理的遊戲規則下，通過自己的勞動、勤奮、努力、犧牲，逐漸逐漸讓自己的主觀性，對生活的理解，對價值的理解，對友誼、正義的理解，通過物質生産、勞動的財富的積累，一點一點的去改變這個世界的格局。這既是一種必然性，也是一種自由。這樣意義上的一個辯證法，是一個生産者的夢，也確實是一個集體的夢。所以“中國夢”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暴發戶的夢，而只能是一個新的勞動者主體的長期的、堅韌的、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夢，因為這個夢一頭連著一個有待實現的未來，另一頭連著一個遙遠的過去，實在是任重而道遠。有著一個久遠的過去和一個長久的未來的民族，不應該是一個短視、投機、草率、侵略性的民族。我覺得這種特質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什麼農耕民族的民族性，而是基於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一個文明大國的基本標準，正是看它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是否能“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也就是説為所有人、為人的根本定義帶來持久的意義。最後這一點才使“中國夢”的終極意義。我們這個時代不過是在為這樣意義上的“中國夢”做準備。我們的準備還做得遠遠不夠充分。
一談”中國夢”，是一個集體的夢，就容易讓今天的年輕人反感，他們會問為什麼“中國夢”是一個集體的夢，美國夢卻是個體的夢。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説，你不許做自己的夢，只能做大家的夢。這是説不通的，在今天這個時代是沒有説服力的。只能套在生産者的夢，勞動者的夢意義上。因為這個階級或者階層，上升到世界歷史主流民族的自主性是通過自己的勞動，而勞動本身是有集體性的，比如分工協作，彼此依賴，或者説彼此為對方創造條件，只能在這樣一個結構裏獲得他自身的意義。這裡面就包含了一個基本的公正、公平的問題。所有的基本的公正公平正義，都不能離開這個勞動、生産、工作、互助，而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法律形式主義公平、公正。
三、“中國夢”與“憲政”夢
下面就是具體的問題和大家的交流，想聽聽你們的看法，還有哪些比較難處理的問題。
一個就是“中國夢”和所謂“憲政夢”的問題。網路上有議論，説你談”中國夢”談來談去就是國家夢、權力夢，而不是人權夢，這個説法在資産階級革命意義上當然是講得通的，它的歷史合法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今天中國的語境裏恰恰是常識意義上的悖論，就是邏輯上的一種荒誕性，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回避。今天下午三點甘陽在華東政法大學有一個“變法和守法”的講座，我的一些朋友和學生有點糾結，參加這個好還是參加那個好。我跟他們説應該去聽甘陽的講座。
前面我專門提到習近平中國夢的具體語境，他是在人代會上，是在誓言履行國家主席職責時提出的，緊接著他説：“我要忠於憲法，我要履行憲法賦予我的責任。”這個框架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提示，就是今天輿論界的所謂“憲政話語”很多時候是在無視現有共和國憲法的前提下談，甚至以超越憲法、顛覆憲法的形式提出來。憲政討論的前提，我覺得不應該回避。法理學上是很清楚的，這就是無視和顛覆憲法的言論不受憲政保護，在西方constitutional state就更是如此。
憲法是共同體的自我保護、自我肯定的一個最基本框架，超越憲法甚至以顛覆憲法為前提的討論不受憲法保護，不屬於共同體，不屬於民主的範圍。越出民主範圍，以這種超民主、超憲法的方式來談論“憲政”其實是一個政治行動，而不是共同體內部關於保護憲法、落實憲法的討論。這個界定實在是一個常識問題，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凡是在現有憲法框架內談憲政才叫憲政討論，超越憲法框架談憲政是革命。你稱之為右翼革命也可以，你稱之為顏色革命也可以，簡而言之就是革命。這個“革命”是要革漫長的中國革命的命，所以作為中國革命正當繼承人和體制性實體的當代中國國家就不得不對此做出回應。這個國家內部社會階層及其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的變化，在“人民內部矛盾”的範疇內並不能構成否定和顛覆憲法的內在原因。
對於革命，憲法本身有自動啟動的法律程式來應對。它涉及到共同體的重新定義問題，從憲政意義上談論“中國夢”實際上要在不承認現有憲法、法律前提下的一個假設。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話語轉換，把中國的問題嫁接在目前還不存在、還有待於顏色革命來實現的、那個想像的共同體的基礎上。所以它當然與“中國夢”問題是沒有任何交集的，這樣是沒有辦法討論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但是，現在根本性顛覆憲法的話語好像非常有合法性，而基本意義上承認憲法的話語反而沒有合法性。現在最詭異的情況是：憲法似乎失去了在話語層面上保護自己的能力，或者一度退到只能動用軍隊等暴力方式來維持。這好像和今天的中産階級社會、市民社會、城市化、經濟發展、和所謂人民追求幸福的指向又是背道而馳的。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麻煩。我們前面講共鳴，需要排除那種自絕於共同體之外的人，因為他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個共同體，他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那你就沒有必要和他談“中國夢”。就是有時候在網路上發飆的中國人，實際上他説得很簡單的問題，他不是給你挑“中國夢”問題的刺，而是説“我不是中國人“，那不是中國人你就不要談“中國夢”嘛，你愛談談什麼，談“中國夢”的前提是“中國”加上“夢”。他有他的夢，他做得是美國夢，來給你“中國夢”挑刺。
所以我就説共鳴的問題好解決，難度只在於沉默與表達、充實與空虛、説與不説的問題，是表述的問題，這是一個魯迅意義上的怎麼樣讓沉默本身變成聲音、變成話語、變成語言的問題。但是在共識的意義上我覺得馬上碰到麻煩，第一是精英層之間如何達成共識，今天是沒有的。中國精英層內部是完全分化的，沒有共識。第二是精英與大眾有沒有共識，我覺得也是很困難的。第三是自我與他人之間有沒有共識，就是中國和中國之外。我先從中國和中國之外問題來講。一旦談“中國夢”所有國家都害怕，一旦談中國道路，周邊國家都緊張，西方覺得你是不是第三帝國的道路，美國覺得你是不是要挑戰世界秩序，菲律賓啊什麼都來了。那麼在策略的意義上我們可以重新來考慮“中國夢”怎麼來表述，儘量不要讓人覺得你一個人做夢，別人都沒法活了。這是一個表述上的問題，這是外交層面、或者宣傳口徑的策略問題。
第二個就稍微實質點，我覺得“中國夢”的問題確實要避免所謂的中國例外論，或者中國本質論。問題恰恰在於你把“中國夢”固定為所謂中華特質，所謂中華民族、中華文明有一種與生俱來、獨一無二、永恒不變的東西。這第一是嚇人，第二是學理上講不通。
我們前面強調夢有它的歷史性，不同時代的人做的夢是不一樣的，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人做的夢是不一樣的。你可以説，陳勝吳廣他們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共産黨員跟我上”是一個夢。這只是一種語言上的錯覺，你可以説有一種反抗，有一種正義，有一種追求平等，追求尊嚴，但你講的這個抽象意義它沒有任何實質、沒有任何具體性。如果你要具體地講夢，大澤鄉時代的夢是什麼和今天中國人的夢是什麼？今天中國夢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國夢有什麼不同，它就必須講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條件，不強調這個“中國夢”的歷史性，是講不清楚“中國夢”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堅決地、主動地反對本質主義、例外論。特殊性是可以講的，就是在具體意義上特殊性可以講，具體的環境、具體的歷史條件，都可以講。但是它不等同於例外論意義上的本質主義。這個在表述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再回到精英之間達成共識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達成共識的困難，我覺得原因是有這麼幾個。對於”中國夢”出現的歷史性我們需要有一個大體的判斷，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為什麼呢？第一我覺得，中國人150多年來，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機會，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我們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們去想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是美好的生活，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幸福等等。前一陣子，央視“你幸福嗎”這個節目，本來是有意思的話題，也被惡搞了。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從這個問題的出現，我們在正面的意義上來看都是好的，説明一個歷史門檻被越過了，就是中國人現在可以談、想一想“什麼是幸福”，“我幸不幸福”這樣的問題。在落後就要挨打的時代是沒有這個問題的。你就是要避免挨打，避免挨打高於“幸不幸福”這個問題。“幸不幸福”是一個sentimental的問題，是一個感傷主義的問題，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是一個吃飽了撐的問題。而今天的中國就是吃飽了，正面意義上的吃飽了，可以來討論這樣的問題了。先解決挨打的問題、挨餓的問題，今天要解決挨罵的問題。挨罵與挨打挨餓相比是一個奢侈問題。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中國夢”，進一步表明我們進入了奢侈的時代，或者叫小康的時代，或者叫什麼什麼時代，我們都可以講。這是我們第一次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夢”和美國夢的對照才第一次具有意義。以前沒有意義，因為以前“中國夢”是被不自由界定的，是被壞的必然性界定的。
自由王國的中國夢
我們以前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講到必然的王國、自由的王國。必然的王國就是你受制于客觀世界，它逼得你只能這樣走。那麼自由的王國呢，是你認識到了這個規律，在認識到這個規律的前提下，你獲得行動選擇的餘地，遊刃有餘。那麼“中國夢”表明瞭一個歷史關口，就是思考中國從一個必然性思維開始向自由性思維轉化。必然性思維就是我只能這麼想，我不這麼想我就要滅亡，我不這麼想我就要挨餓，我不這麼想，中國就要陷入混亂。這種必然性話語在今天延續下來的一個最突出的典型就是所謂的“文革原罪論”，就是“我們再這樣”、“如果你這麼説”，我們就又要回到文革了，或者説你不改革你就又要回到文革了。一回到文革就等於什麼？就是學生打老師、挨餓，就是回到野蠻。“文革原罪論”和中國歷史記憶的必然性話語是扣在一起的，這個扣住的死結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解開。
在今天，左右之爭也好，重新評價文革歷史人物也好，包括劉小楓最近的“國父論”，一旦把它還原到必然性的話語，就封閉了一切討論的可能性。就是又從一個相對來説有自由的環境回到了一個沒有自由的環境。沒有自由的環境就只有一條路，“線性發展”，目標就在眼前，真理只有一家，路別人已經規定，只能這麼走。你想開倒車，人民決不答應，然後承認自由派，反正是以人民自居。所有這樣的話語，語法上、句式上非常像文革式的語言。反而是以一種高度簡單化的、非此即彼、非敵即友這種政治性邏輯，來把今天中國這種真正意義上多元選擇的、夢想的、自由的可能，拉回到一個“隧道式”的、“筒狀”的思維模式。
所以“中國夢”一定要強調它是一種自由的話語，放鬆的話語，而反“中國夢”的話語實際上是一種所謂必然性的思維。美國夢在這個話語爭奪的意義上是這個必然性話語的未來指向。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個必然性話語就是要從文革走到美國去，你不這樣就是瞎折騰，就是要復辟文革，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有了這種自由和放鬆，我們才有可能再談文化、再談意義、再談價值。不然的話是沒有辦法談這個問題的。這和啟蒙、現代化、現代性話語像緊箍咒一樣套在今天中國人頭上是類似的，雖然這些當然都是近代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正面價值，但在現代化基本實現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滿足或受制于這種筒狀視野了，而是要把眼界放開闊，真正地解放放思想，不但解放生産力而且也解放想像力，解放記憶和選擇的可能性，不但問我們自己必須做什麼，而且問我們自己可能做什麼、為什麼做、做給誰看、取得的成就如何落實到社會和人本身。這樣才能把夢想還給現實，讓現實帶來新的夢想，最後讓夢想照亮現實。
我們今天對整個中國的生活世界比較明顯的不滿就是，我們自己會問難道我們只是一個生産廉價商品的國家嗎？難道我們只是中國製造，而不是中國創造。在經濟領域處於産業鏈的低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西方經濟學家反而很明白，他們説中國對這個老工業國的挑戰不是因為它生産什麼鞋啊、牛仔褲啊，而是它整個産業鏈是覆蓋式的，同時在跟西方全面競爭。國家的力量，科技、國民教育的積累，這個是中國令人生畏的地方。用官方的語言説，就是建立了完整的第一部類、第二部類國民經濟體系。但是今天我們媒體的自我表述卻是：我們不就是做做鞋嘛、“一億條牛仔褲換一架波音飛機”，“低端的重復性生産破壞環境”。
在這個意義上，物質生産的必然性邏輯如果能不轉化到一個意義和價值建構的語境裏面的話，“中國夢”也是無從談起的。所以我對“中國夢”的一個基本的界定就是，它是基於中國今天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這個物質基礎上的文化願景。這段有點像談現代主義、現代性、現代化的一個關係，有了經濟技術意義上的這個近代工業，在這個基礎上才有了所謂現代性歷史經驗，比如有了大都會，有了城市生活、法律制度，各種各樣與現代城市生活相適應的心理和法律結構的轉換。然後在這之上有所謂的現代派、現代主義、現代的意識、現代的人格、現代的氣質、現代的審美等等。那麼“中國夢”是最後那一層上層建築意義上的話語建構，一個意義空間的建構和一個形式層面上的創造。“中國夢”我覺得應該限定在這個範圍裏面。
四、走“中國夢”的中國道路
最後我要提一點，也是在這次喜馬拉雅論壇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提交了一篇論文，談到中國道路的歷史意義，他從經濟學角度講得很實在。他説，第一個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公正，這個公正是中國革命帶來的。而其他的社會，比如印度啊，它有種姓制度，教育資源的不公正、分配的不平均，從而影響國民經濟的效率水準。姚洋最後回到經濟生産的效率、技術的可能性，但他提出的第一點是中國道路有一個基本的平等。這個平等是經濟改革、經濟奇跡的一個條件。這個平等意味著更多意義上的參與分享。
第二，他説中國人並不是把平等變成一種神學。他説印度比我們平等得多，一人一票，民主是真的，是第三世界民主的典範。但是它這種平等和民主造成了什麼事也幹不成。你要修條路，大家議一議，議個一百年也議不定，大家都可以平等發言。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有平等沒有民主，説拆就拆。在這意義上，他説中國有一個賢能政治，可以追溯到科舉。雖然近代受到民主與科學的洗禮，但是中國的民主與西方的民主、印度的民主，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是非常願意承認個人才能的，中國社會極善於獎勵那些能人。你幹得好你拿錢，中國人覺得沒什麼好説的。在印度他覺得不合理，你能力是比我強，憑什麼我一個月拿一萬元，你一個月拿一億？難道你比我聰明一萬倍嗎？我不覺得。他説有一個全球範圍內的調查，有60%的社會是不認為你有能力就能獲得巨大的回報。但是在中國有高達80%的受調查人口認為，你有能耐你就來，你賺錢我沒意見，你只要別犯法別通過不正當手段賺錢。你如果是讀書好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有特殊的才能，這個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比較願意接受社會給你提供巨大回報。就是按能力，為賢為能取人。
第三個是所謂的中性政府，這個是比較有爭議的。他説中國政府並不是維護哪一個特定階級、集團的利益。舉個例子説他像一個黑社會老大，既不偏向老二也不偏向老三，反正這個事他來做主，是中性的，反正是為了大夥的利益。當然有人反對説，你這個中性政府是不是統治集團它自身是一個利益集團。這樣的問題當然是有一些技術上的具體麻煩，但總的來説還是可以接受的，中國政府是一個中性的政府，是為全社會、全體國民的基本利益在做事情。
第四點是實用主義。
這幾點，他是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講這個中國道路，但是我覺得中國夢特殊的社會條件、歷史條件、文化條件、甚至是心理條件都是一個很好的提示。有的東西你看上去好像完全是當代問題，在具體的層面上，中國通過工作、生産、勞動、努力，大體上總的趨勢是後來居上，但實際上他背後有一個很長的歷史原因，比如儒家文化對個人的教育、修養、能力潛移默化的影響。實用主義背後還是有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考慮。那麼在具體層面上，剛才我們談到通過工作、勞動、努力大體上是一種後來居上的趨勢，往上的趨勢必然有一個未來指向；另一方面它由下而上，帶有一種歷史的記憶。這個對“中國夢”的界定我覺得是最關鍵的。
最後我就做一個最簡單的總結。“中國夢”就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於新的生産方式基礎之上的一種新的上層建築，包括制度文化，價值理想等。它是一種價值和文化的願景、一種想像、和一種話語表述。“中國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它是在一種全球性的有關社會發展道路、更美好的社會體系、價值和意義的爭論中出現的；可以説它的靈魂在於辯論和辨析，在於把今天中國社會現實中的豐富性和積極因素上升到一個普遍的話語層面，昇華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在這個層面上，可以説“中國夢”和古往今來中國人的夢想並無不同，但也可以説根本不同；可以説它和美國沒有太大的區別，但也可以説完全不一樣。就在這些辯證的辨析過程中,“中國夢”話語可以把具體和抽象、特殊與普遍、自我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實踐和理論、經濟與文化、文化與政治打通勾連在一起，把一個總體性的結構曲折地然而清晰地敘述和表現出來，使之獲得一種生動的實質性。習近平的表述本身已經足夠好了，只不過這個東西似乎還有待於被今天中國日常話語場域吸收、被當代中國知識思想話語加以進一步闡釋和發揮，從而完成從國家話語向文化思想話語的轉化。但最後這一點目前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錄音整理：成建康 校對：梁哲浩，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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