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揆最近提點公民不服從運動要符合文明。其實台灣的公民不服從已經相當文明，江揆與其注重禮貌，不如認識不服從運動反射出的社會需要。
目前不服從運動表面甚囂塵上，實則力道微弱，只是表達不服從的願望。他們藉由各種議題群集，故意讓外界（尤其是印象中有權有勢或立場保守的人）感到不安。然而在生活上，參加者或在聲援的網友並未真正開發出與既往不同的模式，這不但令想要不服從的自己沮喪，卻也弔詭地繼續為不服從運動提供能量。
不服從運動的隱現與突發，猶如60年代嬉皮運動的隔代遺傳，兩者之間存在大量的共通性。首先是他們成長的時代都相對富裕，在美國是40年代中期以降，在台灣是80年代中期以降。而他們進入社會之際，遭遇政治停滯與文化失焦，面臨一個煩悶的社會經濟環境。一切都很制式，但卻沒有前景，缺乏可追求的高遠目標，沒有宏大的論述，公共空間中的口號空洞貧乏，政客貪婪虛偽，處處充斥無力感，了無奮鬥的動力。
在生活無虞，但自己又無法獨立思考或自力更生的軟弱感覺中待久了，當然會對自己的狀況不耐，甚至衍生出自怨。可是，沒有明確對象可責難或發洩，這在60年代發展出了頹廢文化，透過自暴自棄的表演，抗拒權威。嬉皮運動與60年代末期的學潮構成一體兩面，年輕世代指控制度暴力與國家壓迫，在歐美釀成風潮，其間各地都借毛澤東思想發言，對領導階層進行政治騷擾。
公民不服從運動也在一個煩悶的社會經濟條件中孕育，年輕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未來，反而受各種制度約束，即使通過制度考驗，依舊不能保障美好生活。結果一切顯得虛偽不合理，大家開始對體制與階層抱持懷疑。這樣的氛圍讓任何社會事件都充滿易燃性。故只要能聚焦，不論是出於偶然或刻意引導，都讓人想擺脫掩護政客濫權操縱的制度，嬉皮運動與不服從運動便從超越自己發展到抗拒制度。
所以，所謂不服從不是江揆期盼的高尚的文明，頹廢或破壞才是主流。故意反其道而行，是在質樸的發洩不滿的情感，所以才能立即反映部分人心歸向。其間雖無任何特定對象，但任何人事物都可能變成是特定對象，尤其是有足以代表公權威的對象，拆政府就是典型的一種抗拒制度的態度。然而，不服從運動就像是嬉皮運動，依附在權威體制下小打小鬧，充其量是在麻木的社會經濟環境中，重新感覺自己，賦予自己生命，而不是真正具備有改造社會或推翻制度的能量。這是由體制造成，也是在體制內才可能發生的運動。
（作者為台大政治學系教授）
